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是一个最为公平的竞技场,并以惨烈的方式决定市场竞争的结局
　　
　　2008年是鼠年,这一年可能会被人们永远记住。最难忘的章节,一定落不下纳斯达克前主席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的惊天骗局。
　　
　　特别可笑的是,麦道夫的侄女是他的合规部门的负责人,而他侄女的丈夫则是前美国证监会律师。不是有人在1997年指控亚洲的“裙带资本主义”吗?那么,麦道夫先生的故事应该算怎样的资本主义?
　　前几天,我收到了一条幽默的短信:“一年前,苏格兰皇家银行并购荷兰银行花了1000亿美元。今天,同样的价钱可以买花旗银行(225亿美元)、摩根士丹利(105亿美元)、高盛公司(210亿美元)、美林公司(123亿美元)、德意志银行(130亿美元)、巴克莱银行(127亿美元),还剩下80亿美元现金零头——用这些零头,你还可以买下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和本田F1车队。”设想一下,如果麦道夫先生的骗局可以继续下去,那么,他用500亿美元就可以买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从而能够控制2万亿美元的金融资产——假设到那个时候谜底才被揭穿,结果将是多么可怕啊!
　　最近,我在巴厘岛一边度假,一边阅读两本关于金融演进的新书:一本是奈尔·傅格逊(Nial Ferguson)所著的新书《货币的兴起》(The Ascent of Money);另一本是Benoit Mandelbrot和Richard Hudson所著的《市场的不当行为》(The Misbehaviour of Markets)。我逐渐领悟到:现在,金融市场上几乎每个人都变成了达尔文主义者——那就是适者生存。
　　在过去一年里,全球金融市场一共损失大约50万亿美元财富(其中,股市损失30万亿美元,房地产市场损失约20万亿美元),这等于全球一年的GDP。这一巨额损失,可以说正是自然或者上帝对人类过分投机行为的严厉惩罚。
　　但是,人类的这些近乎疯狂的投机行为究竟从何而来呢?麦肯锡公司的咨询顾问贝哈克(Eric Beinhocker)在他的《财富的起源》(The Origin of Wealth)中给出的一个有意思的解释是:人类追求财富的过程,和达尔文描述的物种起源与演化的过程极为相似,二者都希望不断繁衍下去。所谓财富,无非就是SMS,即Sex(性)、Money(金钱)和Status(地位)。
　　如果我们相信金融危机其实根植于人类基因本性之中,那么,危机就是对金融系统的清洗——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危机是一个最为公平的竞技场,并以惨烈的方式决定市场竞争的结局。
　　在美国,投资银行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的形式已经消失,它们已不得不转型为接受美联储监管的银行控股公司。
　　同样,在2007年,西方国家的流行话题,是谴责亚洲和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是多么不透明和邪恶。转眼间到了2008年,西方国家的政府反而拥有他们自己金融体系四分之一的资产,尴尬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现在,在金融危机情势下,一转眼,似乎所有人都变成了国家干预主义者。
　　此次危机中最有意思的事情,是美国以闪电般的速度处理次贷危机的方法。美联储在一年之内就把利息降到接近于零,而当初日本央行花了十年时间才做到这一点。零利率政策会带来两种后果:第一,由于货币的价格不再是政策工具,就需要更多数量上的干预。看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膨胀得多么快,看看美国财政的资金平衡表是如何变化的,就可以洞察其中的演变趋势。在1989年泡沫破裂之后17年的通货紧缩中,日本的财政状况恶化到赤字水平超过GDP的180%。这可以从两方面看,好消息是大部分债主都是日本自己的国民;坏消息是日本未来的几代人都带着“原罪”,偿付前几代人的债务。
　　第二,如果利率不能用来影响金融市场走势,那么,其他金融产品的价格就会遭遇压力,尤其是外汇市场。在日本的利率无法影响市场之后,日元汇率的确出现了大幅调整。不过,当汇率调整得过高或者过低,政府就会以口头声援或直接入市的方式进行干预。
　　从比较金融史的角度出发,更有助于理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奈尔傅格逊指出,在20世纪初的欧洲,在资产负债表的表外会计准则还没有广泛应用之前,许多银行的自有资本占总资产的比例超过25%。作为对比,现代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最低标准是8%;如果算上表外负债,实际的资本充足率不过4%。这意味着,如果市场波动幅度超过4%,整个银行体系按照盯市计价方式计算就破产了。
　　鉴于消费者和银行将会降低他们的负债水平,2009年显然是“去杠杆化”的一年。2009年也是牛年,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也正好是牛年。但是,2009年会带给我们一个牛市吗?■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