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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热点之一，方言的研究一直是人们围绕的话题。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其所蕴含的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深刻的人情风貌。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经典的、通俗的，都是由语言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方言应用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文本的意蕴，感受语言符号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方言；《九月寓言》；功用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7-02
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人们愈发感到对母语应用的缺失，特别是在现在“人人都说普通话”的背景下，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方言。改革开放不过三十余年，人们尚感觉不出这种变化。倘若以长久的眼光来看，方言还会拥有像现在这样的状态吗？方言将何去何从？
方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本文主要从地域方言这一方面出发，浅谈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地域方言是语言学的地域变体，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我国主要有七种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而每种方言又包含若干次方言和土语。［1］
一、《九月寓言》方言应用举隅
（一）“老婆婆们盘腿坐在玉米上，两手扑打着催促。金祥煞了煞腰带，裤子还是要往下滑脱。‘我日他……’他骂着，站起又坐下。‘老少爷们儿支棱起耳朵来吧，俺经的苦处从这会儿说到大天亮，只当是说了个头儿。没经一事不长一智，年轻人又懂个啥？这年头的人刚吃上瓜干九忘了本，刚穿上裤头就踢别人腚……不是吗？’”［2］这段话亲切而又易懂，其中多处运用了方言词汇。例如“煞了煞”表示勒紧的意思，“支棱起”表示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腚”则表示人的屁股。
（二）“那时，只要吃饭就得寻它，所有的瓜干杂粮都靠它碾碎，好做糊糊喝。”［3］其中“糊糊”指的是一种粘稠的吃食，在北方普遍存在，主要用于充饥。
（三）“母亲忙着做针线，小心地把顶针套上中指。”［4］其中“顶针”指的是由金属或塑料做的环形指套,表面有密麻的凹痕,在将缝针顶过衣料时用以保护手指。
（四）“独眼老头儿为她下针，闲下来就坐着拉呱。”“下雨天就想你啊，阴天呼啦的就爱听你拉呱儿。”［5］其中“拉呱”指的是与人聊天。
（五）“该做的俺都做了，对得起你哩，你不能深更半夜胳肢俺。”［6］其中“胳肢”指的是挠某人的痒痒。
（六）“穷人养不起娃哩，一家人饿得哇哇哭。”［7］其中“哇哇哭”时形容哭得厉害。
（七）“我剐了你这狗娃。”［8］其中“剐”是北方人生气时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动词。
（八）“赖牙说‘熊东西，怕什么？好生过，她犯毛病，你用左手打她’。”［9］其中“熊东西”是一种称谓，一般用于长辈训斥晚辈的语境中。
（九）“她又说南边摊饼可不用破瓷缸片，都用平底儿锅，那是过生活的宝物啊，叫‘鏊子’。”［10］其中“鏊子”指的是一个微微凸起的平面，下边还有三个猪耳朵似的铁腿儿，是制作煎饼的工具。
此外，文本中运用的方言词语还有很多，特别是在人物对话和对人物的动作描写中，方言应用更加频繁。对于在北方长大的读者来说，想要理解这些方言并不困难，在读到方言时甚感亲切。然而，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来说，对文本的理解似乎有难度，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我们不得不承认，作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创作风格必然带有他所属的那个地域的特色，因此，在其作品中应用方言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北京方言的应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山西方言的应用都体现了作家擅于巧妙地将方言入文。然而，方言应用对文学作品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它对于文学作品究竟有怎样的功效？这值得我们深思。
二、方言应用对文学作品的功用
方言应用利弊共存，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假如一个长期生活于广州的人读《九月寓言》，那么这种阅读障碍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顶针”、“糊糊”、“拉呱”对他们来说毫无概念可言，更不用说它们在文本中所表达的隐性的涵义了。对于他们来说，在理解那些应用北方方言的作品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如果方言应用过多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突出方言的作用，反而使读者不知所云。当然，这只是一种极端的现象，作家在创作时或多或少会考虑地域因素对作品理解方面的限制，大多数作品中方言运用还是相对合理的，对文学作品的积极功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时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地域方言承载的是特定地区人们对社会、人生、文化的经验和感受，反映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和图景。［11］就笔者看来，文学作品非但不能缺少地域方言的应用，而且还应选取那些最能代表当地风俗文化、体现地域特征的方言。这样最大化地利用方言能够达到既定的效果，而不至于使人云里雾里。