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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官方纪录看，你是个重生者。”他说。
我抱臂坐在冷硬的塑胶椅上。是的，我死过一次，感谢神奇的现代复活技术。每年，医疗巡诊官都会不远万里来到这个荒僻星球，检测我的身心状态是否运作良好。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辆必须通过年检的旧车。
今年的医官是个新人。我不喜欢他。眼下，他正捏着我的检查报告，微皱起嘴唇，像尝到了什么变质的东西。
“你在每次心理测试中都能拿到满分。换而言之，正常人的分值。”他瞥我一眼，“就像你的人格发育从未中断过。很罕见，或者应该说是史无前例。”
我耸肩：“也许我天生是个恢复力很强的人。”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女士。”他抽出另一份一直压在胳膊肘下的文件，“出于對特殊病例的兴趣，我做了些调查。来看看我的发现吧。2078年6月25日，国家医疗中心遭遇数据损毁意外。你的生命中断期恰好在前一日。”
我直盯着对方的眼睛。
我们和好斗的公鸡一般互相瞪视。他压低声音：“你第一次死亡前留下的记忆存档当时根本无法被调用。那么请允许我问一句，你究竟是谁？”
看我不打算出声，他站起来：“这是件性质严重的事，我有义务上报。”
医官离开后，我仔细研究了他留下的文件。没有破绽，甚至正好契合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某些疑惑。若时光倒流十余年，我想我会抓住一个人的肩膀，怒斥他对我做了什么。
而如今，我只愿他继续享有安息的权利。
“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么？”审讯者问。
我自然记得。
他们说，在刚复苏的重生者中，我的反应相当良好。在医院特护病房醒来，我独自扶着墙去了厕所，照了五分钟镜子，洗脸刷牙，自己冲了份糊状营养粉并吃掉了大半碗，然后按铃叫来了护士。俨然一个模犯病人。
他们说，我在前半生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是个出色的心理创伤理疗师。这也许能解释我的镇定自若。
随便他们说去吧。我把那部分专业知识忘了个精光。当天傍晚，我坐在医疗中心顶层的办公室里，对面坐着的是个妆容精致的职业女性，而我全身上下的布料全靠背后的尼龙扣系在一起。
她告诉我，很不幸，在大脑重启的过程中，我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原始记忆。所幸的是，从测试结果来看，我的人格仍然完整。再者，生命本身才是最可贵的，不是么？她向我展示一份事故报告：三天前，近地太空站发生了一起可燃气体外泄事故，导致五名驻站科研人员死亡。我略过大部头的技术调查部分，直接翻到死者名单，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你在出发前正好做了记忆存档，原本我们预期你的复原效果会是最好的。”她冲我点头，流露出真实的遗憾。
我没同意当场签掉医院的免责协议，尽管那位行政官显然希望这么收场。
眼下我最需要的，是找点时间静一静，看看我被不完全格式化了的大脑中还剩下一些什么。盘腿坐在病床上，我试图回想些重要的事，比如说自己的名字、社保账号或银行密码。此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我抬头。一个男人扶着门框站在那儿。他看着我。
“您是……哪位？”我试探着开口。他们说我以前也在这座医院的分部工作，那么，这位是同事，或者朋友？
他的表情垮下来。我第一次诅咒起出了毛病的重生手术，并且意识到，我失去的不止是脑中的记忆，我必须得面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大重组。
顺便提一句，他是个长得相当顺眼的男人。
