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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关于晚清时期西学对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显然存在理解上的误区。□由于该书在选用史料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其可读性的下降。□作者在行文上亦多有欠斟酌之处。
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郝秉键、李志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日前逛书店,见一装帧素雅大方的新书,名曰《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该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粗翻一下,觉得不错,于是购下。治历史的学者,研究重点往往放在少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而对广大的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缺环。近年来,学术界对晚清时期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是成系统的专著仍是凤毛麟角。因此,乍见该书,便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细细翻阅,觉得作者对一些问题确实是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发现了书中的一些不足和错谬,不禁有些惋惜。以下试浅析一下该书的优点与缺憾,不当之处还望两位作者及学界前辈海涵并指正。
一
关于格致书院,自1956年K.Biggerstaff的论文〔1〕发表以来,先后有王尔敏〔2〕、熊月之〔3〕350—391、王扬宗〔4〕36—47、尚智丛〔5〕72—82等人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已经弄清楚了格致书院的筹办经过、格致书院课艺的举办及其对新思潮的启发等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郝秉键和李志军合著的《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以下简称“郝、李合著《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在不少问题上都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全书共七章。
第一章“上海格致书院的教育创新”,详细论述了格致书院的创建过程、办学宗旨、经费来源、管理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本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以看出作者在寻找史料上的确下了一番苦功。如,作者从《北华捷报》上新发现了格致书院开院前书院董事会的2次会议记录,得以更清晰地了解格致书院的创办过程和相关人事安排,比王尔敏、熊月之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详细程度上更进了一步。作者还澄清了《格致汇编》与格致书院的关系问题。王尔敏在其著作中将《格致汇编》视为格致书院的出版物,认为它是书院在引介西方科学技术新知识过程中三项具有显著成就的大事之一(另两项分别为实施西方科技教育课程与举行考课)〔2〕31。而熊月之则认为,《格致汇编》虽为傅兰雅所办,但并非代表格致书院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在刊物的经费来源方面与格致书院亦并无关系〔3〕355。郝、李合著之《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则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证明了《格致汇编》确为格致书院董事会认定的书院“机关报”,虽然办刊经费不出自书院,但该刊仍属于格致书院的附属单位〔6〕38。本章还基本澄清了格致书院的性质及其运作模式,较之前人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在第二章“西洋观”中,作者全面解读了《格致书院课艺》中有关西学、西政的论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考生们的西学观和西政观。在论述西学观时,作者对清后期盛行的“西学中源”论的来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格致书院课艺》中有关“中西学关系”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很充分的研究。作者还根据己丑年(1889)春季孙维新的考课答卷,对文中征引的134种西学书目进行整理,编制表格〔6〕66—70,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学在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作者还根据《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格致类答卷整理了各学科知识点〔6〕78—86,分数学、声学、光学、电学、热学、天学、气象、地理学、化学、水学、气学、重学、医学等13类列出,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当时考生们对西学各学科有关原理及其功用的掌握情况。
