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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样板戏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演出之后在全国影响极大，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广大农村也迅速得到普及。1968年，我们定襄县一些条件较好的大村大队开始排练并演出样板戏，1969年进入高潮，差不多村村排练样板戏，即使条件不行的小村大队，也演选场，唱片段。剧目以《沙家浜》为最多，《红灯记》次之，《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则很少。唱腔都采用地方戏的腔调，以晋剧为主，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都有。到1970年冬，流入农村的革命现代戏明显多了起来，有的村子就又排练了《红色娘子军》、《红嫂》等等。到1971年农村自编自演的革命小戏，包括新词旧调的"二人台"之类也就登上了舞台。到这时，除了专业剧团外，农村的宣传队就不再演样板戏了。
本文以定襄县牛台村(那时改叫"工农大队")为例，对当年排练样板戏的过程作个回忆，以起窥斑见豹之效吧。
在"文革"中更名为"工农大队"的牛台村，在定襄县属于小村大队，200多户人家，800多口人，且位居半坡区，经济也不很发达。这个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正月十五闹红火的老传统，而且争强好胜，闹红火年年不甘落人后。在普及样板戏的过程中，该村不顾村子小、人才少的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决定排练《沙家浜》全剧。村干部还提出一个革命口号："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智取威虎山》唱词)，青年们热情冲动，热烈响应。社员们听说上边又允许"闹红火"了，也很高兴。
那时候，村里的红火队也改为"宣传队"，有一段时间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9年，因排练《沙家浜》，实际上宣传队又变成了"剧团"，演员一般都来自基干民兵和由其骨干组成的"战天斗地突击队"里。他们白天干着高强度的活儿，晚上练戏。那时已是秋末冬初，"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是深翻土地，就是用长条铁锹(锹头呈长方形，长尺余，宽6寸)去翻已秋收过的土地。突击队翻地，很有一种气势，30多个男女青年，一字儿排开，间隔一米多，身着黄、灰两色流行装，在猎猎红旗下，刷刷刷，冲冲冲，飒爽英姿四尺锹，阳光底下显英豪--那时候"突击队"干活还确实含有一种表演出来让广大革命社员检阅的意味。
"剧团"的领导班子也没有怎样的"组阁"过程，民兵连长兼突击队长自然就又兼上了剧团团长，其他的民兵干部如指导员、副连长们都也不言自明地去掌办剧务，跑前跑后。