“你们的第一次见面不是在医院。”审讯者说。
我看着墙面投影上展示出的情景。
校园创意集市，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管这种集会叫什么。阳光清朗，几个长发披肩的男孩坐在桌前摆弄什么，围观者甚众。镜头切换到桌面，是现场剪纸表演。十元一次，各色纸屑散乱满地。那些艺术生的手法还有些生疏，好在观众的要求也不高。马尾女，眼镜男，每剪出一个侧影都有人起哄买下。
“给我剪只鸟。”一个男生说，“要展开双翅在飞的。”
“行咧，哥们儿。”
平头，有框眼镜，斜挎肩头的书包看上去很重。我估计他不会超过二十岁。
口哨声中，他把鸟递给了身边的姑娘：“我叫孙雁行。”
她抬眼，目光不躲不闪，直直看他，最终笑了。
我从屏幕上移开视线。
“你对这些没有兴趣？”他说。
“我们离婚，失去联系也已经很多年了。”我告诉审讯者，“你们愿意向我展示，我也不介意。无所谓。”
“你可以等等再下结论。”
在我的第二段生命中，我仍和孙雁行结了婚。
严格来说，他犯了重婚罪：我们在太空站事故发生前，已经做了四年夫妇。由于重生，我在法律上并没有死亡。只是我把自己的婚姻忘了个一干二净，他不得不陪我再走一遍。
好在偏远的新兴殖民地上没那么多讲究，兼职神父很高兴为我们举行仪式，虽说我俩都不是信徒。
那天公共活动空间的换气装备出了点问题，不停发出轰然巨响。所有宾客都随时准备向最近的气闸拔腿狂奔。“不论……生病或是……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我们几乎是用高喊来盖过噪声，同时担心，这见鬼的空调真的撑得住吗？“……尊重她，保护……直到离开世界！”我们互换戒指时，神父不得不爬上通风管道去关照空调，他的主业是机修师。祝福声从管道深处传来，简直有点儿神启的味道。
空调最后没出什么大毛病，我们平平安安分完了蛋糕。
这段婚姻维持了八个月。
我们和平分手，彼此心知肚明，这事行不通了。我知道他为此已经付出很多。我们来到这个新殖民星球，绝大部分原因是为了我的心理复健。缺损的记忆太多，而所有亲友都期待我做回原来的那个“狄玲”。我的日常生活过得像个在开戏前丢了台词本的糟糕演员。
疲于奔命数月后，我申请参加行星开拓者项目。 登机前，我看到他提着旅行箱站在那儿。当时我已拒绝与他见面数周，并通过律师递交了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请。
“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是那个人了。”我告诉他，“我们对彼此没有义务。”
他耸肩：“我知道。”然后伸胳膊来接我的行李。
最后我们相携上了飞船，指望着一切都能从头来过。在新星落地后，他从事老本行，当全科医生。而我在重生中丢光了所有谋生技能，只得花三年重新读了农业技师的学位。毕业那天我们决定结婚。
后来，我怀疑自己对他产生的从来不是正常的男女之情，更类似于雏鸟破壳后依恋所见的第一个生物。
而他对我的感情，天知道。
“你们的第一段婚姻，也不算和谐。”审讯者说。
“完全可以预料。”我说。
屏幕反射出的微光映在我们的脸上，投下光怪陆离的阴影。自从审问开场，我就没机会看清对方的面孔。从说话方式看，我猜此人更习惯给地位较低的人下指令，他与我并不适合眼下“套话者”与“说服者”的角色。这意味着形势很糟糕：他有把握仅凭手里掌握的信息就可逼迫我合作，没必要做出俯就的姿态。
无论如何，我能做的，只是观察和等待。
墙面影像流转，医疗系统为每个公民提供的记忆存档空间是6兆。转换成可视图像，不过是180分钟的人生缩影。狄玲曾戏称医疗局保存着每个人的“脑片”。我正观看的，是她的“脑片”，她预备下了在青壮年意外死去时一定要携至来生的回忆。
也原本该是我死而复生后理应记得的东西。
狄玲是个强势而热情的女人，这种特性在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都表露无遗。我想我能理解孙雁行当年所感受到的吸引力，她能填補他所缺少的一切。他和很多醉心于抽象思维的男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优柔寡断、心不在焉。他们在大学校园的相遇很美好，相处也默契。那张飞鸟剪纸作为爱情开始的信物，装入镜框，在他们的床头柜上摆放了很多年。
