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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领导革命时期的党群关系反映的是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实际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树立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通过制度构建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而不是对抗。
关键词：执政；党群关系；互动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2-0047-06
党群关系实际指的是党与群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党与群众之间联系和连接的方式。政党是阶级的组织，但任何政党都是与广泛的群众基础相联系的，任何政党都有党群关系问题，只不过这种关系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看到这些特点，并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出发，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对于加强和改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
现代政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源于议会中的不同利益派别。最早的政党是英国1679年出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随后在西欧和北美陆续建立了代表各个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总的来看，西方国家的这些政黨基本是在议会体制内产生的，也基本上是以选举形式进入议会和组织政府。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在议会中产生的，但后来也由体制外的政党进入到体制内，也可以看作是议会体制内的政党。
议会体制内的政党的党群关系的连接方式就是“选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普选权的扩大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西方国家的各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都在以各种形式去联系群众，争夺选票。各政党为了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捞取选票。这种联系群众的方式，从积极的方面讲，可以使政党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群众的作用、群众的力量，使党群关系成为一种互动关系。但从实质上讲，这种党群关系，其是把群众看作是“票仓”。多大程度上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广大群众的政治诉求，很难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已经二三百年了，已经高度官僚化，这种政治实际是一种官僚政治，普通群众很难反映自己的政治诉求。
虽然任何政党都有党群关系问题，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群关系是自政党产生以来最为独特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是在资本主义议会体制内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自政党产生以来，一直到19世纪占主体的是资产阶级政党。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19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在1847年在改造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本来政党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的武器，是同封建贵族分权的。但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想到用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就是为了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285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摆脱了以往一些工人组织要么特别松散，要么带有密谋神秘主义的成分，它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然而，工人阶级政党又不是一般的政党。作为一般性政党，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产生于议会体制之内，并且按照遵循着资产阶级民主活动规则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遵循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形式。因为资本主义民主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这一体制下没有无产阶级利益表达的形式。从功能上讲，按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些政治学家的说法，政党就是表达公意的工具，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目的就是革命，它首先要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阶级性、革命性、批判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性。因为共产党不是在议会体制内产生的，它的存在就只能靠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离开了本阶级和人民群众便无法生存。正由于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的这种特性，因而，它一开始就同群众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但另一方面，党又必须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党一旦脱离人民群众，就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和群众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是这个整体中先进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政党要联系群众，并不是完全为了选举，而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二
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群关系无论在领导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条件下，是没有根本不同的。因为在党群关系的统一体中，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革命前还是执政后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并没有改变。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党，拥护党，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立场同样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问题在于，领导革命时期的党群关系反映的是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实际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条件下，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树立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牢记：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样，党的群众基础同样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不好，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态度，就不是认同，而是对抗。对抗也是一种互动，但却不是一种良性互动。
提出“党的群众基础同样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无的放矢，苏共垮台活生生的现实表明，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便是苏共这样的老党大党，也同样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苏联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当年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面包、土地、和平”的口号下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革命成功的。但执政70多年还是失败了、垮台了。对于苏共失败的原因分析尽管多种多样，但失去群众的支持无疑是一重要因素。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91年的“8·19”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实际上，苏共在执政后期，在处理党群关系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党和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遭到严重损害。十月革命初期，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极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被人民抛弃。
关于民主选举对规范党群关系的重要性，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中说得很明确：“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6］当然，选举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要素，但却是人民群众基本的民主权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要靠选举制度来保证的。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特别指出要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我们要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干部的去留由人民选择，权力的更替由人民决定，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第三，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从执政角度讲，权力的运行要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本身没有权力。但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党就有了权力。但这种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要从体制上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领导干部角度讲，要求监督领导干部的权力，使权力运行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在实践中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群众监督机制，领导干部自身也要加强学习，加强修养，真正从思想上、观念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党的十七大指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十七大对此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地位，给我们党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但是，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就会滥用，就会产生腐败，这是古今中外的事实所证实了规律。我们党的党员和干部，虽然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但这只是为党员、干部正确运用权力奠定了自律的思想基础，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发挥他律的作用，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四，正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学习和掌握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和方法。
这里的新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从党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就是从群众方面看，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群众，既非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的群众，也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群众。群众的独立性、民主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了。更为需要注意的是，群众的阶层分化明显，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它主要是由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两个群体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庞大的私有经营者阶层已成了我国独立的社会阶层。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中最经常、最大量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2010年9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力和水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但是，一方面人民群众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广大群体，其中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部分，而不同层次和部分各自的具体利益往往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追求，因而呈现出矛盾性。另一方面党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时候，可能同某一层次、某一部分人的具体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在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情况下，我们的领导干部仅有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愿望还不够，还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探索适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群众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凝集群众，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一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马克思早就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7］任何社会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任何政党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相反，不一致却是正常的，而这种不一致特别是能够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意见，却是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不断发展的动力。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政党中，只听到一种声音，一切不一致的声音都被看作异端邪说或大逆不道，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有助于这个社会和政党向前发展的；二是要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协商和对话渠道。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反映问题的渠道。这一渠道必须是通畅的，是受到党规党法直至法律保护的。凡属重大问题都要事先和广大群众通气，凡属社会上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事项，要建立公开听证制度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凡涉及社会发展和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进行形式多样的讨论，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总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全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增强忧患意识，从化解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之基的高度，来深刻认识执政条件下构建良性互动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可忽视的方面，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85.
