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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有多长？
二战胜利到文革结束，差不多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好像100年；从1889光绪皇帝亲政到五四运动，也是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好像跨越了古今多少代；从五四到四九，又是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都翻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社会的沧海桑田里也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全称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那件事儿，到现在又逢整年。前20年，我们还跃跃欲试，满心感慨。这10年，似乎什么都已消失，当代诗人们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小富欠安。诗人们的意识一片模模糊糊、营营苟苟。
十年前在纪念大展20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86’诗歌大展20年后说》。今年，我想玩一个游戏，再次套用这个顺水推舟的标题。用意是设定一个固定的套路，看看我们究竟越来越贤达，还是越来越营苟。
哦，这一刻我忽然有点糊涂。真过去了30年吗？
好像只有三天。
火线和零线在那儿摆着，
我接上了一只灯泡
如果让事情回到1986，是一件略显尴尬的穿越。我的内心一定呈现着两种阴阳的表情：既兴奋，又无奈。兴奋是因为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的大面积兴起。无奈是被它搞得摸不到头脑。它的面积过于巨大，它的兴起又过于神速。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巨大。我们曾经圈了一块地，划界狂欢。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块地外面的狂欢，同样山南海北。
作为“三个崛起”之一者，我太熟悉对它的那一场又一场围剿，既无比狠毒，又无比愚蠢。狠毒 愚蠢的結果是，被击打的局部，遭受伤疤与重创。而所有旁观者们却获得了肆意观摩一场诗歌盛宴的免费门票。不管热枪冷箭多么令人不快，一次次的游街示众并频频上传下达的结果，是白白送给现代诗无法计量的免费广告。自从有了诗的这个千年古国，哪朝哪代，舍得用一吨又一吨的白银为诗这种东西昭令天下？诗既然反动得如此重要，那么就让杀毒剂连同它的种籽粉沫一起撒遍每个角落吧。
热潮滚滚！滚滚热潮！——1980年代的诗歌温度，还用得着回顾与形容吗。
那一场砖头与诗人几乎成正比的精神狂欢，其实是一种充满了青春期荷尔蒙的游戏。诗，莫名其妙地和大学结盟，促成了一种奇妙的时空与人文的材料配比。
今天，我倒是在想：为什么是诗？为什么不是小说或者相声？为什么不是矿山或者渔村？为什么大学和诗歌成为了一种最奇妙的组合？正如化妆之于女人、鞭炮之于儿童、肺病之于书生。过去的人们只知道罢工适于产业、罢课适于学堂。谁能想象，一群群的工人忽然如醉如痴地歌唱，或者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农民疯狂地起舞。而大学恰好可以。青春和诗，这两样东西都不是不好惹的邪门儿。当两种同时最具发情、发酵的因素狭路相逢时，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大学诗潮便出现了。
对，必须是狭路相逢。狭路，才有味道，才有精神的专注。正因为它狭窄，它便警觉，便兴奋，便来神儿。因此狭路必有相逢。历史的狭路上，必有天才升起。坦荡的大路，留给那些大腹便便、四顾茫然的人吧。
世界上的事情，像滑梯。有一就有二。有大学，便有中学。
也许人类历史上令肇事者最恐惧的不是大人，恰恰是涉事不深的孩子。那些悄悄向上仰望的小眼睛们，早晚有一天会用他们的行为将观察结果以另一种方式公诸于世。自七十年代末起，风起云涌的文学社团热潮，迅速传染到中学校园。姜红伟在《中国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坛历史备忘录》中详细记录了诗歌“毒素”在中学校园的蔓延。他们写作诗歌、发表作品、创办报刊、组织诗会、自印诗集、组办社团……在描述这一支且数量达上千万的“中国诗歌少年先锋队”时，他使用了“最辉煌、最壮观、最精彩、最隆重、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等六个大词来定义这一场孩子般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
