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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拉·罗素81岁时，出版了她的回忆录第一卷《柽柳：自由与爱的追寻》，那时她丈夫、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已经去世三年。在伦敦，这部书的新书发布会上，有人问朵拉：“你若是能再活一次，会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朵拉立即回答：“我就不会嫁给罗素了。”
对方当然大讶，追问何故，朵拉说：“因为罗素只爱他自己。我们有个约定，我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我还是他，都可以自由地爱其他人，而我们的婚姻不受影响。我是守约的，他那些情事我都接受，但当我爱上格里芬·巴瑞时，罗素却死活不干了。”
朵拉是罗素的第二任妻子，1920年时两人结婚，年龄相差22岁，随后三年有了两个孩子。罗素在自传中没怎么提同朵拉分手的原因，只是晦涩地写了几句：“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我努力保持对我妻子的自由的尊重，我心中的原则命令我这么做。但是，我发现我的宽容，以及那所谓的基督教爱情，并不等于我由此提出的那些诉求，而且坚持进行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还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伤害，也让别人得不到预期的好处。任何他人本来都可以事先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被理论给蒙蔽了。”
他这是在表达对朵拉与格里芬·巴瑞发生私情的不满。可是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里大揭罗素私生活的老底，1930年代初，罗素夫妇几乎同时出轨，而且，是罗素本人率先违反了“开放”的约定，搞鬼鬼祟祟的地下情。他采用了朵拉自传以及她书信里的证据。朵拉说，伯特兰说一套做一套，信誓旦旦要解放女性，具体到自身，他“并不真正相信男女是平等的……他对男人的智力优越于女人确信不疑，他有一次甚至告诉我，他发现有必要居高临下地对女人说话”。
离婚花了他们三年的时间，罗素雇了一帮冷酷的律师来完成这件事，徒利己以自行。约翰逊说，罗素虽然没有马克思、易卜生以及托尔斯泰那么铁石心肠，极端自利，但是，在与女人的关系上，他固若金汤的剥削癖始终主宰着他的选择与行为。
罗素家有贵族背景，1931年他袭逝世的兄长弗兰克的爵位，成为“罗素勋爵三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贵族在英国基本上就渺绝了，而罗素在很多事情上的做法也很不贵族，比如，他是领袖级别的和平主义者，在苏联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参与了知识分子的联名抗议，但《时代周刊》把此公开信冠以“from罗素勋爵等”，他就抗议媒体利用自己的头衔。然而，他的继子，也就是1932年朵拉与格里芬·巴瑞在热恋期间生下的儿子，比罗素勋爵本人更配得上“贵族”二字。
此人名叫罗德里克·巴瑞，23岁之前，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板球手。板球，在英国不只是一种运动而已，何况血统不凡的罗德里克还生得英俊非常，他加盟的是伦敦一家著名的青年板球俱乐部MCC。然而，在即将成为职业板球手前夕，当时实行义务兵役制（1957年废除）的英国征召他入伍。罗德里克拒绝了，理由是反战、反核，同他的继父的立场完全一样。
但罗素的反战是他作为世界级名人从事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而罗德里克拒服兵役，却有别的考虑：他不愿被人解读为怯懦。征兵委员会批准了他的陈情，给了他三个替代性选项：去做社工，去医院做男护士，去煤矿里开矿。受一种剧烈的骄傲所促，罗德里克选择了最危险的一项——去煤矿。
他想证明男人的担当，但等待他的却是命运的戏弄。下矿一年不到，他被一大块煤层砸倒，腰部以下从此失去知觉，拿着国家赔偿金和矿工工会给的钱度日。他曾认为自己活50岁就够了，何况他的性能力都已彻底丧失，然而，一直到他去世，罗德里克的爱情经历一点都不比罗素少：他结婚三次，爱上过他的女人更多。她们每个早晨都得用灌肠剂帮助他排便，替他处理褥疮，为他倒屎尿，伺候这具无法移动的躯体。
