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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中，爱情无疑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而《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动人、最丰富、最有价值的也是婚恋诗。在这些爱情之花中，有一朵开得尤其夺目，当然也尤其短暂。这就是那些女了大胆爱慕男子，勇于追求自身幸福的动人诗篇，如《王风•大车》《郑风•溱洧》。而这些诗往往之所以出现在《诗经》中，在后世文学中鲜有见闻，主要是由于礼制影响程度较轻，周人生产生活习惯也客观上为其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关键词：《诗经》；女求男；文化成因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92-02
虽然说，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里，婚嫁并不是承两情之好而设，而是作为“往迎尔相，承我宗事”之用的，[1]但天性难禁，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痴情男女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众多女子也抛开禁锢，追寻自己的意中人。作为反映周代社会和人民情感历程的一面镜子，《诗经》也真实地记录下那些勇敢而坦诚的女子。
一、《诗经》中的“女求男”现象
在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中，爱情无疑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动人、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就是婚恋诗。在这些爱情之花中，有一朵开得尤其夺目，当然也尤其短暂，这就是那些女了大胆爱慕男子，勇于追求自身幸福的动人诗篇。《诗经》中明确表示是“女求男”之意的，大约有十几首，如《召南•摽有梅》《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王风•采葛》《王风•大车》《王风•丘中有麻》《王风•山有扶苏》《郑风•子衿》《郑风•溱洧》《齐风•东方之日》《小雅•隰桑》等。现举出二例，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那些无视礼法约束的女子。
1.《王风•大车》
这是一首女子热恋情人，表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诗篇。这首诗同《国风》中其他较为委婉的恋歌相比，显得很大胆热烈，但又不失矜持。[2]即便在我们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她这样的勇气还是比较少见的，更何况是在数千年前的上古社会。
2.《郑风•溱洧》
《毛诗序》认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鲁诗》：“郑国淫辟，男女会于溱洧之上，有洵訏之乐，勺药之合。”[3]这些都是封建卫道士对这首诗的误读，抛开所有的既有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非常真诚的民间恋歌。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女子春游时邂逅了意中人，于是主动邀其一同去赏玩，最后互赠勺药。《笺》云：“其别则送女以勺药。结思情也。”同时，古代“勺”与“约”同声，勺药是双声词，情人借此表达喜爱和喜结良约的意思。这些都说明了女子的求爱得到了男子的响应，她实在地做了自己的主。
这里仅以这两首诗作为范例，《诗经》中类似这样的女子很多，她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最初觉醒意识。在几千年男权制度的压制下，“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女性都处在低于男性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这样的女性意识的出现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二、产生这一现象的文化原因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原因，现试着探究一二。
1.礼制影响程度较轻
《诗经》产生的年代大至为周初至春秋末年，范文澜指出周代文化是“尊礼文化”。[4]这说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5]确实，周代肇兴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品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周代虽已建立了礼乐制度，但必定要受殷商时代乃至更早时代的熏陶，殷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神本文化特色。这样，承袭着这股去古未远的浪漫主义之风，《诗经》中勇敢的女子们也大胆挣脱了礼法之禁锢，去采摘属于自己的爱情之花。
另外，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因为封建生产关系尚且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封建思想意识及其礼教制度还比较难形成严密的体系。所以，在社会交往方面，男女青年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据《周礼•地官司媒氏》：“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虽是统治者为繁衍生息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也为渴望爱情的男女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这都说明“《国风》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新的规范和旧的习俗并存，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奇妙景象。”[6]而在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前，青年男女的择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尚处在较随意的阶段。
