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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凌惕安《笋香室日记》抄录了梁任公致贵州当轴的一通信札，今将其整理以飨读者。梁氏此函内容与《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基本相同，而此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在不同时间多次发出给不同的人，是梁启超为寻求滇黔两省对武装倒袁支持的试探。唐继尧、刘显世最终参加护国运动，功勋自在史册，但并非一开始就毅然决然，从这封信中可以见到一些实情。
关键词：信札 护国运动 梁启超 刘显世 唐继尧
梁任公此封信札出自今藏于贵州省图书馆的凌惕安《笋香室日记》。凌惕安，名锺枢，字倜菴，后改惕安，又作惕菴，以字行。贵州贵阳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1950年。凌先生有很强的文献意识，他认为有资料价值的东西，都会抄录或贴存于日记中。日记中记：辛酉（1921）五月十二日整理文件，得梁任公（启超）于倒袁之役致贵州当轴书一通，遂钞存之。另在日记中还有一处提及梁任公，一并记之：癸亥（1923）冬月廿六日至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赴宴，晤行长李子节，闻其老母逝世，梁任公是否有挽联寄来，子节答当时北京亦设丧所，任公若有挽联，当寄此间。遂托李子节专函问询。“座客见予到银行而不谈金融，斤斤于此，未尝不诧异也”。
王尧礼先生在为《贵州文库》撰写《笋香室日记》影印前言时发现此封抄录下来的信札，附寻于《辛酉日记》五月十二日日记之后。后经友人查证各种版本的梁启超全集，没有发现此信。但笔者在中华书局1984年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一书中，找到了一封《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两封信札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有信札前后部分有细微差异。现将日记中抄录的信札释读于下：
昨夜清理昔年文件，得梁任公于倒袁之役致本省当轴书一通，有可存者，特钞之如右。
我兄执事，契阔以来，倏逾年载，书问间阙，怀想岂任！循若北来，常相过从，藉谂兴居，粗疗饥渴。比来时事，亮所同愤，松、循诸公，联翩南迈，贱子亦俶装，将从此逝，两公达者，宜审此意。
一月以来，与季常、敬民及其他二三挚友，反覆讨论国家前途及吾侪所以报国之道，既有所决。夫己氏之不足奠定此国，自昔固已共忧，徒以顾全大局、投鼠忌器之故，甘牺牲一切与之戮力。一年以来，假面既揭，丑行毕露，凡百政象，众目具瞻，无俟举，就令无今兹叛国之举，而听其浸淫朘削，亦终必率全国士夫皆为禽兽，剥全国之氓庶尽成枯腊。长夜漫漫，亦复何望？今更中风狂走，冒天下之大不韪，学杨再思愿得一日作天子虽死无憾，驯至召五国干涉，使我国民蒙此奇耻大辱，犹不知悛，强迫劝进，电书旁午，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彼今以骑虎之势，作包羞之谋，推其驴计，不出二途：一曰效刘豫、石敬瑭将绝好江山揖让与人，而自居于儿皇帝、侄皇帝之列;否则蹈那拉端庶人覆辙，鼓吹排外，奋螳臂以掷孤注。二者有一于此，吾侪四万万人岂知死所？而全国士夫方沉迷于利禄之中，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问何方面何种类之人物，皆供其蹂躏利用，无不如意。吾党二三子若犹是不自振拔，糟啜醨，则天下之大，更复何望？亡国之罪，实与彼中分之矣。是以义不反顾，计不旋踵，剑及屦及，以从今役。诸所规画，在行间者自能面相商榷，无取形诸楮墨，惟更有数义，欲与两贤穷析之者：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则既耄矣，路易十四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事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本未覆尽者，只馀此区区片土，而两敌日惎诇于其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勠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傫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刲割，噬脐何及？