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普通大众知识水平和学习渴求日渐提升，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书读懂”系列丛书（包括中国和西方文学、哲学、戏剧、美术、音乐等诸多领域）以普及性特色面向广大读者。其中，由司冰琳博士撰写的《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以55个专题阐述了中国音乐史的发展历程，内容生动而不失学术深度，在标题新颖、图文并茂、旁引注释等方面，均有着别具一格的特点，是近年来音乐史学著作中的精品之作。
关键词：司冰琳 《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 普及性读物 读后感
在电子读物充斥市场吸引着人们眼球的电子时代，甚至手机中的微信文章都能满足一般人的文化需求、纸质读物普遍遭遇冷落的情况下，中华书局于2013年出版司冰琳所著《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以下简称“司著”），初版6000册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广受读者青睐，目前已销售告罄，再次印刷2000册，这是十分可喜的文化现象。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书读懂”系列丛书，包括中国和西方文学、哲学、戏剧、美术、音乐等许多领域，以普及性特色面向广大读者，并多约请著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导师撰稿。《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由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司冰琳博士撰稿成书，实为不易。这本著作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色与价值，笔者读后颇有感慨，现将点滴感悟与读者分享，并就教于学界。
一、标题凝练，引人入胜
谚云：卖书卖皮，卖报卖题，形象地概括了书籍装帧美观大方、标题生动能够让人眼睛一亮的文化魅力。“司著”作为一本通俗性中国音乐史读物，整体结构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四个部分，几千年音乐文化的容量浓缩在一部27万字的著作之中，需要何等样驾驭文字的能力呢？据笔者统计，全书除每一部分“概述”外，共拟55个专题性标题，这些标题正如作者所说：“一本理论著作要做到既要有一定学术水准，又要通俗易懂，这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尝试着以一个个小专题的形式大致串起中国音乐历史，力图将历史信息的呈现和个人对于历史的解读相结合，尽量将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或观点介绍给读者。”（《后记》）所以，首先考验作者功力的是标题的含金量究竟如何。本书标题有两种形式，一是只用正题，一是正题与副题结合，应该说，两者均经由作者精心提炼而成，或提纲挈领，或描述内容，或引发想象，或富于哲理，引发读者看了标题就想一睹为快的阅读欲望。尤其对于初涉音乐史的读者而言，将艰涩的音乐事项化身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既满足了好奇心，又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阅读。如《沟通人神的原始乐舞》《商朝乐器的狞厉之美》《音乐中的数学——古代的律学》《承载音乐历史的古老乐谱》《音节文采，并冠一时——词人兼音乐家姜夔》，等等，将古代音乐各个时代的乐种、乐器、乐谱、音乐家、作品、考古发现、律学等尽可能地囊括其中；近代部分，如《中国音乐的国粹——传统音乐在近代的发展》《艺术是永久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从容面对人生苦难——音乐家冼星海》等，以人物为主将一个个故事呈现给大家，仿如《天方夜谭》中的“一千零一夜”，不知不觉中随着音乐家人生沉浮体味其音乐道路的历程，勾勒出近代音乐史的轮廓面貌。标题凝练生动，犹如思想插上飞翔的翅膀，在音乐天空俯视大地，既有宏观性的论述，又有细节性的描绘，读来让人欲罢不能。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能将一个问题真正深入浅出地讲清楚，才是真正懂得了这个问题。”“司著”以“读懂”为视角“将一部繁难复杂的中国音乐史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且写得有条不紊，疏密得当，纵横有致，史学思维之清晰实为难得”（《序一》），从而形成个性化特色的亮点之一。
二、图文并茂，直观生动
