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忙的春节演出季刚过，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结束各地的演出，回京不到十天便开始复排《卡门》和《阿莱城的姑娘》，以纪念去年辞世的两部舞剧的编舞罗兰?佩蒂。怎么欣赏这两台芭蕾舞剧，看芭蕾舞有什么诀窍？《投资者报》记者采访了中央芭蕾舞团团长、艺术总监冯英和副团长王全兴。
　　
　　《投资者报》：法国文化部长密特朗称罗兰·佩蒂为“20世纪最伟大的芭蕾编舞大师之一”，他的作品是世界各大芭蕾舞团争相演出的剧目。与其他芭蕾舞团相比，中央芭蕾舞团在演绎这些作品时有什么特点？
　　冯英：世界各大芭蕾舞团都演过他的作品。但中芭的几位卡门，朱妍、张剑、王启敏，都各有特色，既有大师要求的卡门的性格和特点，又有各自不同的处理。大师在排练的时候要求共性的东西，同时也尊重个性的发挥。跟国外的优秀演员相比，我们这三位卡门毫不逊色。中国演员给人的印象往往比较内在、含蓄，甚至是古典。但在卡门这一形象的塑造上，她们都在尽力突破，大胆地释放自我，特别是罗兰·佩蒂来帮助排练之后。相比西方演员，我们的演员在处理的时候可能更细腻更丰富。
　　王全兴：中国人表现卡门，可能会相对女性一些，柔一些。欧美有些团表现的比较奔放，跟他们本身性格有关。中国人表现内心的东西更加感人，更加细腻。像王启敏表演的卡门，就不像国外的卡门那么奔放，猛一看好像有些差距，但看到最后你还是会被她那种东方女性对人物的处理和理解所打动。
　　
　　《投资者报》：芭蕾一直被视为高雅艺术，但也正因为它的“高雅”，让很多想亲近它却怕看不懂的人止步于剧院外，你怎么看这种心理？
　　冯英：其实根本不用有这种顾虑。芭蕾是一门综合了音乐、舞美、服装、文学、舞蹈的艺术，进剧场看芭蕾，更多的时候是找那种美的感觉，享受这些因素交融在一起的氛围。走进剧院，在优美的音乐伴奏中，看着舞蹈画面，觉得是享受的，这就足够了。体验到享受的感觉后就会慢慢上瘾。
　　观众对这种艺术形式的接受程度跟它的生长环境相关。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去年年初去德国参加世界芭蕾舞团团长会议的时候，发现会议义工几乎都是所谓社会精英层面的人，比如负责机场接送的就是退休的前梅赛德斯奔驰的总裁，他觉得很荣幸。当地社会机构、企业对芭蕾舞团的赞助也较为常态，这既跟它们的品牌意识强有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种艺术形式在社会中的影响力。
　　国内对芭蕾这类艺术形式的接受程度在好转。比如中芭，现在已有一批固定观众群了。一部分是六七十年代看《红色娘子军》成长起来的观众；也有在workshop的影响下加入芭蕾爱好者行列的年轻观众。观众群现在是在拓展之中。特别是在北京，观众层次分得比较明晰。
　　王全兴：芭蕾是一门不说话的艺术。要让我说它好在哪儿，就跟听到好音乐一样，想一条一条地说出它的好，说不清楚。怎么看？也说不清楚。只能靠自己去感受它的美。通过音乐、通过编排，通过肢体对剧情的表达去理解。芭蕾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一些气氛的东西。虽然它也有一些基本的手势，比如我喜欢你、死、你很漂亮、很英俊，这些都有动作来表达。但因为跟欧洲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有些人能够看得懂，能够理解，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被它的音乐，甚至被一些情节所吸引。比如有些年纪较大的人说以前看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中的《天鹅湖》片段，所以想看芭蕾。
　　后来中国也开始用芭蕾的形式编排自己的故事，包括《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黄河》、《梁祝》，因为大家理解剧情，再去看就会感觉很唯美，很好看。随着老百姓对芭蕾这种语汇的了解，时间越长，慢慢观众就会越多。
　　
　　《投资者报》：中芭近些年请来了多位世界级编舞大师，除了佩蒂，还有之前的本·史蒂文森。据说今年9月约翰·诺伊梅尔还将亲自来华为中芭排《小美人鱼》。很多人也会不自觉地问，中国何时能出自己的大师？
　　冯英：这跟大的环境有关。在巴黎，芭蕾的发展与绘画、雕塑等别的艺术门类是相辅相成的。而且他们一直很重视编舞，中间的脉络没有断过。
　　在芭蕾创作领域，中国还是落后的，起步就晚，“文革”十年又出现了断层。那之前中国芭蕾创作不算落后，1958年中国版《天鹅湖》首度亮相后，中国芭蕾的前辈艺术家们尝试性地创作了《鱼美人》，之后在1964年推出了《红色娘子军》。有一阵子美国把《红色娘子军》作为前沿的先锋作品来剖析，认为它突破了古典芭蕾程式化的一些东西，比如三幕结构等固定模式；服装上也有大胆创新，谁能想象军人的服装是短裤呢？现在是重新跟世界靠近，引进学习算是开始。
　　中国现在不仅是芭蕾舞领域缺大师，任何领域都缺。这跟整个社会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是相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不可能中间断档了，突然就出现大师了。这片土壤是要培育的，这需要一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