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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也是中俄建交70 周年。中俄作为毗邻而居的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不仅对两国，还对整个地区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近几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安全形势愈益复杂，大国关系变幻莫测的特点分外突出。一方面，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中美两国，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密切交织，相互关系呈现日趋紧张的严峻局面;另一方面，互为最大邻国的中俄两国，则打造出了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范式，为稳定大国关系总体框架，推动国际关系健康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日前，本刊记者就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相关问题采访了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于洪君教授。
《领导文萃》：于教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远不如当初人们预想的那样乐观。缓和代替紧张、对话代替对抗，依然只是一个良好意愿，世界并不太平。但中俄关系却始终向好，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等各领域的协商合作，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您认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怎样炼成的？
于洪君：无论从世界格局重组看，还是从国际关系走势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是一个重大历史现象，说来话长。
今天的俄罗斯，是1991年解体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梳理和考察中俄关系的由来，自然要从冷战时代的中苏关系谈起。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国际影响力甚至不逊于美国。由于中苏两国共产党早已形成同志加战友式的密切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敌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政权之前，即已决定新中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即给予外交承认，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由于苏联影响巨大，中苏建交后，东欧地区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亚洲的蒙古、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跟进。印度等社会制度不同的周边国家，也陆续与新中国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新中国的图谋破产了。这一时期，苏联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譬如，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提供大项目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派各类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华工作。新中国迈出自立于世界舞台、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与苏联的全面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今日的中俄关系，是中苏关系的自然延续。回顾中俄关系，不能回避或忽略这段历史。
《领导文萃》：中俄关系经纬万端，很难一语概括。有人说，中苏两国因领导人经歷不同、性格不同、战略思维不同，彼此难于沟通，中苏关系因此一开始就有问题，因此很快分道扬镳。您怎么看？
于洪君：事实并非如此。看看历史档案和相关文献就知道，中方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苏两国共产党就已经有领导人秘密互访。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经常不断地派人到苏联学习工作或疗养，而是指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访问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会晤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1949年7月，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率高级代表团，秘密访苏。双方通过这两次秘密接触，就如何建立新中国政权、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达成许多共识。就连两国建交后由谁出任新中国驻苏大使，也是这个时候秘密商定的。
《领导文萃》：王稼祥是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也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大使。他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生活多年，在苏联有许多老朋友老关系，非常熟悉苏联事务。毛泽东主席选择王稼祥为驻苏大使，可谓知人善任。
于洪君：是的，但我想补充一点。王稼祥不仅是中国驻苏大使，同时还是主管东欧事务的中国副外长，并且还是中共驻苏联党的全权代表。他以三重身份出使莫斯科，过去鲜为人知，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曾经率团秘密访苏一样。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新中国成立仅仅20天王稼祥就出国赴任了。当时，新中国根本来不及为外交官制作护照。王稼祥是带着毛泽东写给斯大林的介绍信来到莫斯科的。到任后，他除了按国际惯例向苏联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递交毛泽东、周恩来联署的第一号国书外，更重要的是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呈交毛泽东亲笔信。在当代外交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访苏、双方迅速建立同盟关系，这是历史必然。
《领导文萃》：熟悉中国外交史的人都知道，中苏友好同盟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中苏建交没几年，两党两国关系就出现问题。1969年还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大规模战争。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于洪君：你的说法总体上没错。但我必须指出，中苏同盟的形成，是两国领导人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基于各自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共同做出的战略决策。从新中国方面看，我们获益良多是不能否认的。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极为复杂，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国防现代化初步成果，并且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必须承认。毛泽东说过，朝鲜战争是中苏朝三国人民共同打赢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苏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壮大了当时的和平民主阵营，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维护了世界力量平衡，有力地遏制了侵略势力和战争行为。中苏同盟的战略意义和历史价值，不能低估。 中苏关系出现问题，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双方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如何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由于政治互信不断缺失，战略误判不断加剧，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双方的国家关系全面恶化，最后滑向激烈对抗的深渊。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也不认为大论战时我们说的都是对的，主要问题在于当时中苏关系不平等，我们感到屈辱。也就是说，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吵和对抗，双方付出了沉痛代价。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问俄罗斯时说，中俄关系曾经起伏不定。我理解，主要是指这段历史。