主要演员的挑选，既要看本人的长相、身段、嗓音，更要看出身、身份和职位(有的村也把出身不大好的青年选为主要演员，但那毕竟是"特殊人才")。《沙家浜》中的一号人物、高大全的革命形象--伤兵连长郭建光就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民兵连指导员担当(本人的演技和嗓音也并不怎样)，阿庆嫂的扮演者是民兵副排长，后来的妇联主任，沙奶奶的扮演者是副连长的妹妹，刁德一的扮演者是民兵连长，胡传魁这个草头王倒是看准了演员的长相，但他也是贫农子弟、民兵骨干，只因斗大的字不识半口袋，脑子又笨，所以他付出最多，辛苦最大，表现得特努力，一句台词要求人手把手地教五六遍，一个动作也要让人纠正七八次，但终究还是攻克难关，完成了革命任务。那时还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村里的老支书被斗下去之后，一位较年轻的新支书上任，他到任后，《沙家浜》已经开排，可这位支书也想演演戏，就只好把一位群众演员顶了下来，整场戏下来，他只跑一个过场，只喊一句台词："鬼子进村了!"可这位支书却一直演得挺认真，从没有马虎过。总而言之，那时候能在革命样板戏中当上一名演员，那可是莫大的荣幸和至高的荣誉，村里人甚至外村人都要另眼看待。
《沙家浜》剧组是一个很不小的队伍，除了演员外，还有文武场(丝弦乐队和鼓板队)和勤杂人员，共40多人(有人还兼职，一顶二差)，而这些人，无论是净末生旦丑，还是跑龙套打杂，或是打鼓拉胡琴，都是义务，都是为了宣传革命或叫搞革命宣传，无论搞到深夜还是凌晨，没有一分钱的补助，人们的心中就纯粹没有加班补助那样的概念。如果到外村宣传演出，演职人员可以提早收一会儿工，当然也不扣工分。
剧团组建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唱"的问题。什么人物遇到哪段唱词该如何唱。这事儿如果正儿八经理论起来，可是个大事儿，"唱腔设计"很是需要专业人才反复研究的，但事情落到像牛台这样的农村，就变得简单多了。把几个能哼几句山西梆子的所谓"戏迷"凑在一处，你一个建议，他一个意见，你试唱别人听，别人再唱你再听。这样，也没用几天(这里的"天"只指劳动之余那段时间，不是整天)，唱腔就定了下来，然后就叫演员去练。总的说来，唱词长的用"平板"，短点儿的用"夹板"或者"二性"，动了感情的就来段"流水"，旦有旦调，黑有黑腔，还很有梆子味儿。教唱得准不准确，是不是合谱合拍也说不上，反正演员就那么唱，乐队就那么跟，胡胡、二胡、板胡、胡琴，吱吱扭扭很来劲。后来，请一些懂戏的老者们看了，高兴地说："也还行!"
各自的唱段练到了一定的火候，就进入了排练阶段。这就遇到了第二个大问题--演员出台的动作、互相之间的配合，武场(梆鼓锣钹)的烘托......也就是如何导演的问题。"导演"之类的人才在牛台这类村子里就十分难找了，在大一点的村子里，可能有在专业剧团上工作过的，起码是见识过那场面，当时如果从外村聘请一个"内行"，很不现实，因为村村都演样板戏：如果聘请专业导演，一来人家不会来，二来演员和导演互相极不适应，导演不适应这群土掉渣的演员，反过来惯于闹红火的这些土把式也不适应那些过分严格的"规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县里听说牛台村演整本《沙家浜》，就派了县剧团的一位旦角下来辅导，那天破例让演员没有下地，可是辅导了老半天，效果也不大，一出戏，文武带打，一招一式，抬手动脚，都是有"路数"有"名堂"的，那一套大家还一时半会儿领会不了，掌握不了，所以，人家走后，仅作了"参考"。
土剧团就是有土办法，开始是演员自己思谋，大家共同出点子。后来，村里的一位回乡知青(文革前高中毕业，理解力强，想象力也丰富)，他认真研读过剧本之后，就大胆设计出了一套舞台动作，拿出来之后，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后来就由他来指导排练，但终究不称呼"导演"。经过几遍实际排练，再演再改，终于定了型。演员出场后，迈步、抬手也有了个架姿，转身、亮相也有了位置，该坐该站心中有了个数，也能踏上鼓点，配上锣鼓，就有了"唱大戏"的味道了。