“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特征。一个地方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方言研究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12］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应用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展现当地鲜活的生活图景，了解当地的文化艺术。例如黄梅戏对安庆方言的应用，越剧、粤剧、昆曲的存在都是运用各地方言才得以兴盛并传承下来的。《九月寓言》中多次出现的“鏊子”便体现了山东的民俗风情——喜吃煎饼。由于山东人喜欢吃煎饼，而制作煎饼必不可少的工具便是鏊子。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使这一风俗得以消失，反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承下来。同时还有一个显著的民俗是“忆苦”，它几乎在每一章节都有所体现，这是村民用以疗伤、用以对苦难生活的品味的独特方式。文中提到闪婆和金祥两个忆苦的主角倍受尊敬的原因便是他们的忆苦，就好像忆苦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约定俗成的事情一样。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运用方言对我们理解文本中所出现的民俗有莫大的帮助。
方言应用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便在于它能够增强语言的表现能力，方言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通话不可比拟的生动性。例如在《九月寓言》中用“腚撅撅着”来表现屁股往上翘的样子，用“熊东西”这看似骂人的话来表现说话人亲昵、怜爱的感情。读到这些方言时，无不感到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人物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僵硬的，毫无生气的。
“方言的文学虽然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13］方言优于普通话的原因便是方言活泼、生动，可以很好地表现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乡土情趣。作者还突出强调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写得惟妙惟肖。这种对立体现在工业化进程对小村原先纯朴生活方式的侵蚀。自从工区的澡堂进入小村以后，本来平静的一个小村庄就变得充满猜忌与打骂，这其中就有金友的女人小豆。村里人称工人为“工人拣鸡儿”，对他们持一种排斥，仇视的态度。
三、怎样处理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作者的本意固然是好的——增强文章的阅读性和语言的感染力。但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其中的方言“不得其解”，似乎“并不买账”。那么关键问题便是要处理好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作品中方言的应用不能过多，应保持一个“度”，正所谓“过犹不及”。然而究竟这个“度”应怎样把握，因人而异。就《九月寓言》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方言运用并不是过多，大部分篇章都是由普通话写成的。但笔者发现，当其中写到人物对话或着重表现人物性格时，则大多运用了方言,这主要是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作品中适当运用俏皮话、俚语等，可以使作品生动活泼、幽默诙谐，显示了民间创造和运用语言的智慧及人们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在保证读者能够读懂的前提下，适当运用方言是必要的。否则，非但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影响读者的理解。
（二）方言的出现应该在“适当的位置”。例如“眼泪和口水一块儿流，鼻子吸得蓬蓬响。”其中“蓬蓬响”便是顺应语境而出现的。因为在大哭的时候，吸鼻涕的声音确实会发出“蓬蓬”的响声。方言在它需要的时候而出现可以使读者根据上下文语境对方言的意思进行把握。即使对某种方言现象不熟悉，也能在上下文语境中知晓方言的大致意思。
同时，方言词语在文本中也可以多次出现，甚至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解释也是必要的。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鏊子”这一意象在文本中出现了很多次，第一次提到是“她又说南边摊饼可不用破瓷缸片，都用平底儿锅，那是过生活的宝物啊，叫‘鏊子’。”在这里，我们对“鏊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作者便对其进行了解释：“一个微微凸起的平面，下边还有三个猪耳朵似的铁腿儿。他擦去了上面的灰末，又用指头敲了敲。嗯，声音像钟一样。”读到这读者对“鏊子”便有了详细的认识。文中不但对“鏊子”有详细的介绍，在下文中也是多次提到。因此，即使没有亲眼见到过，脑海中也能浮现出它的样子。同时还有“煞腰带”这个动词在文中也多次提到，并且每次都是伴随特定的语境而出现的。这不难理解，其实指的就是把腰带勒紧些。因此方言词语的使用并不是孤立的，这种利用语境或者在上下文中有所解释是非常恰当的，不至于读者在读到方言词汇中会出现云里雾里的情况。
四、结语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4］本文着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包括所体现的价值及怎样处理方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对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然而，在面对方言逐步衰弱甚至消亡的当下社会，保护方言势在必行。文学作品对方言的应用也是保护方言的一种重要形式，恰当的方言应用不但可以使人倍感亲切、增强作品的生动性，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保护方言的重要举措。“在文学作品中合理地、巧妙地运用地域方言，这其实也是对不同地方古老的文化形态的一种抢救与保护”［11］。