一般说来，采用文字叙述和图片展示相结合已经是当代普及性历史读物历史著作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方式。文字考验作者的历史叙事功力，图片则由于音乐文物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以及音乐家的图像能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直观形象而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两者结合运用，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从文字诠释角度来说，作者每篇文章的写作均注重前后因果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有一个核心线索贯穿其中，即使出现较難理解的音乐事象，作者都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交代清楚。对于古代音乐史来说，最难读懂的莫过于乐律学理论，且不说普通大众，即便是音乐专业学生谈及律学也常常感到云山雾罩。作者在《音乐中的数学——古代律学》一文伊始便讲道：“中国传统的乐律学一度有‘绝学’之称，它是数学、物理学与音乐学交叉的一门学科。作为音乐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梳理逻辑的精密计算方法来研究乐音之间的关系，在音乐理论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显得较为深奥。”（第61页）并在其后的“三分损益”声律法讲解中将每一步用文字表述得清晰详细，继而延伸至历代律学发展直至明代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一改以往史学著作中将律学分配在每个时期阐述带来的割裂感，用一条线串联起律学的发展历程，确实难能可贵。音乐史包罗万象、繁复杂乱，将数千年的音乐史化解于一部书中本非易事，更何况推广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作者驾繁就简的能力不得不令人佩服。同时，我们在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论中带叙及开放式的写作方式，在提出一个问题后，再耐心解答；或者在论述过后，提出疑问，引领读者思考问题。如《祭坛上的“东方魔笛”——九千年的贾湖骨笛》专题中，作者细述了贾湖骨笛的来源特点，同时展开思考，并将骨笛“正竖式”与“斜竖式”两种吹奏法与现今流传的河南民间竹萩（即筹）、新疆塔吉克族的鹰笛、哈萨克族“斯布斯额”等乐器相联系，提出“不知出于同一地域的这两件河南民间吹奏乐器筹与贾湖骨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呢”？“面对比贾湖骨笛晚两千年出现的吹管乐器，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哨等较为简单粗糙的器物，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呢？”由此，她给出的解释是：“其实中华文明的发展既是多元区域性的，又呈现出以中原为核心，同时向四周辐射的地域发展不平衡性。因此，贾湖骨笛的出现是一个特例，但也有其必然的原因。”（第8页）作者以开阔的史学思维解读了“东方魔笛”之谜，让读者既扫除了知识盲点，又兴趣盎然地获得了渴求的音乐史常识。据了解，作者曾有多年高校教师教龄，1998年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便开始走上讲坛，教授中国音乐史课程。“司著”中的难点、疑点能够迎刃而解，也许正是她在教学中善于总结问题，融汇了多年的教学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教学相长”，或许正是如此吧！ “司著”中图片的选择运用可谓煞费苦心，目前无论古代音乐史或近代音乐史图片资料比比皆是，有极大的选择余地，看似不足为奇，然而，书中采用时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充分发挥图片直观形象的作用，而且体现了女性作者细腻、缜密的思维特色。据笔者统计，全书使用图片共有122幅之多，选取得当，密切配合了内容需要。如《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周代乐器分类法“八音”》一节，钟、磬、埙、柷、圄皆有，钟、磬则分别绘制图画并标以各个部位的名称，让人看后一目了然，增长知识；《一个“失踪”小国的地下音乐厅——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考古发现》中，作者一连选用了14幅图片，从发觉现场到曾侯乙编钟、甬钟铭文、鸳鸯盒击建鼓图、排箫、篪、十弦琴等，可谓“浓笔重彩”，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近代音乐家中对萧友梅、刘天华的图片选用也予以突出重点，前者4幅，后者6幅，使人对两位音乐家的各种活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美声唱法初传中国》一节写周淑安时，用了她青年和晚年的两幅照片，以图片加以对比，使读者更加同情这位我国近代女性歌唱家的命运。因此，本书之图文并茂别具一格，它着眼于“读懂”的高品位追求，面对的学术群体是让更多人走进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国音乐史的普及化和通俗易懂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为“司著”特色的亮点之二。
