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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截至2020年11月1日，我国总人口数为141178万人，较2010年增加7206万人，折合年均增速为0.53%，低于2000-2010年期间的0.57%，表明我国人口近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同时，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远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日美等国家。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18.7%，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上升5.44个百分点，正逐渐接近中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占比20%-30%）。
老龄少子化，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至此，全面二孩政策5年之后，三孩政策铿锵上路。三孩政策之下，深度老龄化带来的系统性社会危机是否会迎刃而解？生育三孩又是否能解决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结构性问题？
深度老龄化社会紧逼
“老龄化”，是指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
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达到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2000年11月，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 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21年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在总的人口中占比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比13.50%。
另一方面，从我国人口出生率来看，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1.1%和1.05%。2020年为O.87%。接近日本1988年-2004年的水平。不过，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从1.1%下降到0.87%花了15年时间，我国却只用了3年。而日本，早在1995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在2006年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按照现有的速度，预计2025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不细谈老龄化形成的原因，也不细谈老龄少子化可能存在的危害。回顾一下近年来的生活场景。就会理解广场舞的蔓延其实是时代的产物。而生育率的下降，也的确让人心忧不已。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影响的。例如，根据丹尼森大学的研究，美国1929年-2011年间GDP年化增长3.02%，其中1.23%来自劳动力贡献，0.74%来自资本，1.04%来自生产率提高。
可见，在我国社会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红利不仅存在，而且还不是简单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中国2020年新生儿人口几乎确定在800万人以下。基于此，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至O以下，人口负增长。
由此不难看出，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以后，原本期望的人口增长率迅速反弹并没有到来。比新生婴兒数量快速下降更令人担心的，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在人口死亡率略有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迅速下降。
结合第七次普查数据可以判断，2020年-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大概率见顶。而此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呈现下降趋势。在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社会劳动人口、社会生产率都将面临下滑。据有关人士测算，到2028年，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超过新出生人口700万人之多，中国将比日本更加迅速地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到那个时候，5%会成为一个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天花板，GDP增速能维持在3%左右就很不错了。
到这里可以看出，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早期人口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快速呈现老龄化的社会发展。随着老龄化的进击，我国面临，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这需要更为合理的人口结构和更高质量的人口。
“三孩”解决发展问题
那么“三孩”政策都能解决哪些问题呢？
出台“三孩”政策，目的是改变目前总和生育率过低的状况。因为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导致经济增速回落和综合国力衰退，社会阶层固化和创新动力丧失，养老金的持续性也将成为问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表示，“仅靠三孩政策很难扭转人口下行趋势，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甚至要由‘允许生育’变成‘鼓励生育’，才有可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施政层面看，‘三孩’首当其冲是要解决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三孩政策除了提高出生率外，对于‘优育’的要求，很有可能会带动整个生产结构的改革。”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浙江科技学院教授叶俊焘表示，“三孩不能仅仅停留在改变人口数量的层面，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通过教育这一百年大计，提升人口质量。”
社科院人口专家王广州预计，“中国的二胎政策所鼓励的生育红利，大约会维持7.5年，2024年以后，这种红利就基本消失。”
这意味着，二孩在改善人口结构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贡献实际有限。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二孩没有完成的任务，需要三孩来接力。”
很明显，这样想是不对的。 二孩的政策层面可能仅仅是为了延缓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而三孩则很明显体现出了，对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怎么通过一个人口政策来体现的呢？