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为“实学教育思想”、“国防思想”、“重商思想”、“实业思想”、“财金思想”。在这四章中,作者亦仍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依据,在解读考生们的考课论文的基础上,来展示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对教育、国防、商业、财政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相比前两章而言,这几章的研究在内容和深度上稍显薄弱。
总的来说,第一、二章是作者着墨的重点,占全书正文部分的2/5。作者关于晚清时期西学对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
对历代普通民间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国内外都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甚至可以说基础还相当的薄弱。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史料的收集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郝、李合著的《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出现一些疏失在所难免。作为后学晚辈,笔者斗胆就几个小问题作一些讨论。
第一,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显然存在理解上的误区。作者在“前言”里说:“关于上海格致书院的学生人数并无确切记载,但据熊月之统计,格致书院课艺共奖励1878人次,以此而推算,其学生估计不下数千人。”〔6〕6作者无疑是对“学生”和“考生”这两个概念有所混淆,对熊著亦有断章取义之嫌。格致书院虽然是一所兼具招生、教学、科普以及科学咨询等职能的学术机构,但是事实上,格致书院本身的学生并不多,即使是在王韬主持书院后,最初也是“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然皆流连往返,或过而不留,求其确有心得者,又未之见也”;“董事中有欲扩充斯院者,收生徒若干人,肄业其中,苦于经费不足,有愿莫偿”〔7〕1。可见,限于经费的不足,当时书院在规模和影响上都还很小,根本谈不上大规模招生。在举行四季考课及春秋特课后,来书院学习的士子才逐渐增多,但在最多时也不过百多人,此亦有王韬之语为证:“自己丑始,又请南北洋大臣,别于春秋两季创行特课。院中肄业士子,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8〕1。作者引用熊著之数据,欲以证明书院学生人数之众,恰恰犯了概念上的错误。熊著中所统计的1878人次,是参加考课后获得超等、特等、一等奖励的人次,而参加格致书院四季考课及春秋特课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并不一定是格致书院的学生。其后的全书正文中,作者在引征《格致书院课艺》中的相关史料时,亦每每提及是“格致书院学生”所作,在无形中误导了读者,实在是很不应该的。第二,作者在史料的选择与使用上尚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第二章“西学观”中,为了说明考生们的科技知识水平,作者摘引了《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年(1889)春季特课中王佐才和钟天纬的两篇答卷。在结论中,作者这样说:“进化论这一最新的西学知识已为部分中国士大夫所吸收,其中,包括……普通知识分子(钟天纬、王佐才等)……”〔6〕74。这说明作者对钟天纬和王佐才这“两个人”的身份还没有了解清楚。事实上,在戊子年(1888)《格致书院课艺》秋季课艺超等第一名李龙光的答卷中,王韬已经点评得非常清楚:“……后闻此篇为广东候补县丞钟天纬所作,讬名于李龙光。是课列前矛者三人皆出于一人手笔,然则其才殊不凡矣。”〔9〕32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获得超等前三名的李龙光、朱震甲、王佐才等三人均为钟天纬之托名,那么己丑年课艺中两份分别署名为王佐才和钟天纬的答卷,无疑应当也出自钟天纬一人之手。其实,只需把《格致书院课艺》中王佐才的答卷与钟天纬的文集《刖足集》和《格致课存》对比一下,便可以发现王佐才即钟天纬。而作者却对这“两人”的文章分别引用和论述,显然是未能深入考查的结果。事实上,这个错误在熊著中亦同样存在〔3〕371—372,而王扬宗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中,曾经发表一篇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书评,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10〕。王扬宗与熊月之二人所展开的相关讨论,在当时甚至引起了科学史界很大的反响,而郝秉键、李志军二人没有注意到,对于《晚清民间知识分子》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实在是一个损失和遗憾。