［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9-280.
［5］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3.
（责任编辑 吴兴国）
关键词：执政；党群关系；互动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2-0047-06
党群关系实际指的是党与群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党与群众之间联系和连接的方式。政党是阶级的组织，但任何政党都是与广泛的群众基础相联系的，任何政党都有党群关系问题，只不过这种关系各有其不同的特点。看到这些特点，并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出发，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对于加强和改进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群众工作，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
现代政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源于议会中的不同利益派别。最早的政党是英国1679年出现的辉格党和托利党，随后在西欧和北美陆续建立了代表各个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总的来看，西方国家的这些政黨基本是在议会体制内产生的，也基本上是以选举形式进入议会和组织政府。在历史上社会民主党不是在议会中产生的，但后来也由体制外的政党进入到体制内，也可以看作是议会体制内的政党。
议会体制内的政党的党群关系的连接方式就是“选票”。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普选权的扩大和社会阶层的不断分化，西方国家的各政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都在以各种形式去联系群众，争夺选票。各政党为了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都在调整自己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捞取选票。这种联系群众的方式，从积极的方面讲，可以使政党始终清醒地意识到群众的作用、群众的力量，使党群关系成为一种互动关系。但从实质上讲，这种党群关系，其是把群众看作是“票仓”。多大程度上代表群众的利益，反映广大群众的政治诉求，很难说。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西方政党政治的运作已经二三百年了，已经高度官僚化，这种政治实际是一种官僚政治，普通群众很难反映自己的政治诉求。
虽然任何政党都有党群关系问题，但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群关系是自政党产生以来最为独特的。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是在资本主义议会体制内产生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产物。自政党产生以来，一直到19世纪占主体的是资产阶级政党。18世纪末19世纪初，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一些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言人，19世纪４０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在1847年在改造正义者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本来政党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封建的武器，是同封建贵族分权的。但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想到用来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就是为了革命。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285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建立摆脱了以往一些工人组织要么特别松散，要么带有密谋神秘主义的成分，它有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党。然而，工人阶级政党又不是一般的政党。作为一般性政党，特别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产生于议会体制之内，并且按照遵循着资产阶级民主活动规则的。而无产阶级政党，绝不能遵循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形式。因为资本主义民主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在这一体制下没有无产阶级利益表达的形式。从功能上讲，按照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些政治学家的说法，政党就是表达公意的工具，但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的目的就是革命，它首先要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阶级性、革命性、批判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特性。因为共产党不是在议会体制内产生的，它的存在就只能靠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支持，离开了本阶级和人民群众便无法生存。正由于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的这种特性，因而，它一开始就同群众有密切联系。一方面，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和先锋队；但另一方面，党又必须紧密联系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党一旦脱离人民群众，就失去了自己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就不能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因此，工人阶级政党和群众本来就是一个整体，只不过是这个整体中先进的那一部分，工人阶级政党要联系群众，并不是完全为了选举，而是由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二
理论上讲，无产阶级政党的党群关系无论在领导革命时期还是执政条件下，是没有根本不同的。因为在党群关系的统一体中，无产阶级政党无论是革命前还是执政后代表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宗旨并没有改变。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党，拥护党，坚持党的领导地位的立场同样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性质并没有改变。但问题在于，领导革命时期的党群关系反映的是先锋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而执政后的党群关系实际反映的是党同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执政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执政条件下，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我们树立人民群众的权力主体地位。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牢记：同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样，党的群众基础同样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不好，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态度，就不是认同，而是对抗。对抗也是一种互动，但却不是一种良性互动。
提出“党的群众基础同样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无的放矢，苏共垮台活生生的现实表明，离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即便是苏共这样的老党大党，也同样摆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苏联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当年布尔什维克党就是在“面包、土地、和平”的口号下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取得革命成功的。但执政70多年还是失败了、垮台了。对于苏共失败的原因分析尽管多种多样，但失去群众的支持无疑是一重要因素。有的学者认为，苏联共产党不仅被国内外的反共势力搞垮，还被她一直代表的工人阶级和苏联人民抛弃，而这后一点，是导致苏共亡党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91年的“8·19”事变失败后，苏联解体，苏共解散，其财产被没收。令人震惊的是，查封者不仅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反抗，在有关的历史档案中，也没有发现当时哪里有工人、职员、苏共党员们自发地集合起来，去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和州委，或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
