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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外商，如果您一时不够实际投资额、也带不来先进技术，那就甭念着建飞地、养壮牛、挤鲜奶了！
新式洋租界依然像块飞地，外企高管更像飞地居民。
即将退休的市府招商局长就要做一家外企的投资顾问了。深谙引资政策的细节、手握本地区招商的规划，这位奶娘级的重要人物颇为得意。
要奶就找娘。受惠于政府的寻租政策，外商对着“地主”称娘，大批高管也想跟着成为飞地居民。于是，认了娘的，接着又被别人认作娘。
听说外企老板喜欢中国茶社，茶社便多了一份清谈:在市场换技术、土地换观念等国门开放实验中，合资者有了资金，高管有了高薪，社会有了就业新机会，长官们有了政绩。
然而，中国企业发展并不需要境外资金。中国在技术开发与产业发展方面一直银根不紧，大于4000亿美元的国库储备可谓殷实，就是民间游资也相当丰富。人们被高突的房价赶向拥挤的股市，却始终踏不上企业资本的大道，于是，各地领导便赶着民间资本甚至银行借来的钱出海租地办厂了。
民间风险投资尚且无法获得法定公证，许多内资企业便不得不将自己扮成缺奶的孩子，向着海外风险投资家召唤。吹着“公开规则”、“公平契约”、“公正法制”、“公信廉洁”的全球风，外企一方面吸引了国内银行的青睐，一方面激发了高级人才对成为飞地居民的“薪趣”。
目前，在国内约60万个有限公司中，外商投资企业已趋近40％。“资本家来了！”这个无产阶级的红色警句，已被飞地上空的霓虹灯照得泛色。渐渐地，外企在资本流与现金流之间形成了一个逆向互动的漩涡——国外资本在中国大陆完成了特殊增值置换后，大都悄悄返流回出国。
当然，外商留下了不少东西，比如支付较高的雇员薪水。但这应当归功于各类减免税政策。有这样一个逻辑:政府在飞地播种特选的草料，吃壮了的西方牛却将最有营养的初乳先运回国，然后挤些剩奶喂养着割草拌料的飞地居民。
养牛起家的山东著名农民企业家梁希森就说过:“最赚钱的就是产业链”。“飞地—草—牛—奶—雇员—飞地”之间不就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链吗？
如今，只要外企的原材料或市场有一头放在国内，它就成为了各大银行优先放贷的考虑对象，如果两头都放在国内，这个飞地将成为各大银行展开争夺的战场。在如今的外企流动资金中，银行贷款与实际外商投资的配比经逐年上升已超过了5比1！
然而，外企那种让银行比较满意的良好效益，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减免税部分。国企和民企不得不在默认外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下，眼睁睁地失去银行信贷的重要条件。而资金困难将直接导致产品滞后、规模局限、市场低占有率，民族产业发展正面临着外企的非公平竞争。对此，身在庐山之中的高管们却大都茫茫然、或者打着哈哈。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企撤资留人、锁定国内市场这种“飞地生态本土化”的隐形战略工程中，“高管本土化”实际上是个深刻的“西化”问题。一批批年富力强的高管已经陆续离开了民族产业，他们径直迈入了与老东家争夺资源与市场的外企。
也许，飞地居民是为了“稻粮谋”。其结果却是:外企竞争力获得了强力支撑，自我的创新激情、动力和机会却被高薪淹没。
一般来说，外商投资项目都是些二流加工生产线。半成品、生产链节、工艺规程等机械复制性，挤兑了高管们原有的个性化才能。所以，外企少见博士，与海归派也不结缘。
于是，除了首选国有垄断性行业外，动手能力较强的大学本科至硕士人才其次便选外企。长此以往，传统民族产业中怎不出现一个中级人才断代！
网络调查显示，80％的外企已是苟延残喘，让它们维持着的竟是一个公开的奥秘:外企一直向其本土的总公司缴纳昂贵的“技术与管理专利使用费”，以支撑其核心高端技术的研发。如果这是谜底的话，高新技术开发区——这块专为外企提供的飞地，不就成了他们的菜场与灶房了吗？
为了防止外商的壳型公司继续寄生于中国土壤，政府开始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报批外商投资项目的起步价也被提高了。终于，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尊敬的外商，如果您一时不够实际投资额、也带不来先进技术，那就甭念着建飞地、养壮牛、挤鲜奶了，谁让那“寻娘时代”接近尾声了呢！