另外,通观全书,作者所依靠的基本上是《格致书院课艺》这一套材料。既然名为《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那么,无论如何也总需要一些别的来源的材料吧?在“前言”中,作者提到“由于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史籍,一时难以全面收集”。其实,若作者肯稍稍费心,还是很轻易就可以占有一些相关史料的,如钟天纬的《刖足集》和《格致课存》、杨毓煇的《寿椿庐富强刍议》等;还有同时代其他一些书院的课艺,如《上海求志书院课艺》、《崇实书院课艺》等均为民间知识分子所作,亦多有议论时政、格致的论文;而且,清末所编辑的各种“经世文编”(如《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济文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等),也对民间知识分子的文章多有收录。作者若要系统研究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结合这些史料来阐述,应当是必要的,也是富有意义的。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1〕145优秀、精彩的历史研究,从来都是建立在丰富、严谨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原始资料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研究课题的“瘸腿”。由于该书在选用史料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其可读性的下降。在第二章第二节论述“西政观”、第六章论述“实业思想”、第七章论述“财金思想”时,作者基本上都是在介绍考生们课卷的内容,而极少有自己的评论,更谈不上与别的史料相对照。在第三章论述“人才教育思想”时,作者干脆直截了当地将阅卷人各年的评语照搬,一一罗列,不带任何别的说明〔6〕118—122;作者的本意似是为了表现命题者对人才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些评语所能起的作用,显然背离了作者的这一愿望。可以说,史料的单薄,是该书的一个致命伤。
谈到这里,感觉该书的标题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该书的小标题是“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而全书第二章到第七章基本是以《格致书院课艺》为基础进行的讨论,没有涉及其他“民间知识分子”的史料;介绍格致书院创办及经营的第一章,又与“晚清民间知识分子思想”这一主题没有多少关系。窃以为将小标题改为“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或许会更妥当。
第三,该书在内容的安排上似乎不够严谨。上面提到,该书第二章已就考生们对“中西学的关系”的不同反应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亦对“西学中源”论的来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然而,在第三章第三节中,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并以很大的篇幅进行了论述〔6〕139—144。虽然该节中的讨论被冠以“实理理论”之名,然其所主要讨论的对象,仍然是考生们对“中西学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见解,“旧瓶装新酒”之嫌疑无论如何是摆脱不掉了。另外,一些无关大局的常识介绍过多,亦影响了该书的整体面貌。第四章第一节中,对欧洲列强与周边形势的介绍,显然有些偏多。作者以整整五页的篇幅介绍了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6〕149—153。姑且不论当时的考生是否真的能认清当时的世界局势,单是文中所叙述的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17年的各国军备竞赛,就有些让读者如坠云雾、不知所以:难道在1893年以前的考生们,已经可以预见或感知到十多年后的世界格局了么?作者之所以用了如此大的篇幅,当然是为了更清晰地表现考生们对当时时局的认识;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坦白一点说,就是为了凑字数了。
