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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以为，抒情是中国诗歌显著而光荣的传统，在这一点上，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气质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可以说抒情是中国诗歌区别于西方诗歌的最重要标志。这倒不是说西方诗歌不注重抒情，而是说从总体性特征和整体性面貌来看，西方诗歌是说出来的，而中国诗歌则是唱出来的。说出来讲究有条有理，而唱出来更强调声情并茂。如是观之，古往今来，从《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木兰诗》，到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再到艾青的《火把》《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等等，虽然语言形式上是叙事，但骨子里、质地上仍是抒情，因此应将这些经典诗篇纳入抒情诗的范畴来加以品鉴和研究。
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赵晓梦长达1300行的《钓鱼城》是一部抒情长诗、英雄史诗、人文大诗。不能因为《钓鱼城》针对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其归结为叙事诗体，也不能因为《钓鱼城》涉及侵略与投降、忠君与爱民等尖锐矛盾而轻易否定其作为英雄史诗的历史价值，更不能因为诗人赵晓梦的选择性介入而無视其探索中国长诗写作新向度的良苦用心和人文情怀。恰恰相反，因为赵晓梦的《钓鱼城》精准回答了如何把史诗写活、把长诗写短、把大诗写小等关键性问题，我更加坚定了把抒情作为中国长诗未来发展唯一正确走向的核心判断。
一、作为史诗的《钓鱼城》是鲜活的
何谓“史诗”？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辞典》）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把它简单理解为“有历史的诗”、“逝去之诗”，似乎也未尝不可。根据所反映的内容， 史诗可分为两大类：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世史诗， 也有人称作是“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经集体编创而成，反映人类童年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如世界最古老的史诗——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英雄史诗则是一种讲述英雄人物（来源于历史或神话中）的经历或事迹的长诗，如荷马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中国的《格萨尔王传》等。相比较而言，英雄史诗更为常见，所以在现代语文中，“史诗”主要指的是英雄史诗，是一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人或人群生活的全景反映。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史诗有题材厚重、宏大叙事、篇幅较长等基本特征。《钓鱼城》显然就是这样的一部“现代史诗”。
应该说， 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不能用一个笼统的历史时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诗， 也不能用一般的人类社会的尺子去裁量史诗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史诗与历史有特殊关联性， 但是即使史诗的历史印记十分鲜明， 它也不是编年史式的实录，甚至也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史诗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 体现了史诗的创造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现特点。也就是说，史诗是历史的，但又不单单是历史的。《钓鱼城》再现的历史是著名的“钓鱼城之战”，从1243年余玠决定复筑钓鱼城至1279年守将王立带领钓鱼城军民投降，计36年，其间尤以1259年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最为引人瞩目，这一事件使得气数已尽的南宋王朝又残喘了20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蒙哥之死，蒙古军队的第三次西征被迫停滞，大部队东还，其大规模扩张计划从此走向低潮。钓鱼城之战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更是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西方人称钓鱼城为“上帝折鞭处”，所言非虚。36年尤其是后20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它所反映的人心、人性、人情之纷繁复杂，具有超越于历史之上的普世价值。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历史性”指向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时间刻度，不是史册上沉睡的文字，而是生态的、社会的、人文的历史。