《领导文萃》：那么，这段历史是怎样结束的呢？对后来的中俄关系，特别是现在的中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于洪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既艰难又曲折。1979年，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中方考虑到两国关系现状和其他各种因素，决定条约期满后不予延长，但同时表示，希望中苏两大国能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此进行谈判。随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就谈判宗旨、内容和任务交换了看法，并且同意谈判结束后，签署新的相应文件。
1979年秋冬时节，第一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虽然未有任何结果，但双方恢复了教育交流。遗憾的是，在此时刻，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尔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两大事件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搁浅了。1982年3月，苏联建议两国开展磋商，改善双边关系。邓小平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断定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指示外交部做出回应。当年12月，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虽然磋商最初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两国都很珍视这次机会，坚持沟通和对话。1983年，两国政府特使在第二轮磋商期间达成了互派留学生协议，双方贸易额这一年也大幅回升。1984年底，双方签署一系列科技、经贸合作协议，决定成立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僵局逐渐打破。
1985年起，苏方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更趋积极，双方领导人开始传递愿意会面以商谈关系正常化的信息，两国的交往进一步扩大。经过共同努力和多轮磋商，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双方结束了30多年没有高层交往的历史。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字方针，指导双方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同时正常化，两国关系发展的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
《领导文萃》：但是，两年半之后，中苏关系因为苏联解体而中断了。中苏关系如何变成了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具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于洪君：是的，历史的发展进程常常会出现人们始料不及的扭曲和变异。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友好交往全面展开，包括党际交流和军队交往在内，副部级以上代表团当年互访100多起。两国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总额达28亿瑞郎，超过政府间贸易总额一半以上。1990年4月，中国国家总理时隔26年正式访苏。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到访苏联，双方决心要“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互利合作关系。”但当年8月，苏联发生重大事变，苏共被取缔，社会主义制度被废除了。当年12月，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居然瓦解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对这个选择了“新道路”的“老邻居”，对其内外政策和价值观体系中的“新取向”与“老传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致信中国外长，表示俄罗斯愿意按照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对华关系。随后，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联合国会晤。李鹏表示，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苏间两个公报基础上，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叶利钦表示，俄罗斯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会晤中，李鹏代表中方邀请叶利钦方便时访华。
1992年3月，俄中两国外长互访，俄罗斯一位副总理也访问了中国。双方都表示要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为俄罗斯总统访华做准备。中国外长访俄结束时对媒体表示：从前中苏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就在于：时代不同了，双方既尊重历史，又着眼现实，同时还面对未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始终追求和平发展大目标，共同恪守睦邻友好大方向。
《领导文萃》：刚才您提到，苏联解体后不久，双方即开始协商俄罗斯总统访华事宜。这次访问取得了哪些成果？意義何在？
于洪君：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时，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开辟了中俄关系“新纪元”。双方确认彼此互为友好国家，共同规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双方都认为，中俄两国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在这次访问期间签署了24项双边协定和文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两国曾经拥有7600公里的共同边界，双方曾因领土纠纷发生过流血冲突。1964年就已经开始的谈判边界，始终没有谈出结果。1987年双方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没有谈完苏联就解体了。中苏边界分成中俄、中哈、中吉、中塔四大部分。其中，中俄边界仍有4300多公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中俄边界绝大部分已经划定。因此，1992年3月俄罗斯外长访华时，双方互换了苏联解体前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批准书，同意就仍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继续谈判。
叶利钦访华后，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双方对两国关系的新发展都很满意。叶利钦曾经这样说过，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完全亲西方，这不完全客观。我们为了解决削减核武器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只能首先调整同西方的关系，但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 《领导文萃》：我记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那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于洪君：1994年1月，俄罗斯外长再次访华，与中方商讨两国新一轮首脑会晤等问题。他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叶利钦总统的亲笔信。叶利钦在信中建议中俄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当年4月，俄罗斯一副外长来华，为俄罗斯总理访华预做准备，对俄方建议做了具体说明。其总理访华时进一步表示：“在许多方面和许多问题上，我们正在建设一种把我们带入21世纪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驻华大使后来也专门向《人民日报》做了阐述。他说，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两国关系完全平等，不分“老大哥”和“小兄弟”，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紧密合作，也不针对第三国。