罗德里克坐在轮椅上参加的和平活动不比罗素少多少，可是他的号召力毕竟远远不如罗素，尤其是在反核示威中，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罗素被英国警方拽着手脚塞进警车的画面，经BBC电视新闻播出后，成为反核运动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而罗德里克，他每年有两个月要在医院里度过，要对付时时发作的褥疮和一只坏死的肾脏，自然不可能保持在一线的活跃度。
但贵族有他的原则，绝不甘在暗弱凌辱中等死。还是骄傲，让他盼着多做点影响公共的事，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个以色列人，于是1964年，他受以色列曾经的激进左翼政党——统一工人党之聘请，为它创办的英语月刊New Outlook担任编辑。
以色列是没有贵族的，左派政党更云集了一堆泥腿子，他们被罗德里克的气质所震动，认识到，原来贵族和自己所憎恶的资产阶级大不一样，贵族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罗德里克直率而优雅，极具幽默感，同那些眉头紧锁、神色峻厉、总是紧张兮兮的无产阶级简直是来自两个世界，而且，尽管靠残障人员抚恤金度日，罗德里克却能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贵族对金钱的淡泊;他博得众人的好感，恰恰是由于他不在乎众人怎么看他。
每隔三年，罗德里克就得去一次医院，给褥疮附近的腿部皮肤做植皮手术。腿部神经完全没有知觉，但他还是要一针吗啡，因为喜欢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不管肢体多么残缺，生活理当是一场漫长的享受。1978年的一次手术中，他遭受到对抗生素有抗性的细菌的侵袭，腿上长了坏疽，医生建议截肢。那时他的妻子已换成了一个名叫皮拉尔的西班牙人，手术后，他与妻子以及朋友们干了一杯，说：“人不是每天都能截肢的，很不错，值得庆祝。”他在病房里办截肢派对，病房里的每个护士和病人都陪他喝了。
朵拉举办《柽柳》发布会时，罗德里克也在场，还请了自己的许多朋友过来。她一直在发表对工业化及环境污染的警告：她是现代西方最早的反工业化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之一。罗素活了98岁，朵拉也享寿92岁，她的儿子早她三年离世，那是1983年的一天，罗德里克原本打算去康威尔看母亲，但肾病发作，他打了电话给医生，对方说：赶快来做个透析。
这年他已满50岁，放下电话，他觉得自己可以去了，不必再来接受一次浑身插满管子的煎熬。他就在自己公寓里，靠在皮拉尔的臂弯里，向她描述，冰冷的感觉如何从腰部一点点上升，进入头脑。对他而言，这是一场盼望已久的自我解放。
就算不提羅素的私生活，我也觉得论贵族气质，他不如知名度远不如自己的继子罗德里克。在英国，贵族的余绪随着代际更迭而渐渐散失，尤其二战之后，雇佣劳动力的薪资上涨，许多大宅之主裁丁减人，缩小产业规模，那些闲置的楼舍馆阁或者被政府收回，或者改造为旅游景点，收门票钱。既散去了土地财产，就得靠言行与心智的卓越来维持荣耀不坠。
苏格兰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大门上，有这么三句铭文诠释了何为贵族：“They say.”“What they say？”“Let them say.”
——“他们说。”“他们说啥？”“让他们说去吧。”
对方当然大讶，追问何故，朵拉说：“因为罗素只爱他自己。我们有个约定，我们的婚姻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不管是我还是他，都可以自由地爱其他人，而我们的婚姻不受影响。我是守约的，他那些情事我都接受，但当我爱上格里芬·巴瑞时，罗素却死活不干了。”
朵拉是罗素的第二任妻子，1920年时两人结婚，年龄相差22岁，随后三年有了两个孩子。罗素在自传中没怎么提同朵拉分手的原因，只是晦涩地写了几句：“在我的第二段婚姻中，我努力保持对我妻子的自由的尊重，我心中的原则命令我这么做。但是，我发现我的宽容，以及那所谓的基督教爱情，并不等于我由此提出的那些诉求，而且坚持进行一种没有希望的努力，还会给我带来很大的伤害，也让别人得不到预期的好处。任何他人本来都可以事先告诉我这一点，但是，我被理论给蒙蔽了。”
他这是在表达对朵拉与格里芬·巴瑞发生私情的不满。可是保罗·约翰逊在他的《知识分子》里大揭罗素私生活的老底，1930年代初，罗素夫妇几乎同时出轨，而且，是罗素本人率先违反了“开放”的约定，搞鬼鬼祟祟的地下情。他采用了朵拉自传以及她书信里的证据。朵拉说，伯特兰说一套做一套，信誓旦旦要解放女性，具体到自身，他“并不真正相信男女是平等的……他对男人的智力优越于女人确信不疑，他有一次甚至告诉我，他发现有必要居高临下地对女人说话”。
离婚花了他们三年的时间，罗素雇了一帮冷酷的律师来完成这件事，徒利己以自行。约翰逊说，罗素虽然没有马克思、易卜生以及托尔斯泰那么铁石心肠，极端自利，但是，在与女人的关系上，他固若金汤的剥削癖始终主宰着他的选择与行为。