历史往往是凝固的，但诗人赵晓梦“十年磨一剑”，在充分占有、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让钓鱼城之战这一段“沉重残酷的历史充满了人类心灵的体温，成就了一种血色浪漫的审美特质，既厚重大气又显灵性充盈。”（《名家云集合川！研讨赵晓梦长诗〈钓鱼城〉》，2019年5月15日—华文作家网）也就是说，赵晓梦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触摸、感知、还原了一段广为人知而又独属于他的历史，这段历史因此而变得鲜活，也因此而成为“诗史”和“个人史”。
作为史诗的《钓鱼城》，其鲜活之处首先在于对“时间”的独特把控。一章三人，三章九人，均以人物独白的方式出现和淡出，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的开头都是“再给我一点时间”。时间是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它充斥着焦虑、折磨、苦痛、胜败、生死，自然会折射出忠诚与背叛、软弱与坚强的较量，进而深刻影响到退缩与进击、抗争与妥协等等行为选择。在诗人如此戏剧化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窥见不同人的性格与命运，同时跟随这九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去追问更多人的生死以及家国的存亡，为钓与被钓而纠结，为“石头”和“鱼”这两个中心意象而沉迷，如临其境，难以自拔。
作为史诗的《钓鱼城》，其鲜活之处还体现在对“空间”的巧妙设置。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感官的教育》中说，“完美的虚构能够创造出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位诗人，赵晓梦其实也是“历史的说书人”，把钓鱼城之战这段历史当作自己想象和描述的对象。他以人物独白的方式给历史中的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就是设置了少则三种多则九种甚至更多更繁复的空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空间是虚拟的，但是我们更知道诗人的真实意图正在于突破传统的史诗写作范式——一个中心一个主体——史诗写作因此而变得更加开放，诗人因此可以更加主动地“牵着历史走”（学者王本朝语），而非相反。这种多维的空间设置加上步步紧逼的时间调度，就使得《钓鱼城》不仅是结构的艺术，也不仅是对错的价值判断和爱恨的情感判断，而是“回到了诗人作为想象能力的主体互动”（评论家霍俊明语）。诗歌和历史从来都在互相致意，只不过有的人许多时候自造了“雷池”。诗人赵晓梦的大胆探索，对于中国史诗写作的启示意义无疑是深长的，这也是我坚持把《钓鱼城》认定为一部抒情长诗的重要理由。
二、作为长诗的《钓鱼城》是精短的
《钓鱼城》洋洋洒洒1300行，在中国的长诗文本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从资料占有、实地考察、专家咨询、创意构思到文本撰写，赵晓梦整整用了十年时间，这个创作周期也是超长的，少有人能如此笃定，如此认真。据我所知，长诗《钓鱼城》完成后，从在《草堂》诗刊发表到出版单行本再到推出精装本，赵晓梦一直在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对文本进行修改和订正，他为把钓鱼城之战这一段重要历史写进诗史和文学史进而以特别致敬的方式把这段历史存留下来、传扬开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试问，当今诗家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果仅仅把赵晓梦的所有努力归结于他作为合川人对故乡的深沉情结，我以为站位还是偏低。透过《钓鱼城》，我们应该清醒看到，赵晓梦所展现的长诗写法，打破了叙事长诗的传统和套路，彰显了中国诗学一以贯之的抒情精髓，形成了新的人文逻辑和抒情伦理，为中国抒情长诗的写作开创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路，这才是我们应该予以特别关注和仔细研读的。 从写作的操作性策略来看，《钓鱼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寓长于短，通过精短来构建长诗的厚度和韧性。相比于36年的时间跨度，诗人截取的华彩片段是短的;相比于三组九人上演的一场别致“诗剧”，每个人的独白式咏唱是短的;相比于这场战争中千军万马惨烈厮杀的场面和千丝万缕复杂纠缠的态势，《钓鱼城》所容留的停顿和迟滞也是短的。在以“抒情的复调”（诗评家张德明语）为特征的结构形式下，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短兵相接”，这就确保了历史叙述的“触目惊心”，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人文内涵。