仔细分析，我们看到两个现实。一是现有的育龄人口有两个标志：一是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第二他们是现有主要劳动力。恰恰是这几代人，承担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任。也是这几代人，面临着四老一小或者四老两小的高昂抚育成本。
另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政策推行的深入，围绕三孩在生育、教育、医疗、养老、快速消费品、农产品等环节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这除了推动产业发展外，也将大大促进就业。
“三孩政策出台之后，除了改善性住房之外，还会对玩具、童装、奶粉、辅助生殖等行业带来拉动效应。”王静文表示。
王静文同时也指出：“不过总体来看，由于每年新增三孩数量有限，我们预测每年新增三孩的数量大致在30-40万人左右，难以扭转新增人口下降的趋势，这些行业很难获得爆发式的增长。”
这其中，从教育的角度看，新推行的三孩政策并不是要回到那个英雄母亲的时代。同样是做大人口基数，现有的教育配套，可以实现更多的人才“优育”。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三孩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推动的：“首先是人口基数增加，能给未来的制造业提供新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最重要的是为城市发展建设提供更多未来的优秀的人才的储备。”
同时，在企业层面，如果三孩政策能够在税收、政策扶持等环节给予保障，甚至奖励。那么，企业大概率是从促生保产的角度去创新用工方式和薪酬体系，在这一方面，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也有利于避免人才浪费的情况。
“三孩”打开未来之门
“不过，放开三孩生育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能如期提升，这只是一个非充分条件，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提升生育意愿。”王静文表示。
可见，三孩政策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需要看配套政策的力度。由于生育意愿和育龄人口的下降，只是放开三孩不会对总体生育率有太大影响，每年出生人口也不会因此增加很多，2016年的全面二孩已经在数据上做了很好的证明。
从本次提到的三孩配套措施来看，主要有六条：第一，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第二，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第三，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第四，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第五，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第六，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与前四条不同，第五条和第六条均是最新的政策点。其中第五条提到了税收和住房等支持政策。这一点即便国家不提，三孩政策自身也自带楼市话题。比如，房子更大、学区更好等等。
不过，目前遏制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政策因素。这其中，经济因素中，抚育成本主要还是看“房价”和“教育”。再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所独有的养老问题。
对此，谢逸枫也认为：“从三孩的施政基础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好住房、教育、生育成本和因为生育带来的其他生活成本的問题。”他指出，“真正鼓励生育三孩的角度出发，那么，可能要打破孩子越多越困难，或者说是越贫穷的这种观念。”
叶俊焘则指出从二孩到三孩政策，从施政层面去看，政策的层面是比较清晰的。他说：“从允许生到鼓励生，政策是逐步释放的。这其中，也重点在改变人们对于生育的观念。”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三孩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即便二孩政策也尚没有全面二孩的趋势。”叶俊焘说：“现在来看，让独生子女去实现二孩生育、三孩生育，需要一定的基础环境和时间。”
由此可见，由于历史原因的叠加。在“三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面临措施改善，以及全面实施时间的问题。但是，面向未来，“三孩”政策也是刻不容缓。
老龄少子化，引起了决策层的高度重视。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至此，全面二孩政策5年之后，三孩政策铿锵上路。三孩政策之下，深度老龄化带来的系统性社会危机是否会迎刃而解？生育三孩又是否能解决我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人口结构性问题？
深度老龄化社会紧逼
“老龄化”，是指一个社会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比例的人口结构。
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达到14%以上，为深度老龄化社会;占比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2000年11月，中国进行了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6 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8811万人，占总人口6.96%;60岁以上人口达1.3亿人，占总人口的10.2%，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021年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在总的人口中占比为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比13.50%。
另一方面，从我国人口出生率来看，2018年和2019年分别为1.1%和1.05%。2020年为O.87%。接近日本1988年-2004年的水平。不过，日本的人口出生率从1.1%下降到0.87%花了15年时间，我国却只用了3年。而日本，早在1995年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并在2006年进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按照现有的速度，预计2025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不细谈老龄化形成的原因，也不细谈老龄少子化可能存在的危害。回顾一下近年来的生活场景。就会理解广场舞的蔓延其实是时代的产物。而生育率的下降，也的确让人心忧不已。
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由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共同影响的。例如，根据丹尼森大学的研究，美国1929年-2011年间GDP年化增长3.02%，其中1.23%来自劳动力贡献，0.74%来自资本，1.04%来自生产率提高。