第三，夫己氏淫威所播，先声达人，远虑之士，或主持重，不知一年以来，情势已迥异曩昔。一则彼方狃于万事，志得意满，骄盈之气，为众所弃。彼其股肱心膂之任，若内而纪明，外而大树，皆同室操戈矛，不交化豺虎。公等逖听，想亦有闻。自馀所部，人各有心，论其势力内容，可谓几达零度。二则此人比来，不解何故，百凡举措，皆失其常。如彼弈棋，专下乱着，揣其昏瞀，殆近死期。即如此次僭號之举，生吞活剥，倒行逆施，以彼巧人，有此笨笔，非天夺魄，何以及兹？今者同迫于舆论，外挟于强邻，举步触藩，捉襟见肘，书空咄咄，等于中魔。子阳井底之蛙，公路冢中之骨，待人驱除，更奚足畏？第四，或持老氏之教，谓不当为天下先，欲析此义，一当度地，二当方人。今举国鬼气沉沉之时，非有圣贤之心，豪杰之行，孰敢赴此大义？吾侪所欲为之事，虽为举天下人人所欢舞以迎，而亦为举天下人人莫敢倡道，故必须自动以待景从。且欲定大业，先固本根，自馀方镇，虽或同兹义愤，然所处四战之区，卒然发难，脱有败衄，先损声威。故必择可以进取可以保守之区，乃足为关中河内之计。凡此诸义，与诸君子讨论既熟，询谋佥同，今方涂趋功，植基之谋，首在南服。
将军风义弢略，久所钦迟，自当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惟两公更有所决而力赞之，天下幸甚。万里相思，发于梦寐，凉风凄厉，为国自爱。
弟梁启超顿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兄夙所钦迟，比从循若交频，闻风采益增，饥渴相见，乞为道念，此函并希出眎。
首先，通过同《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一文对照，内容基本相同，两文存在几处差异，如：“一曰效刘豫”“狃于万事”“不交化豺虎”“所事早暮已耳”，通过语义上及字形的对比，推测此应是凌惕安抄录手稿时所误，当为“亦惟效刘豫”“狃于前事”“石交化豺虎”“所争早暮已耳”。还有两处是为通假字，如“倡道”通“倡导”，“涂”通“途”。同时凌惕安《笋香室日记》抄录的此封信札其开头加了一句“我兄执事”，最末加了一句“兄夙所钦迟，比从循若交频，闻风采益增，饥渴相见，乞为道念，此函并希出眎”。《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落款的时间是十一月十八，而此封信札的落款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此可以推断此封信札应是内容相同的一封信在不同时间多次发出给不同人的。 1915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成立筹安会，将复辟帝制，梁启超屡谏不从，乃转而谋求武装讨伐。11月17日在天津谋划武装反袁计划，参加梁氏之谋的有蔡锷、汤觉顿、蹇念益、王伯群、戴勘、陈国祥，其中四人为贵州人。信中提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北京乃四战之区，很难发难，要选择一个既可以进取又能保守的地方，是为关中河内，而根基则当首在南方。考虑到西南地区地处边陲，控制权在地方军阀手中，又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且贵州当时军界大都是云南学生出身，为唐继尧任黔都督时带出来的将士，与滇军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云南举义实录》一文中记：“顾黔于滇未起义之先，其军界中之吴君传声、彭君文治曾与滇军界之邓、杨、田、李诸君有所联络，筹备甚周，故举事亦甚易易也。原黔自唐公继尧率师北伐代平黔乱被推举为黔都督时，于选将练兵大加整顿，其军界之中下级将士多云南学生出身，与滇军界有密切之关系，故滇、黔能共同一致。”1而蔡锷为前云南都督，在云南很有声望，还有其老部下现任都督唐继尧，因往日待唐甚厚，唐继尧是认这份情的。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先锷五日抵滇），蓂意遂决。”2加之曾经一同在日本留学并追随梁启超的进步学生，如信中提及的蹇念益、陈国祥、蔡锷、戴勘、王伯群、熊铁崖、籍忠寅，回国后大都在北京、云南、贵州担任军政要职，并同当时掌管云贵两省的唐、刘有千丝万缕的师友关系、利益关系。其中不乏有军队实力又有共同的护国反袁的理想抱负的忠实信徒。