第四,作者在行文上亦多有欠斟酌之处,笔者在此谨先指出几处很容易发现的谬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梁启超将《格致书院课艺》列入其编写《西学书目表》中”〔6〕8,笔者恰恰在一年前曾查考过这个小问题,当时并未发现《西学书目表》中对《格致书院课艺》有收入,未知作者所用的《西学书目表》是否另有版本?作者的这一“定论”,究竟是经过了查考的,还是人云亦云?同是在“前言”的同一页,作者提到,“20世纪初刊行《东西学书录》、《新辑时务汇通》等书都选用许多《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文章”〔6〕8。治近代史的学者都知道,《东西学书录》是徐维则辑的有关近代著译书目的著作,试问如何能收录《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文章?〔12〕7第二章中,作者在论述中西学关系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在认定中西学之不同源流与差异的基础上,书院学生不再提西学源于中学。”〔6〕49事实上,考生们在课卷中都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从丁亥(1887)到癸巳(1893),涉及中西学的课题,都是既有考生认为“西学中源”,亦有考生认为“中西学不同源”的。(这也显示出格致书院及命题者的兼容并包精神,他们对于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对课艺的评定,只问其是否言之在理、自成系统,而不问观点是否符合阅卷者本人的见解。)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诸如65页,作者称孙维新的答卷“共述及、评介了160余本西学书籍”,其实作者只要稍稍做一下加法运算,即可知道不是“160”而是“134”,这类问题当是作者粗心所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第五,该书附录中的“格致书院课艺一览表”系转引自熊著,但作者似是为了追求标新立异而稍做了处理。若是处理后能较原表有所进步,倒也无可厚非,但作者恰恰弄巧成拙,新表不仅不如旧表阅读起来一目了然,而且作者还将内容编排错了。格致书院自丁亥(1887)以后便在四季考课的基础上增加了春秋特课,一年共有六次考课。其中四季的考课聘请院外名流命题和评阅,而春秋特课则必由南北洋大臣命题和评阅,以示隆重与荣宠。可见,春秋特课较之四季考课,无论对书院还是考生来说,都更为重要。而作者将春季考课和春季特课、秋季考课和秋季特课的课题编排在了一起,这样不仅忽略了春秋特课的重要性,而且混淆了各次课艺所命课题,使得命题人与所命课题无法一一对应。作者显然也被自己的“创意”所害,因为该表竟将庚寅(1890)夏季和秋季课艺的命题人和考课题目弄混了。沈秉成应该是庚寅秋季特课的命题人,聂缉椝则是庚寅秋季课艺的命题人,而在表中,沈秉成与吴福茨一起成了庚寅夏季课艺的命题人,聂缉椝则成了庚寅秋季特课的命题人。相似的问题在该表中不止一处,庚寅(1890)春季特课的命题人李鸿章、壬辰(1892)秋季特课的命题人刘坤一都没有出现在表中,壬辰春和癸巳(1893)秋则显然无法让读者分清楚哪些是春季特课题目、哪些是春季考课题目〔6〕292—306。另外,戊子(1888)秋季课艺的题目,作者亦弄错了。
最后,不知道是作者的原因还是出版社的原因,该书在字词上的错误亦比比皆是。在此仅举几例:22页第12行的“冯俊光”应为“冯焌光”(该表中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李凤苞当时应仍是在任官员,作者误将其划出了官员的行列),110页第16行的“在泰西叙述……”应为“在叙述泰西……”,191页第5行的“柯泰来”应为“柯来泰”,282页第22行的“顾山介”应为“顾岕”、末行的“考狄文”应为“狄考文”,283页第16行的“梅谷成”应为“梅瑴成”〔13〕,296页两次出现的“聂楫椝”均应为“聂缉椝”,303页第25行的“党库”应为“党庠”。至于书中的一些引文,亦存在字词上的错漏,不再一一列举。
笔者提出了该书中存在的以上一些疏误,并不想否认该书对“晚清中国民间知识分子思想”这一课题所作出的努力。它对《格致书院课艺》进行了详尽的解读,综合了前人关于“格致书院”研究上的主要成果,也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格致书院课艺》的史学著作,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在肯定该书的学术贡献的同时,亦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谨供作者及读者参考。评注释
〔1〕Knight Biggerstaff (毕乃德),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ttempt to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 (2), May 1956.
〔2〕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王扬宗:《〈格致汇编〉之中国编辑者考》,文献,1995。237—243;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96。
〔5〕尚智丛:《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清史研究,2001。
〔6〕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格致书院课艺•格致书院丁亥年课艺序》。
〔8〕《格致书院课艺•格致书院辛卯年课艺序》。
〔9〕《格致书院课艺•戊子秋季课艺答卷》。