前些天在新疆，我在一台老式油印打字机面前久久回想。那一排排铅字，曾是我们的梦想。几十年前，如果我们《赤子心》诗社有这样一台大设备，我们何必用手在钢板上面一笔一划地刻写蜡纸。
“诗歌大展”这个家伙，正是这样一次梦想般的穿越。它带领着青春起势的诗人们，从原始油印一步飞越到大机器印刷，完成了一次充分集结的、国家出版层面的打印。
十年前，我曾说过它是一座火山的喷发口，是超前几十年的一个诗歌网页。
今天我想说：火线和零线都在那摆着，我不过是接了一个灯泡。
“诗歌火线”。它早已白烟袅袅、电光憋闷、熊熊不已。
而另一端的零线，冷冷地闪着寒光。
观察这支冰冷的零线并不难，只要查阅一下当年的官方报刊与出版物。在那里，什么诗歌大潮，什么青春，一律不见。冷酷的官方铅字上，只有按部就班、歌功颂德、滴水不露。套用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句话：那些年，四海升平。别说30年前，现在又有多少变化？
果然，灯泡刷地亮了。
历史纵容我们的时机，
从开门到关门只有一瞬
“1986，不可拒绝的年代”，是我那一年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
总说不可拒绝，因为一直被拒绝。
拒绝大概是生活的一个常态。历史即使在纵容你的时候脸上也挂着拒绝的表情。
从朦胧诗初起的1970年代末起，中国的天空总是阴晴不定。1983，天下突然冒出一个新词儿“精神污染”。写诗的人哪里懂得紫禁城里的子丑寅卯，国家级灭火队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终使烟消云散，时间便到达了1986。写诗的人们忽然感到“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好。
好到了什么程度呢。好到“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一年，兰州召开了一次大型诗歌讨论会。当我终于一一见到了《当代文艺思潮》的全班人马时，大家内心都禁不住一阵翻滚，仿佛文革后的劫后余生，终于庆幸可以破涕为笑了。记得在喝酒的时候，主编谢昌余满面春风地对我说：敬亚啊，那就再给我们写一篇吧！ 这就是后来被文化界领导人称为掘墓之作的《圭臬之死》的来历。那篇文章最终并没有掘了别人的墓，倒是替它的发表者《当代文艺思潮》再一次挖下一个大坑。这家虽然身处外省、却有着国家级重量的理论刊物，在彼年冬天就倒在了我第二次掘出来的那个坑内。
大展，正是发生在那个阴晴不定的年代。幸运的是，它恰巧迎头相遇了一个回暖的夹缝——灵光一现的1986年！大展之后的第二年春，反自由化运动便重又开始，而且是最厉害的一次。发表大展的《深圳青年报》随即在新年之际停刊。也就是说再晚两、三个月，大展便绝无可能。
那么，大展有可能出现在内地吗？——你說呢？
即使是在最温暖的文化背景夹缝年中，大展这类带有文化聚众、诗歌阅兵式的举动，也难以在中国内地的报刊上出现。多年的政治运动早已把文化界的当权者们变成了谨小慎微的老油条。发生在同一年的《当代文艺思潮》停刊便充满了中国式的诡异：1986年末，刊物最后一期出完了以后，不许叫停刊。而是以合并的名义并入《飞天》。表面上说使《飞天》的理论版加大，其实只加了几页。真正调拨到《飞天》去的也只有两人，刊物就这样莫名地被取消。几个编辑追问此事是谁下的令，却一直没有下家出面承担，至今也没有任何文字、文件、电话记录。经过文革，谁都不愿意留下骂名……（见鲁明军《管卫中谈<当代文艺思潮>停刊始末》）
假如大展的计划在内地某报刊层层上报后，鬼知道谁敢在上面签署同意二字。
今天看，大展不仅仅是两家报纸的七个整版文字。它是一个由众多系列活动组成的诗歌事件。首先，长达一两个月的策划期，很难做到严格保密。三个月征稿期，一批外地诗人闹哄哄汇聚深圳。大展后深圳青年诗人协会成立，同时召开了首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每一步都是大举动，无法想象每一步都起草文件、报批、审查……这样放肆的事儿，只有在一个极其松弛、公开、甚至肆无忌惮的大背景下才能完成。
只能是深圳。
作为大展诞生地，深圳这座城市不仅恰当，简直珠联璧合，简直妙手偶得。
“妙手偶得”这个词太好了：首先你必须是妙手，其次妙手也不能次次皆得。你的得，也需要偶。妙这个东西本身就好得不明不白，妙不可言。偶这个东西更是一次性产物，用郎平获里约女排金牌后的话说，就是“蒙上了”。