实际上，苏共在执政后期，在处理党群关系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使党和群众之间的鱼水关系遭到严重损害。十月革命初期，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粮食部部长）瞿鲁巴因饥饿而晕倒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在饥荒时期，瞿鲁巴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是，他却没有从中留下能填饱自己肚子的一小口粮食。他的崇高品质使在场所有的人无不动容。列宁得知后，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目的是要把这作为在饥荒年代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承受超负荷工作重压的必要措施。可是，苏联经济形势好转后，“疗养食堂”没有取消，反而逐渐演变为苏共干部的特殊食品配给和其他方面的一些待遇。起初，这类待遇还只限于少数高级领导人范围，差别也不悬殊，还属于比较正常的情况。但后来随着党政机关的不断扩大，配给面越来越宽，标准也越来越高。苏共的特殊待遇甚至慢慢蜕变为特权，并向社会其他阶层保密，这就意味着党和国家的管理机关，开始把自己和人民隔离开来了。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一边批判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限制人们接触西方社会，一边又把从特供商店低价购买进口名牌商品和把子女送到西方留学，作为自己的特权。这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搞到后来，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党的领导人也因此威信扫地，成为民众嘲讽、唾弃的对象。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说明，不少剥削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极力攫取本阶级、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结果形成了一个欺压人民、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因为这样，他们终究要被人民抛弃。
关于民主选举对规范党群关系的重要性，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中说得很明确：“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它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6］当然，选举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要素，但却是人民群众基本的民主权力。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也是要靠选举制度来保证的。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特别指出要扩大选人用人的民主，“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我们要通过选举制度的改革，使干部的去留由人民选择，权力的更替由人民决定，党的主张和人民的意志相统一，充分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和权利。
第三，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从执政角度讲，权力的运行要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治组织，本身没有权力。但由于党的执政地位，党就有了权力。但这种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要从体制上保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领导干部角度讲，要求监督领导干部的权力，使权力运行走上法制化的轨道。在实践中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群众监督机制，领导干部自身也要加强学习，加强修养，真正从思想上、观念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党的十七大指出：“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十七大对此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地位，给我们党运用手中的权力为人民服务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但是，权力如果得不到监督，就会滥用，就会产生腐败，这是古今中外的事实所证实了规律。我们党的党员和干部，虽然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准，但这只是为党员、干部正确运用权力奠定了自律的思想基础，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发挥他律的作用，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第四，正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学习和掌握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和方法。
这里的新的历史条件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从党的方面看，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就是从群众方面看，人民群众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今天的群众，既非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时的群众，也不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群众。群众的独立性、民主意识都比过去大大增强了。更为需要注意的是，群众的阶层分化明显，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它主要是由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两个群体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有经济获得空前发展，庞大的私有经营者阶层已成了我国独立的社会阶层。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矛盾中最经常、最大量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2010年9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力和水平，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党是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但是，一方面人民群众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广大群体，其中可分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部分，而不同层次和部分各自的具体利益往往具有不同的特色和追求，因而呈现出矛盾性。另一方面党在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时候，可能同某一层次、某一部分人的具体利益发生冲突。因此，在人民内部矛盾大量涌现情况下，我们的领导干部仅有做好群众工作的良好愿望还不够，还必须在继承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不断研究探索适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群众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善于运用说服教育、示范引导和提供服务等方法凝集群众，不断提高组织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本领。一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马克思早就说：“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神圣的，因为它是一切的基础。”［7］任何社会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任何政党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相反，不一致却是正常的，而这种不一致特别是能够自由地表达不同的意见，却是一个社会、一个政党不断发展的动力。如果在一个社会中，在一个政党中，只听到一种声音，一切不一致的声音都被看作异端邪说或大逆不道，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的、有助于这个社会和政党向前发展的；二是要扩大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协商和对话渠道。要建立社情民意反映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有反映问题的渠道。这一渠道必须是通畅的，是受到党规党法直至法律保护的。凡属重大问题都要事先和广大群众通气，凡属社会上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事项，要建立公开听证制度并提前向社会公告，凡涉及社会发展和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要在全社会进行形式多样的讨论，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总之，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我们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我们党无往而不胜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法宝。全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增强忧患意识，从化解执政风险和巩固执政之基的高度，来深刻认识执政条件下构建良性互动党群关系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可忽视的方面，作为党的建设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85.
［2］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9.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79-280.
［5］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13.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3.
（责任编辑 吴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