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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与一般企业上市第一动因是融资不同，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的主要意义在于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纪律约束，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而真正改变我国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的经济学分析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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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与一般企业上市第一动因是融资不同，国有商业银行公开上市的主要意义在于借用国际资本市场的纪律约束，实现国有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根本性改变，从而真正改变我国国有银行的经营机制。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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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金公司部门副主任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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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研究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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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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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波士顿时间2018年6月15日，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李德顺先生应邀与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一场极富启发性的“合作式对话”。两位著名学者围绕社会共同体和“共同体主义”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碰撞出精彩的学术火花。李德顺教授总结了《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一书中涉及的三种基本价值观念：功利主义、自由主义和“共同体德性主义”，并认为现实中“共同体主义”落实到位需要共同体主体的意识。桑德尔教授则指出，对于共同体的描述及建立于其上的权利理论都是多元的，而参与共同活动有助于创造共享认同。对话内
1993年，格林斯潘宣布美联储货币政策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实行以调整实际利率为手段、钉住通货膨胀目标的中性货币政策。中性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调整要求既不刺激也不抑制经济增长，从而使经济以自身潜能在低通货膨胀下持久稳定地增长。观察2006年之后美国货币政策是否会发生转向．一个重要事件是2月1日主政美联储长达18年之久的格林斯潘卸任，伯南克继之成为美联储成立以来第14任主席。就任前，伯南克曾经承诺将维持格林斯潘政策的延续性。
教育结构与教育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教育结构在宏观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教育质量。好的教育结构能够维系和支撑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满足不同人的多样化需求；不好的教育结构，不但不利于人和社会的发展，浪费教育资源，还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这种情况早在30年前就引起了国际上注意。
改革开放40年来，体制改革始终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其主要特征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通过中央政府逐步向地方政府放权，两级政府逐步向高校、社会放权，确立了政府主导、社会（市场）参与、高校自主办学的高等教育新格局。作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高等教育的权力下放主要目的是释放地方在高等教育投入、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激发高校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方面的活力，引导社会参与举办高等教育。与此同时，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方式也从直接管理逐步转向以立法、评估、监督等手段进行间接管理，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教育制度体系逐步得以恢复、完善和优化，教育系统各领域、各层次、各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从无序走向有序、从集中走向分权、从规制走向赋能、从管理走向治理，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分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和保障教育优先发展的现代教育财政制度、多元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形成，教育公共服务水平和教育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教育对外开放制度从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逐步走向为全球教育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能“领跑”才算得上教育强国，而“领跑”和“跟跑”很不一样，它是有巨大风险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教育就是好的。所以，对“领跑者”来说，安全比速度更重要。要确保大国教育发展的安全，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增强多样性，保护和支持各地探索各种合理的教育改革。改革开放40年，为了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我国开启了一场从整齐划一到多样选择的课程改革之路。
教育，是思想创新的发动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奠基石。肇始于1977年的恢复高考发出了改革的先声，随后的中国教育在40年间经历了多次重大变革，既积累了大量成功经验，同时也为未来拓展了不断改进的空间。站在改革40年新的起点上，如何进一步回答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办什么教育、怎么办教育，这些关涉改革全局的重大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7月29日，华东师范大学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纪念教育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暨《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丛书首发式”。此次会议以“教育
2018年8月17日，作为2018上海书展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与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公益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中外慈善比较与创新研讨会暨‘世界公益与慈善经典译丛’出版座谈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举行。来自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的专家学者以及理论媒体代表近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
历史转折、社会转型不仅是与社会结构、国家制度相关的宏大议题，也直接关系到无数普通人的命运。蕴含于社会转折过程中的价值规范体系及社会体制、社会政策等的断裂性，在给一部分人带来新的生活机会的同时，也给另一部分人带来地位剥夺和价值危机。在中国近几十年的社会转折过程中，感受到价值剥离的社会成员长期致力于各种权益申诉行动，政府也在“历史遗留问题”的政治框架中，以“落实政策”的方式，对这些群体陆续作出回应。这构成了局部社会转型中民众追求社会公正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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