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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宪益，翻译界大师，一个让外国人读懂中国爱情故事的人。《离骚》、《资治通鉴》、《红楼梦》、《鲁迅选集》……这些著作的英译本，经由他的翻译，给外国人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的前例。别人对他的一千多万字的译作高山仰止，他却说没什么值得流传下去的。
大隐隐于市，走过弯曲的后海胡同，记者来到杨宪益的家中。杨老热情地跟记者握手，一坐下，他就立马吩咐“给客人倒茶”，并询问记者房间是否暖和。他的平易近人打消了记者采访前的一切顾虑。
眼前的杨宪益，望之俨然，处之温和。年纪大了，但全身上下仍然透出大家气派。他端庄的样子，在言语交谈中点滴体现。“我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住了一个星期。原因就是喉咙有点疼，淋巴腺有点肿。”他就像对待老朋友般讲述着他最近的身体状况。很自然的，我们的话题也随着他的身体，引申到翻译、家庭、以及他和夫人戴乃迭六十年恩爱不渝的爱情。老先生坐在沙发里，说话很慢，却很认真地回忆着往事。
随遇而安风雨路
今年93高龄的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193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从留学开始，杨宪益就热衷于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他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国外，成为把中国古典文学最早推向世界的前例。
在牛津，杨宪益认识了他的爱人戴乃迭，一个美丽聪慧被称为“外国林黛玉”的英国女子。谈起戴乃迭，杨老的目光是温柔的，“结婚的时候，我20来岁，她才19岁。在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们看着她，叫她‘外国林黛玉’，”说罢，他开心地笑着。
在翻译界，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合作翻译的夫妇，绝无仅有。在工作中，两人默契地合作。杨宪益常常是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像飞翔一样流动。而在生活中，两人也相敬如宾。
然而，杨宪益的一生，却历尽了艰辛：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1968年，杨宪益遭遇牢狱之灾，与戴乃迭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然而4年却无缘相见。一般人遭遇这样的突变，一定会担惊受怕而辗转难眠，而他却能在当晚安然入眠。监狱的生活相当枯燥，而他却不觉得苦。他每天除了看《人民日报》和《红宝书》外，就是与牢友们相处，时间长了也便习惯了监狱中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这段岁月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但是，杨老回忆起来，却依旧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他说，那时候倒霉的人太多了，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出事的也有好多，我们也算不了什么。
自那之后，杨宪益对身外之物看得更淡，生活也更为洒脱。名利对于他们，真正如同尘土一般。面对一千多万字的译作，杨老却说没什么可留下来的。“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点英文什么。数量也不太多，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翻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我也没有做更多的什么……”另外，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价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生活姿态生存着。
“我爱人已经离开我十几年了。”看着客厅墙上戴乃迭的素描画像，杨宪益缓慢而认真地回忆着，他的声音、目光都很柔软，像一壶陈年花雕，醇厚而温婉。老年丧偶乃人生一大痛事，杨宪益自不例外。失去戴乃迭之后，杨宪益很少离开北京，也放弃了文学工作。
不求养生亦长寿
如今，杨宪益与小女儿住在一起，平时日子过得比较清闲。由于腿脚的问题，杨老不能像以往那样常走动，多数时间是坐在椅子上晒晒阳光、看看电视。往事一幕幕如同过眼云烟般飘然消逝，留下的只是一份恬静与安详。每逢周末，老朋友们仍然彼此惦记牵挂着，也常聚在一起聊聊往事，生活也便多了份色彩。
目前杨老的身体还不错，眼不花耳不聋。在生活起居上，虽然年纪大了，但他并不喜欢赖床。听到家人起床上班的声音，他也会跟着起床。吃过晚饭后就睡觉了，基本上一觉睡到天亮，可见睡眠质量仍是不错的。
认识杨宪益的人都知道，杨老烟酒不离口。平时喜欢喝酒待客，自从腿脚不灵便之后，就戒了。只是烟，还是继续抽着。他说，抽烟是因为闲着没事做，中国的烟也便宜。与记者闲聊，杨老仍然思维敏捷。关于烟酒的负面影响，杨老表示都无所谓，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养生保健，步如老年后也没有刻意吃保健品。平时有个感冒，基本上两天就好了。
谈及饮食，记者仍能感受到杨老的幽默，“在国内就吃中餐，在国外就吃西餐”，他吃东西也比较随意。蔬菜、水果、肉都吃，没有什么忌口。年轻的时候，他还吃点辣，岁数大了，口味也偏向清淡。
从2006年年初开始，杨老走路就不那么灵便了。很多朋友听说这事后，送来了很多的中药。但是杨老都不吃，“我不喜欢吃药，药不好吃，药没有糖好吃。”说起这里，杨老的脸上带着微笑，他说：“药吃太多了也没用，“我是为了躲中药，跑到西药房去”。当问及何以长寿时，他的观点是“我也没有想过长寿，就长寿了。”