整个排练过程中，演员们始终呈现出一种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人人用心，个个认真，那种执着，那种服从，真叫人感动。因为一个动作做不好挨批挨骂挨斥是常有的事，尤其是那位脾气暴躁的团长，眼珠一瞪，连吼带喊，真让人发怵。一些女演员实在吃不消了，就背过身去擦几把眼泪，很快就又得服服从从地上场。集体排练完了，个人还要练还要琢磨，有时还把"导演"拉过去给自己吃偏饭。
第三件事，就是解决服装、道具、化妆品等演出必须用品的问题。由于大队革委员的支持，这事儿倒没有多费难，但总的原则是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记得去了太原一趟，买回十多套新四军灰军装，一套胡传魁司令的黄呢军装，一套刁德一参谋长的黄军装，还买了一个阿庆嫂平绒围裙。跑了一趟县城，扯了几丈浅灰色的确良布缝制成幕布，买了一把二胡，其余都是自备。像阿庆嫂、沙奶奶及众多群众演员的服装都是自己解决。乐器大多由个人自备，锣、钹、鼓、梆都是历年来闹红火的家伙。化妆品更简单：凡士林、白粉胭脂，还有墨汁。凡士林打底，扑上白粉，再调以红色胭脂即成，眉眼就用墨汁勾划，后来演员们感到不好受又改为眉铅。说起来真让现在的人笑话，但那个年代，只要为了"革命"，什么都好说。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在舞台上两支100瓦的灯炮照耀下，演员个个演得很兴头，而且还颇能吸引观众。
经过冬天三个月的紧张排练，基本上成功了--说"紧张"，那可是真"紧张"。白天紧张地在地里劳动(时间紧任务也紧)，晚饭紧张地扒上几口，就到排练场紧张地排练。那时候，晚上还多有各种会议，如学习会、批判会、传达精神会、自我解剖会等等，常常是紧张地参加完会，继续排戏剧，所以12点以至凌晨一点两点散场是常有的事。
第二年春节，工农大队的《沙家浜》就开始到外村巡回演出了(这也是定襄人的一种传统)，每晚跑一个村。一般是下午5点出发(演员们可在4点收工，比别的社员提前近2小时)到了目的地，布置舞台、演员化妆需近1个小时，到7点多钟，社员们吃罢晚饭，陆陆续续聚拢而来，戏即可开演。
出外演出，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不少人连自行车都没有，有的找伴搭车，有的干脆就步行，不管怎样，自己的东西自己带。顺便插一句，那阵子剧团里有几对男女青年已经明显地相好起来，他们时不时地甜言蜜语相拥相抱，也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但不知什么原因，到后来这几对有情人却没有一对终成眷属的。
那时候剧团每到一处，不仅台上演得卖力，台下看得也很认真，配合得十分默契，没有一个呼嘘吹哨的，连小孩都安安静静的。这个谜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当年的农村文化生活太枯燥了，人们无论看到什么热闹都有一种解渴之感；或许是当年的革命社员太遵守纪律了；也或许是革命样板戏本身所特具的威严把人们唬住了；也或许样板戏的所唱所白把大家强烈地吸引住了......或者兼而有之。
样板戏的演出也给农村的文化宣传开了一条新路，像牛台村过去从来没有人上台演过戏，从这以后，连续三年，每年的春节、元宵节都有舞台节目。
(责编 董岩)
本文以定襄县牛台村(那时改叫"工农大队")为例，对当年排练样板戏的过程作个回忆，以起窥斑见豹之效吧。