2.周人生产生活习惯使然
据许倬云先生所考，古代农夫生活分为两大季节：二月至九月，为农夫在野外的生活期间；十月至一月底，为“室处”生活期间。[7]十月至来年一月，因天气严寒，农人无法进行耕作，在此期间人们缺乏接触与交流之机会。待春日降临，万物复苏，人们到野外进行农耕。且在春光明媚之时，也是女性到郊外进行采摘活动的大好时节，如采葛、采桑、采薇、采卷耳等等。同时古人在这个季节还有许多风俗节日，如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上巳”与“尚子”谐音，本来是古人为了求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游乐活动，这样在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情势下，“女求男”之诗也便应运而生。
以上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形成《诗经》中众多“女求男”诗歌出现的原因，礼制影响程度较轻是其主要因素，但是周人生产生活习惯也客观上为其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三、后世文学中“女求男”现象极少出现之原因
“女求男”在《诗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是最为强烈，但它就像那炫极一时的昙花，随即也就枯萎了。后世文学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直白、大胆、坦荡的女子。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思想，而儒家所安身立命的根本便是“礼”，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僭越礼制的行为发生。“男女授受不亲”“三从四德”等伦理纲纪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同时“男尊女卑”这种观念如大山一样紧紧压抑了中国女性几千年，她们再也没有主动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等待她们的只有“被安排”与“被选择”。所以相对礼制较为松弛，民风较为淳朴的西周时期，后代的女性受到了太多的禁锢，就连自由平等的爱情都已成了奢侈，更何况女性走出闺房，去寻找自己的如意郎君呢？
四、总结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女求男”之类的民间情歌是有其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它植根于周代社会开放淳朴的土壤，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上古人民崇尚自由恋爱的风俗，同时，它的奔放热情，大胆直白的感情“使历来的封建卫道士为之痛心疾首”，[8]但也给予了千百年来那些努力争取婚恋自由的青年男女以莫大的勇气和鼓舞，并且那些勇于为取得自身幸福而与社会、与礼教斗争的一个个鲜明的女子形象，也更是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中，“虽不能至之，我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樊伟峻.情与礼的矛盾冲突——《诗经》婚恋诗之管窥[J].长春大学学报，2008，（5）.
[2]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6：213.
[3]王守谦，金秀珍.诗经评注[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227.
[4]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3.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生出版社，2006：64.
[6]褚斌杰.先秦两汉文学论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37.
[7]许倬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297.
[8]张启成.《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29.
关键词：《诗经》；女求男；文化成因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1）03-092-02
虽然说，在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里，婚嫁并不是承两情之好而设，而是作为“往迎尔相，承我宗事”之用的，[1]但天性难禁，这其中还是有很多痴情男女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而众多女子也抛开禁锢，追寻自己的意中人。作为反映周代社会和人民情感历程的一面镜子，《诗经》也真实地记录下那些勇敢而坦诚的女子。
一、《诗经》中的“女求男”现象
在中外古今文学艺术中，爱情无疑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话题。《诗经》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最动人、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就是婚恋诗。在这些爱情之花中，有一朵开得尤其夺目，当然也尤其短暂，这就是那些女了大胆爱慕男子，勇于追求自身幸福的动人诗篇。《诗经》中明确表示是“女求男”之意的，大约有十几首，如《召南•摽有梅》《邶风•匏有苦叶》《邶风•简兮》《王风•采葛》《王风•大车》《王风•丘中有麻》《王风•山有扶苏》《郑风•子衿》《郑风•溱洧》《齐风•东方之日》《小雅•隰桑》等。现举出二例，让我们再来回味一下那些无视礼法约束的女子。
1.《王风•大车》
这是一首女子热恋情人，表示对爱情至死不渝的诗篇。这首诗同《国风》中其他较为委婉的恋歌相比，显得很大胆热烈，但又不失矜持。[2]即便在我们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她这样的勇气还是比较少见的，更何况是在数千年前的上古社会。
2.《郑风•溱洧》
《毛诗序》认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鲁诗》：“郑国淫辟，男女会于溱洧之上，有洵訏之乐，勺药之合。”[3]这些都是封建卫道士对这首诗的误读，抛开所有的既有价值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首非常真诚的民间恋歌。