从诗歌语言的表呈来看，正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所言，“《钓鱼城》这一首长诗仍是若干短诗的合成”，但与众不同的是，这些短诗保持了相当一致的韵味和相当谐和的调性，诗中每一个人的独白既具有独立性却又共同聚焦于“钓鱼城”这一个制高点，一路读来，让人兴致盎然不觉乏味。也就是说，赵晓梦用短诗的写作手法，多少令人匪夷所思地完成了一部史诗巨制。短诗的语言讲究爆发力，强调灵感，画面感强，节奏趋于简捷明快。拿当代著名诗评家吕进先生的话来说，当字词不再仅只具有词典意义，那么它们就构成了“诗家语”。这样的“诗家语”在《钓鱼城》里俯拾皆是。比如蒙哥在长诗开篇就迎来了“弥留之际”，慨叹“再给我一点时间……长生天！/让我醒来，给草原的遗嘱留点时间。/弯弓扬鞭，这一趟走得有些匆忙和/自信，忘了谁来继承/成吉思汗的江山？”“白鹿洞书生”余玠踞守“用石头钓鱼的城”，在两军对峙时说出“宽恕两条江的无知，不如扶住/桅杆上的帆，停靠眼睛的疲惫，/停靠江水游荡的往昔”，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王坚感叹“酒液熨过肺腑，山风吹来乌云，/胸中的诗句乱花飞絮，锦袍上的/神韵拾不起散落的月光”，人称“四川虓将”的张珏在困境中坚信“溅落在时间刻度上的火星，注定/不会悄然熄灭。即使遁入尘埃，/也会成为沧桑黄卷中淡淡的残痕。”攻守之间，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跃然纸上，牢牢地摄住了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以精短而致跌宕起伏，在长诗建制中敢于让每一个人物的诗性独白在十几行、二十来行的分节排列中不断爆发，且能气韵不失，赵晓梦做到了把长诗写短，其实也巧妙地达成了“短中见长”。这一稍显“冒险”的举措，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为我们的长诗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作为大诗的《钓鱼城》是小而具体的
所谓“史诗”，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重大历史事件之诗”。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钟敬文认为，“史诗用诗的语言， 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 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 所以， 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部民族史诗， 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其间言及的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民族迁徙、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等等，无事不大，所以诗界常常将史诗称为“大诗”。从题材上看，《钓鱼城》无疑是一部“大诗”。
从内容和思想价值来看，《钓鱼城》也无愧“大诗”之谓。或许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眼里，钓鱼城之战应是讳莫如深的，这也是钓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显得沉重而寂寞的根源。赵晓梦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回避。他让蒙族人蒙哥、蒙哥夫人、汪德臣，汉族人余玠、王坚、张珏、熊耳夫人、李德辉渐次登场，站在攻城、守城、开城这三个不同的立场和维度之中，吐露心声，感时抒怀，论事究理，不同的政治理念、民族情感、人生价值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最终一一展现。而诗人作为导演或观察者，也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了“不言之言”——对人性之光的擦亮和深度审视。赵晓梦自己说过，“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只能无限还原它，而不能武断地认为我们掌握的就是历史。”所以他的视野、胸怀和气度是十分开放的，他既无意于为家乡钓鱼城代言，也不想藉此完成所谓的“自我精神救赎”。他只是在致力于“还原”，让读者看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者为人’、‘人能何为’”，并且引导读者去思考“华夏文明何以绵延不息等命题”（诗人、历史学博士李瑾语），我非常认同李瑾博士的观点，“《钓鱼城》相当于‘活化石’，它既秉持了时代对历史的反思，也承载了历史对当下的投射，从而具有了文献和文明的双重价值。”