裂痕始于俩人在工作领域的狭路相逢。
七十年代是神经科学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大脑活动能以可视图像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曾经神秘的记忆变得如同程序模块，能在大脑间任意传输复制。加上早已成熟的人体克隆技术，永生的前景似乎一度触手可及。
所幸，私人很难拥有用于记忆扫描与储存的技术设备。再加上少数重生者病例的预后并不乐观：他们很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达到正常人的心智水准。最后，记忆复制仅成了中青年意外早卒的弥补方案。每个公民都能去当地医疗站免费备份自己的记忆，以备不时之需。但出于隐私顾虑与“早年横死肯定轮不到我”的心理，能坚持长期备份的只占人口千分之一。
狄玲和孙雁行皆供职于国家记忆库附属的复健中心。她几乎是针对公众的记忆存档卫生政策的发起人。她坚持认为核心记忆代表了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只要及时留下每个人的最新版本核心记忆，你就能在心智遭受损毁时重建它。医疗系统喜欢她的理论，卫生局能为每个人提供的记忆存储空间是有限的。
我看到很多会议场景、私人谈话和投资者之间的密件来往。狄玲擅长在体制中推销自己的理念，她那几年过得如鱼得水，除了与自己的丈夫渐行渐远。
孙雁行更多接触病人。复健中心不止接受重生者，还有大量帕金森患者、脑外伤病人、各种精神疾病的恢复期患者。
他认为每个记忆碎片都是重要的。
在狄玲死于太空站事故前数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剧烈争吵。我能感受到她的疲惫与伤感，她偷偷翻看他的工作日志。我闭上眼睛，想起他对我解释过的记忆机制。
“人的大脑如同数据库，每天的体验、视觉记忆等，如同原始输入数据。每次人有意识地进行回忆，就是通过一种检索法来提取这些数据，并进行再加工。”他举起勺子，“数据会有很多个版本，每次使用数据，都会创造出一个新版本并储存下来。”
我“嗯”了一声，往自己的麦片里加人造牛奶。
窗外是零下四十度的万年冻原。在新星的第一个冬季，我们被派到极地，回收能源收集装置。新殖民地缺人，我们什么活都得干。连月困在比一辆中型货车大不了多少的基站里，我们的状态都很糟糕。我不想再听他提狄玲，他却像绕在了魔障里出不来。
“由于大脑的储存量有限，那些最初版本的记忆会被定期删除，现在的流行理论是通过睡眠与梦境到达目的。只留下最有效用的新版本，即核心记忆，并由此构建出人格与思维，决定人的成长变化。”他没顾得上看我的脸色，继续说下去，“你虽然缺少了最新的核心记忆版本，但你有大量的原始数据作支撑。你不用担心—”
“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会变疯。”我告诉他，指节在餐刀上绷得发白。
他终于意识到我压抑的怒火，闭嘴。
孙雁行认为最初的原始记忆还是会被压在整个意识的最底层，遇到重大挫折损伤时，人的心智还会有机会从这些初始的“泥土”中重新长出来。他观察过无数病人，花大量时间与他们共处，看着他们慢慢重新站起来或者陷入混沌。
在他看来，现行的“重生”医疗只是个笑话。复活的从来不是本人，只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形拷贝。于是他与自己妻子的分歧日渐尖锐。他身上仍有种老派学者的直性子，在专业上有话就说，堪比炮仗。一时间，他被拿来当做推翻现行“重生”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象征。反对者们说它耗资巨大，只复活了极少数人，且大部分成了疯子。孙雁行认为这些传言并非毫无道理。他一直回避明确公开表态，但在私下与狄玲针锋相对，从饭桌吵到盥洗室，一直嚷嚷到其中一人离开房间。
