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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常常听到对于中国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的各种预测。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最近的一次评估中认为，就目前的增长率而言，中国将在2027年超过美国。就在同一年，金砖四国GDP总和将超过目前的七国集团。
竞争者与英语霸权体系
不过，国家并不是社会发展的首要课题。国家是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晶，并以不同的方式与各自国家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从17世纪末期开始，整个西方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超国家的社会，这是西方霸权得以确立关键性因素之一。这个社会最初表现为一个统一的大英帝国，但自美同从大英帝国中分离之日起，美国独立的模式不断地自我复制，产生了一系列有着相似宪法的独立国家。不过，在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形成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其超国家社会的性质基本保持了下来。这就为资本和人的流动创造了自由的空间，并不断赋予西方社会“洛克主义”的特征——约翰·洛克是自由主义坚定的拥护者。
世界其他地区则一直在为获得独立国家的自治，并建立国家或准国家性质的社会而努力奋斗。其中一些国家能够有效地从殖民或半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起国家主导的社会，可以将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几个称之为“竞争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将成为当今西方霸权主要的竞争者。这些国家都展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势头，不过用体育术语“超越”来比喻我们所说的这种竞争的实质仍然是不太恰当的。
我们可以用生产方式和所谓“外交模式”的区别来分析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差异，二者的共同基础和决定因素是社会或社区在其特定模式下可以达到的开发自然的水平。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呈现出明显的时间特征。但时间对二者的影响不是线性的。阶级斗争决定了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的兴起和衰落，并为历史发展注入了独特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阶级的形成与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取代了早期的家庭生产和朝贡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世界成为了自由主义宪法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中心。直到今天，洛克主义的核心地区仍然把持着全球文化霸权，仍然是全球资本的枢纽。资本可以扩张，但资本不可能从它的历史根据地转移到一个新的中心，并在缺乏文化积淀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扩张。不过，在劳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个新的阶级“管理者”诞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联合生产方式”提供了土壤，而这种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因此，严格地说，资本主义只能被社会主义，而非另一种资本主义所“超越”。除非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或者用葛兰西的话说，是“更具集体价值的”。
外交模式也在不断演进。从最初的部落模式，通过帝国一游牧模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与其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主权平等模式。在这种外交模式中，民族国家占领一块明确划定的领土，并对认同共有文化的公民行使主权。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主权是与超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密不可分的。因此，当外交模式向其第四阶段——全球治理模式发展时，西方国家享有历史先发优势。在全球治理模式下，超国家机构获得了凌驾于独立国家之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认为，帝国主义形式应该成为西方核心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社会主义思想家则一直认为，全球治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主义者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上，迄今为止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超越“竞争国”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确有一次将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尝试，那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但这场运动很快就败给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新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国家并非社会发展的首要课题、而是阶级力量和国际关系最好的调节器。全球社会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相对崛起就在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意义上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国这一新的竞争者的崛起与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很明显中国的选择将对改变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力量平衡起到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
从法国的崛起开始(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无不如此)，过去竞争国的成功都是利用了国家力量作为发展杠杆的结果。在17世纪末期，英语社会凝聚成型。法国，这个人口5倍于英格兰的国家，只能通过动员全社会服从国家命令来与之竞争。在拿破仑治下，法国社会的力量通过征伐大幅擴展，但发展的主动权仍然集中在国家手里。因此，这种发展的集体主义促进了竞争国中“国家阶级”的形成。“国家阶级”紧紧掌握着国家权力，就像君王和中央委员会一样，只是根据职能分工有所侧重(政府，金融，劳动关系等)。这对于国家阶级实施政策并保持控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主导方式与全球治理
如果一个竞争国的“国家阶级”想要避免沦为依附于大西洋“统治阶级”的殖民地、附庸国或“管理阶级”，它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力量。这是通往更高级的生产方式——从中央集权到集体控制，最终实现联合生产方式——民主的全球治理的唯一途径。只有坚持国家的主导和控制地位，竞争国才能保证其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西方的完全自治权。除非发生战争，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避免在经济领域使用国家力量。
葛兰西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被动革命”：“一场被动革命实际上是通过国家立法干预并依靠社团组织，将一些较为深远的变化引入了一国的经济结构，以突出‘生产计划’这一要素。”
在法国竞争者的努力下，柯尔贝尔主义和大陆体系成为了强化“生产计划”要素的一个早期实例；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所实行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则将“生产计划”的作用推至最高峰；1933年后德国的“四年计划”是这方面的一个较晚的尝试，并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的战争经济；与之相同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所进行的实验，在1945年战败后，这一实验又被移植到日本本岛。