大展是蒙上了，深圳更是蒙上了。甚至可以说它蒙上了所有人。
深圳有什么了不起呢？有啊。有一道了不起的铁丝网啊。
1983年，深圳周边架设了一条长84.6公里、高2.8米的铁丝网。别小看了这条普通的铁网，被它圈起来的部分，当年仿佛遍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发出过无比迷人的光芒。
在彼时的人们眼中，深圳恰如一位前途无量的神童。它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也不会奇怪。而当年的《深圳青年报》更是站在特区最高点，成为新观念最急切的吹鼓手。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独自撬动历史的大石头。任何事件必须有一个支点，也必须有很多助力。那支点，就是《深圳青年报》。那助力，就是人们对深圳这座无所不能的城市的想象。
想象，是诗歌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推进历史事件的主元素。没了想象的世界是铁板与囚室。有了想象，世界就有了多种方向与维度。从这个角度看，大展就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把一个无中生有的想象，成功实现。
有人把包括大展在内的1980年代深圳文化，称为“80年代深圳的文化狂欢”（摄影家李媚语）。正是那次“狂欢”，构成了大展的文化温床。
然而我看，那场“文化狂欢”不仅短暂，其本质也是虚弱。一座刚刚开埠的新城，涌来了一批同样年轻的人。城市向哪里去尚不知道，甚至城市的合法性尚没确立，怎么可能产生自己的文化。因此，狂欢着的，只能是某些文化青年们内心的一种幻觉。当时的深圳有点像延安。纷纷投奔而来的年轻人汇聚起来，自我营造了一种飞地般的自由幻觉。这种幻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深圳这座新城未来的一种超现实假想。另一种是对于身后旧文化背景的抛弃与反叛。在深圳1980年代文化最繁荣的85、86两年中，无论是自我鼓舞式的畅想，或是某种云开日出似的小心僭越，其实都被暗中限定在相当小的范围之内。一旦超越了界限，一切立刻烟消云散。完全可以说，那是因城市定位未稳而出现的一段短暂“文化真空”。很多只手，很多双眼睛，还没有来得及管辖细节。大展后不到一年，深圳便对症下药般地庄严宣布了自己认定的城市定性：深圳是经济特区，不是文化特区，更不是政治特区。
一层层盘点下来看，做成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可能也需要史无先例的时机。
除了想象，还有生活的直觉。
作为操作者我知道，当年办大展并没有那么复杂。想了，就做了。一开始自己被自己的想法震了一下。过几天习惯了。一天天地推进。所以对于一件事，想象是必要的开端。想象一旦获得成立，后面的事情只剩下基本劳务。生活本身非常简单。人们每天并不需要时时坐下来研判时事大势。之所以连想也不想地生存，是因为很多基本的判断早已埋藏在日常的直觉之中。想象是冲破正常的尖刃。直觉是举起那把刀的基本力量。
世界上没有一扇永远洞开的门，也没有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那些似乎紧锁着的大门，只是虚掩着，佯装紧闭。
写诗人的这件事儿，
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
大展20周年的纪念会开在黄山。25周年在合肥。30周年在四川德阳。
最盛大、动情的，是20周年的黄山。那次纪念与重逢背后隐藏着的情感重量，堪比它的母体“八六”大展。甚至从“纪念”的角度，它可以称为一个纪念仪式的情感标本，那种激情与当年一样，永远不再。
大展之后不久，第三代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
像一场集体的狂犬病复发，经过20多年的潜伏期，强渡了生存之河的第三代诗人重新回归诗歌。在急切而热烈的复数回忆面前，具有明确标志性的事件权且充当了人们内心的里程碑。 2006年8-9月，《南方都市报》以《86诗展20-周年回顾》为总题，一口气连发了七个整版的纪念专辑，仿佛暗中对应了当年两报7个整版大展的“隆重推出”：
8月14日：对开双版1-2：《86’诗展，二十年前那一场诗人的英雄会》
8月15日：整版3：徐敬亚《86’诗歌大展20年后说》
8月22日：整版4：杨黎《“大展”是诗歌最后的垂死挣扎》
8月25日：整版5：陈东东《退潮从高潮迭现处开始》
8月31日：整版6：孟浪《历史的澄清与澄清的历史》
9月7日：整版7：李少君《重建诗歌的主体性》