如果不是那次太空站事故，我猜他们的婚姻也快要走到尽头。
“我有道义上的责任。”他有一次对我说，“那些钱原本可能拿来做正确方向的研究。”双方都心情良好的时侯，我们并不回避谈到狄玲。
“当你第一次死去时，孙雁行面临着两个选择。”审讯者说。 墙上的投影已然结束，我们并排坐在半明半昧的黑暗中。多年来，我从很多方面熟悉了狄玲：我们共享过一具身体、一个家庭、一个爱人。但观看她的核心记忆，仍是震撼人心的体验：像直接闯入了她的大脑，翻看她所最珍视的私人日志。
同时，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以及相似之处。
“是按他的理念复活我，还是她的理念。”我点头同意，“两难的选择。”
“从你多年来的心智状况看，他赌赢了。”审讯者说。
我的确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我是个出色的农艺技师。孙雁行失踪半年后，我重新结了婚。第二任丈夫同样经历过重生，他十八岁那年死于摩托车意外事故。我们有了两个孩子。现在他们都选择回到更文明的世界去上大学。
除了每年一度的“车检”，我几乎把自己死过一次这件事忘记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特殊状况是由什么造成的？”
“我不恨他。”我说，在黑暗中舒展开肩膀，“我不在乎他出于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方法塑造了我。它运作得不错，我也很满意。”
对方沉默不语。
“你们想找到他。”我继续说，“近二十年来，不断有人想找他。我习惯了被不同的人找去谈话，参与测试，接受检查。但没人能通过我找到过他。不用再浪費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已经去世了。”
“这里只是你前半生脑部录影的一小部分—”
“很好，你们可以留着。”我扶着膝盖站起身，推门出去。
出乎意料，没人拦我。
“你就是她。你是完整的人类。”孙雁行向我保证说，“知道剪纸么？”
他手法笨拙地用一张白纸剪出鸟的图形，举起鸟。“这是狄玲。”他又举起空缺出鸟形的白纸，“这是你。”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自己来源于何处—狄玲核心记忆以外的所有一切。我是边角料，是负形，是狄玲选择遗忘、不愿成为的那个人。
但我们仍惊人相似。
由于都在记忆实验室工作，他们俩彼此都留有大量原始记忆扫描文件。狄玲在国家医疗中心的记忆档案损毁后，孙雁行利用那些扫描给了我人格生长的土壤。我不知道他期待着什么，是自己的妻子，还是另一个人，或者纯粹只是一次证明自己理论的实验机会？他明知道，我不是真正的狄玲。
我们分开后数周，孙雁行离开了殖民地，不告而别。他已经失去了留下的理由。其后数年，他销声匿迹。再过了一阵，我开始不断受到各种骚扰。从种种迹象推测，他去为自己的后续研究找私人金主了。在我身上进行的非法实验，已经让他在主流学界永远丢掉了位置。可惜流年不利，他卷入了一场关于遗产和继承权的火拼。当你搅入和永生复活有关的事时，这些烂事早晚会摊到头上。
他给我打最后一个电话时，已经预知了自己的死亡：“他们肯定会追上我。我不适合干这些事。”他低低苦笑：“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你给了我真正的生命。”我告诉他，“我不在乎它从哪儿长出来的，是不是别人的剩菜。它很美好，我喜欢它。”
他笑。然后我听到了某些声音，可能是爆炸或枪声。
我不知道下次来找我的会是什么人，会拿什么来引诱我或是威胁我。我身上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记忆复制是有数量限制的，你要么灌回核心记忆，得到一个残缺的原版复制品;要么选择输入原始记忆数据，重新长出一个未知的人。你可能会重新喜欢她或他，可能不会。看看我们的例子就知道了。
他们都认为孙雁行手里有突破限制的秘密。我清楚，他并没有。