中国当时全面分析了世界格局变化、中俄关系状态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对俄方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确认俄方建议与中方关于“建立两国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表示双方“应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和处理中俄关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随后访俄，转达中方领导人口信，说中方对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倡议表示赞赏。
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新俄罗斯”，双方就巩固和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达成共识，正式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双方除发表确认上述关系的联合声明外，还发表了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正式启动。
《领导文萃》：我认为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的新型国家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大。您对此有何看法？
于洪君：我同意你的看法。199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赴莫斯科出席了俄罗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中方此举予以俄罗斯很大支持。双方重申，两国将为发展长期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继续努力。1996年4月，叶利钦第二次访华。中俄达成了“世代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信任、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共识，同时宣布“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通过这次访问，中俄不仅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新共识，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形成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双方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生活的主流，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面临严重挑战，双方应为世界持久、稳定的和平而努力;双方主张建立公正、平等、互利合作、不采取歧视做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双方要在国际反恐活动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愿相互促进和参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中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1997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晤，两国关系又有重大发展：一是确定了两国贸易增长目标;二是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宣言;三是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同年11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晤，双方除发表联合声明外，还签署一系列新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天然气管道和石油领域合作的备忘录。
《领导文萃》：那个时候，中俄两国元首会晤非常频繁。1998年还举行了“不系领带”会晤。从外交层面来说，这种会晤有何意义？
于洪君：1998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会晤时的确没扎领带。双方次年在北京的会晤，也是不系领带的。这两次会晤“不系领带”，我想，主要是为了增强元首外交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展示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友谊，表明双方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虽然双方强调会晤是“非正式的”，但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同样以联合声明、联合新闻公报等方式公诸于世。因此，这两次不扎领带的会晤，对中俄关系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文萃》：1999年12月，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最后一次访华。此后，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请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普京时代”出现了何种变化与发展？
于洪君：2000年是俄罗斯人所说的“普京时代”的第一年，中俄领导人按惯例安排了多次会晤。首先是7月上旬，两国领导人在“上海五国”元首杜尚别会晤期间正面接触。双方就“上海五国”发展方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其次是7月中旬，普京以总统身份首访中国。来华前，他对媒体表示，与中国发展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是维护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这次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确認，建立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访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中俄元首北京宣言，共同发表了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有关方面签署了七份政府及部门间合作文件。
2001年7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这次访问的突出成果是，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作为两国指导新世纪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不言而喻，这项规定对于双方捍卫自身安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而深远。2002年12月初，普京再次访华。两国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两国国内发生什么样变化，都要恪守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所确定的方针和原则，不断扩大、推进并以新的内容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关切的问题上协调立场和相互支持，以充分体现“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伟大战略思想。