在"文革"中更名为"工农大队"的牛台村，在定襄县属于小村大队，200多户人家，800多口人，且位居半坡区，经济也不很发达。这个村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正月十五闹红火的老传统，而且争强好胜，闹红火年年不甘落人后。在普及样板戏的过程中，该村不顾村子小、人才少的困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决定排练《沙家浜》全剧。村干部还提出一个革命口号："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智取威虎山》唱词)，青年们热情冲动，热烈响应。社员们听说上边又允许"闹红火"了，也很高兴。
那时候，村里的红火队也改为"宣传队"，有一段时间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69年，因排练《沙家浜》，实际上宣传队又变成了"剧团"，演员一般都来自基干民兵和由其骨干组成的"战天斗地突击队"里。他们白天干着高强度的活儿，晚上练戏。那时已是秋末冬初，"突击队"的主要任务是深翻土地，就是用长条铁锹(锹头呈长方形，长尺余，宽6寸)去翻已秋收过的土地。突击队翻地，很有一种气势，30多个男女青年，一字儿排开，间隔一米多，身着黄、灰两色流行装，在猎猎红旗下，刷刷刷，冲冲冲，飒爽英姿四尺锹，阳光底下显英豪--那时候"突击队"干活还确实含有一种表演出来让广大革命社员检阅的意味。
"剧团"的领导班子也没有怎样的"组阁"过程，民兵连长兼突击队长自然就又兼上了剧团团长，其他的民兵干部如指导员、副连长们都也不言自明地去掌办剧务，跑前跑后。
主要演员的挑选，既要看本人的长相、身段、嗓音，更要看出身、身份和职位(有的村也把出身不大好的青年选为主要演员，但那毕竟是"特殊人才")。《沙家浜》中的一号人物、高大全的革命形象--伤兵连长郭建光就由革命委员会主任兼民兵连指导员担当(本人的演技和嗓音也并不怎样)，阿庆嫂的扮演者是民兵副排长，后来的妇联主任，沙奶奶的扮演者是副连长的妹妹，刁德一的扮演者是民兵连长，胡传魁这个草头王倒是看准了演员的长相，但他也是贫农子弟、民兵骨干，只因斗大的字不识半口袋，脑子又笨，所以他付出最多，辛苦最大，表现得特努力，一句台词要求人手把手地教五六遍，一个动作也要让人纠正七八次，但终究还是攻克难关，完成了革命任务。那时还出现了一个真实的笑话。村里的老支书被斗下去之后，一位较年轻的新支书上任，他到任后，《沙家浜》已经开排，可这位支书也想演演戏，就只好把一位群众演员顶了下来，整场戏下来，他只跑一个过场，只喊一句台词："鬼子进村了!"可这位支书却一直演得挺认真，从没有马虎过。总而言之，那时候能在革命样板戏中当上一名演员，那可是莫大的荣幸和至高的荣誉，村里人甚至外村人都要另眼看待。
《沙家浜》剧组是一个很不小的队伍，除了演员外，还有文武场(丝弦乐队和鼓板队)和勤杂人员，共40多人(有人还兼职，一顶二差)，而这些人，无论是净末生旦丑，还是跑龙套打杂，或是打鼓拉胡琴，都是义务，都是为了宣传革命或叫搞革命宣传，无论搞到深夜还是凌晨，没有一分钱的补助，人们的心中就纯粹没有加班补助那样的概念。如果到外村宣传演出，演职人员可以提早收一会儿工，当然也不扣工分。
剧团组建起来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唱"的问题。什么人物遇到哪段唱词该如何唱。这事儿如果正儿八经理论起来，可是个大事儿，"唱腔设计"很是需要专业人才反复研究的，但事情落到像牛台这样的农村，就变得简单多了。把几个能哼几句山西梆子的所谓"戏迷"凑在一处，你一个建议，他一个意见，你试唱别人听，别人再唱你再听。这样，也没用几天(这里的"天"只指劳动之余那段时间，不是整天)，唱腔就定了下来，然后就叫演员去练。总的说来，唱词长的用"平板"，短点儿的用"夹板"或者"二性"，动了感情的就来段"流水"，旦有旦调，黑有黑腔，还很有梆子味儿。教唱得准不准确，是不是合谱合拍也说不上，反正演员就那么唱，乐队就那么跟，胡胡、二胡、板胡、胡琴，吱吱扭扭很来劲。后来，请一些懂戏的老者们看了，高兴地说："也还行!"