〔10〕王扬宗:《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近代史研究,1996,(2):296—302。王扬宗的书评在《近代史研究》中发表后,立即便得到了熊月之的回应,在同年第5期发表,此后1997年第2期又发表了两人的通信,这些讨论中均涉及了这一“托名”的问题。王扬宗和熊月之的相关讨论请参见熊月之:《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书评的回应》,近代史研究,1996.(5):172—181,及王扬宗、熊月之:《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再讨论》,近代史研究,1997.(1):292—299。
〔11〕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1998。
〔12〕事实上,《东西学书录》确实收录了《格致书院课艺》一书,但它是将书名收录,而不是作者所谓的“选用许多《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文章”。参见徐维则:《东西学书录•附中国人辑著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排印本。
〔13〕王尔敏《格致书院志略》的《上海格致书院课艺征引书目表》中,亦将“瑴”错为“穀(谷)”。郝、李合著所附之表的大部分系引自王著,但研究清史而不知道“梅瑴成”,将“梅瑴成”错为“梅谷成”,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
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
郝秉键、李志军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日前逛书店,见一装帧素雅大方的新书,名曰《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该书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粗翻一下,觉得不错,于是购下。治历史的学者,研究重点往往放在少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著名知识分子,而对广大的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则成为一个缺环。近年来,学术界对晚清时期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有所加强,但是成系统的专著仍是凤毛麟角。因此,乍见该书,便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细细翻阅,觉得作者对一些问题确实是进行了难能可贵的深入研究的同时,也发现了书中的一些不足和错谬,不禁有些惋惜。以下试浅析一下该书的优点与缺憾,不当之处还望两位作者及学界前辈海涵并指正。
一
关于格致书院,自1956年K.Biggerstaff的论文〔1〕发表以来,先后有王尔敏〔2〕、熊月之〔3〕350—391、王扬宗〔4〕36—47、尚智丛〔5〕72—82等人进行过专门的探讨,已经弄清楚了格致书院的筹办经过、格致书院课艺的举办及其对新思潮的启发等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郝秉键和李志军合著的《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以下简称“郝、李合著《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在不少问题上都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第一章和第二章)。
全书共七章。
第一章“上海格致书院的教育创新”,详细论述了格致书院的创建过程、办学宗旨、经费来源、管理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本章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以看出作者在寻找史料上的确下了一番苦功。如,作者从《北华捷报》上新发现了格致书院开院前书院董事会的2次会议记录,得以更清晰地了解格致书院的创办过程和相关人事安排,比王尔敏、熊月之等人的研究成果在详细程度上更进了一步。作者还澄清了《格致汇编》与格致书院的关系问题。王尔敏在其著作中将《格致汇编》视为格致书院的出版物,认为它是书院在引介西方科学技术新知识过程中三项具有显著成就的大事之一(另两项分别为实施西方科技教育课程与举行考课)〔2〕31。而熊月之则认为,《格致汇编》虽为傅兰雅所办,但并非代表格致书院编辑、出版《格致汇编》,在刊物的经费来源方面与格致书院亦并无关系〔3〕355。郝、李合著之《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则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证明了《格致汇编》确为格致书院董事会认定的书院“机关报”,虽然办刊经费不出自书院,但该刊仍属于格致书院的附属单位〔6〕38。本章还基本澄清了格致书院的性质及其运作模式,较之前人的研究更进了一步。