三、旁引注释，新颖别致
中国的音乐史著作，大致有学术性著作、教材性著作和通俗性读物三种类型。但是，无论何种类型著作，注释作为正文之补充、解释与史料来源出处，向来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的历史著作甚至大篇幅地运用注释，文字字数不在正文之下，其史料之丰富令人赞叹。“司著”作为中国音乐史的普及性读物，如何既引用注释文字解释正文，又区别于学术类著作的严肃性，成为本书必须突破的“瓶颈”。笔者曾经和作者交流，询问本书不加注释如何交代史料出处的问题。她回应说原先提交的文稿是有出处的，但编辑建议删去，出于编辑体例统一以及通俗读物的性质考虑，不用注释，在书后“主要参考文献”中列入37部著作和22篇论文基本上概括了本书史料的来源与出处。同时，站在读者立场编排考虑，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阅读障碍以旁注方式加以注释，使读者畅通无阻地阅读下去。旁注在书的左右边空余处以浅红色字体加以标记，既排版美观，又富于新意，笔者统计，全书仅用77条旁注即解决了对正文的必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局限于音乐类的词汇和现象，涉及很多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也给以旁注，文字生动，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例如：在古代史中，涉及商代年代跨度时，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加以解释，并标出具体起止年代，将以往史学界疑为神话或传说的时代考证为明确纪年的时代，实为当代史学研究之一大突破。讲到“礼乐制度”及“九鼎八簋”时，对“鼎”和“簋”也给出相应解释：“鼎和簋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礼器，鼎与簋是财富、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第22页）既使读者了解古代礼器的作用，又恰当运用成语让人更透彻地明白其来龙去脉；谈及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完整性时，旁注云：“中国古墓有‘十墓九盗’之说，考古人员在中室上面发现了一个盗洞，或许是因为三米深的积水使盗墓人无法进入，里面珍贵的文物才得以幸存。”（第44页）这样的旁注使读者仿佛也身临其境，有很强的参与感。此外，对“鼓吹乐”（第75页）、“唐三彩”（第85页）、《韩熙载夜宴图》（第99页），近代“儿童歌舞表演曲”“儿童歌舞剧”（第217页）、黄自清唱剧《长恨歌》（第233页）、“平湖派琵琶”（第298页）等旁注，都简要明了，详其源流，读者自可一一翻阅。“司著”运用旁注的形式，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轻松的历史叙事中使读者“读懂”中国音乐史的历史长卷，同时，充分展现了作者知识结构的深度与宽度。此为本书特色的亮点之三。
四、 史中求识，開卷有益
史学之光彩，在史学、史才、史识。有人曾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a冯友兰解释：“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b一般认为，史识在历史著作中最为重要，知古今，论得失，皆在于史识。“司著”便是一部选材精当，重视历史规律性诠释的著作。
或许有读者会问：通俗性与学术性是否相悖？答案是否定的。历史讲求史料的丰富性，新材料、新问题的发现不断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c，而方法便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司著”在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却不失其学术性，史料翔实，材料互证。经常由一事物联系到另一事物，由古至今、由中及西，由此及彼……作者灵活地将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在著作中发挥“史识”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司著”先秦部分能够读到：“在百家争鸣中，先秦诸子所提出的音乐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理论出发点都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与夏、商、西周三代对天、对神、对王的尊崇最为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对音乐与人及其内在情感的关系投入更多的关注。”