《领导文萃》：看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冲击，也经受住了各自国内形势变化的考验，可谓历久弥坚，常说常新。 于洪君：是的。2003年3月，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双方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努力一如既往。这一年，两国元首进行了多次接触，总理举行了例行的年度会晤，外长举行了第十二次外长会，副外长进行了十多次事务性磋商。议会、政党、军队、地方和民间团体的交往，态势良好。因此，2004年普京第三次访华时，俄罗斯外长为中国新华社提供专稿，赞扬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生命力。最重要的是，双方通过这次访问，签署了两国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中俄边界问题至此全部解决。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中俄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宣告结束。中国为支持俄罗斯“入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当然，中俄关系的发展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是经济合作潜能没有完全发掘，贸易额一直徘徊在50～60亿美元之间。对此，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增加相互投资，以投资促合作;尽早签署能源长期合作纲要;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鼓励边境贸易合作;等等。此外，中方还承诺，到2020年时，中方对俄投资将扩大到120亿美元，受到俄方欢迎。
2008年，普京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原总理梅德韦杰夫接任了总统职务。应当说，梅德韦杰夫同样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上任不久即访问了中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照常运转，没有偏误。2009年，时值中俄建交60周年，双方利用中国国家主席访俄之机，签署了在能源、交通等重要领域开展合作的文件。2012年，普京重新当选总统，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势头更为强劲。
《领导文萃》：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国际社会对中俄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中俄关系给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带来的特殊影响极为关注。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于洪君：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俄关系的巩固和发展。2013年3月他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选择的就是俄罗斯，这绝非偶然。在这次访问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他主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双方要重点做到“三个支持”，即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发展复兴。与此同时，双方还要全面扩大务实合作，把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实际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他主张“四个维护”，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普京完全赞同习近平关于深化两国战略协作的各项主张。双方都认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充分挖掘互补优势和发展潜力，共同提高各自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充分发挥两国政府及各部门各领域合作机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双方特别强调，旨在互利双赢的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的和全方位的，涉及油气、核能、电力、煤炭等各行业。双方还决定统筹协调地方合作，加快推进跨境通道建设，加强生态环境、跨境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合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更稳定、更务实、更有活力也更有前景的新阶段。
《领导文萃》：在两国元首共同引导和推动下，如今的中俄关系既是睦邻友好的楷模，也是大国协作的典范，您认为能否这样定位？
于洪君：完全可以。近几年来，在两国元首直接推动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全方位发展、联动性推进、高水平运行的新局面。譬如，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了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议，得到蒙俄两国积极响应。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中方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6年6月，中蒙俄三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纲要》签字仪式。地处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国，被纳入中蒙俄三国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三边关系轨道。2017年7月习近平访俄时，两国元首发表了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外交部就朝鲜半岛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两份声明对稳定国际关系、缓和地区局势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也意味着中俄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入更高阶段。中俄关系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展示。
《领导文萃》：目前，国际关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两国未来将如何借助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双方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于洪君：多年来，在事关中俄双方共同利益，或者是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俄始终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之初，中俄哈吉塔五国为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建立了领导人对话机制，即“上海五国”。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中俄两国联手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上海五国”改组为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被吸收到该组织中来。
此外，中俄两国还联合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同组成了著名的“金砖五国”合作机制，共同搭建了中俄印、中俄蒙两个充满活力的三国元首对话机制。双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信会议等一系列多边机制内，坚持沟通与协调，深化对话与合作。不仅中俄两国，参与上述机制的其他国家，应对国际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均大大增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俄罗斯。此访期间，双方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决定持续推进战略性大项目，深挖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注意发挥地方合作互补优势，争取尽快实现2000亿美元贸易目标。此外，双方还就加强全球战略稳定问题达成新的共识，发表了新的联合声明。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俄之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唯以推动共同发展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这样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大国协作关系，不仅造福中俄两国人民，同时还会对整个国际关系，对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产生积极影响。
《领导文萃》：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为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人类社会走向和平进步的崇高事业注入新的动能、增加新的活力呢？