他活着时也在追寻这种可能性：让鸟回到纸上的空穴里，回归完整。这次，来找他的人带来了当年狄玲的核心记忆拷贝，孙雁行还活着的话，肯定会拼死也要弄到手—他想要的不过是让他的妻子回来。
我想他的努力是值得的，狄玲活着时也爱他，尽管他们之间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东西。我在重生后把他忘了个干净：狄玲把这个男人珍藏在自己的核心记忆里，一点儿都没给我留下。我难以想象他站在病房门前那一刻的感受，获得证明又永远失去。
“我们该到此为止了。”我说，坐在我们一起睡了八个月的床上，心平气和，“我忍不了了。”
“你不是她。”他同意，长叹一声捂住脸，“我很抱歉。”
没什么可抱歉的，我们去找牧师离了婚。那天天朗气清，殖民地一片欢呼沸腾，建城后第一个新生儿降生了。人人都喝得微醺，坚信新的生活正在开始。
（责任编辑：王思雨）
我抱臂坐在冷硬的塑胶椅上。是的，我死过一次，感谢神奇的现代复活技术。每年，医疗巡诊官都会不远万里来到这个荒僻星球，检测我的身心状态是否运作良好。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辆必须通过年检的旧车。
今年的医官是个新人。我不喜欢他。眼下，他正捏着我的检查报告，微皱起嘴唇，像尝到了什么变质的东西。
“你在每次心理测试中都能拿到满分。换而言之，正常人的分值。”他瞥我一眼，“就像你的人格发育从未中断过。很罕见，或者应该说是史无前例。”
我耸肩：“也许我天生是个恢复力很强的人。”
“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女士。”他抽出另一份一直压在胳膊肘下的文件，“出于對特殊病例的兴趣，我做了些调查。来看看我的发现吧。2078年6月25日，国家医疗中心遭遇数据损毁意外。你的生命中断期恰好在前一日。”
我直盯着对方的眼睛。
我们和好斗的公鸡一般互相瞪视。他压低声音：“你第一次死亡前留下的记忆存档当时根本无法被调用。那么请允许我问一句，你究竟是谁？”
看我不打算出声，他站起来：“这是件性质严重的事，我有义务上报。”
医官离开后，我仔细研究了他留下的文件。没有破绽，甚至正好契合了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某些疑惑。若时光倒流十余年，我想我会抓住一个人的肩膀，怒斥他对我做了什么。
而如今，我只愿他继续享有安息的权利。
“你还记得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么？”审讯者问。
我自然记得。
他们说，在刚复苏的重生者中，我的反应相当良好。在医院特护病房醒来，我独自扶着墙去了厕所，照了五分钟镜子，洗脸刷牙，自己冲了份糊状营养粉并吃掉了大半碗，然后按铃叫来了护士。俨然一个模犯病人。
他们说，我在前半生受过良好的医学训练，是个出色的心理创伤理疗师。这也许能解释我的镇定自若。
随便他们说去吧。我把那部分专业知识忘了个精光。当天傍晚，我坐在医疗中心顶层的办公室里，对面坐着的是个妆容精致的职业女性，而我全身上下的布料全靠背后的尼龙扣系在一起。
她告诉我，很不幸，在大脑重启的过程中，我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原始记忆。所幸的是，从测试结果来看，我的人格仍然完整。再者，生命本身才是最可贵的，不是么？她向我展示一份事故报告：三天前，近地太空站发生了一起可燃气体外泄事故，导致五名驻站科研人员死亡。我略过大部头的技术调查部分，直接翻到死者名单，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你在出发前正好做了记忆存档，原本我们预期你的复原效果会是最好的。”她冲我点头，流露出真实的遗憾。
我没同意当场签掉医院的免责协议，尽管那位行政官显然希望这么收场。
眼下我最需要的，是找点时间静一静，看看我被不完全格式化了的大脑中还剩下一些什么。盘腿坐在病床上，我试图回想些重要的事，比如说自己的名字、社保账号或银行密码。此时，门外传来脚步声。
我抬头。一个男人扶着门框站在那儿。他看着我。