（第56页）在近代部分写华彦钧（阿炳）时说：“阿炳生前唯一一张照片是日本人占领无锡时的‘良民证’上的照片，留给世人一幅落魄的形象：一幅断了一支腿架的盲人眼镜，一顶破旧的毡帽和衣衫褴褛的着装，透着生活的艰难和沧桑。对于阿炳的身世我们无须隐讳，因为这些客观存在并无损于阿炳作为一位优秀民间音乐家的光芒。”（第193页）类似例子已无须多举，“司著”在近代音乐史的写作中常常以人物为轴心，串联起整个我国近代的发展脉络。作者把握的核心正是古今音乐家的“人文精神”。笔者以为，“司著”的历史叙事，始终强调中国音乐家们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从事音乐活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读者开卷有益，在获得大量中国音乐历史知识时把握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律性的理性认知。此为“司著”特色的亮点之四。
诚然，“司著”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笔者和作者交谈过程中，她也认为在写作分量上古代部分有所欠缺，书中近代史写得较为充分是由于近代史近年来新材料较多，但从音乐发展角度来看，古代史部分似应更多、更有光彩一些，在比例上有些失衡。此外，笔者也以为既然是音乐类书籍，音乐当然不可或缺，倘若书中多插入乐谱并附录光盘，将更有别于其他专门史之特殊性。
中华书局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社，很少发行音乐史读物，八十年来，仅出版过两部中国音乐史著作，一本是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1934），一本即为“司著”（2013）。诚然，这两本书，一本是学术著作，一本是通俗读物，前者是史学著作之典范，后者属当代音乐史学中的新人新作。但是，不同时代所展现出来的史学面貌已大为不同，时代价值也非同一般。历史是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所有学者和读者都期待在史中求识。于“司著”而言，由于读者群体的多样性、知识储备的差别性，作为一本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音乐历史的普及性图书，其难度并不亚于读者群体相对单一的专业性著作。在“一本书读懂”封底，都有“一书通古今，开卷知天下”的警句，相信读者都能从司冰琳著《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中获得音乐史学领域“通古今，知天下”的知识。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扉页，一起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中尽情徜徉吧！
a 〔唐〕刘知几：《新唐书·刘知几本传》，〔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
b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c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星海音乐学院创新强校（科研类）特色创新类项目“宋代说唱文学的文化意涵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20XHYB004
作 者： 曲文静，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站博士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司冰琳 《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 普及性读物 读后感
在电子读物充斥市场吸引着人们眼球的电子时代，甚至手机中的微信文章都能满足一般人的文化需求、纸质读物普遍遭遇冷落的情况下，中华书局于2013年出版司冰琳所著《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以下简称“司著”），初版6000册在不到两年时间内广受读者青睐，目前已销售告罄，再次印刷2000册，这是十分可喜的文化现象。中华书局出版的“一本书读懂”系列丛书，包括中国和西方文学、哲学、戏剧、美术、音乐等许多领域，以普及性特色面向广大读者，并多约请著名专家学者和博士生导师撰稿。《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由一名高校青年教师司冰琳博士撰稿成书，实为不易。这本著作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特色与价值，笔者读后颇有感慨，现将点滴感悟与读者分享，并就教于学界。
一、标题凝练，引人入胜