于洪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形势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反对霸权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捍卫多边机制与国际关系准则，推动构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打造平衡稳定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主要目标。这意味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站位更加高远，内涵更加丰富。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定要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能，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神圣事业开辟新前景。
《领导文萃》：于教授，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变化远不如当初人们预想的那样乐观。缓和代替紧张、对话代替对抗，依然只是一个良好意愿，世界并不太平。但中俄关系却始终向好，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事务等各领域的协商合作，不断向高水平迈进，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您认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怎样炼成的？
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就在于：时代不同了，双方既尊重历史，又着眼现实，同时还面对未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始终追求和平发展大目标，共同恪守睦邻友好大方向。
于洪君：无论从世界格局重组看，还是从国际关系走势看，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都是一个重大历史现象，说来话长。
今天的俄罗斯，是1991年解体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主要组成部分。梳理和考察中俄关系的由来，自然要从冷战时代的中苏关系谈起。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国际影响力甚至不逊于美国。由于中苏两国共产党早已形成同志加战友式的密切关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敌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政权之前，即已决定新中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因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第二天，苏联即给予外交承认，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由于苏联影响巨大，中苏建交后，东欧地区的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亚洲的蒙古、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迅速跟进。印度等社会制度不同的周边国家，也陆续与新中国建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孤立新中国的图谋破产了。这一时期，苏联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譬如，提供长期低息贷款，提供大项目成套设备和技术资料，派各类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来华工作。新中国迈出自立于世界舞台、走向外部世界的第一步，与苏联的全面支持和帮助密不可分。今日的中俄关系，是中苏关系的自然延续。回顾中俄关系，不能回避或忽略这段历史。
《领导文萃》：中俄关系经纬万端，很难一语概括。有人说，中苏两国因领导人经歷不同、性格不同、战略思维不同，彼此难于沟通，中苏关系因此一开始就有问题，因此很快分道扬镳。您怎么看？
于洪君：事实并非如此。看看历史档案和相关文献就知道，中方非常重视与苏联的关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苏两国共产党就已经有领导人秘密互访。我这里所说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经常不断地派人到苏联学习工作或疗养，而是指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华，访问中共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会晤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1949年7月，中共党内二号人物刘少奇率高级代表团，秘密访苏。双方通过这两次秘密接触，就如何建立新中国政权、如何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中苏关系等重大问题达成许多共识。就连两国建交后由谁出任新中国驻苏大使，也是这个时候秘密商定的。
《领导文萃》：王稼祥是新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也是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位驻外大使。他曾经在苏联学习、工作、生活多年，在苏联有许多老朋友老关系，非常熟悉苏联事务。毛泽东主席选择王稼祥为驻苏大使，可谓知人善任。
于洪君：是的，但我想补充一点。王稼祥不仅是中国驻苏大使，同时还是主管东欧事务的中国副外长，并且还是中共驻苏联党的全权代表。他以三重身份出使莫斯科，过去鲜为人知，就像很少有人知道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曾经率团秘密访苏一样。
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极为复杂，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国防现代化初步成果，并且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想象的。
这里还要补充的是，新中国成立仅仅20天王稼祥就出国赴任了。当时，新中国根本来不及为外交官制作护照。王稼祥是带着毛泽东写给斯大林的介绍信来到莫斯科的。到任后，他除了按国际惯例向苏联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递交毛泽东、周恩来联署的第一号国书外，更重要的是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呈交毛泽东亲笔信。在当代外交史上，这是绝无仅有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快访苏、双方迅速建立同盟关系，这是历史必然。
《领导文萃》：熟悉中国外交史的人都知道，中苏友好同盟维持的时间并不长。中苏建交没几年，两党两国关系就出现问题。1969年还爆发了边境武装冲突，几乎导致大规模战争。这种情况怎么解释呢？
于洪君：你的说法总体上没错。但我必须指出，中苏同盟的形成，是两国领导人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基于各自的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共同做出的战略决策。从新中国方面看，我们获益良多是不能否认的。当时，新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极为复杂，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建立起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取得国防现代化初步成果，并且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没有苏联的支持和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必须承认。毛泽东说过，朝鲜战争是中苏朝三国人民共同打赢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苏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壮大了当时的和平民主阵营，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维护了世界力量平衡，有力地遏制了侵略势力和战争行为。中苏同盟的战略意义和历史价值，不能低估。 中苏关系出现问题，是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双方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确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如何判断时代特征和国际大势，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严重分歧。由于政治互信不断缺失，战略误判不断加剧，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双方的国家关系全面恶化，最后滑向激烈对抗的深渊。邓小平后来指出，我们也不认为大论战时我们说的都是对的，主要问题在于当时中苏关系不平等，我们感到屈辱。也就是说，苏联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主义，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长达三十多年的争吵和对抗，双方付出了沉痛代价。习近平主席去年访问俄罗斯时说，中俄关系曾经起伏不定。我理解，主要是指这段历史。