罗素家有贵族背景，1931年他袭逝世的兄长弗兰克的爵位，成为“罗素勋爵三世”。众所周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贵族在英国基本上就渺绝了，而罗素在很多事情上的做法也很不贵族，比如，他是领袖级别的和平主义者，在苏联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参与了知识分子的联名抗议，但《时代周刊》把此公开信冠以“from罗素勋爵等”，他就抗议媒体利用自己的头衔。然而，他的继子，也就是1932年朵拉与格里芬·巴瑞在热恋期间生下的儿子，比罗素勋爵本人更配得上“贵族”二字。
此人名叫罗德里克·巴瑞，23岁之前，他是一位前途无量的板球手。板球，在英国不只是一种运动而已，何况血统不凡的罗德里克还生得英俊非常，他加盟的是伦敦一家著名的青年板球俱乐部MCC。然而，在即将成为职业板球手前夕，当时实行义务兵役制（1957年废除）的英国征召他入伍。罗德里克拒绝了，理由是反战、反核，同他的继父的立场完全一样。
但罗素的反战是他作为世界级名人从事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而罗德里克拒服兵役，却有别的考虑：他不愿被人解读为怯懦。征兵委员会批准了他的陈情，给了他三个替代性选项：去做社工，去医院做男护士，去煤矿里开矿。受一种剧烈的骄傲所促，罗德里克选择了最危险的一项——去煤矿。
他想证明男人的担当，但等待他的却是命运的戏弄。下矿一年不到，他被一大块煤层砸倒，腰部以下从此失去知觉，拿着国家赔偿金和矿工工会给的钱度日。他曾认为自己活50岁就够了，何况他的性能力都已彻底丧失，然而，一直到他去世，罗德里克的爱情经历一点都不比罗素少：他结婚三次，爱上过他的女人更多。她们每个早晨都得用灌肠剂帮助他排便，替他处理褥疮，为他倒屎尿，伺候这具无法移动的躯体。
罗德里克坐在轮椅上参加的和平活动不比罗素少多少，可是他的号召力毕竟远远不如罗素，尤其是在反核示威中，八十多岁、白发苍苍的罗素被英国警方拽着手脚塞进警车的画面，经BBC电视新闻播出后，成为反核运动中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胜利。而罗德里克，他每年有两个月要在医院里度过，要对付时时发作的褥疮和一只坏死的肾脏，自然不可能保持在一线的活跃度。
但贵族有他的原则，绝不甘在暗弱凌辱中等死。还是骄傲，让他盼着多做点影响公共的事，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他的第二任妻子是个以色列人，于是1964年，他受以色列曾经的激进左翼政党——统一工人党之聘请，为它创办的英语月刊New Outlook担任编辑。
以色列是没有贵族的，左派政党更云集了一堆泥腿子，他们被罗德里克的气质所震动，认识到，原来贵族和自己所憎恶的资产阶级大不一样，贵族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罗德里克直率而优雅，极具幽默感，同那些眉头紧锁、神色峻厉、总是紧张兮兮的无产阶级简直是来自两个世界，而且，尽管靠残障人员抚恤金度日，罗德里克却能让周围的人都感觉到贵族对金钱的淡泊;他博得众人的好感，恰恰是由于他不在乎众人怎么看他。
每隔三年，罗德里克就得去一次医院，给褥疮附近的腿部皮肤做植皮手术。腿部神经完全没有知觉，但他还是要一针吗啡，因为喜欢那种飘然欲仙的感觉。不管肢体多么残缺，生活理当是一场漫长的享受。1978年的一次手术中，他遭受到对抗生素有抗性的细菌的侵袭，腿上长了坏疽，医生建议截肢。那时他的妻子已换成了一个名叫皮拉尔的西班牙人，手术后，他与妻子以及朋友们干了一杯，说：“人不是每天都能截肢的，很不错，值得庆祝。”他在病房里办截肢派对，病房里的每个护士和病人都陪他喝了。
朵拉举办《柽柳》发布会时，罗德里克也在场，还请了自己的许多朋友过来。她一直在发表对工业化及环境污染的警告：她是现代西方最早的反工业化活动家和环保主义者之一。罗素活了98岁，朵拉也享寿92岁，她的儿子早她三年离世，那是1983年的一天，罗德里克原本打算去康威尔看母亲，但肾病发作，他打了电话给医生，对方说：赶快来做个透析。
这年他已满50岁，放下电话，他觉得自己可以去了，不必再来接受一次浑身插满管子的煎熬。他就在自己公寓里，靠在皮拉尔的臂弯里，向她描述，冰冷的感觉如何从腰部一点点上升，进入头脑。对他而言，这是一场盼望已久的自我解放。
就算不提羅素的私生活，我也觉得论贵族气质，他不如知名度远不如自己的继子罗德里克。在英国，贵族的余绪随着代际更迭而渐渐散失，尤其二战之后，雇佣劳动力的薪资上涨，许多大宅之主裁丁减人，缩小产业规模，那些闲置的楼舍馆阁或者被政府收回，或者改造为旅游景点，收门票钱。既散去了土地财产，就得靠言行与心智的卓越来维持荣耀不坠。
苏格兰阿伯丁的马歇尔学院大门上，有这么三句铭文诠释了何为贵族：“They say.”“What they say？”“Let them say.”
——“他们说。”“他们说啥？”“让他们说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