在第二章“西洋观”中,作者全面解读了《格致书院课艺》中有关西学、西政的论文,系统、深入地论述了考生们的西学观和西政观。在论述西学观时,作者对清后期盛行的“西学中源”论的来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并对《格致书院课艺》中有关“中西学关系”问题的讨论进行了很充分的研究。作者还根据己丑年(1889)春季孙维新的考课答卷,对文中征引的134种西学书目进行整理,编制表格〔6〕66—70,充分说明了当时西学在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中产生的巨大影响。此外,作者还根据《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格致类答卷整理了各学科知识点〔6〕78—86,分数学、声学、光学、电学、热学、天学、气象、地理学、化学、水学、气学、重学、医学等13类列出,使我们能一目了然地了解当时考生们对西学各学科有关原理及其功用的掌握情况。
第三章到第七章分别为“实学教育思想”、“国防思想”、“重商思想”、“实业思想”、“财金思想”。在这四章中,作者亦仍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依据,在解读考生们的考课论文的基础上,来展示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对教育、国防、商业、财政等方面的观点与看法。相比前两章而言,这几章的研究在内容和深度上稍显薄弱。
总的来说,第一、二章是作者着墨的重点,占全书正文部分的2/5。作者关于晚清时期西学对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探讨,作出了可贵的努力,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
对历代普通民间知识分子的研究,在国内外都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甚至可以说基础还相当的薄弱。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史料的收集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郝、李合著的《晚清民间知识分子》出现一些疏失在所难免。作为后学晚辈,笔者斗胆就几个小问题作一些讨论。
第一,作者对一些重要概念显然存在理解上的误区。作者在“前言”里说:“关于上海格致书院的学生人数并无确切记载,但据熊月之统计,格致书院课艺共奖励1878人次,以此而推算,其学生估计不下数千人。”〔6〕6作者无疑是对“学生”和“考生”这两个概念有所混淆,对熊著亦有断章取义之嫌。格致书院虽然是一所兼具招生、教学、科普以及科学咨询等职能的学术机构,但是事实上,格致书院本身的学生并不多,即使是在王韬主持书院后,最初也是“四方之士无日而不来,然皆流连往返,或过而不留,求其确有心得者,又未之见也”;“董事中有欲扩充斯院者,收生徒若干人,肄业其中,苦于经费不足,有愿莫偿”〔7〕1。可见,限于经费的不足,当时书院在规模和影响上都还很小,根本谈不上大规模招生。在举行四季考课及春秋特课后,来书院学习的士子才逐渐增多,但在最多时也不过百多人,此亦有王韬之语为证:“自己丑始,又请南北洋大臣,别于春秋两季创行特课。院中肄业士子,多则百余人,少亦数十人,无不争自濯磨,共相奋勉”〔8〕1。作者引用熊著之数据,欲以证明书院学生人数之众,恰恰犯了概念上的错误。熊著中所统计的1878人次,是参加考课后获得超等、特等、一等奖励的人次,而参加格致书院四季考课及春秋特课的考生,来自全国各地,并不一定是格致书院的学生。其后的全书正文中,作者在引征《格致书院课艺》中的相关史料时,亦每每提及是“格致书院学生”所作,在无形中误导了读者,实在是很不应该的。第二,作者在史料的选择与使用上尚存在一些问题。如在第二章“西学观”中,为了说明考生们的科技知识水平,作者摘引了《格致书院课艺》己丑年(1889)春季特课中王佐才和钟天纬的两篇答卷。在结论中,作者这样说:“进化论这一最新的西学知识已为部分中国士大夫所吸收,其中,包括……普通知识分子(钟天纬、王佐才等)……”〔6〕74。这说明作者对钟天纬和王佐才这“两个人”的身份还没有了解清楚。事实上,在戊子年(1888)《格致书院课艺》秋季课艺超等第一名李龙光的答卷中,王韬已经点评得非常清楚:“……后闻此篇为广东候补县丞钟天纬所作,讬名于李龙光。是课列前矛者三人皆出于一人手笔,然则其才殊不凡矣。”〔9〕32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获得超等前三名的李龙光、朱震甲、王佐才等三人均为钟天纬之托名,那么己丑年课艺中两份分别署名为王佐才和钟天纬的答卷,无疑应当也出自钟天纬一人之手。其实,只需把《格致书院课艺》中王佐才的答卷与钟天纬的文集《刖足集》和《格致课存》对比一下,便可以发现王佐才即钟天纬。而作者却对这“两人”的文章分别引用和论述,显然是未能深入考查的结果。事实上,这个错误在熊著中亦同样存在〔3〕371—372,而王扬宗在《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中,曾经发表一篇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书评,已经提到过这个问题〔10〕。王扬宗与熊月之二人所展开的相关讨论,在当时甚至引起了科学史界很大的反响,而郝秉键、李志军二人没有注意到,对于《晚清民间知识分子》这一课题的研究而言,实在是一个损失和遗憾。