从艺术创新来看，《钓鱼城》也有“大诗”质地。学者王本朝说“诗人趙晓梦把‘钓鱼城之战’这段重要历史带进了文学史”，我更认为，因为长诗《钓鱼城》，这段历史从此可以被称之为“诗史”，闪烁着与别的历史不一样的光彩。诚如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宗仁发先生所言，诗人赵晓梦的“文学观、历史观因此有了非常合适、合理的把握尺度”。同时还要看到，但凡关涉历史人物的写作，很容易落入英雄赞歌式、正义审判式的窠臼，或者被简单的胜负、结果所左右，使得作品呈现出“高大上”或“扁平化”的样态。而《钓鱼城》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视角、个性化的语言，设身处地，为九个人物安排了不同的境遇，设置了相对应的关系，进而通过独白凸显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冲突和情绪表达，整首诗就像一部多幕剧，高潮迭起，十分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我曾在一篇文章谈到过，“大诗”多为“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往往远离日常的生活体验，作为一种描述和揭示世间真理的理论体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种追求完满的构想，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所以，从史诗写作的操作性层面来看，“大而不当”是一个值得深思且需引起注意的问题。赵晓梦的《钓鱼城》在这一点上是清醒的，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小而具体。
《钓鱼城》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把大诗写小”的路子去的，他以“再给我一点时间”来调度全篇，把九个人物置于攻城、守城、开城的不同任务环境和具体场景之中，这就为读者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钓鱼城》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鱼和石头，这是其作为抒情诗的重要标志。正如著名诗人、诗评家唐晓渡认为的那样，“鱼和石头的关系发生了反转，钓和被钓的关系也发生了反转，这里面更多体现了诗歌的力量。”吕进先生也认为，“‘石头’与‘鱼’给全诗增添了简约性和生动性，给读者以想象空间的辽阔”。必须指出的是，《钓鱼城》只是一首与历史有关的诗，其重心不在写史，而在写史中人物，在诗人以史为凭的想象中展现人物的命运沉浮，闪射人性之光。正因为写得小而具体，我们能感觉到这些人物是生动鲜活的，并与读者自己心中设计的人物形象形成互动。比如著名诗人尚仲敏就认为，九个人物里面写得最好的是熊耳夫人，里面最好的一句是“如果你想我/就到后院竹林来吧”。
关于“把大诗写小”，还必须注意细节。《钓鱼城》的小而具体，也归功于诗人赵晓梦对细节的精心琢磨。人物所处的环境有细节，说话的语气有细节，语言中投射的心理变化也有细节……如果这首“大诗”能在每个人物出场前确切交代一下其身份、背景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而且在九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外，设置一、二个小兵或平民，让处于战争中的小人物“一展身手”，或许既可以丰富整首诗的细节，更能增强读者的“代入感”。
总之，一部《钓鱼城》把史诗写活了，把长诗写短了，也把大诗写小了。正如中国作家网有关“《钓鱼城》长诗单行本首发式暨研讨会”的新闻报道所及，“宏大叙事与个体抒情有机融合，历史意识与生命体验互渗互补，体现了诗人赵晓梦对复杂历史全新的解读能力，对抒情长诗罕见的掌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赵晓梦的《钓鱼城》，注入了新的文人气质，构建了新的写作模型，为中国抒情长诗写作昭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向度，堪称新的长诗蓝本甚至范本。
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赵晓梦长达1300行的《钓鱼城》是一部抒情长诗、英雄史诗、人文大诗。不能因为《钓鱼城》针对的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而将其归结为叙事诗体，也不能因为《钓鱼城》涉及侵略与投降、忠君与爱民等尖锐矛盾而轻易否定其作为英雄史诗的历史价值，更不能因为诗人赵晓梦的选择性介入而無视其探索中国长诗写作新向度的良苦用心和人文情怀。恰恰相反，因为赵晓梦的《钓鱼城》精准回答了如何把史诗写活、把长诗写短、把大诗写小等关键性问题，我更加坚定了把抒情作为中国长诗未来发展唯一正确走向的核心判断。