《领导文萃》：那么，这段历史是怎样结束的呢？对后来的中俄关系，特别是现在的中俄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于洪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既艰难又曲折。1979年，名存实亡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即将期满，中方考虑到两国关系现状和其他各种因素，决定条约期满后不予延长，但同时表示，希望中苏两大国能在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并建议就此进行谈判。随后，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就谈判宗旨、内容和任务交换了看法，并且同意谈判结束后，签署新的相应文件。
1979年秋冬时节，第一轮中苏国家关系谈判在莫斯科举行，虽然未有任何结果，但双方恢复了教育交流。遗憾的是，在此时刻，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尔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两大事件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搁浅了。1982年3月，苏联建议两国开展磋商，改善双边关系。邓小平捕捉到这一信息后，断定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指示外交部做出回应。当年12月，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磋商在北京举行。虽然磋商最初进行得并不顺利，但两国都很珍视这次机会，坚持沟通和对话。1983年，两国政府特使在第二轮磋商期间达成了互派留学生协议，双方贸易额这一年也大幅回升。1984年底，双方签署一系列科技、经贸合作协议，决定成立经贸科技合作委员会，僵局逐渐打破。
1985年起，苏方处理对华关系的态度更趋积极，双方领导人开始传递愿意会面以商谈关系正常化的信息，两国的交往进一步扩大。经过共同努力和多轮磋商，1989年5月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双方结束了30多年没有高层交往的历史。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八字方针，指导双方实现了党和国家关系同时正常化，两国关系发展的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
《领导文萃》：但是，两年半之后，中苏关系因为苏联解体而中断了。中苏关系如何变成了中俄关系？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具有怎样的联系和区别呢？
于洪君：是的，历史的发展进程常常会出现人们始料不及的扭曲和变异。1989年中苏关系正常化后，双方友好交往全面展开，包括党际交流和军队交往在内，副部级以上代表团当年互访100多起。两国边境贸易和地方贸易总额达28亿瑞郎，超过政府间贸易总额一半以上。1990年4月，中国国家总理时隔26年正式访苏。1991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访苏。这是1957年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到访苏联，双方决心要“进一步发展友好、睦邻、互利合作关系。”但当年8月，苏联发生重大事变，苏共被取缔，社会主义制度被废除了。当年12月，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大国居然瓦解了。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对这个选择了“新道路”的“老邻居”，对其内外政策和价值观体系中的“新取向”与“老传统”，自然不能等闲视之。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致信中国外长，表示俄罗斯愿意按照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对华关系。随后，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联合国会晤。李鹏表示，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中苏间两个公报基础上，发展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叶利钦表示，俄罗斯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高度。会晤中，李鹏代表中方邀请叶利钦方便时访华。
1992年3月，俄中两国外长互访，俄罗斯一位副总理也访问了中国。双方都表示要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为俄罗斯总统访华做准备。中国外长访俄结束时对媒体表示：从前中苏有过结盟关系，也有过很长的对抗时期。今后，我们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关系的原则是：既不结盟，也不对抗。中俄关系与中苏关系的联系和区别就在于：时代不同了，双方既尊重历史，又着眼现实，同时还面对未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始终追求和平发展大目标，共同恪守睦邻友好大方向。
《领导文萃》：刚才您提到，苏联解体后不久，双方即开始协商俄罗斯总统访华事宜。这次访问取得了哪些成果？意義何在？
于洪君：1992年12月，叶利钦总统首次访华时，双方一致认为，两国领导人首次会晤开辟了中俄关系“新纪元”。双方确认彼此互为友好国家，共同规定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原则。双方都认为，中俄两国存在某些差异，但在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上有许多共同利益，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双方在这次访问期间签署了24项双边协定和文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中苏两国曾经拥有7600公里的共同边界，双方曾因领土纠纷发生过流血冲突。1964年就已经开始的谈判边界，始终没有谈出结果。1987年双方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没有谈完苏联就解体了。中苏边界分成中俄、中哈、中吉、中塔四大部分。其中，中俄边界仍有4300多公里。1991年12月苏联解体前，中俄边界绝大部分已经划定。因此，1992年3月俄罗斯外长访华时，双方互换了苏联解体前签署的《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批准书，同意就仍未协商一致的地段继续谈判。
叶利钦访华后，中俄各领域务实合作全面推进，双方对两国关系的新发展都很满意。叶利钦曾经这样说过，认为俄罗斯外交政策完全亲西方，这不完全客观。我们为了解决削减核武器这样最基本的问题，只能首先调整同西方的关系，但我们也将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 《领导文萃》：我记得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就是这个时期提出来的。那么，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内涵是什么？
于洪君：1994年1月，俄罗斯外长再次访华，与中方商讨两国新一轮首脑会晤等问题。他向江泽民主席转交了叶利钦总统的亲笔信。叶利钦在信中建议中俄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战略性伙伴关系”。当年4月，俄罗斯一副外长来华，为俄罗斯总理访华预做准备，对俄方建议做了具体说明。其总理访华时进一步表示：“在许多方面和许多问题上，我们正在建设一种把我们带入21世纪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驻华大使后来也专门向《人民日报》做了阐述。他说，在这种伙伴关系中，两国关系完全平等，不分“老大哥”和“小兄弟”，两国在亚太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紧密合作，也不针对第三国。
中国当时全面分析了世界格局变化、中俄关系状态以及中国对外关系全局，对俄方倡议做出了积极回应，确认俄方建议与中方关于“建立两国长期稳定、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表示双方“应着眼于21世纪，从战略的高度来考虑和处理中俄关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随后访俄，转达中方领导人口信，说中方对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倡议表示赞赏。