从两封信对照来看，可知此封信札是在天津商定了滇黔武装起义方案的第二天18日发出的，先发给了云南都督唐继尧，也给了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籍忠寅，九天后才送出至掌管贵州军政大权的刘显世。梁启超之所以在1915年的11月底这个关键时候给云贵两省掌管军政大权的唐、刘写这么一封长信。因此时离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唐继尧和刘显世的态度都不明确，还徘徊着。梁启超此时写长信恳切地陈述了一年以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怕是要亡国，作为中国士大夫当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并从四个方面苦口婆心地阐释为何决定要武装倒袁护国，指出进步党一直以来都厌恶破坏，希望国民休养生息，但四年以来确是助人养痈，万不可再如此。可是梁启超自觉自己既无尺寸根据之地，又没有军队，赤手空拳呐喊，只能被人利用劫持。袁世凯昏庸到了極点，僭号称帝，外又被强邻挟迫，早已中魔。举国上下鬼气沉沉，当有圣贤之心，豪杰之行，敢于赴此大义，才能救国救民。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唐继尧在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举起了首义的大旗，而贵州也在求安不得，只有自卫的情况下，于1916年1月27日响应云南，宣布独立。
《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信札落款时间为十一月十八日，其中确切地指出了“蓂赓、如周两将军”“惟两公更有所决而力赞之，天下幸甚”3。可推知此函应至少是前后发给了云南唐继尧、籍忠寅和贵州当时掌管军政大权的刘显世。说明在1915年11月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已选定了云南、贵州为起义的首发地，把滇、黔两地的起义视为一个整体，军事上相互依赖配合。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黔省当局初颇踊跃，继以该省准备一切颇需时日，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加之袁政府之虚声恫喝，龙建章之暗中把持，心志为之沮丧，未敢同时宣布。”4从此处可知原计划是滇黔同时宣布独立的，只是当时贵州不敢同时宣布。而刘显世不敢一同宣布独立的原因，曾业英先生在《刘显世与护国战争》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贵州独立的困难确较云南大得多，从外部条件来说，贵州东接湖南，北邻四川，一旦宣布独立，即面临袁世凯死党汤芗铭、陈宧的两面夹攻;就内部而言，兵力不足，武器装备差。加之内部不统一，巡按使龙建章，耆老会刘春霖等都反对独立。5此文分析同蔡锷当时的思考相似，或许是当时贵州的真实境况。
从上述的分析，由此也可以判断梁启超的这封分别发出的给掌管云贵两省军政大权的唐、刘二人的长信，其作用应是微小的。如唐继尧起初也是没有下决心首义的，直到王伯群于1915年12月15日抵滇并出示蔡锷给唐继尧的手书，才下决心首义的。王伯群在《云南起义经过》一文记：“群由天津到云南，约计半月。及面唐督，提出由远省起义种种理由，唐初以财政、军械不足为困难，群答以汤、梁诸公曾担任募款，并购军械接济，但须举动后方可运来。提议数次未决。”6贵州方面的刘显世在1915年12月20多号以后同意的，如《蔡锷致刘显世电》1915年12月21日记：“顷致周兄电，计达览。昨阅周兄致滇电，距跃三百。此举于国家前途，吾党荣辱，关系至巨。”1另王伯群在《云南起义经过》一文记：“二十二日，蔡、戴二公由香港抵滇，拍电商黔，得其同意。”2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黔省当局，初颇踊跃。”刘显世虽然刚开始积极踊跃，但真正云南宣布独立的时候，又退缩了。王伯群回兴义老家说服刘显潜，戴勘1月2日从云南率军前往贵阳，1月26日在贵州省绅商农学工各界会上发表演说，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卑劣事实。终在一月后的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