綜述文章《86’诗展，二十年前那一场诗人的英雄会》中，将我那封《我的邀请》信冠以“江湖”三字，英雄之气莫名而生。
江湖果然回来了。
2006年11月18号，由默默、周强、李亚伟等策划发起的纪念会在黄山屯溪和黟县召开。徐敬亚、多多、严力、默默、李亚伟、马松、陈朝华、杨克、何小竹、赵野、潇潇、王明韵、王琪博、梁健、海波、何拜伦、周强……等40多位诗人从天南海北汇聚黄山。这是一次区别于官方会议的自费会晤。这些主流诗歌的拒绝者们自掏腰包购买机票，为了纪念当年那一场魂梦牵绕的青春履历。
这次聚会对于参会者的内心之隆重，被一位美国人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下来。诗人梅丹理在上海陪着诗人们苦苦等待黄山纪念会时写了一首《黄山回来再说》。他不仅汉语书写，同时也汉语朗诵。我仍然记得他在现场读诗时大家火爆的眼神：
最近与朋友的吾谈中
有一句渐渐熟悉的口头禅
“黄山回来再说”
好像黄山是一个什么分水岭
到了那儿才知道身上的液体要流向何处
我在巅峰处要量一量自己的体温
要小心使用体温表，千万不能跌破
好好的一滴水银，不能让它往两个方向流掉
——梅丹理：《黄山回来再说》（第一节）
令人敬佩的是，黄山纪念会仍然保持着当年大展的气度与礼仪——那是一种占山为王者的气度，是击败官军人马后的响马式礼仪。作为烈士般的追认，它煞有介事地评选了12位“第三代诗人杰出贡献奖”：野夫、杨克、远村、陈朝华、丁翔、周墙、潘维、北魏、王琪博、梁健、海波、何拜伦。它不同寻常地发明了一项诗歌“功德奖”，14位诗歌赞助者被授以功德之冠：黄怒波、石虎、刘丽安、麦城、胡建雄、万夏、潇潇、柔刚、远村、聂圣哲、李岱松、默默、歆菊、卢苇。同时，它也煞有介事地现场演绎了“授奖辞”与“答谢辞”。这些佯装诺贝尔的姿态在后来的中国彻底泛滥，但黄山纪念会的那些年，这些假模假势的套路还相当新鲜。
今天看：20周年黄山纪念会，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江湖，一个是归来。它会后发表的宣言名字叫《归园共识》，因相聚在周强的归园而命名。
25周年纪念会到了合肥，由中国诗歌流派网主办。当时流派网刚刚上线。那次会议成为《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的一次历史性会晤。20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已满头白发的原《诗歌报》主编蒋维扬，而作为大展另一个潮头式的推进者、《诗歌报》的主将与灵魂人物姜诗元却一直没有在历届纪念会上露面。发起那次纪念会的韩庆成可能没有想到，由我提议、由韩出资的中国诗歌流派网在此后的数年中聚沙成塔般地崛起，至今已成为拥有20万会员、每天发贴量与在线人数均列于首位的中国第一诗歌网站。因此，25周年的关键词也是两个：一个是会晤，一个是网络。
刚刚结束的30周年纪念会，收藏品成为亮点。
跨过岁月与记忆的200多份油印诗歌民刊，带着油墨的臭味与芳香，铺满了多功能厅的四周空间。老酒，连同野夫、刘泽球与中国汉诗馆馆主世中人等，巧妙地将大展30周年与德阳戏剧节进行了嫁接。在一本本陈年纸张的浸泡中，所有的纪念者都变成了古董。而疯狂的手机快门，更使所有的声音与词语、姿态与举止，都变成了像素。纪念会的高潮出现在临别前的酒宴。作为旁观者，青红中国的女主人王智红意外地发现了这场煞有介事的纪念会的某些戏剧滋味。可不是，诗，这个大动物，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裹胁了千千万万的灵魂，与中国当代史相互绑架，它怎么能缺少戏剧的元素呢……绵远河边的那个夜晚，诗歌与戏剧这个命题，使包括著名戏剧导演曹克非在内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两大艺术体裁交混的兴奋之中。
因此，30周年纪念会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收藏，一个戏剧。
在这次会议上，令人奇怪的是，我竞被多次介绍为86大展的“策展人”。我怎么成了策展人了呢？似乎我当年在深圳办了一次“服装大展”，或者“珠宝大展”，甚至办了一场诗歌的行为艺术大展。第三代诗人的集体突围，只经过了30年，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已经演变成一次画廊般的商业推广行为了。
曾经以最年轻自居的我们，怎么变成了收藏呢？曾经被我们双手劈开的历史荒草，怎么忽然在我们的身上蔓延呢？
20周年，是归来。
25周年，是网络。
30周年，是收藏。
像一只风筝，大展在记忆中飞翔。越飞越高，越飞越轻……飞向最后一瞬。