1994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访问“新俄罗斯”，双方就巩固和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睦邻友好的新型国家关系达成共识，正式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双方除发表确认上述关系的联合声明外，还发表了不将本国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设正式启动。
《领导文萃》：我认为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的新型国家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大。您对此有何看法？
于洪君：我同意你的看法。1995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赴莫斯科出席了俄罗斯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当时，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趋于紧张，中方此举予以俄罗斯很大支持。双方重申，两国将为发展长期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新型关系继续努力。1996年4月，叶利钦第二次访华。中俄达成了“世代睦邻友好、相互尊重信任、平等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繁荣”的新共识，同时宣布“建立和发展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
通过这次访问，中俄不仅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新共识，而且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上形成许多相同或相近的立场。双方都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国际生活的主流，同时，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面临严重挑战，双方应为世界持久、稳定的和平而努力;双方主张建立公正、平等、互利合作、不采取歧视做法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双方要在国际反恐活动和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等方面加强协调与合作，愿相互促进和参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中国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1997年4月，中俄两国元首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晤，两国关系又有重大发展：一是确定了两国贸易增长目标;二是发表了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宣言;三是成立了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同年11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第五次会晤，双方除发表联合声明外，还签署一系列新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天然气管道和石油领域合作的备忘录。
《领导文萃》：那个时候，中俄两国元首会晤非常频繁。1998年还举行了“不系领带”会晤。从外交层面来说，这种会晤有何意义？
于洪君：1998年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会晤时的确没扎领带。双方次年在北京的会晤，也是不系领带的。这两次会晤“不系领带”，我想，主要是为了增强元首外交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展示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友谊，表明双方的政治互信已经达到很高水平。虽然双方强调会晤是“非正式的”，但会晤时达成的共识，同样以联合声明、联合新闻公报等方式公诸于世。因此，这两次不扎领带的会晤，对中俄关系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领导文萃》：1999年12月，叶利钦作为俄罗斯总统最后一次访华。此后，俄罗斯进入“普京时代”。请问，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普京时代”出现了何种变化与发展？
于洪君：2000年是俄罗斯人所说的“普京时代”的第一年，中俄领导人按惯例安排了多次会晤。首先是7月上旬，两国领导人在“上海五国”元首杜尚别会晤期间正面接触。双方就“上海五国”发展方向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其次是7月中旬，普京以总统身份首访中国。来华前，他对媒体表示，与中国发展关系，是俄罗斯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也是维护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通过这次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确認，建立中俄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并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访问结束时，双方签署了中俄元首北京宣言，共同发表了关于反导问题的联合声明。有关方面签署了七份政府及部门间合作文件。
2001年7月中旬，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俄罗斯。这次访问的突出成果是，双方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作为两国指导新世纪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条约第九条规定，如出现缔约一方认为会威胁和平、破坏和平或涉及其安全利益和针对缔约一方的侵略威胁的情况，缔约双方为消除所出现的威胁，将立即进行接触和磋商。不言而喻，这项规定对于双方捍卫自身安全、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界和平，意义重大而深远。2002年12月初，普京再次访华。两国重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两国国内发生什么样变化，都要恪守中俄睦邻友好条约所确定的方针和原则，不断扩大、推进并以新的内容充实和深化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双方关切的问题上协调立场和相互支持，以充分体现“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永不为敌”的伟大战略思想。
《领导文萃》：看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冲击，也经受住了各自国内形势变化的考验，可谓历久弥坚，常说常新。 于洪君：是的。2003年3月，胡锦涛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双方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努力一如既往。这一年，两国元首进行了多次接触，总理举行了例行的年度会晤，外长举行了第十二次外长会，副外长进行了十多次事务性磋商。议会、政党、军队、地方和民间团体的交往，态势良好。因此，2004年普京第三次访华时，俄罗斯外长为中国新华社提供专稿，赞扬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强大生命力。最重要的是，双方通过这次访问，签署了两国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中俄边界问题至此全部解决。也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中俄关于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宣告结束。中国为支持俄罗斯“入世”，提供了实实在在的支持。
习近平明确指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他主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双方要重点做到“三个支持”，即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國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发展复兴。
当然，中俄关系的发展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主要是经济合作潜能没有完全发掘，贸易额一直徘徊在50～60亿美元之间。对此，中方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如加大市场开放力度，扩大贸易规模;改善贸易结构，规范贸易秩序;增加相互投资，以投资促合作;尽早签署能源长期合作纲要;实现能源合作新突破，鼓励边境贸易合作;等等。此外，中方还承诺，到2020年时，中方对俄投资将扩大到120亿美元，受到俄方欢迎。