对于“护国运动”，我们都意在强调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的作用贡献，而对于唐、刘往往还会指责没有在第一时间坚决拥护首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尤其是对于护国运动中的刘显世，很长一段时间是持否定的，曾经甚至还背上了“反革命投机家”的骂名。但其实当时的地方人物自有其主体性，也有此地域管理运行上“自有其理”的机制，随大流自卫也好，保存兵力也好，都有地方人物对地方安定以及个人仕途的考虑。加之“护国运动”这个复杂、不明前途的政治运动开始时，无论是消息的获取、书刊的传播，还是行动上的附和、宣传的呼应，很多时候地方人物是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的，甚至不情愿的状态下进入的。他们不清楚中心地区的具体情况及动态，也不清楚反对帝制，坚持独立一方的政治前景，有几成把握。当时的事态是地方势力既可主动亦可被动，大多持观望态度，斗争的表现更大程度上是袁世凯集团和进步党人士都积极在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而地方上的领导人物尤其是地处西南的贵州，更是只能通过极少的渠道获取信息，比如刘显世的信息来源除了官方文书，就是通过同陈国祥、蔡锷、戴勘等贵州人士了解京中情况。如他在1915年11月25日写给身在北京的陈国祥、戴勘的信中说：“月馀未通音问，未审京中情形如何？国体事木已成舟，势不能因人违言而中止。各省纷纷通电（指赞成帝制通电），均以军民长官立言，似未周到。黔除照通电外，并以国民代表通一电，如各省皆然，想可塞外人之口。”3起初的唐继尧也是这样的，对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意向，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4对于唐继尧、刘显世初期的迟疑，下不了决心，个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为此事忽略了唐、刘二人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以及贵州在滇黔首义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谋划之始到护国运动成功，贵州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责任编辑：王尧礼
关键词：信札 护国运动 梁启超 刘显世 唐继尧
梁任公此封信札出自今藏于贵州省图书馆的凌惕安《笋香室日记》。凌惕安，名锺枢，字倜菴，后改惕安，又作惕菴，以字行。贵州贵阳人，生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卒于1950年。凌先生有很强的文献意识，他认为有资料价值的东西，都会抄录或贴存于日记中。日记中记：辛酉（1921）五月十二日整理文件，得梁任公（启超）于倒袁之役致贵州当轴书一通，遂钞存之。另在日记中还有一处提及梁任公，一并记之：癸亥（1923）冬月廿六日至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赴宴，晤行长李子节，闻其老母逝世，梁任公是否有挽联寄来，子节答当时北京亦设丧所，任公若有挽联，当寄此间。遂托李子节专函问询。“座客见予到银行而不谈金融，斤斤于此，未尝不诧异也”。
王尧礼先生在为《贵州文库》撰写《笋香室日记》影印前言时发现此封抄录下来的信札，附寻于《辛酉日记》五月十二日日记之后。后经友人查证各种版本的梁启超全集，没有发现此信。但笔者在中华书局1984年李希泌、曾业英、徐辉琪编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一书中，找到了一封《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两封信札的内容大体相同，只有信札前后部分有细微差异。现将日记中抄录的信札释读于下：