最后一瞬注定到来。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必然的刷新。老，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脉络。我们中的每个人或许依然自认年轻，但我们的江湖团伙却正日薄西山。我们曾经自感亲切的背景正向身后大面积移动，我们唯一的光荣是沦为别人的背景。今日古董，或是昨日黄花，注定成为垃圾，哪怕在成为最后的废品之前被人们暂时称为古董。
说到底，86大展只是一次隆重的、集约化的、煞有介事的诗歌出版。在终极本质上，诗是一个闷头不语最不爱热闹的家伙。任何运动与活动的戏剧终将散场，只有诗歌文本孤独地向下沉淀，走向遥远。
这个星球上，没完没了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
在德阳，我大胆做了一个预测：也许15年后，这种煞有介事的纪念，念念有辞地数到45的时候，最后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三代诗人也将解甲归田。那时候，诗歌记忆将从这个国家所有的权力、财富和公章中抽身而去。那时候这个全球最庞大、号称有400多个奖项的诗歌记忆症综合市场将旗偃鼓息……那时候，谁来陪你们玩呢。
2016 10.6深圳
二战胜利到文革结束，差不多30年，内中的起伏逆折纠结，漫长得好像100年；从1889光绪皇帝亲政到五四运动，也是30年，多少兴亡，多少荣辱，好像跨越了古今多少代；从五四到四九，又是30年，刀光剑影，血肉贲张，如同天和地全都翻覆。30年，自然界可以把大河从东方移动到西方。30年，人类社会的沧海桑田里也足以容纳一个甚至几个王朝。
全称为“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的那件事儿，到现在又逢整年。前20年，我们还跃跃欲试，满心感慨。这10年，似乎什么都已消失，当代诗人们的日子过得平平淡淡、小富欠安。诗人们的意识一片模模糊糊、营营苟苟。
十年前在纪念大展20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86’诗歌大展20年后说》。今年，我想玩一个游戏，再次套用这个顺水推舟的标题。用意是设定一个固定的套路，看看我们究竟越来越贤达，还是越来越营苟。
哦，这一刻我忽然有点糊涂。真过去了30年吗？
好像只有三天。
火线和零线在那儿摆着，
我接上了一只灯泡
如果让事情回到1986，是一件略显尴尬的穿越。我的内心一定呈现着两种阴阳的表情：既兴奋，又无奈。兴奋是因为朦胧诗后中国现代诗的大面积兴起。无奈是被它搞得摸不到头脑。它的面积过于巨大，它的兴起又过于神速。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它有多么巨大。我们曾经圈了一块地，划界狂欢。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块地外面的狂欢，同样山南海北。
作为“三个崛起”之一者，我太熟悉对它的那一场又一场围剿，既无比狠毒，又无比愚蠢。狠毒 愚蠢的結果是，被击打的局部，遭受伤疤与重创。而所有旁观者们却获得了肆意观摩一场诗歌盛宴的免费门票。不管热枪冷箭多么令人不快，一次次的游街示众并频频上传下达的结果，是白白送给现代诗无法计量的免费广告。自从有了诗的这个千年古国，哪朝哪代，舍得用一吨又一吨的白银为诗这种东西昭令天下？诗既然反动得如此重要，那么就让杀毒剂连同它的种籽粉沫一起撒遍每个角落吧。
热潮滚滚！滚滚热潮！——1980年代的诗歌温度，还用得着回顾与形容吗。
那一场砖头与诗人几乎成正比的精神狂欢，其实是一种充满了青春期荷尔蒙的游戏。诗，莫名其妙地和大学结盟，促成了一种奇妙的时空与人文的材料配比。
今天，我倒是在想：为什么是诗？为什么不是小说或者相声？为什么不是矿山或者渔村？为什么大学和诗歌成为了一种最奇妙的组合？正如化妆之于女人、鞭炮之于儿童、肺病之于书生。过去的人们只知道罢工适于产业、罢课适于学堂。谁能想象，一群群的工人忽然如醉如痴地歌唱，或者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的农民疯狂地起舞。而大学恰好可以。青春和诗，这两样东西都不是不好惹的邪门儿。当两种同时最具发情、发酵的因素狭路相逢时，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大学诗潮便出现了。
对，必须是狭路相逢。狭路，才有味道，才有精神的专注。正因为它狭窄，它便警觉，便兴奋，便来神儿。因此狭路必有相逢。历史的狭路上，必有天才升起。坦荡的大路，留给那些大腹便便、四顾茫然的人吧。
世界上的事情，像滑梯。有一就有二。有大学，便有中学。