谚云：卖书卖皮，卖报卖题，形象地概括了书籍装帧美观大方、标题生动能够让人眼睛一亮的文化魅力。“司著”作为一本通俗性中国音乐史读物，整体结构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四个部分，几千年音乐文化的容量浓缩在一部27万字的著作之中，需要何等样驾驭文字的能力呢？据笔者统计，全书除每一部分“概述”外，共拟55个专题性标题，这些标题正如作者所说：“一本理论著作要做到既要有一定学术水准，又要通俗易懂，这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尝试着以一个个小专题的形式大致串起中国音乐历史，力图将历史信息的呈现和个人对于历史的解读相结合，尽量将学界较新的研究成果或观点介绍给读者。”（《后记》）所以，首先考验作者功力的是标题的含金量究竟如何。本书标题有两种形式，一是只用正题，一是正题与副题结合，应该说，两者均经由作者精心提炼而成，或提纲挈领，或描述内容，或引发想象，或富于哲理，引发读者看了标题就想一睹为快的阅读欲望。尤其对于初涉音乐史的读者而言，将艰涩的音乐事项化身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既满足了好奇心，又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阅读。如《沟通人神的原始乐舞》《商朝乐器的狞厉之美》《音乐中的数学——古代的律学》《承载音乐历史的古老乐谱》《音节文采，并冠一时——词人兼音乐家姜夔》，等等，将古代音乐各个时代的乐种、乐器、乐谱、音乐家、作品、考古发现、律学等尽可能地囊括其中；近代部分，如《中国音乐的国粹——传统音乐在近代的发展》《艺术是永久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黄自》《从容面对人生苦难——音乐家冼星海》等，以人物为主将一个个故事呈现给大家，仿如《天方夜谭》中的“一千零一夜”，不知不觉中随着音乐家人生沉浮体味其音乐道路的历程，勾勒出近代音乐史的轮廓面貌。标题凝练生动，犹如思想插上飞翔的翅膀，在音乐天空俯视大地，既有宏观性的论述，又有细节性的描绘，读来让人欲罢不能。记得一位哲人曾说：“能将一个问题真正深入浅出地讲清楚，才是真正懂得了这个问题。”“司著”以“读懂”为视角“将一部繁难复杂的中国音乐史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且写得有条不紊，疏密得当，纵横有致，史学思维之清晰实为难得”（《序一》），从而形成个性化特色的亮点之一。
二、图文并茂，直观生动
一般说来，采用文字叙述和图片展示相结合已经是当代普及性历史读物历史著作中一种极为常见的方式。文字考验作者的历史叙事功力，图片则由于音乐文物新材料的大量发现以及音乐家的图像能给人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直观形象而给读者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两者结合运用，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从文字诠释角度来说，作者每篇文章的写作均注重前后因果及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有一个核心线索贯穿其中，即使出现较難理解的音乐事象，作者都化繁为简、深入浅出交代清楚。对于古代音乐史来说，最难读懂的莫过于乐律学理论，且不说普通大众，即便是音乐专业学生谈及律学也常常感到云山雾罩。作者在《音乐中的数学——古代律学》一文伊始便讲道：“中国传统的乐律学一度有‘绝学’之称，它是数学、物理学与音乐学交叉的一门学科。作为音乐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运用梳理逻辑的精密计算方法来研究乐音之间的关系，在音乐理论的各个分支学科中显得较为深奥。”（第61页）并在其后的“三分损益”声律法讲解中将每一步用文字表述得清晰详细，继而延伸至历代律学发展直至明代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一改以往史学著作中将律学分配在每个时期阐述带来的割裂感，用一条线串联起律学的发展历程，确实难能可贵。音乐史包罗万象、繁复杂乱，将数千年的音乐史化解于一部书中本非易事，更何况推广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作者驾繁就简的能力不得不令人佩服。同时，我们在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论中带叙及开放式的写作方式，在提出一个问题后，再耐心解答；或者在论述过后，提出疑问，引领读者思考问题。如《祭坛上的“东方魔笛”——九千年的贾湖骨笛》专题中，作者细述了贾湖骨笛的来源特点，同时展开思考，并将骨笛“正竖式”与“斜竖式”两种吹奏法与现今流传的河南民间竹萩（即筹）、新疆塔吉克族的鹰笛、哈萨克族“斯布斯额”等乐器相联系，提出“不知出于同一地域的这两件河南民间吹奏乐器筹与贾湖骨笛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呢”？