昨夜清理昔年文件，得梁任公于倒袁之役致本省当轴书一通，有可存者，特钞之如右。
我兄执事，契阔以来，倏逾年载，书问间阙，怀想岂任！循若北来，常相过从，藉谂兴居，粗疗饥渴。比来时事，亮所同愤，松、循诸公，联翩南迈，贱子亦俶装，将从此逝，两公达者，宜审此意。
一月以来，与季常、敬民及其他二三挚友，反覆讨论国家前途及吾侪所以报国之道，既有所决。夫己氏之不足奠定此国，自昔固已共忧，徒以顾全大局、投鼠忌器之故，甘牺牲一切与之戮力。一年以来，假面既揭，丑行毕露，凡百政象，众目具瞻，无俟举，就令无今兹叛国之举，而听其浸淫朘削，亦终必率全国士夫皆为禽兽，剥全国之氓庶尽成枯腊。长夜漫漫，亦复何望？今更中风狂走，冒天下之大不韪，学杨再思愿得一日作天子虽死无憾，驯至召五国干涉，使我国民蒙此奇耻大辱，犹不知悛，强迫劝进，电书旁午，筹备大典，日不暇给。彼今以骑虎之势，作包羞之谋，推其驴计，不出二途：一曰效刘豫、石敬瑭将绝好江山揖让与人，而自居于儿皇帝、侄皇帝之列;否则蹈那拉端庶人覆辙，鼓吹排外，奋螳臂以掷孤注。二者有一于此，吾侪四万万人岂知死所？而全国士夫方沉迷于利禄之中，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不问何方面何种类之人物，皆供其蹂躏利用，无不如意。吾党二三子若犹是不自振拔，糟啜醨，则天下之大，更复何望？亡国之罪，实与彼中分之矣。是以义不反顾，计不旋踵，剑及屦及，以从今役。诸所规画，在行间者自能面相商榷，无取形诸楮墨，惟更有数义，欲与两贤穷析之者：第一，吾党夙昔持论，厌畏破坏，常欲维持现状，以图休养。今以四年来试验之结果，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使长此无破坏犹可言也，此人则既耄矣，路易十四所谓“朕死之后，洪水其来，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事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所劫持，无时而不为人所利用。今根本未覆尽者，只馀此区区片土，而两敌日惎诇于其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勠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傫然共为一匹夫，以坐待刲割，噬脐何及？第三，夫己氏淫威所播，先声达人，远虑之士，或主持重，不知一年以来，情势已迥异曩昔。一则彼方狃于万事，志得意满，骄盈之气，为众所弃。彼其股肱心膂之任，若内而纪明，外而大树，皆同室操戈矛，不交化豺虎。公等逖听，想亦有闻。自馀所部，人各有心，论其势力内容，可谓几达零度。二则此人比来，不解何故，百凡举措，皆失其常。如彼弈棋，专下乱着，揣其昏瞀，殆近死期。即如此次僭號之举，生吞活剥，倒行逆施，以彼巧人，有此笨笔，非天夺魄，何以及兹？今者同迫于舆论，外挟于强邻，举步触藩，捉襟见肘，书空咄咄，等于中魔。子阳井底之蛙，公路冢中之骨，待人驱除，更奚足畏？第四，或持老氏之教，谓不当为天下先，欲析此义，一当度地，二当方人。今举国鬼气沉沉之时，非有圣贤之心，豪杰之行，孰敢赴此大义？吾侪所欲为之事，虽为举天下人人所欢舞以迎，而亦为举天下人人莫敢倡道，故必须自动以待景从。且欲定大业，先固本根，自馀方镇，虽或同兹义愤，然所处四战之区，卒然发难，脱有败衄，先损声威。故必择可以进取可以保守之区，乃足为关中河内之计。凡此诸义，与诸君子讨论既熟，询谋佥同，今方涂趋功，植基之谋，首在南服。
将军风义弢略，久所钦迟，自当见义勇为，当仁不让，惟两公更有所决而力赞之，天下幸甚。万里相思，发于梦寐，凉风凄厉，为国自爱。
弟梁启超顿首 十一月二十七日
兄夙所钦迟，比从循若交频，闻风采益增，饥渴相见，乞为道念，此函并希出眎。