新式洋租界依然像块飞地，外企高管更像飞地居民。
即将退休的市府招商局长就要做一家外企的投资顾问了。深谙引资政策的细节、手握本地区招商的规划，这位奶娘级的重要人物颇为得意。
要奶就找娘。受惠于政府的寻租政策，外商对着“地主”称娘，大批高管也想跟着成为飞地居民。于是，认了娘的，接着又被别人认作娘。
听说外企老板喜欢中国茶社，茶社便多了一份清谈:在市场换技术、土地换观念等国门开放实验中，合资者有了资金，高管有了高薪，社会有了就业新机会，长官们有了政绩。
然而，中国企业发展并不需要境外资金。中国在技术开发与产业发展方面一直银根不紧，大于4000亿美元的国库储备可谓殷实，就是民间游资也相当丰富。人们被高突的房价赶向拥挤的股市，却始终踏不上企业资本的大道，于是，各地领导便赶着民间资本甚至银行借来的钱出海租地办厂了。
民间风险投资尚且无法获得法定公证，许多内资企业便不得不将自己扮成缺奶的孩子，向着海外风险投资家召唤。吹着“公开规则”、“公平契约”、“公正法制”、“公信廉洁”的全球风，外企一方面吸引了国内银行的青睐，一方面激发了高级人才对成为飞地居民的“薪趣”。
目前，在国内约60万个有限公司中，外商投资企业已趋近40％。“资本家来了！”这个无产阶级的红色警句，已被飞地上空的霓虹灯照得泛色。渐渐地，外企在资本流与现金流之间形成了一个逆向互动的漩涡——国外资本在中国大陆完成了特殊增值置换后，大都悄悄返流回出国。
当然，外商留下了不少东西，比如支付较高的雇员薪水。但这应当归功于各类减免税政策。有这样一个逻辑:政府在飞地播种特选的草料，吃壮了的西方牛却将最有营养的初乳先运回国，然后挤些剩奶喂养着割草拌料的飞地居民。
养牛起家的山东著名农民企业家梁希森就说过:“最赚钱的就是产业链”。“飞地—草—牛—奶—雇员—飞地”之间不就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链吗？
如今，只要外企的原材料或市场有一头放在国内，它就成为了各大银行优先放贷的考虑对象，如果两头都放在国内，这个飞地将成为各大银行展开争夺的战场。在如今的外企流动资金中，银行贷款与实际外商投资的配比经逐年上升已超过了5比1！
然而，外企那种让银行比较满意的良好效益，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减免税部分。国企和民企不得不在默认外资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前提下，眼睁睁地失去银行信贷的重要条件。而资金困难将直接导致产品滞后、规模局限、市场低占有率，民族产业发展正面临着外企的非公平竞争。对此，身在庐山之中的高管们却大都茫茫然、或者打着哈哈。
值得注意的是，在外企撤资留人、锁定国内市场这种“飞地生态本土化”的隐形战略工程中，“高管本土化”实际上是个深刻的“西化”问题。一批批年富力强的高管已经陆续离开了民族产业，他们径直迈入了与老东家争夺资源与市场的外企。
也许，飞地居民是为了“稻粮谋”。其结果却是:外企竞争力获得了强力支撑，自我的创新激情、动力和机会却被高薪淹没。
一般来说，外商投资项目都是些二流加工生产线。半成品、生产链节、工艺规程等机械复制性，挤兑了高管们原有的个性化才能。所以，外企少见博士，与海归派也不结缘。
于是，除了首选国有垄断性行业外，动手能力较强的大学本科至硕士人才其次便选外企。长此以往，传统民族产业中怎不出现一个中级人才断代！
网络调查显示，80％的外企已是苟延残喘，让它们维持着的竟是一个公开的奥秘:外企一直向其本土的总公司缴纳昂贵的“技术与管理专利使用费”，以支撑其核心高端技术的研发。如果这是谜底的话，高新技术开发区——这块专为外企提供的飞地，不就成了他们的菜场与灶房了吗？
为了防止外商的壳型公司继续寄生于中国土壤，政府开始从“招商引资”转向“招商选资”，报批外商投资项目的起步价也被提高了。终于，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尊敬的外商，如果您一时不够实际投资额、也带不来先进技术，那就甭念着建飞地、养壮牛、挤鲜奶了，谁让那“寻娘时代”接近尾声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