各自的唱段练到了一定的火候，就进入了排练阶段。这就遇到了第二个大问题--演员出台的动作、互相之间的配合，武场(梆鼓锣钹)的烘托......也就是如何导演的问题。"导演"之类的人才在牛台这类村子里就十分难找了，在大一点的村子里，可能有在专业剧团上工作过的，起码是见识过那场面，当时如果从外村聘请一个"内行"，很不现实，因为村村都演样板戏：如果聘请专业导演，一来人家不会来，二来演员和导演互相极不适应，导演不适应这群土掉渣的演员，反过来惯于闹红火的这些土把式也不适应那些过分严格的"规矩"。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县里听说牛台村演整本《沙家浜》，就派了县剧团的一位旦角下来辅导，那天破例让演员没有下地，可是辅导了老半天，效果也不大，一出戏，文武带打，一招一式，抬手动脚，都是有"路数"有"名堂"的，那一套大家还一时半会儿领会不了，掌握不了，所以，人家走后，仅作了"参考"。
土剧团就是有土办法，开始是演员自己思谋，大家共同出点子。后来，村里的一位回乡知青(文革前高中毕业，理解力强，想象力也丰富)，他认真研读过剧本之后，就大胆设计出了一套舞台动作，拿出来之后，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后来就由他来指导排练，但终究不称呼"导演"。经过几遍实际排练，再演再改，终于定了型。演员出场后，迈步、抬手也有了个架姿，转身、亮相也有了位置，该坐该站心中有了个数，也能踏上鼓点，配上锣鼓，就有了"唱大戏"的味道了。
整个排练过程中，演员们始终呈现出一种热情饱满的精神状态，人人用心，个个认真，那种执着，那种服从，真叫人感动。因为一个动作做不好挨批挨骂挨斥是常有的事，尤其是那位脾气暴躁的团长，眼珠一瞪，连吼带喊，真让人发怵。一些女演员实在吃不消了，就背过身去擦几把眼泪，很快就又得服服从从地上场。集体排练完了，个人还要练还要琢磨，有时还把"导演"拉过去给自己吃偏饭。
第三件事，就是解决服装、道具、化妆品等演出必须用品的问题。由于大队革委员的支持，这事儿倒没有多费难，但总的原则是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也办事。记得去了太原一趟，买回十多套新四军灰军装，一套胡传魁司令的黄呢军装，一套刁德一参谋长的黄军装，还买了一个阿庆嫂平绒围裙。跑了一趟县城，扯了几丈浅灰色的确良布缝制成幕布，买了一把二胡，其余都是自备。像阿庆嫂、沙奶奶及众多群众演员的服装都是自己解决。乐器大多由个人自备，锣、钹、鼓、梆都是历年来闹红火的家伙。化妆品更简单：凡士林、白粉胭脂，还有墨汁。凡士林打底，扑上白粉，再调以红色胭脂即成，眉眼就用墨汁勾划，后来演员们感到不好受又改为眉铅。说起来真让现在的人笑话，但那个年代，只要为了"革命"，什么都好说。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那时在舞台上两支100瓦的灯炮照耀下，演员个个演得很兴头，而且还颇能吸引观众。
经过冬天三个月的紧张排练，基本上成功了--说"紧张"，那可是真"紧张"。白天紧张地在地里劳动(时间紧任务也紧)，晚饭紧张地扒上几口，就到排练场紧张地排练。那时候，晚上还多有各种会议，如学习会、批判会、传达精神会、自我解剖会等等，常常是紧张地参加完会，继续排戏剧，所以12点以至凌晨一点两点散场是常有的事。
第二年春节，工农大队的《沙家浜》就开始到外村巡回演出了(这也是定襄人的一种传统)，每晚跑一个村。一般是下午5点出发(演员们可在4点收工，比别的社员提前近2小时)到了目的地，布置舞台、演员化妆需近1个小时，到7点多钟，社员们吃罢晚饭，陆陆续续聚拢而来，戏即可开演。
出外演出，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不少人连自行车都没有，有的找伴搭车，有的干脆就步行，不管怎样，自己的东西自己带。顺便插一句，那阵子剧团里有几对男女青年已经明显地相好起来，他们时不时地甜言蜜语相拥相抱，也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但不知什么原因，到后来这几对有情人却没有一对终成眷属的。
那时候剧团每到一处，不仅台上演得卖力，台下看得也很认真，配合得十分默契，没有一个呼嘘吹哨的，连小孩都安安静静的。这个谜使人百思不得其解。或许是当年的农村文化生活太枯燥了，人们无论看到什么热闹都有一种解渴之感；或许是当年的革命社员太遵守纪律了；也或许是革命样板戏本身所特具的威严把人们唬住了；也或许样板戏的所唱所白把大家强烈地吸引住了......或者兼而有之。
样板戏的演出也给农村的文化宣传开了一条新路，像牛台村过去从来没有人上台演过戏，从这以后，连续三年，每年的春节、元宵节都有舞台节目。
(责编 董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