首先，通过同《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一文对照，内容基本相同，两文存在几处差异，如：“一曰效刘豫”“狃于万事”“不交化豺虎”“所事早暮已耳”，通过语义上及字形的对比，推测此应是凌惕安抄录手稿时所误，当为“亦惟效刘豫”“狃于前事”“石交化豺虎”“所争早暮已耳”。还有两处是为通假字，如“倡道”通“倡导”，“涂”通“途”。同时凌惕安《笋香室日记》抄录的此封信札其开头加了一句“我兄执事”，最末加了一句“兄夙所钦迟，比从循若交频，闻风采益增，饥渴相见，乞为道念，此函并希出眎”。《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落款的时间是十一月十八，而此封信札的落款时间为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此可以推断此封信札应是内容相同的一封信在不同时间多次发出给不同人的。 1915年，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成立筹安会，将复辟帝制，梁启超屡谏不从，乃转而谋求武装讨伐。11月17日在天津谋划武装反袁计划，参加梁氏之谋的有蔡锷、汤觉顿、蹇念益、王伯群、戴勘、陈国祥，其中四人为贵州人。信中提及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北京乃四战之区，很难发难，要选择一个既可以进取又能保守的地方，是为关中河内，而根基则当首在南方。考虑到西南地区地处边陲，控制权在地方军阀手中，又不是袁世凯的嫡系，且贵州当时军界大都是云南学生出身，为唐继尧任黔都督时带出来的将士，与滇军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云南举义实录》一文中记：“顾黔于滇未起义之先，其军界中之吴君传声、彭君文治曾与滇军界之邓、杨、田、李诸君有所联络，筹备甚周，故举事亦甚易易也。原黔自唐公继尧率师北伐代平黔乱被推举为黔都督时，于选将练兵大加整顿，其军界之中下级将士多云南学生出身，与滇军界有密切之关系，故滇、黔能共同一致。”1而蔡锷为前云南都督，在云南很有声望，还有其老部下现任都督唐继尧，因往日待唐甚厚，唐继尧是认这份情的。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迄王伯群到滇，将锷在津所发一函递到（先锷五日抵滇），蓂意遂决。”2加之曾经一同在日本留学并追随梁启超的进步学生，如信中提及的蹇念益、陈国祥、蔡锷、戴勘、王伯群、熊铁崖、籍忠寅，回国后大都在北京、云南、贵州担任军政要职，并同当时掌管云贵两省的唐、刘有千丝万缕的师友关系、利益关系。其中不乏有军队实力又有共同的护国反袁的理想抱负的忠实信徒。
从两封信对照来看，可知此封信札是在天津商定了滇黔武装起义方案的第二天18日发出的，先发给了云南都督唐继尧，也给了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籍忠寅，九天后才送出至掌管贵州军政大权的刘显世。梁启超之所以在1915年的11月底这个关键时候给云贵两省掌管军政大权的唐、刘写这么一封长信。因此时离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唐继尧和刘显世的态度都不明确，还徘徊着。梁启超此时写长信恳切地陈述了一年以来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怕是要亡国，作为中国士大夫当义无反顾地站出来。并从四个方面苦口婆心地阐释为何决定要武装倒袁护国，指出进步党一直以来都厌恶破坏，希望国民休养生息，但四年以来确是助人养痈，万不可再如此。可是梁启超自觉自己既无尺寸根据之地，又没有军队，赤手空拳呐喊，只能被人利用劫持。袁世凯昏庸到了極点，僭号称帝，外又被强邻挟迫，早已中魔。举国上下鬼气沉沉，当有圣贤之心，豪杰之行，敢于赴此大义，才能救国救民。袁世凯复辟帝制后，唐继尧在1915年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举起了首义的大旗，而贵州也在求安不得，只有自卫的情况下，于1916年1月27日响应云南，宣布独立。