参考文献：
\[1\]游汝杰,邹鲁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
\[2\]\[3\]\[4\]\[5\]\[6\]\[7\]\[8\]\[9\]\[10\]张炜.九月寓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1\]钟峻,许之所.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
\[1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3\]胡适.《海上花列传》序\[A\].胡适文集（四）\[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关键词：社会语言学；方言；《九月寓言》；功用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4-0277-02
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的普及，人们愈发感到对母语应用的缺失，特别是在现在“人人都说普通话”的背景下，越来越少的年轻人能够说得一口流利的方言。改革开放不过三十余年，人们尚感觉不出这种变化。倘若以长久的眼光来看，方言还会拥有像现在这样的状态吗？方言将何去何从？
方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变体，它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方言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两大类。本文主要从地域方言这一方面出发，浅谈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地域方言是语言学的地域变体，由于历史和地理条件的影响，我国主要有七种方言：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和闽方言，而每种方言又包含若干次方言和土语。［1］
一、《九月寓言》方言应用举隅
（一）“老婆婆们盘腿坐在玉米上，两手扑打着催促。金祥煞了煞腰带，裤子还是要往下滑脱。‘我日他……’他骂着，站起又坐下。‘老少爷们儿支棱起耳朵来吧，俺经的苦处从这会儿说到大天亮，只当是说了个头儿。没经一事不长一智，年轻人又懂个啥？这年头的人刚吃上瓜干九忘了本，刚穿上裤头就踢别人腚……不是吗？’”［2］这段话亲切而又易懂，其中多处运用了方言词汇。例如“煞了煞”表示勒紧的意思，“支棱起”表示把耳朵竖起来仔细听，“腚”则表示人的屁股。
（二）“那时，只要吃饭就得寻它，所有的瓜干杂粮都靠它碾碎，好做糊糊喝。”［3］其中“糊糊”指的是一种粘稠的吃食，在北方普遍存在，主要用于充饥。
（三）“母亲忙着做针线，小心地把顶针套上中指。”［4］其中“顶针”指的是由金属或塑料做的环形指套,表面有密麻的凹痕,在将缝针顶过衣料时用以保护手指。
（四）“独眼老头儿为她下针，闲下来就坐着拉呱。”“下雨天就想你啊，阴天呼啦的就爱听你拉呱儿。”［5］其中“拉呱”指的是与人聊天。
（五）“该做的俺都做了，对得起你哩，你不能深更半夜胳肢俺。”［6］其中“胳肢”指的是挠某人的痒痒。
（六）“穷人养不起娃哩，一家人饿得哇哇哭。”［7］其中“哇哇哭”时形容哭得厉害。
（七）“我剐了你这狗娃。”［8］其中“剐”是北方人生气时对一个人的态度，是动词。
（八）“赖牙说‘熊东西，怕什么？好生过，她犯毛病，你用左手打她’。”［9］其中“熊东西”是一种称谓，一般用于长辈训斥晚辈的语境中。
（九）“她又说南边摊饼可不用破瓷缸片，都用平底儿锅，那是过生活的宝物啊，叫‘鏊子’。”［10］其中“鏊子”指的是一个微微凸起的平面，下边还有三个猪耳朵似的铁腿儿，是制作煎饼的工具。
此外，文本中运用的方言词语还有很多，特别是在人物对话和对人物的动作描写中，方言应用更加频繁。对于在北方长大的读者来说，想要理解这些方言并不困难，在读到方言时甚感亲切。然而，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来说，对文本的理解似乎有难度，会有一定的阅读障碍。我们不得不承认，作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的创作风格必然带有他所属的那个地域的特色，因此，在其作品中应用方言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北京方言的应用，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山西方言的应用都体现了作家擅于巧妙地将方言入文。然而，方言应用对文学作品而言究竟是利大于弊呢，还是弊大于利呢？它对于文学作品究竟有怎样的功效？这值得我们深思。
二、方言应用对文学作品的功用
方言应用利弊共存，我们应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假如一个长期生活于广州的人读《九月寓言》，那么这种阅读障碍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顶针”、“糊糊”、“拉呱”对他们来说毫无概念可言，更不用说它们在文本中所表达的隐性的涵义了。对于他们来说，在理解那些应用北方方言的作品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如果方言应用过多的话，反而会适得其反，非但不能突出方言的作用，反而使读者不知所云。当然，这只是一种极端的现象，作家在创作时或多或少会考虑地域因素对作品理解方面的限制，大多数作品中方言运用还是相对合理的，对文学作品的积极功用是显而易见的。
社会语言学家认为必须把语言看作一种符号现象，对它进行解释时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作为一种语言变体，地域方言承载的是特定地区人们对社会、人生、文化的经验和感受，反映了他们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和图景。［11］就笔者看来，文学作品非但不能缺少地域方言的应用，而且还应选取那些最能代表当地风俗文化、体现地域特征的方言。这样最大化地利用方言能够达到既定的效果，而不至于使人云里雾里。“方言可以说是地方文化的最突出特征。一个地方的戏剧、曲艺、歌谣、谜语等文艺形式都是以方言作为工具才得以表达的……方言研究实在是研究地方文化的一把钥匙。”［12］