“您是……哪位？”我试探着开口。他们说我以前也在这座医院的分部工作，那么，这位是同事，或者朋友？
他的表情垮下来。我第一次诅咒起出了毛病的重生手术，并且意识到，我失去的不止是脑中的记忆，我必须得面对自己的社会关系大重组。
顺便提一句，他是个长得相当顺眼的男人。
“你们的第一次见面不是在医院。”审讯者说。
我看着墙面投影上展示出的情景。
校园创意集市，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管这种集会叫什么。阳光清朗，几个长发披肩的男孩坐在桌前摆弄什么，围观者甚众。镜头切换到桌面，是现场剪纸表演。十元一次，各色纸屑散乱满地。那些艺术生的手法还有些生疏，好在观众的要求也不高。马尾女，眼镜男，每剪出一个侧影都有人起哄买下。
“给我剪只鸟。”一个男生说，“要展开双翅在飞的。”
“行咧，哥们儿。”
平头，有框眼镜，斜挎肩头的书包看上去很重。我估计他不会超过二十岁。
口哨声中，他把鸟递给了身边的姑娘：“我叫孙雁行。”
她抬眼，目光不躲不闪，直直看他，最终笑了。
我从屏幕上移开视线。
“你对这些没有兴趣？”他说。
“我们离婚，失去联系也已经很多年了。”我告诉审讯者，“你们愿意向我展示，我也不介意。无所谓。”
“你可以等等再下结论。”
在我的第二段生命中，我仍和孙雁行结了婚。
严格来说，他犯了重婚罪：我们在太空站事故发生前，已经做了四年夫妇。由于重生，我在法律上并没有死亡。只是我把自己的婚姻忘了个一干二净，他不得不陪我再走一遍。
好在偏远的新兴殖民地上没那么多讲究，兼职神父很高兴为我们举行仪式，虽说我俩都不是信徒。
那天公共活动空间的换气装备出了点问题，不停发出轰然巨响。所有宾客都随时准备向最近的气闸拔腿狂奔。“不论……生病或是……富有或贫穷……始终忠于……”我们几乎是用高喊来盖过噪声，同时担心，这见鬼的空调真的撑得住吗？“……尊重她，保护……直到离开世界！”我们互换戒指时，神父不得不爬上通风管道去关照空调，他的主业是机修师。祝福声从管道深处传来，简直有点儿神启的味道。
空调最后没出什么大毛病，我们平平安安分完了蛋糕。
这段婚姻维持了八个月。
我们和平分手，彼此心知肚明，这事行不通了。我知道他为此已经付出很多。我们来到这个新殖民星球，绝大部分原因是为了我的心理复健。缺损的记忆太多，而所有亲友都期待我做回原来的那个“狄玲”。我的日常生活过得像个在开戏前丢了台词本的糟糕演员。
疲于奔命数月后，我申请参加行星开拓者项目。 登机前，我看到他提着旅行箱站在那儿。当时我已拒绝与他见面数周，并通过律师递交了解除婚姻关系的申请。
“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是那个人了。”我告诉他，“我们对彼此没有义务。”
他耸肩：“我知道。”然后伸胳膊来接我的行李。
最后我们相携上了飞船，指望着一切都能从头来过。在新星落地后，他从事老本行，当全科医生。而我在重生中丢光了所有谋生技能，只得花三年重新读了农业技师的学位。毕业那天我们决定结婚。
后来，我怀疑自己对他产生的从来不是正常的男女之情，更类似于雏鸟破壳后依恋所见的第一个生物。
而他对我的感情，天知道。
“你们的第一段婚姻，也不算和谐。”审讯者说。
“完全可以预料。”我说。
屏幕反射出的微光映在我们的脸上，投下光怪陆离的阴影。自从审问开场，我就没机会看清对方的面孔。从说话方式看，我猜此人更习惯给地位较低的人下指令，他与我并不适合眼下“套话者”与“说服者”的角色。这意味着形势很糟糕：他有把握仅凭手里掌握的信息就可逼迫我合作，没必要做出俯就的姿态。
无论如何，我能做的，只是观察和等待。
墙面影像流转，医疗系统为每个公民提供的记忆存档空间是6兆。转换成可视图像，不过是180分钟的人生缩影。狄玲曾戏称医疗局保存着每个人的“脑片”。我正观看的，是她的“脑片”，她预备下了在青壮年意外死去时一定要携至来生的回忆。
也原本该是我死而复生后理应记得的东西。
狄玲是个强势而热情的女人，这种特性在学术生涯和个人生活中都表露无遗。我想我能理解孙雁行当年所感受到的吸引力，她能填補他所缺少的一切。他和很多醉心于抽象思维的男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优柔寡断、心不在焉。他们在大学校园的相遇很美好，相处也默契。那张飞鸟剪纸作为爱情开始的信物，装入镜框，在他们的床头柜上摆放了很多年。