一、作为史诗的《钓鱼城》是鲜活的
何谓“史诗”？史诗是一种“庄严的文学体裁，内容为民间传说或歌颂英雄功绩，它涉及的主题可以包括历史事件、民族、宗教或传说。”（《辞典》）这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诗，把它简单理解为“有历史的诗”、“逝去之诗”，似乎也未尝不可。根据所反映的内容， 史诗可分为两大类：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创世史诗， 也有人称作是“原始性”史诗或神话史诗，多以古代英雄歌谣为基础，经集体编创而成，反映人类童年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者神话传说，如世界最古老的史诗——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英雄史诗则是一种讲述英雄人物（来源于历史或神话中）的经历或事迹的长诗，如荷马的史诗作品《伊利亚特》，中国的《格萨尔王传》等。相比较而言，英雄史诗更为常见，所以在现代语文中，“史诗”主要指的是英雄史诗，是一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人或人群生活的全景反映。据此，我们不难发现，史诗有题材厚重、宏大叙事、篇幅较长等基本特征。《钓鱼城》显然就是这样的一部“现代史诗”。
应该说， 每一部史诗都是具体历史的和具体民族的。不能用一个笼统的历史时代的抽象的模式去解剖特定的史诗， 也不能用一般的人类社会的尺子去裁量史诗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史诗与历史有特殊关联性， 但是即使史诗的历史印记十分鲜明， 它也不是编年史式的实录，甚至也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艺术再现。史诗对历史有着特殊的概括方式， 体现了史诗的创造者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和表现特点。也就是说，史诗是历史的，但又不单单是历史的。《钓鱼城》再现的历史是著名的“钓鱼城之战”，从1243年余玠决定复筑钓鱼城至1279年守将王立带领钓鱼城军民投降，计36年，其间尤以1259年蒙哥汗在钓鱼城下的败亡最为引人瞩目，这一事件使得气数已尽的南宋王朝又残喘了20年，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蒙哥之死，蒙古军队的第三次西征被迫停滞，大部队东还，其大规模扩张计划从此走向低潮。钓鱼城之战不仅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更是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西方人称钓鱼城为“上帝折鞭处”，所言非虚。36年尤其是后20年的历史不算长，但它所反映的人心、人性、人情之纷繁复杂，具有超越于历史之上的普世价值。更何况，我们所谈到的“历史性”指向的从来就不是简单的时间刻度，不是史册上沉睡的文字，而是生态的、社会的、人文的历史。
历史往往是凝固的，但诗人赵晓梦“十年磨一剑”，在充分占有、研究史料的基础上，让钓鱼城之战这一段“沉重残酷的历史充满了人类心灵的体温，成就了一种血色浪漫的审美特质，既厚重大气又显灵性充盈。”（《名家云集合川！研讨赵晓梦长诗〈钓鱼城〉》，2019年5月15日—华文作家网）也就是说，赵晓梦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去触摸、感知、还原了一段广为人知而又独属于他的历史，这段历史因此而变得鲜活，也因此而成为“诗史”和“个人史”。
作为史诗的《钓鱼城》，其鲜活之处首先在于对“时间”的独特把控。一章三人，三章九人，均以人物独白的方式出现和淡出，你方唱罢我登场，每个人的开头都是“再给我一点时间”。时间是战争这一特定环境下所有人关注的焦点，它充斥着焦虑、折磨、苦痛、胜败、生死，自然会折射出忠诚与背叛、软弱与坚强的较量，进而深刻影响到退缩与进击、抗争与妥协等等行为选择。在诗人如此戏剧化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窥见不同人的性格与命运，同时跟随这九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去追问更多人的生死以及家国的存亡，为钓与被钓而纠结，为“石头”和“鱼”这两个中心意象而沉迷，如临其境，难以自拔。
作为史诗的《钓鱼城》，其鲜活之处还体现在对“空间”的巧妙设置。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在《感官的教育》中说，“完美的虚构能够创造出真实的历史，”作为一位诗人，赵晓梦其实也是“历史的说书人”，把钓鱼城之战这段历史当作自己想象和描述的对象。他以人物独白的方式给历史中的人提供了表演的舞台，也就是设置了少则三种多则九种甚至更多更繁复的空间。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空间是虚拟的，但是我们更知道诗人的真实意图正在于突破传统的史诗写作范式——一个中心一个主体——史诗写作因此而变得更加开放，诗人因此可以更加主动地“牵着历史走”（学者王本朝语），而非相反。这种多维的空间设置加上步步紧逼的时间调度，就使得《钓鱼城》不仅是结构的艺术，也不仅是对错的价值判断和爱恨的情感判断，而是“回到了诗人作为想象能力的主体互动”（评论家霍俊明语）。诗歌和历史从来都在互相致意，只不过有的人许多时候自造了“雷池”。诗人赵晓梦的大胆探索，对于中国史诗写作的启示意义无疑是深长的，这也是我坚持把《钓鱼城》认定为一部抒情长诗的重要理由。