也许人类历史上令肇事者最恐惧的不是大人，恰恰是涉事不深的孩子。那些悄悄向上仰望的小眼睛们，早晚有一天会用他们的行为将观察结果以另一种方式公诸于世。自七十年代末起，风起云涌的文学社团热潮，迅速传染到中学校园。姜红伟在《中国八十年代中学生校园诗坛历史备忘录》中详细记录了诗歌“毒素”在中学校园的蔓延。他们写作诗歌、发表作品、创办报刊、组织诗会、自印诗集、组办社团……在描述这一支且数量达上千万的“中国诗歌少年先锋队”时，他使用了“最辉煌、最壮观、最精彩、最隆重、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等六个大词来定义这一场孩子般的中学生校园诗歌运动。
前些天在新疆，我在一台老式油印打字机面前久久回想。那一排排铅字，曾是我们的梦想。几十年前，如果我们《赤子心》诗社有这样一台大设备，我们何必用手在钢板上面一笔一划地刻写蜡纸。
“诗歌大展”这个家伙，正是这样一次梦想般的穿越。它带领着青春起势的诗人们，从原始油印一步飞越到大机器印刷，完成了一次充分集结的、国家出版层面的打印。
十年前，我曾说过它是一座火山的喷发口，是超前几十年的一个诗歌网页。
今天我想说：火线和零线都在那摆着，我不过是接了一个灯泡。
“诗歌火线”。它早已白烟袅袅、电光憋闷、熊熊不已。
而另一端的零线，冷冷地闪着寒光。
观察这支冰冷的零线并不难，只要查阅一下当年的官方报刊与出版物。在那里，什么诗歌大潮，什么青春，一律不见。冷酷的官方铅字上，只有按部就班、歌功颂德、滴水不露。套用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的一句话：那些年，四海升平。别说30年前，现在又有多少变化？
果然，灯泡刷地亮了。
历史纵容我们的时机，
从开门到关门只有一瞬
“1986，不可拒绝的年代”，是我那一年特别愿意说的一句话。
总说不可拒绝，因为一直被拒绝。
拒绝大概是生活的一个常态。历史即使在纵容你的时候脸上也挂着拒绝的表情。
从朦胧诗初起的1970年代末起，中国的天空总是阴晴不定。1983，天下突然冒出一个新词儿“精神污染”。写诗的人哪里懂得紫禁城里的子丑寅卯，国家级灭火队差不多用了三年时间终使烟消云散，时间便到达了1986。写诗的人们忽然感到“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好。
好到了什么程度呢。好到“好了伤疤忘了疼”。
那一年，兰州召开了一次大型诗歌讨论会。当我终于一一见到了《当代文艺思潮》的全班人马时，大家内心都禁不住一阵翻滚，仿佛文革后的劫后余生，终于庆幸可以破涕为笑了。记得在喝酒的时候，主编谢昌余满面春风地对我说：敬亚啊，那就再给我们写一篇吧！ 这就是后来被文化界领导人称为掘墓之作的《圭臬之死》的来历。那篇文章最终并没有掘了别人的墓，倒是替它的发表者《当代文艺思潮》再一次挖下一个大坑。这家虽然身处外省、却有着国家级重量的理论刊物，在彼年冬天就倒在了我第二次掘出来的那个坑内。
大展，正是发生在那个阴晴不定的年代。幸运的是，它恰巧迎头相遇了一个回暖的夹缝——灵光一现的1986年！大展之后的第二年春，反自由化运动便重又开始，而且是最厉害的一次。发表大展的《深圳青年报》随即在新年之际停刊。也就是说再晚两、三个月，大展便绝无可能。
那么，大展有可能出现在内地吗？——你說呢？
即使是在最温暖的文化背景夹缝年中，大展这类带有文化聚众、诗歌阅兵式的举动，也难以在中国内地的报刊上出现。多年的政治运动早已把文化界的当权者们变成了谨小慎微的老油条。发生在同一年的《当代文艺思潮》停刊便充满了中国式的诡异：1986年末，刊物最后一期出完了以后，不许叫停刊。而是以合并的名义并入《飞天》。表面上说使《飞天》的理论版加大，其实只加了几页。真正调拨到《飞天》去的也只有两人，刊物就这样莫名地被取消。几个编辑追问此事是谁下的令，却一直没有下家出面承担，至今也没有任何文字、文件、电话记录。经过文革，谁都不愿意留下骂名……（见鲁明军《管卫中谈<当代文艺思潮>停刊始末》）
假如大展的计划在内地某报刊层层上报后，鬼知道谁敢在上面签署同意二字。
今天看，大展不仅仅是两家报纸的七个整版文字。它是一个由众多系列活动组成的诗歌事件。首先，长达一两个月的策划期，很难做到严格保密。三个月征稿期，一批外地诗人闹哄哄汇聚深圳。大展后深圳青年诗人协会成立，同时召开了首届中国现代诗研讨会……每一步都是大举动，无法想象每一步都起草文件、报批、审查……这样放肆的事儿，只有在一个极其松弛、公开、甚至肆无忌惮的大背景下才能完成。
只能是深圳。
作为大展诞生地，深圳这座城市不仅恰当，简直珠联璧合，简直妙手偶得。
“妙手偶得”这个词太好了：首先你必须是妙手，其次妙手也不能次次皆得。你的得，也需要偶。妙这个东西本身就好得不明不白，妙不可言。偶这个东西更是一次性产物，用郎平获里约女排金牌后的话说，就是“蒙上了”。
大展是蒙上了，深圳更是蒙上了。甚至可以说它蒙上了所有人。
深圳有什么了不起呢？有啊。有一道了不起的铁丝网啊。