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应用有助于读者了解当地的民俗风情，展现当地鲜活的生活图景，了解当地的文化艺术。例如黄梅戏对安庆方言的应用，越剧、粤剧、昆曲的存在都是运用各地方言才得以兴盛并传承下来的。《九月寓言》中多次出现的“鏊子”便体现了山东的民俗风情——喜吃煎饼。由于山东人喜欢吃煎饼，而制作煎饼必不可少的工具便是鏊子。在当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使这一风俗得以消失，反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传承下来。同时还有一个显著的民俗是“忆苦”，它几乎在每一章节都有所体现，这是村民用以疗伤、用以对苦难生活的品味的独特方式。文中提到闪婆和金祥两个忆苦的主角倍受尊敬的原因便是他们的忆苦，就好像忆苦对于村民来说是一件约定俗成的事情一样。以上例子足以说明运用方言对我们理解文本中所出现的民俗有莫大的帮助。
方言应用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功能便在于它能够增强语言的表现能力，方言在很多方面具有普通话不可比拟的生动性。例如在《九月寓言》中用“腚撅撅着”来表现屁股往上翘的样子，用“熊东西”这看似骂人的话来表现说话人亲昵、怜爱的感情。读到这些方言时，无不感到人物情感的自然流露，人物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僵硬的，毫无生气的。
“方言的文学虽然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能表现说话人的神情口气。”“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13］方言优于普通话的原因便是方言活泼、生动，可以很好地表现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和乡土情趣。作者还突出强调了城乡之间的二元对立，写得惟妙惟肖。这种对立体现在工业化进程对小村原先纯朴生活方式的侵蚀。自从工区的澡堂进入小村以后，本来平静的一个小村庄就变得充满猜忌与打骂，这其中就有金友的女人小豆。村里人称工人为“工人拣鸡儿”，对他们持一种排斥，仇视的态度。
三、怎样处理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作者的本意固然是好的——增强文章的阅读性和语言的感染力。但有些读者可能会对其中的方言“不得其解”，似乎“并不买账”。那么关键问题便是要处理好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一）作品中方言的应用不能过多，应保持一个“度”，正所谓“过犹不及”。然而究竟这个“度”应怎样把握，因人而异。就《九月寓言》而言，我们可以看出，其中的方言运用并不是过多，大部分篇章都是由普通话写成的。但笔者发现，当其中写到人物对话或着重表现人物性格时，则大多运用了方言,这主要是起到突出强调的作用。在作品中适当运用俏皮话、俚语等，可以使作品生动活泼、幽默诙谐，显示了民间创造和运用语言的智慧及人们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在保证读者能够读懂的前提下，适当运用方言是必要的。否则，非但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影响读者的理解。
（二）方言的出现应该在“适当的位置”。例如“眼泪和口水一块儿流，鼻子吸得蓬蓬响。”其中“蓬蓬响”便是顺应语境而出现的。因为在大哭的时候，吸鼻涕的声音确实会发出“蓬蓬”的响声。方言在它需要的时候而出现可以使读者根据上下文语境对方言的意思进行把握。即使对某种方言现象不熟悉，也能在上下文语境中知晓方言的大致意思。
同时，方言词语在文本中也可以多次出现，甚至在下文中对其进行解释也是必要的。举一个最显著的例子：“鏊子”这一意象在文本中出现了很多次，第一次提到是“她又说南边摊饼可不用破瓷缸片，都用平底儿锅，那是过生活的宝物啊，叫‘鏊子’。”在这里，我们对“鏊子”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在接下来的一段话中，作者便对其进行了解释：“一个微微凸起的平面，下边还有三个猪耳朵似的铁腿儿。他擦去了上面的灰末，又用指头敲了敲。嗯，声音像钟一样。”读到这读者对“鏊子”便有了详细的认识。文中不但对“鏊子”有详细的介绍，在下文中也是多次提到。因此，即使没有亲眼见到过，脑海中也能浮现出它的样子。同时还有“煞腰带”这个动词在文中也多次提到，并且每次都是伴随特定的语境而出现的。这不难理解，其实指的就是把腰带勒紧些。因此方言词语的使用并不是孤立的，这种利用语境或者在上下文中有所解释是非常恰当的，不至于读者在读到方言词汇中会出现云里雾里的情况。
四、结语
方言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14］本文着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方言应用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包括所体现的价值及怎样处理方言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对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
然而，在面对方言逐步衰弱甚至消亡的当下社会，保护方言势在必行。文学作品对方言的应用也是保护方言的一种重要形式，恰当的方言应用不但可以使人倍感亲切、增强作品的生动性，从另一方面说也是保护方言的重要举措。“在文学作品中合理地、巧妙地运用地域方言，这其实也是对不同地方古老的文化形态的一种抢救与保护”［11］。
参考文献：
\[1\]游汝杰,邹鲁彦.社会语言学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
\[2\]\[3\]\[4\]\[5\]\[6\]\[7\]\[8\]\[9\]\[10\]张炜.九月寓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
\[11\]钟峻,许之所.方言在文学作品中的主要功用\[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8).
\[1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3\]胡适.《海上花列传》序\[A\].胡适文集（四）\[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4\]戴庆厦.社会语言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