另外,通观全书,作者所依靠的基本上是《格致书院课艺》这一套材料。既然名为《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那么,无论如何也总需要一些别的来源的材料吧?在“前言”中,作者提到“由于民间知识分子思想的资料散见于各种史籍,一时难以全面收集”。其实,若作者肯稍稍费心,还是很轻易就可以占有一些相关史料的,如钟天纬的《刖足集》和《格致课存》、杨毓煇的《寿椿庐富强刍议》等;还有同时代其他一些书院的课艺,如《上海求志书院课艺》、《崇实书院课艺》等均为民间知识分子所作,亦多有议论时政、格致的论文;而且,清末所编辑的各种“经世文编”(如《皇朝经世文三编》、《皇朝经济文编》、《皇朝经世文统编》等),也对民间知识分子的文章多有收录。作者若要系统研究晚清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结合这些史料来阐述,应当是必要的,也是富有意义的。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1〕145优秀、精彩的历史研究,从来都是建立在丰富、严谨的史料基础之上的。原始资料的缺失必然会导致研究课题的“瘸腿”。由于该书在选用史料方面的局限性,导致了其可读性的下降。在第二章第二节论述“西政观”、第六章论述“实业思想”、第七章论述“财金思想”时,作者基本上都是在介绍考生们课卷的内容,而极少有自己的评论,更谈不上与别的史料相对照。在第三章论述“人才教育思想”时,作者干脆直截了当地将阅卷人各年的评语照搬,一一罗列,不带任何别的说明〔6〕118—122;作者的本意似是为了表现命题者对人才问题的关注,然而这些评语所能起的作用,显然背离了作者的这一愿望。可以说,史料的单薄,是该书的一个致命伤。
谈到这里,感觉该书的标题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该书的小标题是“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而全书第二章到第七章基本是以《格致书院课艺》为基础进行的讨论,没有涉及其他“民间知识分子”的史料;介绍格致书院创办及经营的第一章,又与“晚清民间知识分子思想”这一主题没有多少关系。窃以为将小标题改为“以《格致书院课艺》为中心”,或许会更妥当。
第三,该书在内容的安排上似乎不够严谨。上面提到,该书第二章已就考生们对“中西学的关系”的不同反应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讨论,亦对“西学中源”论的来源和发展进行了梳理。然而,在第三章第三节中,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及,并以很大的篇幅进行了论述〔6〕139—144。虽然该节中的讨论被冠以“实理理论”之名,然其所主要讨论的对象,仍然是考生们对“中西学的关系”问题的不同见解,“旧瓶装新酒”之嫌疑无论如何是摆脱不掉了。另外,一些无关大局的常识介绍过多,亦影响了该书的整体面貌。第四章第一节中,对欧洲列强与周边形势的介绍,显然有些偏多。作者以整整五页的篇幅介绍了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6〕149—153。姑且不论当时的考生是否真的能认清当时的世界局势,单是文中所叙述的从19世纪50年代一直到1917年的各国军备竞赛,就有些让读者如坠云雾、不知所以:难道在1893年以前的考生们,已经可以预见或感知到十多年后的世界格局了么?作者之所以用了如此大的篇幅,当然是为了更清晰地表现考生们对当时时局的认识;但是另外一个原因,坦白一点说,就是为了凑字数了。
第四,作者在行文上亦多有欠斟酌之处,笔者在此谨先指出几处很容易发现的谬误。作者在“前言”中提到,“梁启超将《格致书院课艺》列入其编写《西学书目表》中”〔6〕8,笔者恰恰在一年前曾查考过这个小问题,当时并未发现《西学书目表》中对《格致书院课艺》有收入,未知作者所用的《西学书目表》是否另有版本?作者的这一“定论”,究竟是经过了查考的,还是人云亦云?同是在“前言”的同一页,作者提到,“20世纪初刊行《东西学书录》、《新辑时务汇通》等书都选用许多《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文章”〔6〕8。治近代史的学者都知道,《东西学书录》是徐维则辑的有关近代著译书目的著作,试问如何能收录《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文章?〔12〕7第二章中,作者在论述中西学关系时,用了这样一句话:“在认定中西学之不同源流与差异的基础上,书院学生不再提西学源于中学。”〔6〕49事实上,考生们在课卷中都是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并不存在孰先孰后的问题,从丁亥(1887)到癸巳(1893),涉及中西学的课题,都是既有考生认为“西学中源”,亦有考生认为“中西学不同源”的。(这也显示出格致书院及命题者的兼容并包精神,他们对于选拔人才是不拘一格的,对课艺的评定,只问其是否言之在理、自成系统,而不问观点是否符合阅卷者本人的见解。)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诸如65页,作者称孙维新的答卷“共述及、评介了160余本西学书籍”,其实作者只要稍稍做一下加法运算,即可知道不是“160”而是“134”,这类问题当是作者粗心所致,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第五,该书附录中的“格致书院课艺一览表”系转引自熊著,但作者似是为了追求标新立异而稍做了处理。若是处理后能较原表有所进步,倒也无可厚非,但作者恰恰弄巧成拙,新表不仅不如旧表阅读起来一目了然,而且作者还将内容编排错了。