1983年，深圳周边架设了一条长84.6公里、高2.8米的铁丝网。别小看了这条普通的铁网，被它圈起来的部分，当年仿佛遍地流着奶和蜜的迦南，发出过无比迷人的光芒。
在彼时的人们眼中，深圳恰如一位前途无量的神童。它做出任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大家也不会奇怪。而当年的《深圳青年报》更是站在特区最高点，成为新观念最急切的吹鼓手。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无法独自撬动历史的大石头。任何事件必须有一个支点，也必须有很多助力。那支点，就是《深圳青年报》。那助力，就是人们对深圳这座无所不能的城市的想象。
想象，是诗歌的第一生产力，也是推进历史事件的主元素。没了想象的世界是铁板与囚室。有了想象，世界就有了多种方向与维度。从这个角度看，大展就是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把一个无中生有的想象，成功实现。
有人把包括大展在内的1980年代深圳文化，称为“80年代深圳的文化狂欢”（摄影家李媚语）。正是那次“狂欢”，构成了大展的文化温床。
然而我看，那场“文化狂欢”不仅短暂，其本质也是虚弱。一座刚刚开埠的新城，涌来了一批同样年轻的人。城市向哪里去尚不知道，甚至城市的合法性尚没确立，怎么可能产生自己的文化。因此，狂欢着的，只能是某些文化青年们内心的一种幻觉。当时的深圳有点像延安。纷纷投奔而来的年轻人汇聚起来，自我营造了一种飞地般的自由幻觉。这种幻觉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深圳这座新城未来的一种超现实假想。另一种是对于身后旧文化背景的抛弃与反叛。在深圳1980年代文化最繁荣的85、86两年中，无论是自我鼓舞式的畅想，或是某种云开日出似的小心僭越，其实都被暗中限定在相当小的范围之内。一旦超越了界限，一切立刻烟消云散。完全可以说，那是因城市定位未稳而出现的一段短暂“文化真空”。很多只手，很多双眼睛，还没有来得及管辖细节。大展后不到一年，深圳便对症下药般地庄严宣布了自己认定的城市定性：深圳是经济特区，不是文化特区，更不是政治特区。
一层层盘点下来看，做成一件史无前例的事，可能也需要史无先例的时机。
除了想象，还有生活的直觉。
作为操作者我知道，当年办大展并没有那么复杂。想了，就做了。一开始自己被自己的想法震了一下。过几天习惯了。一天天地推进。所以对于一件事，想象是必要的开端。想象一旦获得成立，后面的事情只剩下基本劳务。生活本身非常简单。人们每天并不需要时时坐下来研判时事大势。之所以连想也不想地生存，是因为很多基本的判断早已埋藏在日常的直觉之中。想象是冲破正常的尖刃。直觉是举起那把刀的基本力量。
世界上没有一扇永远洞开的门，也没有一扇永远打不开的门。那些似乎紧锁着的大门，只是虚掩着，佯装紧闭。
写诗人的这件事儿，
不可能没完没了纪念下去吧
大展20周年的纪念会开在黄山。25周年在合肥。30周年在四川德阳。
最盛大、动情的，是20周年的黄山。那次纪念与重逢背后隐藏着的情感重量，堪比它的母体“八六”大展。甚至从“纪念”的角度，它可以称为一个纪念仪式的情感标本，那种激情与当年一样，永远不再。
大展之后不久，第三代诗歌江湖崩盘。鸟与兽一哄四散。
像一场集体的狂犬病复发，经过20多年的潜伏期，强渡了生存之河的第三代诗人重新回归诗歌。在急切而热烈的复数回忆面前，具有明确标志性的事件权且充当了人们内心的里程碑。 2006年8-9月，《南方都市报》以《86诗展20-周年回顾》为总题，一口气连发了七个整版的纪念专辑，仿佛暗中对应了当年两报7个整版大展的“隆重推出”：
8月14日：对开双版1-2：《86’诗展，二十年前那一场诗人的英雄会》
8月15日：整版3：徐敬亚《86’诗歌大展20年后说》
8月22日：整版4：杨黎《“大展”是诗歌最后的垂死挣扎》
8月25日：整版5：陈东东《退潮从高潮迭现处开始》
8月31日：整版6：孟浪《历史的澄清与澄清的历史》
9月7日：整版7：李少君《重建诗歌的主体性》
綜述文章《86’诗展，二十年前那一场诗人的英雄会》中，将我那封《我的邀请》信冠以“江湖”三字，英雄之气莫名而生。
江湖果然回来了。
2006年11月18号，由默默、周强、李亚伟等策划发起的纪念会在黄山屯溪和黟县召开。徐敬亚、多多、严力、默默、李亚伟、马松、陈朝华、杨克、何小竹、赵野、潇潇、王明韵、王琪博、梁健、海波、何拜伦、周强……等40多位诗人从天南海北汇聚黄山。这是一次区别于官方会议的自费会晤。这些主流诗歌的拒绝者们自掏腰包购买机票，为了纪念当年那一场魂梦牵绕的青春履历。
这次聚会对于参会者的内心之隆重，被一位美国人以另一种方式记录下来。诗人梅丹理在上海陪着诗人们苦苦等待黄山纪念会时写了一首《黄山回来再说》。他不仅汉语书写，同时也汉语朗诵。我仍然记得他在现场读诗时大家火爆的眼神：