可见，在我国社会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人口红利不仅存在，而且还不是简单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不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中国2020年新生儿人口几乎确定在800万人以下。基于此，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将降至O以下，人口负增长。
由此不难看出，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生育以后，原本期望的人口增长率迅速反弹并没有到来。比新生婴兒数量快速下降更令人担心的，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急剧下降，在人口死亡率略有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迅速下降。
结合第七次普查数据可以判断，2020年-2022年我国人口总量大概率见顶。而此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将呈现下降趋势。在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社会劳动人口、社会生产率都将面临下滑。据有关人士测算，到2028年，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超过新出生人口700万人之多，中国将比日本更加迅速地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到那个时候，5%会成为一个实际经济增长率的天花板，GDP增速能维持在3%左右就很不错了。
到这里可以看出，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早期人口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快速呈现老龄化的社会发展。随着老龄化的进击，我国面临，社会生产结构的调整。这需要更为合理的人口结构和更高质量的人口。
“三孩”解决发展问题
那么“三孩”政策都能解决哪些问题呢？
出台“三孩”政策，目的是改变目前总和生育率过低的状况。因为长期低生育率和人口规模萎缩，会加剧经济和社会的内卷化，导致经济增速回落和综合国力衰退，社会阶层固化和创新动力丧失，养老金的持续性也将成为问题。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王静文表示，“仅靠三孩政策很难扭转人口下行趋势，还需要其他政策的配合，甚至要由‘允许生育’变成‘鼓励生育’，才有可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
“从施政层面看，‘三孩’首当其冲是要解决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看到三孩政策除了提高出生率外，对于‘优育’的要求，很有可能会带动整个生产结构的改革。”中国城郊经济研究会理事、浙江科技学院教授叶俊焘表示，“三孩不能仅仅停留在改变人口数量的层面，更多的是要考虑，如何通过教育这一百年大计，提升人口质量。”
社科院人口专家王广州预计，“中国的二胎政策所鼓励的生育红利，大约会维持7.5年，2024年以后，这种红利就基本消失。”
这意味着，二孩在改善人口结构和质量上，所能提供的贡献实际有限。这里面，还有一个逻辑——“二孩没有完成的任务，需要三孩来接力。”
很明显，这样想是不对的。 二孩的政策层面可能仅仅是为了延缓老龄化社会带来的种种弊端。而三孩则很明显体现出了，对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怎么通过一个人口政策来体现的呢？
仔细分析，我们看到两个现实。一是现有的育龄人口有两个标志：一是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第二他们是现有主要劳动力。恰恰是这几代人，承担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任。也是这几代人，面临着四老一小或者四老两小的高昂抚育成本。
另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政策推行的深入，围绕三孩在生育、教育、医疗、养老、快速消费品、农产品等环节的需求将进一步释放，这除了推动产业发展外，也将大大促进就业。
“三孩政策出台之后，除了改善性住房之外，还会对玩具、童装、奶粉、辅助生殖等行业带来拉动效应。”王静文表示。
王静文同时也指出：“不过总体来看，由于每年新增三孩数量有限，我们预测每年新增三孩的数量大致在30-40万人左右，难以扭转新增人口下降的趋势，这些行业很难获得爆发式的增长。”
这其中，从教育的角度看，新推行的三孩政策并不是要回到那个英雄母亲的时代。同样是做大人口基数，现有的教育配套，可以实现更多的人才“优育”。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三孩政策对经济发展是有推动的：“首先是人口基数增加，能给未来的制造业提供新的生产力和消费力。最重要的是为城市发展建设提供更多未来的优秀的人才的储备。”
同时，在企业层面，如果三孩政策能够在税收、政策扶持等环节给予保障，甚至奖励。那么，企业大概率是从促生保产的角度去创新用工方式和薪酬体系，在这一方面，增加就业岗位的同时，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也有利于避免人才浪费的情况。
“三孩”打开未来之门
“不过，放开三孩生育并不意味着生育率就能如期提升，这只是一个非充分条件，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政策来提升生育意愿。”王静文表示。
可见，三孩政策真正要发挥作用，还是需要看配套政策的力度。由于生育意愿和育龄人口的下降，只是放开三孩不会对总体生育率有太大影响，每年出生人口也不会因此增加很多，2016年的全面二孩已经在数据上做了很好的证明。
从本次提到的三孩配套措施来看，主要有六条：第一，要将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考虑，加强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的教育引导;第二，对婚嫁陋习、天价彩礼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第三，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第四，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第五，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第六，对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和农村计划生育双女家庭，要继续实行现行各项奖励扶助制度和优惠政策。
与前四条不同，第五条和第六条均是最新的政策点。其中第五条提到了税收和住房等支持政策。这一点即便国家不提，三孩政策自身也自带楼市话题。比如，房子更大、学区更好等等。
不过，目前遏制人们生育意愿的主要是经济因素，而不是政策因素。这其中，经济因素中，抚育成本主要还是看“房价”和“教育”。再就是独生子女这一代所独有的养老问题。
对此，谢逸枫也认为：“从三孩的施政基础看，最重要的就是解决好住房、教育、生育成本和因为生育带来的其他生活成本的問题。”他指出，“真正鼓励生育三孩的角度出发，那么，可能要打破孩子越多越困难，或者说是越贫穷的这种观念。”
叶俊焘则指出从二孩到三孩政策，从施政层面去看，政策的层面是比较清晰的。他说：“从允许生到鼓励生，政策是逐步释放的。这其中，也重点在改变人们对于生育的观念。”
因此，“在实施过程中，三孩政策不会立竿见影。即便二孩政策也尚没有全面二孩的趋势。”叶俊焘说：“现在来看，让独生子女去实现二孩生育、三孩生育，需要一定的基础环境和时间。”
由此可见，由于历史原因的叠加。在“三孩”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需要面临措施改善，以及全面实施时间的问题。但是，面向未来，“三孩”政策也是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