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末，由中宣部等5 个部门出台的《加强文化产权交易和艺术品交易管理的意见》（即简称的“49 号文”），让曾经风光一时、在中国各地肆意开花的文化艺术品交易所被判了“死刑”。政府文件虽明确表示仅支持上海和深圳两地的文交所作为试点，部分地肯定了这一机构成立的意义，但是要经批准可探索采取非公开发行或其他方式进行艺术品交易。与文交所密不可分的概念——艺术品份额化，显然遭到了质疑。份额化意味着艺术品的价值被量化，并被等分为多份，但是这一价值的量化应当如何做到公平公正，艺术品价值发生变化的同时，艺术品价格是否能做出相应的表现，就应当受到质疑。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份额化，只不过是对艺术品价格的份额化。如何衡量艺术价值，如何将艺术价值的变化体现出来，都成为质疑文交所之存在必要性的关键点。
　　拍卖市场的假拍、拍假所导致的价格虚高和买家拍后不付款，如今已经成为难兄难弟，在媒体上一次又一次被众人口诛笔伐。最近在网络上掀起纷纷议论的两个关键词——“薛蛮子”和“汉代玉凳”，虽然前者以“对艺术失去兴趣”为由，拒绝为拍下的数百件中国艺术品买单，并造成10年前国内3家拍卖行损失巨款、甚至“换帅”的后果，而后者再一次揭开了文物鉴定的草率的旧伤疤，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拍后不付款”。与“无钱付款”、“假货拒付款”相比，蔡铭超的“拒付款”似乎让人又爱又恨——出于爱国之心的“拒付款”，是不是从道德意义上或者法律意义上得到原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从这些事件我们都能看出一点，艺术品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这些事件争论的焦点，买家拒付款，不是因为艺术品价值不高，买了会砸在手中：事过10年，业界相关人士均认为当年被“拒付”的数百件艺术品中，已有数件现已属于天价级别；在真伪问题面前，只要是赝品，就失去了讨论其艺术价值高低的必要性；圆明园兽首虽然是清朝花园中的一个类似喷水龙头的部件，但其造型生动，不论其历史价值还是艺术价值，都不容忽视。可我们看到的是，艺术价值已经屈服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原因之下，后者在艺术品交易过程中反而占据上风。
　　最近，中国艺术家的创造性是否能“可持续性发展”也成为国外相关专家在分析中国艺术市场时向购买中国艺术品的藏家发出的警告。花旗集团私人银行艺术顾问和财务总监苏珊娜?捷尔吉（Suzanne Gyorgy）在今年1月的新加坡路透社采访中说道：“你可以选对艺术家，但却挑错艺术品，由此你的收藏并不会升值。……艺术家们现在创作的作品真的只不过是在模仿最初的作品。” 艺术咨询公司ArtComplete的总经理吉尔?施耐德（Gil Schneider）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著名艺术家不乐于尝试新的创作形式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相较于试验新形式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直接出售现有形式的作品更为轻松且安全。当一位艺术家的某件作品成名之后，他很有可能创作一系列这样的作品，从而使最初的那件作品售价高涨，即便随后的作品价格水涨船高，但最终其价值不会超过最初作品的价值。
　　在中国，金钱之所以表现出能决定艺术品“价值”（实际上是价格）的原因，在于目前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强，而投资渠道太少，股市、房市的低迷，仅从食品方面快速提升的涨幅来看，热钱已经四处横溢了。另外，艺术品的独特和稀缺性，以及可交易的特性，都吸引热钱朝着艺术世界流动，充分证明了“乱世藏黄金，盛世藏古董”这一俗语的正确性。只是我们要警醒：当金钱利益绑架了艺术家的创造性，当资本决定艺术的风格走向，艺术是否还会有“光明的明天在等待”？我们是否可以说，那时的艺术已经丧失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