最近与朋友的吾谈中
有一句渐渐熟悉的口头禅
“黄山回来再说”
好像黄山是一个什么分水岭
到了那儿才知道身上的液体要流向何处
我在巅峰处要量一量自己的体温
要小心使用体温表，千万不能跌破
好好的一滴水银，不能让它往两个方向流掉
——梅丹理：《黄山回来再说》（第一节）
令人敬佩的是，黄山纪念会仍然保持着当年大展的气度与礼仪——那是一种占山为王者的气度，是击败官军人马后的响马式礼仪。作为烈士般的追认，它煞有介事地评选了12位“第三代诗人杰出贡献奖”：野夫、杨克、远村、陈朝华、丁翔、周墙、潘维、北魏、王琪博、梁健、海波、何拜伦。它不同寻常地发明了一项诗歌“功德奖”，14位诗歌赞助者被授以功德之冠：黄怒波、石虎、刘丽安、麦城、胡建雄、万夏、潇潇、柔刚、远村、聂圣哲、李岱松、默默、歆菊、卢苇。同时，它也煞有介事地现场演绎了“授奖辞”与“答谢辞”。这些佯装诺贝尔的姿态在后来的中国彻底泛滥，但黄山纪念会的那些年，这些假模假势的套路还相当新鲜。
今天看：20周年黄山纪念会，关键词是两个，一个是江湖，一个是归来。它会后发表的宣言名字叫《归园共识》，因相聚在周强的归园而命名。
25周年纪念会到了合肥，由中国诗歌流派网主办。当时流派网刚刚上线。那次会议成为《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的一次历史性会晤。20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已满头白发的原《诗歌报》主编蒋维扬，而作为大展另一个潮头式的推进者、《诗歌报》的主将与灵魂人物姜诗元却一直没有在历届纪念会上露面。发起那次纪念会的韩庆成可能没有想到，由我提议、由韩出资的中国诗歌流派网在此后的数年中聚沙成塔般地崛起，至今已成为拥有20万会员、每天发贴量与在线人数均列于首位的中国第一诗歌网站。因此，25周年的关键词也是两个：一个是会晤，一个是网络。
刚刚结束的30周年纪念会，收藏品成为亮点。
跨过岁月与记忆的200多份油印诗歌民刊，带着油墨的臭味与芳香，铺满了多功能厅的四周空间。老酒，连同野夫、刘泽球与中国汉诗馆馆主世中人等，巧妙地将大展30周年与德阳戏剧节进行了嫁接。在一本本陈年纸张的浸泡中，所有的纪念者都变成了古董。而疯狂的手机快门，更使所有的声音与词语、姿态与举止，都变成了像素。纪念会的高潮出现在临别前的酒宴。作为旁观者，青红中国的女主人王智红意外地发现了这场煞有介事的纪念会的某些戏剧滋味。可不是，诗，这个大动物，在几十年的时间内，裹胁了千千万万的灵魂，与中国当代史相互绑架，它怎么能缺少戏剧的元素呢……绵远河边的那个夜晚，诗歌与戏剧这个命题，使包括著名戏剧导演曹克非在内的所有人都沉浸在这两大艺术体裁交混的兴奋之中。
因此，30周年纪念会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收藏，一个戏剧。
在这次会议上，令人奇怪的是，我竞被多次介绍为86大展的“策展人”。我怎么成了策展人了呢？似乎我当年在深圳办了一次“服装大展”，或者“珠宝大展”，甚至办了一场诗歌的行为艺术大展。第三代诗人的集体突围，只经过了30年，在人们的心目中似乎已经演变成一次画廊般的商业推广行为了。
曾经以最年轻自居的我们，怎么变成了收藏呢？曾经被我们双手劈开的历史荒草，怎么忽然在我们的身上蔓延呢？
20周年，是归来。
25周年，是网络。
30周年，是收藏。
像一只风筝，大展在记忆中飞翔。越飞越高，越飞越轻……飞向最后一瞬。
最后一瞬注定到来。这不是我们的错，这是必然的刷新。老，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脉络。我们中的每个人或许依然自认年轻，但我们的江湖团伙却正日薄西山。我们曾经自感亲切的背景正向身后大面积移动，我们唯一的光荣是沦为别人的背景。今日古董，或是昨日黄花，注定成为垃圾，哪怕在成为最后的废品之前被人们暂时称为古董。
说到底，86大展只是一次隆重的、集约化的、煞有介事的诗歌出版。在终极本质上，诗是一个闷头不语最不爱热闹的家伙。任何运动与活动的戏剧终将散场，只有诗歌文本孤独地向下沉淀，走向遥远。
这个星球上，没完没了的事情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
在德阳，我大胆做了一个预测：也许15年后，这种煞有介事的纪念，念念有辞地数到45的时候，最后一个六十年代出生的第三代诗人也将解甲归田。那时候，诗歌记忆将从这个国家所有的权力、财富和公章中抽身而去。那时候这个全球最庞大、号称有400多个奖项的诗歌记忆症综合市场将旗偃鼓息……那时候，谁来陪你们玩呢。
2016 10.6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