所谓，“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对于93岁的杨老，或许什么都能辨别清楚，明白贯通，什么都可以想开。也没有什么让他烦恼的事，“一下子过去就过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些文人的患得患失，更多的是一种达观的心境，“我的朋友比我岁数大的还很多呢，他们都很健康。”或许，正是这种超然于世的淡然、平和以及阅尽人生之后的放下，才让他的人生有了坐看云起的另一种潇洒。
大隐隐于市，走过弯曲的后海胡同，记者来到杨宪益的家中。杨老热情地跟记者握手，一坐下，他就立马吩咐“给客人倒茶”，并询问记者房间是否暖和。他的平易近人打消了记者采访前的一切顾虑。
眼前的杨宪益，望之俨然，处之温和。年纪大了，但全身上下仍然透出大家气派。他端庄的样子，在言语交谈中点滴体现。“我是刚从医院里出来，住了一个星期。原因就是喉咙有点疼，淋巴腺有点肿。”他就像对待老朋友般讲述着他最近的身体状况。很自然的，我们的话题也随着他的身体，引申到翻译、家庭、以及他和夫人戴乃迭六十年恩爱不渝的爱情。老先生坐在沙发里，说话很慢，却很认真地回忆着往事。
随遇而安风雨路
今年93高龄的杨宪益，1915年出生于天津，1936年进入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学、中古法国文学及英国文学。从留学开始，杨宪益就热衷于把中国的古典文学译成英文。他陆续把《楚辞》、《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及部分《资治通鉴》等介绍到国外，成为把中国古典文学最早推向世界的前例。
在牛津，杨宪益认识了他的爱人戴乃迭，一个美丽聪慧被称为“外国林黛玉”的英国女子。谈起戴乃迭，杨老的目光是温柔的，“结婚的时候，我20来岁，她才19岁。在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同学们看着她，叫她‘外国林黛玉’，”说罢，他开心地笑着。
在翻译界，像杨宪益、戴乃迭这样合作翻译的夫妇，绝无仅有。在工作中，两人默契地合作。杨宪益常常是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像飞翔一样流动。而在生活中，两人也相敬如宾。
然而，杨宪益的一生，却历尽了艰辛：战乱、革命、破坏、建设、风风雨雨、大起大落、悲欢离合。1968年，杨宪益遭遇牢狱之灾，与戴乃迭被关押在同一监狱，然而4年却无缘相见。一般人遭遇这样的突变，一定会担惊受怕而辗转难眠，而他却能在当晚安然入眠。监狱的生活相当枯燥，而他却不觉得苦。他每天除了看《人民日报》和《红宝书》外，就是与牢友们相处，时间长了也便习惯了监狱中的生活。
对他们来说，这段岁月或许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但是，杨老回忆起来，却依旧保持着平和的心态。他说，那时候倒霉的人太多了，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出事的也有好多，我们也算不了什么。
自那之后，杨宪益对身外之物看得更淡，生活也更为洒脱。名利对于他们，真正如同尘土一般。面对一千多万字的译作，杨老却说没什么可留下来的。“我也没做什么太多的事，也就是翻译点英文什么。数量也不太多，就是把《红楼梦》、《老残游记》和《儒林外史》翻译成了洋文，介绍到欧美去了。我也没有做更多的什么……”另外，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已经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看淡身外之物，绝非把人世间做人的原则、正义的评价淡忘。相反，从“文革”磨难中走出之后，杨宪益和戴乃迭对人间是非有了更加明确的态度。从那时起，他和戴乃迭就以一种“不怕重回狱”的生活姿态生存着。
“我爱人已经离开我十几年了。”看着客厅墙上戴乃迭的素描画像，杨宪益缓慢而认真地回忆着，他的声音、目光都很柔软，像一壶陈年花雕，醇厚而温婉。老年丧偶乃人生一大痛事，杨宪益自不例外。失去戴乃迭之后，杨宪益很少离开北京，也放弃了文学工作。
不求养生亦长寿
如今，杨宪益与小女儿住在一起，平时日子过得比较清闲。由于腿脚的问题，杨老不能像以往那样常走动，多数时间是坐在椅子上晒晒阳光、看看电视。往事一幕幕如同过眼云烟般飘然消逝，留下的只是一份恬静与安详。每逢周末，老朋友们仍然彼此惦记牵挂着，也常聚在一起聊聊往事，生活也便多了份色彩。
目前杨老的身体还不错，眼不花耳不聋。在生活起居上，虽然年纪大了，但他并不喜欢赖床。听到家人起床上班的声音，他也会跟着起床。吃过晚饭后就睡觉了，基本上一觉睡到天亮，可见睡眠质量仍是不错的。
认识杨宪益的人都知道，杨老烟酒不离口。平时喜欢喝酒待客，自从腿脚不灵便之后，就戒了。只是烟，还是继续抽着。他说，抽烟是因为闲着没事做，中国的烟也便宜。与记者闲聊，杨老仍然思维敏捷。关于烟酒的负面影响，杨老表示都无所谓，他说，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养生保健，步如老年后也没有刻意吃保健品。平时有个感冒，基本上两天就好了。
谈及饮食，记者仍能感受到杨老的幽默，“在国内就吃中餐，在国外就吃西餐”，他吃东西也比较随意。蔬菜、水果、肉都吃，没有什么忌口。年轻的时候，他还吃点辣，岁数大了，口味也偏向清淡。
从2006年年初开始，杨老走路就不那么灵便了。很多朋友听说这事后，送来了很多的中药。但是杨老都不吃，“我不喜欢吃药，药不好吃，药没有糖好吃。”说起这里，杨老的脸上带着微笑，他说：“药吃太多了也没用，“我是为了躲中药，跑到西药房去”。当问及何以长寿时，他的观点是“我也没有想过长寿，就长寿了。”
所谓，“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对于93岁的杨老，或许什么都能辨别清楚，明白贯通，什么都可以想开。也没有什么让他烦恼的事，“一下子过去就过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他身上，看不到一些文人的患得患失，更多的是一种达观的心境，“我的朋友比我岁数大的还很多呢，他们都很健康。”或许，正是这种超然于世的淡然、平和以及阅尽人生之后的放下，才让他的人生有了坐看云起的另一种潇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