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素以严谨守信闻名,德国产品素以讲求高质、高附加值著称,德国公司治理素以关切利益相关者权益赢得赞誉,然而过去十余年间,德国大众汽车公司、蒂森钢铁公司、西门子公司、戴姆勒汽车公司等数十家著名公司的管理层此起彼伏地向公司职工、本国及他国政府官员行贿等丑闻,给声望良好的德国公司治理模式蒙上了一层阴影。
　　造成这些现象的个中原委很多,但归根结底事关决策权乃至资源配置权的治理(含个人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毕竟,好的治理更可能带来好的治理绩效,坏的治理更可能带来坏的治理绩效。
　　
　　不彻底性
　　
　　谈到德国公司治理,其嵌套于战后高度法制化、极权政治文化向参与型政治文化变迁、妥协本位的社会市场经济背景中的亲利益相关者或新社团主义导向的特色尤其引人注目。作为关键词,“妥协”两字颇值得疑问。谁与谁妥协?主要为公司股票持有者与不持有公司股票的公司职工(下文统称为公司资本所有者与公司内纯劳动所有者)。如此妥协明显有束广就狭之虞,不持有公司股票的职工仅仅是公司利益相关者的一个子群,莫可等同于公司利益相关者整体。与一部分利益相关者交往甚密、对另一部分利益相关者则淡然视之,恰好揭示了德国公司亲利益相关者治理的不彻底性。
　　基于对德国、中国和不设监事会、高级管理层高度自治的英美公司的横向比较,德国在职工依法参加公司高层决策的制度设计、政策保障与管理实践等三个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毫无疑问,为利益相关者分门别类、区别而待的作派铁板钉钉地构成了德国社会治理的一大硬伤。高度法制化有利有害,害的一面就指其时常引致积重难返的路径依赖势局。众所周知,1976年德国《共同决策法》搭建起德国公司资本所有者与公司内纯劳动所有者间商讨、协调、平衡制度化的政策框架,规定雇有2000名职工或以上的公司须委任同等数量的股东和职工代表组成监管层董事会的董事,旨在通过向职工代表赋权,使公司决策的天平不至于向股东过度倾斜。可惜,重表轻里的花样文章决定了监管董事会天生残缺。依照1965年德国股份公司法,它的组建须由公司最高权力机构(股东代表大会)予以完成。鉴于股东代表大会类似于股票持有者的私人俱乐部,非公司股票持有者的公司职工理所当然被排除在外,人们怎么能企盼妥协本位以资本本位为前提条件的监管董事会的监督管理实践,真正做到对公司所有利益相关者无偏无颇、秉公任直?
　　
　　政治深源
　　
　　德国公司亲利益相关者治理之学理尴尬与《波茨坦协定》议定下英美价值观主导德国战后政治文化、德国民众关于何为自由、平等、民主、政治参与之反省不够深刻有密切联系。战后德国重塑的政府治理几乎全部照搬自美国政府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相互牵制的治理模式,误以为“一人一票”、言论自由、结党自由便是自由、平等、民主和政治参与的代名词。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博弈的结果是什么,主流政党轮流坐庄抑或政治自由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交替上位,长期视之为民主制度演化规律的外在表现形式的德国不少民众多抱有顺其自然的态度。大意的他们觉得只要执政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把所谓的“社会蛋糕”做大并对在野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做出“合理”补偿便告足矣。如是一来,利益相关者群体间的派系裂痕从公司治理向政府治理、从个人治理向社会治理衍生在所难免,世人也不必再为号称“更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德国居然深藏重大危机、德国人严谨反被严谨误的观点感到不可思议。
　　 应当承认,德国公司的亲利益相关者治理一度被看作德国社会治理的比较优势,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展示出让英美公司旗帜鲜明的股东治理艳羡的稳定利益方关系、团结一致抗御市场经济风险的实力。只是,随着制度设计瑕疵的日益实体化,资本所有者与纯劳动所有者的有限互信在似是而非的商讨、协调、平衡中层层碎落,自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东、西德统一、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筹建)以降,德国公司的亲利益相关者对治理德国经济持续低迷、产品国际竞争力滑坡、失业率高居不下、社会保障开支吃紧、东西部居民貌合神离、国际投资者对德国公司管理层信心低落等诸多问题基本上变得手足无措。
　　 内困外忧使德国政府无意怠慢国内公司治理改革的进程。为最大程度讨得特定利益相关者群体的垂青,德国政府实际上一届比一届地更关注国内外政经风向及更急切树立公司治理改革倡导者的公共形象。这势必会多多少少地推动其自身对法度伦常与理想信念的恪守让位于对相机抉择与务实主义的认知,造成政纲庸俗化、立场东摇西摆的情况逐年攀升。
　　具体而言,早在前科尔政府当政时期,迫于紧随欧盟共同市场进程的压力,路线相对右倾的执政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不惜以就业率下跌、本国纯劳动所有者权益受损为代价,操控社会市场经济朝唯资本所有者马首是瞻的金融市场经济偏转。而在前施罗德政府当政期间,路线相对左倾的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绿党不但不注重汲取金融市场经济在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繁生股价泡沫、地产泡沫、财务造假、公司腐败的教训,反倒进一步纵容包括大众、西门子、戴姆勒等大型公司在内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非金融公司追逐高额股权回报和拓展所谓有厚利可图的新兴市场。
　　随后,德国社会民主党靠被金融市场经济冷落的纯劳动所有者阶层及前科尔政府政治献金丑闻获得胜选,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则从前施罗德政府未兑现其创造就业机会、改善劳资关系、恢复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改革承诺中拾得咸鱼翻身的便宜。虽有行使用脚投票的自由,德国选民选来选去还是离不开一而再、再而三让他们沮丧的政党,教人唏嘘不已。
　　
　　未来展望
　　
　　摆在以默克尔为总理的今日德国政府眼前的公司治理困阻比起施罗德、科尔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德国公司违法频率越发密集;屡试不爽的扬公司治理改革大旗以吸引目标群体选票的策略越发拙钝;重表轻里的德国公司亲利益相关者治理向主体、客体合二为一迈进的希望非常渺茫;德国公司尚未从爆发于2008年9月的金融海啸冲击中缓过劲来——德国汉斯・伯克勒基金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2009年对约10000名公司职工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75%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工作环境变坏,76%的受访者认为公司的绩效恶化,66%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升迁无望。
　　默克尔在德国民众掀起重读《资本论》以反思金融市场经济积弊的潮流中开始了她的第二个任期,德国公司的亲利益相关者治理何时才能迎来实质化、彻底化的春天却是这一代、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德国人必须直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