二、作为长诗的《钓鱼城》是精短的
《钓鱼城》洋洋洒洒1300行，在中国的长诗文本中是比较少见的。而且，从资料占有、实地考察、专家咨询、创意构思到文本撰写，赵晓梦整整用了十年时间，这个创作周期也是超长的，少有人能如此笃定，如此认真。据我所知，长诗《钓鱼城》完成后，从在《草堂》诗刊发表到出版单行本再到推出精装本，赵晓梦一直在不断听取各方意见，对文本进行修改和订正，他为把钓鱼城之战这一段重要历史写进诗史和文学史进而以特别致敬的方式把这段历史存留下来、传扬开去，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试问，当今诗家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果仅仅把赵晓梦的所有努力归结于他作为合川人对故乡的深沉情结，我以为站位还是偏低。透过《钓鱼城》，我们应该清醒看到，赵晓梦所展现的长诗写法，打破了叙事长诗的传统和套路，彰显了中国诗学一以贯之的抒情精髓，形成了新的人文逻辑和抒情伦理，为中国抒情长诗的写作开创了一条别开生面的新路，这才是我们应该予以特别关注和仔细研读的。 从写作的操作性策略来看，《钓鱼城》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寓长于短，通过精短来构建长诗的厚度和韧性。相比于36年的时间跨度，诗人截取的华彩片段是短的;相比于三组九人上演的一场别致“诗剧”，每个人的独白式咏唱是短的;相比于这场战争中千军万马惨烈厮杀的场面和千丝万缕复杂纠缠的态势，《钓鱼城》所容留的停顿和迟滞也是短的。在以“抒情的复调”（诗评家张德明语）为特征的结构形式下，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短兵相接”，这就确保了历史叙述的“触目惊心”，也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的人文内涵。
从诗歌语言的表呈来看，正如著名诗人吉狄马加所言，“《钓鱼城》这一首长诗仍是若干短诗的合成”，但与众不同的是，这些短诗保持了相当一致的韵味和相当谐和的调性，诗中每一个人的独白既具有独立性却又共同聚焦于“钓鱼城”这一个制高点，一路读来，让人兴致盎然不觉乏味。也就是说，赵晓梦用短诗的写作手法，多少令人匪夷所思地完成了一部史诗巨制。短诗的语言讲究爆发力，强调灵感，画面感强，节奏趋于简捷明快。拿当代著名诗评家吕进先生的话来说，当字词不再仅只具有词典意义，那么它们就构成了“诗家语”。这样的“诗家语”在《钓鱼城》里俯拾皆是。比如蒙哥在长诗开篇就迎来了“弥留之际”，慨叹“再给我一点时间……长生天！/让我醒来，给草原的遗嘱留点时间。/弯弓扬鞭，这一趟走得有些匆忙和/自信，忘了谁来继承/成吉思汗的江山？”“白鹿洞书生”余玠踞守“用石头钓鱼的城”，在两军对峙时说出“宽恕两条江的无知，不如扶住/桅杆上的帆，停靠眼睛的疲惫，/停靠江水游荡的往昔”，兴元府都统兼知合州王坚感叹“酒液熨过肺腑，山风吹来乌云，/胸中的诗句乱花飞絮，锦袍上的/神韵拾不起散落的月光”，人称“四川虓将”的张珏在困境中坚信“溅落在时间刻度上的火星，注定/不会悄然熄灭。即使遁入尘埃，/也会成为沧桑黄卷中淡淡的残痕。”攻守之间，人物的性格与命运跃然纸上，牢牢地摄住了我们的眼睛和心灵。
以精短而致跌宕起伏，在长诗建制中敢于让每一个人物的诗性独白在十几行、二十来行的分节排列中不断爆发，且能气韵不失，赵晓梦做到了把长诗写短，其实也巧妙地达成了“短中见长”。这一稍显“冒险”的举措，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为我们的长诗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启示。
三、作为大诗的《钓鱼城》是小而具体的
所谓“史诗”，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重大历史事件之诗”。我国著名的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现代散文作家钟敬文认为，“史诗用诗的语言， 记叙各民族有关天地形成、人类起源的传说， 以及关于民族迁徙、民族战争和民族英雄的光辉业绩等重大事件， 所以， 它是伴随着民族的历史一起生长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一部民族史诗， 往往就是该民族在特定时期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其间言及的天地形成、人类起源、民族迁徙、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等等，无事不大，所以诗界常常将史诗称为“大诗”。从题材上看，《钓鱼城》无疑是一部“大诗”。
