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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1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1978年国有部门占77.6%,集体部门占22.4%;1992年国有部门占48.3%,集体部门占38.2%,其他非公有制成分占13.5%。在全部国民生产总值中,1978年国有部门提供的份额占56%,集体部门占42%,非公有经济成分占2%;1992年国有部门约占35%,集体部门约占53%,非公经济占12%。
国有企业通过放权让利改革,经营机制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总体上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产权关系没有理顺,政企不分问题突出,国有资产存量结构调整困难,折旧计提严重不足,明亏、潜亏企业达2/3以上。
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传统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协调已经受到根本削弱,市场供求机制已开始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农业生产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只有5%左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中,由国家定价的部分只占10%。生产资料的销售除一小部分仍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外,绝大部分已经进入市场。
在生产要素领域,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市场调节,但行政性协调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银行在社会资金融通领域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集资和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但银行的借贷活动仍受到各级政府的约束和干预,劳动力的流动性有了很大提高,土地的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市场迅速发展,技术开始进入市场,知识产权概念逐渐普及。
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已从实物计划控制转向以信贷和财政为主的价值控制,但对金融的管理仍基本上依赖直接计划和行政手段。在社会资金流量的分配中,银行信用社融通资金占50%左右,政府、企业和居民自我积累占30%左右,证券市场和社会集资占20%左右,但银行的借贷活动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指令性计划的约束。货币政策管理侧重于银行借贷规模和现金发行量指标,而非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节供应量,财政政策手段由于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分级包干体制的原因很不灵活。
在对外经济方面,从基本封闭的经济体系初步转向开放性经济体系。改革1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92年对外贸易总额达1650亿美元,成为国际上第十一个贸易国,总共实际使用外资988.3亿美元,其中1992年实际使用外资192亿美元,已登记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超过10万家。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国内体制的严重牵制,对外贸易的管理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接行政控制。关税减免情况严重,1992年实际征收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4.6%。
改革开放15年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逐步展开,已经具备了全局性整体性推进改革的条件。同时,在改革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不平衡。在发展多种所有制、放开商品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相对快一些,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和宏观体制改革方面却明显滞后。现行体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在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之间,在国内经济和涉外经济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经营目标扭曲,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清,盲目投资冲动强烈。部分生产资料如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市场信号和市场秩序的混乱。计划、财政、银行在调控目标和手段上,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调,助长了投资和信贷的盲目扩张。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改革的深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政治的稳定,迫切要求改革的综合协调和全面性整体推进,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总体设计。
从发展情况来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未解决。例如:由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出;由于通货膨胀积累的压力较大,零售物价水平上涨的幅度仍然居高不下;由于国内需求过旺,加上外贸体制没有理顺,致使进口势头强劲,出口增长缓慢,出现外贸逆差;国家财政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财政困难没有缓解。这些问题,主要靠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从长远看,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要使我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赶上中等发达水平;要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摘自人民出版社《改革只有进行时: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作者:高尚全)
国有企业通过放权让利改革,经营机制发生了一定变化,但总体上没有取得根本性突破。产权关系没有理顺,政企不分问题突出,国有资产存量结构调整困难,折旧计提严重不足,明亏、潜亏企业达2/3以上。
在商品生产和流通领域,传统的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协调已经受到根本削弱,市场供求机制已开始发挥基本的调节作用。农业生产已全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工业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下降到只有5%左右,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形成中,由国家定价的部分只占10%。生产资料的销售除一小部分仍受到各级政府的干预外,绝大部分已经进入市场。
在生产要素领域,不同程度地引进了市场调节,但行政性协调仍发挥着很大的作用。银行在社会资金融通领域的作用不断扩大,各种集资和证券市场快速发展,但银行的借贷活动仍受到各级政府的约束和干预,劳动力的流动性有了很大提高,土地的价值开始得到承认,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市场迅速发展,技术开始进入市场,知识产权概念逐渐普及。
在宏观经济管理领域,已从实物计划控制转向以信贷和财政为主的价值控制,但对金融的管理仍基本上依赖直接计划和行政手段。在社会资金流量的分配中,银行信用社融通资金占50%左右,政府、企业和居民自我积累占30%左右,证券市场和社会集资占20%左右,但银行的借贷活动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指令性计划的约束。货币政策管理侧重于银行借贷规模和现金发行量指标,而非通过控制基础货币来调节供应量,财政政策手段由于现行的税收体制和分级包干体制的原因很不灵活。
在对外经济方面,从基本封闭的经济体系初步转向开放性经济体系。改革15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92年对外贸易总额达1650亿美元,成为国际上第十一个贸易国,总共实际使用外资988.3亿美元,其中1992年实际使用外资192亿美元,已登记注册的“三资”企业已超过10万家。但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受到国内体制的严重牵制,对外贸易的管理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直接行政控制。关税减免情况严重,1992年实际征收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4.6%。
改革开放15年来,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迅速扩大,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逐步展开,已经具备了全局性整体性推进改革的条件。同时,在改革中也存在着许多不协调、不平衡。在发展多种所有制、放开商品市场、扩大对外开放方面相对快一些,而在国有企业改革、要素市场和宏观体制改革方面却明显滞后。现行体制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部门之间,在微观搞活和宏观调控之间,在国内经济和涉外经济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协调。国有企业产权关系不清,经营目标扭曲,各级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清,盲目投资冲动强烈。部分生产资料如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双轨制”造成了市场信号和市场秩序的混乱。计划、财政、银行在调控目标和手段上,缺乏有效的配合和协调,助长了投资和信贷的盲目扩张。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着改革的深化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而且影响着社会政治的稳定,迫切要求改革的综合协调和全面性整体推进,需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总体设计。
从发展情况来看,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仍未解决。例如:由于政府职能转换滞后,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然突出;由于通货膨胀积累的压力较大,零售物价水平上涨的幅度仍然居高不下;由于国内需求过旺,加上外贸体制没有理顺,致使进口势头强劲,出口增长缓慢,出现外贸逆差;国家财政收入不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步增长,财政困难没有缓解。这些问题,主要靠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从长远看,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要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1世纪中叶,要使我国经济再上一个台阶,赶上中等发达水平;要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多地依靠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国民素质,所有这些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根本的出路在于建立一个新的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如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涉及到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须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
(摘自人民出版社《改革只有进行时:对3个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回顾》 作者:高尚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