《梁启超致籍忠寅等函》信札落款时间为十一月十八日，其中确切地指出了“蓂赓、如周两将军”“惟两公更有所决而力赞之，天下幸甚”3。可推知此函应至少是前后发给了云南唐继尧、籍忠寅和贵州当时掌管军政大权的刘显世。说明在1915年11月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已选定了云南、贵州为起义的首发地，把滇、黔两地的起义视为一个整体，军事上相互依赖配合。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黔省当局初颇踊跃，继以该省准备一切颇需时日，各省意存观望，甚至倡言立异;加之袁政府之虚声恫喝，龙建章之暗中把持，心志为之沮丧，未敢同时宣布。”4从此处可知原计划是滇黔同时宣布独立的，只是当时贵州不敢同时宣布。而刘显世不敢一同宣布独立的原因，曾业英先生在《刘显世与护国战争》一文中作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贵州独立的困难确较云南大得多，从外部条件来说，贵州东接湖南，北邻四川，一旦宣布独立，即面临袁世凯死党汤芗铭、陈宧的两面夹攻;就内部而言，兵力不足，武器装备差。加之内部不统一，巡按使龙建章，耆老会刘春霖等都反对独立。5此文分析同蔡锷当时的思考相似，或许是当时贵州的真实境况。
从上述的分析，由此也可以判断梁启超的这封分别发出的给掌管云贵两省军政大权的唐、刘二人的长信，其作用应是微小的。如唐继尧起初也是没有下决心首义的，直到王伯群于1915年12月15日抵滇并出示蔡锷给唐继尧的手书，才下决心首义的。王伯群在《云南起义经过》一文记：“群由天津到云南，约计半月。及面唐督，提出由远省起义种种理由，唐初以财政、军械不足为困难，群答以汤、梁诸公曾担任募款，并购军械接济，但须举动后方可运来。提议数次未决。”6贵州方面的刘显世在1915年12月20多号以后同意的，如《蔡锷致刘显世电》1915年12月21日记：“顷致周兄电，计达览。昨阅周兄致滇电，距跃三百。此举于国家前途，吾党荣辱，关系至巨。”1另王伯群在《云南起义经过》一文记：“二十二日，蔡、戴二公由香港抵滇，拍电商黔，得其同意。”2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黔省当局，初颇踊跃。”刘显世虽然刚开始积极踊跃，但真正云南宣布独立的时候，又退缩了。王伯群回兴义老家说服刘显潜，戴勘1月2日从云南率军前往贵阳，1月26日在贵州省绅商农学工各界会上发表演说，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的卑劣事实。终在一月后的1916年1月27日宣布独立。
对于“护国运动”，我们都意在强调梁启超、蔡锷等进步党的作用贡献，而对于唐、刘往往还会指责没有在第一时间坚决拥护首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尤其是对于护国运动中的刘显世，很长一段时间是持否定的，曾经甚至还背上了“反革命投机家”的骂名。但其实当时的地方人物自有其主体性，也有此地域管理运行上“自有其理”的机制，随大流自卫也好，保存兵力也好，都有地方人物对地方安定以及个人仕途的考虑。加之“护国运动”这个复杂、不明前途的政治运动开始时，无论是消息的获取、书刊的传播，还是行动上的附和、宣传的呼应，很多时候地方人物是不知道、不清楚、不了解的，甚至不情愿的状态下进入的。他们不清楚中心地区的具体情况及动态，也不清楚反对帝制，坚持独立一方的政治前景，有几成把握。当时的事态是地方势力既可主动亦可被动，大多持观望态度，斗争的表现更大程度上是袁世凯集团和进步党人士都积极在争取地方势力的支持。而地方上的领导人物尤其是地处西南的贵州，更是只能通过极少的渠道获取信息，比如刘显世的信息来源除了官方文书，就是通过同陈国祥、蔡锷、戴勘等贵州人士了解京中情况。如他在1915年11月25日写给身在北京的陈国祥、戴勘的信中说：“月馀未通音问，未审京中情形如何？国体事木已成舟，势不能因人违言而中止。各省纷纷通电（指赞成帝制通电），均以军民长官立言，似未周到。黔除照通电外，并以国民代表通一电，如各省皆然，想可塞外人之口。”3起初的唐继尧也是这样的，对于梁启超、蔡锷等人的意向，以及各方面的情况完全不了解，1916年1月5日《蔡锷致梁启超函》一文中记：“蓂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4对于唐继尧、刘显世初期的迟疑，下不了决心，个人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因为此事忽略了唐、刘二人在护国运动中的作用，以及贵州在滇黔首义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谋划之始到护国运动成功，贵州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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