裂痕始于俩人在工作领域的狭路相逢。
七十年代是神经科学的黄金时期，有史以来第一次，人类的大脑活动能以可视图像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曾经神秘的记忆变得如同程序模块，能在大脑间任意传输复制。加上早已成熟的人体克隆技术，永生的前景似乎一度触手可及。
所幸，私人很难拥有用于记忆扫描与储存的技术设备。再加上少数重生者病例的预后并不乐观：他们很容易患上精神分裂症或自闭症，只有少数幸运者能达到正常人的心智水准。最后，记忆复制仅成了中青年意外早卒的弥补方案。每个公民都能去当地医疗站免费备份自己的记忆，以备不时之需。但出于隐私顾虑与“早年横死肯定轮不到我”的心理，能坚持长期备份的只占人口千分之一。
狄玲和孙雁行皆供职于国家记忆库附属的复健中心。她几乎是针对公众的记忆存档卫生政策的发起人。她坚持认为核心记忆代表了一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只要及时留下每个人的最新版本核心记忆，你就能在心智遭受损毁时重建它。医疗系统喜欢她的理论，卫生局能为每个人提供的记忆存储空间是有限的。
我看到很多会议场景、私人谈话和投资者之间的密件来往。狄玲擅长在体制中推销自己的理念，她那几年过得如鱼得水，除了与自己的丈夫渐行渐远。
孙雁行更多接触病人。复健中心不止接受重生者，还有大量帕金森患者、脑外伤病人、各种精神疾病的恢复期患者。
他认为每个记忆碎片都是重要的。
在狄玲死于太空站事故前数月，他们几乎每天都剧烈争吵。我能感受到她的疲惫与伤感，她偷偷翻看他的工作日志。我闭上眼睛，想起他对我解释过的记忆机制。
“人的大脑如同数据库，每天的体验、视觉记忆等，如同原始输入数据。每次人有意识地进行回忆，就是通过一种检索法来提取这些数据，并进行再加工。”他举起勺子，“数据会有很多个版本，每次使用数据，都会创造出一个新版本并储存下来。”
我“嗯”了一声，往自己的麦片里加人造牛奶。
窗外是零下四十度的万年冻原。在新星的第一个冬季，我们被派到极地，回收能源收集装置。新殖民地缺人，我们什么活都得干。连月困在比一辆中型货车大不了多少的基站里，我们的状态都很糟糕。我不想再听他提狄玲，他却像绕在了魔障里出不来。
“由于大脑的储存量有限，那些最初版本的记忆会被定期删除，现在的流行理论是通过睡眠与梦境到达目的。只留下最有效用的新版本，即核心记忆，并由此构建出人格与思维，决定人的成长变化。”他没顾得上看我的脸色，继续说下去，“你虽然缺少了最新的核心记忆版本，但你有大量的原始数据作支撑。你不用担心—”
“我从来没担心过自己会变疯。”我告诉他，指节在餐刀上绷得发白。
他终于意识到我压抑的怒火，闭嘴。
孙雁行认为最初的原始记忆还是会被压在整个意识的最底层，遇到重大挫折损伤时，人的心智还会有机会从这些初始的“泥土”中重新长出来。他观察过无数病人，花大量时间与他们共处，看着他们慢慢重新站起来或者陷入混沌。
在他看来，现行的“重生”医疗只是个笑话。复活的从来不是本人，只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形拷贝。于是他与自己妻子的分歧日渐尖锐。他身上仍有种老派学者的直性子，在专业上有话就说，堪比炮仗。一时间，他被拿来当做推翻现行“重生”公共卫生政策的一个象征。反对者们说它耗资巨大，只复活了极少数人，且大部分成了疯子。孙雁行认为这些传言并非毫无道理。他一直回避明确公开表态，但在私下与狄玲针锋相对，从饭桌吵到盥洗室，一直嚷嚷到其中一人离开房间。
如果不是那次太空站事故，我猜他们的婚姻也快要走到尽头。
“我有道义上的责任。”他有一次对我说，“那些钱原本可能拿来做正确方向的研究。”双方都心情良好的时侯，我们并不回避谈到狄玲。
“当你第一次死去时，孙雁行面临着两个选择。”审讯者说。 墙上的投影已然结束，我们并排坐在半明半昧的黑暗中。多年来，我从很多方面熟悉了狄玲：我们共享过一具身体、一个家庭、一个爱人。但观看她的核心记忆，仍是震撼人心的体验：像直接闯入了她的大脑，翻看她所最珍视的私人日志。