“面对比贾湖骨笛晚两千年出现的吹管乐器，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骨哨等较为简单粗糙的器物，我们该如何认识这些现象呢？”由此，她给出的解释是：“其实中华文明的发展既是多元区域性的，又呈现出以中原为核心，同时向四周辐射的地域发展不平衡性。因此，贾湖骨笛的出现是一个特例，但也有其必然的原因。”（第8页）作者以开阔的史学思维解读了“东方魔笛”之谜，让读者既扫除了知识盲点，又兴趣盎然地获得了渴求的音乐史常识。据了解，作者曾有多年高校教师教龄，1998年还是一名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便开始走上讲坛，教授中国音乐史课程。“司著”中的难点、疑点能够迎刃而解，也许正是她在教学中善于总结问题，融汇了多年的教学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所谓“教学相长”，或许正是如此吧！ “司著”中图片的选择运用可谓煞费苦心，目前无论古代音乐史或近代音乐史图片资料比比皆是，有极大的选择余地，看似不足为奇，然而，书中采用时融入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充分发挥图片直观形象的作用，而且体现了女性作者细腻、缜密的思维特色。据笔者统计，全书使用图片共有122幅之多，选取得当，密切配合了内容需要。如《金石以动之，丝竹以行之——周代乐器分类法“八音”》一节，钟、磬、埙、柷、圄皆有，钟、磬则分别绘制图画并标以各个部位的名称，让人看后一目了然，增长知识；《一个“失踪”小国的地下音乐厅——震惊世界的曾侯乙墓考古发现》中，作者一连选用了14幅图片，从发觉现场到曾侯乙编钟、甬钟铭文、鸳鸯盒击建鼓图、排箫、篪、十弦琴等，可谓“浓笔重彩”，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近代音乐家中对萧友梅、刘天华的图片选用也予以突出重点，前者4幅，后者6幅，使人对两位音乐家的各种活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在《美声唱法初传中国》一节写周淑安时，用了她青年和晚年的两幅照片，以图片加以对比，使读者更加同情这位我国近代女性歌唱家的命运。因此，本书之图文并茂别具一格，它着眼于“读懂”的高品位追求，面对的学术群体是让更多人走进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国音乐史的普及化和通俗易懂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为“司著”特色的亮点之二。
三、旁引注释，新颖别致
中国的音乐史著作，大致有学术性著作、教材性著作和通俗性读物三种类型。但是，无论何种类型著作，注释作为正文之补充、解释与史料来源出处，向来是学术著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的历史著作甚至大篇幅地运用注释，文字字数不在正文之下，其史料之丰富令人赞叹。“司著”作为中国音乐史的普及性读物，如何既引用注释文字解释正文，又区别于学术类著作的严肃性，成为本书必须突破的“瓶颈”。笔者曾经和作者交流，询问本书不加注释如何交代史料出处的问题。她回应说原先提交的文稿是有出处的，但编辑建议删去，出于编辑体例统一以及通俗读物的性质考虑，不用注释，在书后“主要参考文献”中列入37部著作和22篇论文基本上概括了本书史料的来源与出处。同时，站在读者立场编排考虑，对文中可能出现的阅读障碍以旁注方式加以注释，使读者畅通无阻地阅读下去。旁注在书的左右边空余处以浅红色字体加以标记，既排版美观，又富于新意，笔者统计，全书仅用77条旁注即解决了对正文的必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未局限于音乐类的词汇和现象，涉及很多文学、历史、美术等方面的知识也给以旁注，文字生动，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例如：在古代史中，涉及商代年代跨度时，将“夏商周断代工程”加以解释，并标出具体起止年代，将以往史学界疑为神话或传说的时代考证为明确纪年的时代，实为当代史学研究之一大突破。讲到“礼乐制度”及“九鼎八簋”时，对“鼎”和“簋”也给出相应解释：“鼎和簋是古代祭祀中最重要的礼器，鼎与簋是财富、身份和权力的象征……”（第22页）既使读者了解古代礼器的作用，又恰当运用成语让人更透彻地明白其来龙去脉；谈及曾侯乙墓出土编钟的完整性时，旁注云：“中国古墓有‘十墓九盗’之说，考古人员在中室上面发现了一个盗洞，或许是因为三米深的积水使盗墓人无法进入，里面珍贵的文物才得以幸存。”（第44页）这样的旁注使读者仿佛也身临其境，有很强的参与感。此外，对“鼓吹乐”（第75页）、“唐三彩”（第85页）、《韩熙载夜宴图》（第99页），近代“儿童歌舞表演曲”“儿童歌舞剧”（第217页）、黄自清唱剧《长恨歌》（第233页）、“平湖派琵琶”（第298页）等旁注，都简要明了，详其源流，读者自可一一翻阅。“司著”运用旁注的形式，可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轻松的历史叙事中使读者“读懂”中国音乐史的历史长卷，同时，充分展现了作者知识结构的深度与宽度。此为本书特色的亮点之三。
四、 史中求识，開卷有益