从内容和思想价值来看，《钓鱼城》也无愧“大诗”之谓。或许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眼里，钓鱼城之战应是讳莫如深的，这也是钓鱼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显得沉重而寂寞的根源。赵晓梦对此心知肚明，但他并不回避。他让蒙族人蒙哥、蒙哥夫人、汪德臣，汉族人余玠、王坚、张珏、熊耳夫人、李德辉渐次登场，站在攻城、守城、开城这三个不同的立场和维度之中，吐露心声，感时抒怀，论事究理，不同的政治理念、民族情感、人生价值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最终一一展现。而诗人作为导演或观察者，也在这个过程中表达了“不言之言”——对人性之光的擦亮和深度审视。赵晓梦自己说过，“历史已经过去，我们只能无限还原它，而不能武断地认为我们掌握的就是历史。”所以他的视野、胸怀和气度是十分开放的，他既无意于为家乡钓鱼城代言，也不想藉此完成所谓的“自我精神救赎”。他只是在致力于“还原”，让读者看到“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中‘何者为人’、‘人能何为’”，并且引导读者去思考“华夏文明何以绵延不息等命题”（诗人、历史学博士李瑾语），我非常认同李瑾博士的观点，“《钓鱼城》相当于‘活化石’，它既秉持了时代对历史的反思，也承载了历史对当下的投射，从而具有了文献和文明的双重价值。”
从艺术创新来看，《钓鱼城》也有“大诗”质地。学者王本朝说“诗人趙晓梦把‘钓鱼城之战’这段重要历史带进了文学史”，我更认为，因为长诗《钓鱼城》，这段历史从此可以被称之为“诗史”，闪烁着与别的历史不一样的光彩。诚如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宗仁发先生所言，诗人赵晓梦的“文学观、历史观因此有了非常合适、合理的把握尺度”。同时还要看到，但凡关涉历史人物的写作，很容易落入英雄赞歌式、正义审判式的窠臼，或者被简单的胜负、结果所左右，使得作品呈现出“高大上”或“扁平化”的样态。而《钓鱼城》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视角、个性化的语言，设身处地，为九个人物安排了不同的境遇，设置了相对应的关系，进而通过独白凸显了各自不同的思想冲突和情绪表达，整首诗就像一部多幕剧，高潮迭起，十分生动，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我曾在一篇文章谈到过，“大诗”多为“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往往远离日常的生活体验，作为一种描述和揭示世间真理的理论体系，与其说是一种历史叙事，不如说是一种追求完满的构想，不免带有神话的色彩。所以，从史诗写作的操作性层面来看，“大而不当”是一个值得深思且需引起注意的问题。赵晓梦的《钓鱼城》在这一点上是清醒的，他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小而具体。
《钓鱼城》从一开始就是奔着“把大诗写小”的路子去的，他以“再给我一点时间”来调度全篇，把九个人物置于攻城、守城、开城的不同任务环境和具体场景之中，这就为读者的进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其次，《钓鱼城》中有两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鱼和石头，这是其作为抒情诗的重要标志。正如著名诗人、诗评家唐晓渡认为的那样，“鱼和石头的关系发生了反转，钓和被钓的关系也发生了反转，这里面更多体现了诗歌的力量。”吕进先生也认为，“‘石头’与‘鱼’给全诗增添了简约性和生动性，给读者以想象空间的辽阔”。必须指出的是，《钓鱼城》只是一首与历史有关的诗，其重心不在写史，而在写史中人物，在诗人以史为凭的想象中展现人物的命运沉浮，闪射人性之光。正因为写得小而具体，我们能感觉到这些人物是生动鲜活的，并与读者自己心中设计的人物形象形成互动。比如著名诗人尚仲敏就认为，九个人物里面写得最好的是熊耳夫人，里面最好的一句是“如果你想我/就到后院竹林来吧”。
关于“把大诗写小”，还必须注意细节。《钓鱼城》的小而具体，也归功于诗人赵晓梦对细节的精心琢磨。人物所处的环境有细节，说话的语气有细节，语言中投射的心理变化也有细节……如果这首“大诗”能在每个人物出场前确切交代一下其身份、背景以及与其他人物的关系，而且在九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外，设置一、二个小兵或平民，让处于战争中的小人物“一展身手”，或许既可以丰富整首诗的细节，更能增强读者的“代入感”。
总之，一部《钓鱼城》把史诗写活了，把长诗写短了，也把大诗写小了。正如中国作家网有关“《钓鱼城》长诗单行本首发式暨研讨会”的新闻报道所及，“宏大叙事与个体抒情有机融合，历史意识与生命体验互渗互补，体现了诗人赵晓梦对复杂历史全新的解读能力，对抒情长诗罕见的掌控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赵晓梦的《钓鱼城》，注入了新的文人气质，构建了新的写作模型，为中国抒情长诗写作昭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向度，堪称新的长诗蓝本甚至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