同时，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异，以及相似之处。
“是按他的理念复活我，还是她的理念。”我点头同意，“两难的选择。”
“从你多年来的心智状况看，他赌赢了。”审讯者说。
我的确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我是个出色的农艺技师。孙雁行失踪半年后，我重新结了婚。第二任丈夫同样经历过重生，他十八岁那年死于摩托车意外事故。我们有了两个孩子。现在他们都选择回到更文明的世界去上大学。
除了每年一度的“车检”，我几乎把自己死过一次这件事忘记了。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特殊状况是由什么造成的？”
“我不恨他。”我说，在黑暗中舒展开肩膀，“我不在乎他出于什么目的、通过什么方法塑造了我。它运作得不错，我也很满意。”
对方沉默不语。
“你们想找到他。”我继续说，“近二十年来，不断有人想找他。我习惯了被不同的人找去谈话，参与测试，接受检查。但没人能通过我找到过他。不用再浪費时间，我可以告诉你们—他已经去世了。”
“这里只是你前半生脑部录影的一小部分—”
“很好，你们可以留着。”我扶着膝盖站起身，推门出去。
出乎意料，没人拦我。
“你就是她。你是完整的人类。”孙雁行向我保证说，“知道剪纸么？”
他手法笨拙地用一张白纸剪出鸟的图形，举起鸟。“这是狄玲。”他又举起空缺出鸟形的白纸，“这是你。”
那一瞬间我明白了自己来源于何处—狄玲核心记忆以外的所有一切。我是边角料，是负形，是狄玲选择遗忘、不愿成为的那个人。
但我们仍惊人相似。
由于都在记忆实验室工作，他们俩彼此都留有大量原始记忆扫描文件。狄玲在国家医疗中心的记忆档案损毁后，孙雁行利用那些扫描给了我人格生长的土壤。我不知道他期待着什么，是自己的妻子，还是另一个人，或者纯粹只是一次证明自己理论的实验机会？他明知道，我不是真正的狄玲。
我们分开后数周，孙雁行离开了殖民地，不告而别。他已经失去了留下的理由。其后数年，他销声匿迹。再过了一阵，我开始不断受到各种骚扰。从种种迹象推测，他去为自己的后续研究找私人金主了。在我身上进行的非法实验，已经让他在主流学界永远丢掉了位置。可惜流年不利，他卷入了一场关于遗产和继承权的火拼。当你搅入和永生复活有关的事时，这些烂事早晚会摊到头上。
他给我打最后一个电话时，已经预知了自己的死亡：“他们肯定会追上我。我不适合干这些事。”他低低苦笑：“我真的，真的很抱歉。”
“你给了我真正的生命。”我告诉他，“我不在乎它从哪儿长出来的，是不是别人的剩菜。它很美好，我喜欢它。”
他笑。然后我听到了某些声音，可能是爆炸或枪声。
我不知道下次来找我的会是什么人，会拿什么来引诱我或是威胁我。我身上并没有什么秘密可言：记忆复制是有数量限制的，你要么灌回核心记忆，得到一个残缺的原版复制品;要么选择输入原始记忆数据，重新长出一个未知的人。你可能会重新喜欢她或他，可能不会。看看我们的例子就知道了。
他们都认为孙雁行手里有突破限制的秘密。我清楚，他并没有。
他活着时也在追寻这种可能性：让鸟回到纸上的空穴里，回归完整。这次，来找他的人带来了当年狄玲的核心记忆拷贝，孙雁行还活着的话，肯定会拼死也要弄到手—他想要的不过是让他的妻子回来。
我想他的努力是值得的，狄玲活着时也爱他，尽管他们之间有那么多不可调和的东西。我在重生后把他忘了个干净：狄玲把这个男人珍藏在自己的核心记忆里，一点儿都没给我留下。我难以想象他站在病房门前那一刻的感受，获得证明又永远失去。
“我们该到此为止了。”我说，坐在我们一起睡了八个月的床上，心平气和，“我忍不了了。”
“你不是她。”他同意，长叹一声捂住脸，“我很抱歉。”
没什么可抱歉的，我们去找牧师离了婚。那天天朗气清，殖民地一片欢呼沸腾，建城后第一个新生儿降生了。人人都喝得微醺，坚信新的生活正在开始。
（责任编辑：王思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