史学之光彩，在史学、史才、史识。有人曾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a冯友兰解释：“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学者，史料精熟也；识者，选材精当也；才者，文笔精妙也。”b一般认为，史识在历史著作中最为重要，知古今，论得失，皆在于史识。“司著”便是一部选材精当，重视历史规律性诠释的著作。
或许有读者会问：通俗性与学术性是否相悖？答案是否定的。历史讲求史料的丰富性，新材料、新问题的发现不断推动历史学科的发展。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强调“史学便是史料学”c，而方法便是比较不同的史料。“司著”在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却不失其学术性，史料翔实，材料互证。经常由一事物联系到另一事物，由古至今、由中及西，由此及彼……作者灵活地将理论联系实际，尽可能地在著作中发挥“史识”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司著”先秦部分能够读到：“在百家争鸣中，先秦诸子所提出的音乐主张虽然各不相同，但他们的理论出发点都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与夏、商、西周三代对天、对神、对王的尊崇最为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开始对音乐与人及其内在情感的关系投入更多的关注。”（第56页）在近代部分写华彦钧（阿炳）时说：“阿炳生前唯一一张照片是日本人占领无锡时的‘良民证’上的照片，留给世人一幅落魄的形象：一幅断了一支腿架的盲人眼镜，一顶破旧的毡帽和衣衫褴褛的着装，透着生活的艰难和沧桑。对于阿炳的身世我们无须隐讳，因为这些客观存在并无损于阿炳作为一位优秀民间音乐家的光芒。”（第193页）类似例子已无须多举，“司著”在近代音乐史的写作中常常以人物为轴心，串联起整个我国近代的发展脉络。作者把握的核心正是古今音乐家的“人文精神”。笔者以为，“司著”的历史叙事，始终强调中国音乐家们的人格魅力以及他们从事音乐活动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使读者开卷有益，在获得大量中国音乐历史知识时把握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律性的理性认知。此为“司著”特色的亮点之四。
诚然，“司著”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笔者和作者交谈过程中，她也认为在写作分量上古代部分有所欠缺，书中近代史写得较为充分是由于近代史近年来新材料较多，但从音乐发展角度来看，古代史部分似应更多、更有光彩一些，在比例上有些失衡。此外，笔者也以为既然是音乐类书籍，音乐当然不可或缺，倘若书中多插入乐谱并附录光盘，将更有别于其他专门史之特殊性。
中华书局是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社，很少发行音乐史读物，八十年来，仅出版过两部中国音乐史著作，一本是王光祈著《中国音乐史》（1934），一本即为“司著”（2013）。诚然，这两本书，一本是学术著作，一本是通俗读物，前者是史学著作之典范，后者属当代音乐史学中的新人新作。但是，不同时代所展现出来的史学面貌已大为不同，时代价值也非同一般。历史是人类共有的知识体系，所有学者和读者都期待在史中求识。于“司著”而言，由于读者群体的多样性、知识储备的差别性，作为一本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国音乐历史的普及性图书，其难度并不亚于读者群体相对单一的专业性著作。在“一本书读懂”封底，都有“一书通古今，开卷知天下”的警句，相信读者都能从司冰琳著《一本书读懂中国音乐史》中获得音乐史学领域“通古今，知天下”的知识。开卷有益，让我们翻开扉页，一起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中尽情徜徉吧！
a 〔唐〕刘知几：《新唐书·刘知几本传》，〔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565页。
b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c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星海音乐学院创新强校（科研类）特色创新类项目“宋代说唱文学的文化意涵研究”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20XHYB004
作 者： 曲文静，艺术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在站博士后，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
编 辑：曹晓花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