格致书院自丁亥(1887)以后便在四季考课的基础上增加了春秋特课,一年共有六次考课。其中四季的考课聘请院外名流命题和评阅,而春秋特课则必由南北洋大臣命题和评阅,以示隆重与荣宠。可见,春秋特课较之四季考课,无论对书院还是考生来说,都更为重要。而作者将春季考课和春季特课、秋季考课和秋季特课的课题编排在了一起,这样不仅忽略了春秋特课的重要性,而且混淆了各次课艺所命课题,使得命题人与所命课题无法一一对应。作者显然也被自己的“创意”所害,因为该表竟将庚寅(1890)夏季和秋季课艺的命题人和考课题目弄混了。沈秉成应该是庚寅秋季特课的命题人,聂缉椝则是庚寅秋季课艺的命题人,而在表中,沈秉成与吴福茨一起成了庚寅夏季课艺的命题人,聂缉椝则成了庚寅秋季特课的命题人。相似的问题在该表中不止一处,庚寅(1890)春季特课的命题人李鸿章、壬辰(1892)秋季特课的命题人刘坤一都没有出现在表中,壬辰春和癸巳(1893)秋则显然无法让读者分清楚哪些是春季特课题目、哪些是春季考课题目〔6〕292—306。另外,戊子(1888)秋季课艺的题目,作者亦弄错了。
最后,不知道是作者的原因还是出版社的原因,该书在字词上的错误亦比比皆是。在此仅举几例:22页第12行的“冯俊光”应为“冯焌光”(该表中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地方是,李凤苞当时应仍是在任官员,作者误将其划出了官员的行列),110页第16行的“在泰西叙述……”应为“在叙述泰西……”,191页第5行的“柯泰来”应为“柯来泰”,282页第22行的“顾山介”应为“顾岕”、末行的“考狄文”应为“狄考文”,283页第16行的“梅谷成”应为“梅瑴成”〔13〕,296页两次出现的“聂楫椝”均应为“聂缉椝”,303页第25行的“党库”应为“党庠”。至于书中的一些引文,亦存在字词上的错漏,不再一一列举。
笔者提出了该书中存在的以上一些疏误,并不想否认该书对“晚清中国民间知识分子思想”这一课题所作出的努力。它对《格致书院课艺》进行了详尽的解读,综合了前人关于“格致书院”研究上的主要成果,也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资料。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格致书院课艺》的史学著作,这是一个不错的开端。在肯定该书的学术贡献的同时,亦提出笔者的一孔之见,谨供作者及读者参考。评注释
〔1〕Knight Biggerstaff (毕乃德), “Shanghai Polytechnic Institution and Reading Room: Attempt to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he Chines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25 (2), May 1956.
〔2〕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王扬宗:《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科学出版社,2000;王扬宗:《〈格致汇编〉之中国编辑者考》,文献,1995。237—243;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96。
〔5〕尚智丛:《1886—1894年间近代科学在晚清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上海格致书院格致类课艺分析》,清史研究,2001。
〔6〕郝秉键、李志军:《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7〕《格致书院课艺•格致书院丁亥年课艺序》。
〔8〕《格致书院课艺•格致书院辛卯年课艺序》。
〔9〕《格致书院课艺•戊子秋季课艺答卷》。
〔10〕王扬宗:《一部瑕瑜互见的西学东渐史——评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近代史研究,1996,(2):296—302。王扬宗的书评在《近代史研究》中发表后,立即便得到了熊月之的回应,在同年第5期发表,此后1997年第2期又发表了两人的通信,这些讨论中均涉及了这一“托名”的问题。王扬宗和熊月之的相关讨论请参见熊月之:《对〈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书评的回应》,近代史研究,1996.(5):172—181,及王扬宗、熊月之:《关于〈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再讨论》,近代史研究,1997.(1):292—299。
〔11〕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1998。
〔12〕事实上,《东西学书录》确实收录了《格致书院课艺》一书,但它是将书名收录,而不是作者所谓的“选用许多《格致书院课艺》中的文章”。参见徐维则:《东西学书录•附中国人辑著书》,光绪二十五年(1899)排印本。
〔13〕王尔敏《格致书院志略》的《上海格致书院课艺征引书目表》中,亦将“瑴”错为“穀(谷)”。郝、李合著所附之表的大部分系引自王著,但研究清史而不知道“梅瑴成”,将“梅瑴成”错为“梅谷成”,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作者单位: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