2008年，普京两届总统任期届满，原总理梅德韦杰夫接任了总统职务。应当说，梅德韦杰夫同样高度重视对华关系，上任不久即访问了中国。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照常运转，没有偏误。2009年，时值中俄建交60周年，双方利用中国国家主席访俄之机，签署了在能源、交通等重要领域开展合作的文件。2012年，普京重新当选总统，中俄睦邻友好关系和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势头更为强劲。
《领导文萃》：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俄关系。国际社会对中俄关系在中国外交布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对中俄关系给整个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带来的特殊影响极为关注。您对这个问题有何看法？
于洪君：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俄关系的巩固和发展。2013年3月他就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选择的就是俄罗斯，这绝非偶然。在这次访问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占据优先地位。他主张，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双方要重点做到“三个支持”，即支持对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努力;支持对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对方发展复兴。与此同时，双方还要全面扩大务实合作，把高水平的政治关系转化为实际成果，实现共同发展。在国际和地区事务方面，他主张“四个维护”，即维护两国共同战略安全;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及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与繁荣。
普京完全赞同习近平关于深化两国战略协作的各项主张。双方都认为，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充分挖掘互补优势和发展潜力，共同提高各自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充分发挥两国政府及各部门各领域合作机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大项目合作。双方特别强调，旨在互利双赢的中俄能源合作是全面的和全方位的，涉及油气、核能、电力、煤炭等各行业。双方还决定统筹协调地方合作，加快推进跨境通道建设，加强生态环境、跨境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合作。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更稳定、更务实、更有活力也更有前景的新阶段。
《领导文萃》：在两国元首共同引导和推动下，如今的中俄关系既是睦邻友好的楷模，也是大国协作的典范，您认为能否这样定位？
于洪君：完全可以。近几年来，在两国元首直接推动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呈现全方位发展、联动性推进、高水平运行的新局面。譬如，2014年9月，习近平在中蒙俄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了共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建议，得到蒙俄两国积极响应。2015年5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关于中方倡导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2016年6月，中蒙俄三国元首共同出席了《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规划纲要》签字仪式。地处中俄两国之间的蒙古国，被纳入中蒙俄三国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三边关系轨道。2017年7月习近平访俄时，两国元首发表了关于当前世界形势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两国外交部就朝鲜半岛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两份声明对稳定国际关系、缓和地区局势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也意味着中俄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进入更高阶段。中俄关系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展示。
《领导文萃》：目前，国际关系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俄两国未来将如何借助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共同应对双方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于洪君：多年来，在事关中俄双方共同利益，或者是双方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中俄始终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正因为如此，苏联解体之初，中俄哈吉塔五国为缓和边境地区紧张局势，建立了领导人对话机制，即“上海五国”。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中俄两国联手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上海五国”改组为上海合作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以及印度、巴基斯坦被吸收到该组织中来。
此外，中俄两国还联合印度、巴西和南非，共同组成了著名的“金砖五国”合作机制，共同搭建了中俄印、中俄蒙两个充满活力的三国元首对话机制。双方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亚信会议等一系列多边机制内，坚持沟通与协调，深化对话与合作。不仅中俄两国，参与上述机制的其他国家，应对国际风险与挑战的能力均大大增强。
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再次访问俄罗斯。此访期间，双方宣布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决定持续推进战略性大项目，深挖新兴领域合作潜力，注意发挥地方合作互补优势，争取尽快实现2000亿美元贸易目标。此外，双方还就加强全球战略稳定问题达成新的共识，发表了新的联合声明。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俄之间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唯以推动共同发展与安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为宗旨。这样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大国协作关系，不仅造福中俄两国人民，同时还会对整个国际关系，对全人类的前途命运产生积极影响。
《领导文萃》：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将为世界各国谋求合作共赢、人类社会走向和平进步的崇高事业注入新的动能、增加新的活力呢？
于洪君：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与正义，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致力于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前形势下，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反对霸权主义、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捍卫多边机制与国际关系准则，推动构建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打造平衡稳定的全球安全架构为主要目标。这意味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站位更加高远，内涵更加丰富。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注定要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提供新动能，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神圣事业开辟新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