在春暖花开的时节，女子春游时邂逅了意中人，于是主动邀其一同去赏玩，最后互赠勺药。《笺》云：“其别则送女以勺药。结思情也。”同时，古代“勺”与“约”同声，勺药是双声词，情人借此表达喜爱和喜结良约的意思。这些都说明了女子的求爱得到了男子的响应，她实在地做了自己的主。
这里仅以这两首诗作为范例，《诗经》中类似这样的女子很多，她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女性的最初觉醒意识。在几千年男权制度的压制下，“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文学作品中，女性都处在低于男性的地位”。所以，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有这样的女性意识的出现实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
二、产生这一现象的文化原因
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存在的特定的历史文化的原因，现试着探究一二。
1.礼制影响程度较轻
《诗经》产生的年代大至为周初至春秋末年，范文澜指出周代文化是“尊礼文化”。[4]这说明了礼在周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传统的“礼文化”或“礼制文化”，即创制于西周。[5]确实，周代肇兴的礼乐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品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确立并非一蹴而就的事，周代虽已建立了礼乐制度，但必定要受殷商时代乃至更早时代的熏陶，殷脱离原始社会未久，在以神秘性与笼统性为特征的原始思维的支配下，商人尊神重巫，体现神本文化特色。这样，承袭着这股去古未远的浪漫主义之风，《诗经》中勇敢的女子们也大胆挣脱了礼法之禁锢，去采摘属于自己的爱情之花。
另外，在《诗经》产生的时代，因为封建生产关系尚且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封建思想意识及其礼教制度还比较难形成严密的体系。所以，在社会交往方面，男女青年还是相对比较自由的。据《周礼•地官司媒氏》：“中（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虽是统治者为繁衍生息而采取的一种手段，但也为渴望爱情的男女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这都说明“《国风》时代是一个过渡时代，新的规范和旧的习俗并存，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奇妙景象。”[6]而在新的社会制度确立之前，青年男女的择偶没有受到太多的限制，尚处在较随意的阶段。
2.周人生产生活习惯使然
据许倬云先生所考，古代农夫生活分为两大季节：二月至九月，为农夫在野外的生活期间；十月至一月底，为“室处”生活期间。[7]十月至来年一月，因天气严寒，农人无法进行耕作，在此期间人们缺乏接触与交流之机会。待春日降临，万物复苏，人们到野外进行农耕。且在春光明媚之时，也是女性到郊外进行采摘活动的大好时节，如采葛、采桑、采薇、采卷耳等等。同时古人在这个季节还有许多风俗节日，如三月初三的上巳节，“上巳”与“尚子”谐音，本来是古人为了求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游乐活动，这样在天时、地利、人和俱备的情势下，“女求男”之诗也便应运而生。
以上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形成《诗经》中众多“女求男”诗歌出现的原因，礼制影响程度较轻是其主要因素，但是周人生产生活习惯也客观上为其提供了便利和可能。
三、后世文学中“女求男”现象极少出现之原因
“女求男”在《诗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也是最为强烈，但它就像那炫极一时的昙花，随即也就枯萎了。后世文学中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直白、大胆、坦荡的女子。究其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儒家文化成为主流思想，而儒家所安身立命的根本便是“礼”，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僭越礼制的行为发生。“男女授受不亲”“三从四德”等伦理纲纪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同时“男尊女卑”这种观念如大山一样紧紧压抑了中国女性几千年，她们再也没有主动选择自己命运的机会，等待她们的只有“被安排”与“被选择”。所以相对礼制较为松弛，民风较为淳朴的西周时期，后代的女性受到了太多的禁锢，就连自由平等的爱情都已成了奢侈，更何况女性走出闺房，去寻找自己的如意郎君呢？
四、总结
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诗经》中的“女求男”之类的民间情歌是有其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的。它植根于周代社会开放淳朴的土壤，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了上古人民崇尚自由恋爱的风俗，同时，它的奔放热情，大胆直白的感情“使历来的封建卫道士为之痛心疾首”，[8]但也给予了千百年来那些努力争取婚恋自由的青年男女以莫大的勇气和鼓舞，并且那些勇于为取得自身幸福而与社会、与礼教斗争的一个个鲜明的女子形象，也更是留在了我们的脑海中，“虽不能至之，我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樊伟峻.情与礼的矛盾冲突——《诗经》婚恋诗之管窥[J].长春大学学报，2008，（5）.
[2]程俊英.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6：213.
[3]王守谦，金秀珍.诗经评注[M].长春：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227.
[4]范文澜.中国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3.
[5]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生出版社，2006：64.
[6]褚斌杰.先秦两汉文学论集[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37.
[7]许倬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66：297.
[8]张启成.《诗经》风雅颂研究论稿[M].北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