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今天已不再被视作什么妙计。然而如果控制论、条形码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的物流和规划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就能为人所用，苏联这个1947至1991年间的首要竞争者就可能延续到今天。在70年代，仅仅依靠富余的传真机网络，英国的控制论专家与智利人民团结联盟政府的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事实上就已经能够将控制论中的实验方法、分散偏好结构和灵活的反应加入到中央计划的项目中。然而这一规划系统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一起，被1973年9月发生的政变所埋葬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竞争国的国家阶级利用它们尚存的周旋空间，着眼于加快经济发展并引入市场经济要素，就必然会削弱“生产计划”那方面的力量，并赋予竞争国相对于西方的潜在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经济政策。列宁实施这一政策时世界的主要竞争者是德国和日本，苏 联在它们之后还享有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
然而，市场经济改革和准资本主义的做法——即使在国家阶级保留其最终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对自然和劳动的剥削，并导致生产方式的发展发生倒退。国家阶级各部门中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平等往往会重新激活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特征，例如剥削和驱逐农民，以及在西方资本控制全球分工中沦为附庸。这一点在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放任自由主义在1830年和1848年两次取得了胜利。
倒退还会发生在对外关系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将会迅速上升。西方非常乐意资助任何潜在的分离主义势力了，从奥斯曼帝国和西属美洲的灭亡到奥匈帝国和苏联的崩溃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就中国而言，你可以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网站上看到美国支持新疆、西藏和蒙古分裂分子的记录。
“被动革命”的另一面是使竞争国中的各个阶级可以更加容易地与国家努力追赶的那些社会中的同类联合起来，葛兰西将其称之为一种“分子优势”。在某些时候，落后阶级(当然，在西方他们被誉为“进步阶级”)会与国家阶级中坚持国家主导模式的那部分人发生争执，被市场回归所引起的不平等所包围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则很有可能会被卷入这场争斗中。
一旦竞争国中不断兴起的资产阶级元素从“分子优势”转化成对国家发展模式的公开的政治挑战，它就成为了压垮这些国家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在那些不断上升的竞争国身上(法国、苏联和苏联阵营的盟国们，以及竞争国中“第二集团”的代表，如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表现得最为显著。在法西斯主义的竞争国中，自由主义元素则在刚刚露头的时候就被独裁的国家阶级所扼杀了。
想要夺取主要竞争国的国家阶级手中的权力总是要用到军事手段，从拿破仑战争到世界大战再到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削弱竞争国的持久竞争力。在某些方面，所有这些社会似乎都有成为“超越”西方的领头羊的潜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2027年”从未准时到来，它们也没能阻止军事失败和国家阶级权力的丧失。
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得起引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责任。一个国家或统治阶级发展进步政策——即在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两个领域里都“更富集体价值”的政策——的能力，是由世界范围内各个阶级力量的总体平衡所决定的。一旦竞争国(比如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次要竞争者的伊朗以及在“落败的前竞争国”和“重生的自负大国”两个角色之间摇摆不定的俄罗斯)的国家阶级放松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其对一个进步同盟的潜在的贡献就会受到损害。無论如何，回过头来进行市场改革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计划，人们只要想一想斯大林是如何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毁掉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并破坏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核心价值观的就明白了。
文化霸权与文化批判
眼下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其文化霸权的高峰。资本主义中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同帝国主义的全球治理相结合，已经对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者造成了沉重打击，至今还没人能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富人用投机、过度剥削，破坏稳定和炮舰外交等武器发起了对穷人的战争，导致美同、英国及其盟友陷入到金融危机和战争的无尽泥潭之中。很明显，今天的地球已经不可能在使生物圈和人类生存的机会免受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前提下，支撑起通过资本四处传播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了。
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左翼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其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中重新集结和恢复起来。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替代性方案发源于1999年的西雅图，那里的工会保持了他们削弱资本力量的能力，他们的努力和其他一些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活动，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许多国家，比如中国，已经显露出了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特征。这些国家和越南、古巴，以及最近加入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可以使左翼联盟改变世界左右翼力量之间的平衡。这只是些最明显的例子。
没有必要一一列出有动员潜力的地区和全球左翼联盟面临的所有任务。眼下一个迫切需要收复的阵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批判理论是由20世纪30年代流亡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将弗洛伊德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并由深生态批判理论加以丰富。我个人认为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剂猛药，帮助我们抵抗资本主义肤浅的生活方式和单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这种资本主义的均质文化旨在边缘化和侵蚀各国文化并削弱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进入了其终极危机之中，渴望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超越”西方是荒谬的。同样荒谬的是复制盎格鲁一美利坚一以色列式的帝国主义，这种模式除了用军事干预、侵略与核姿态威胁地球上的生命和文明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有把“超越西方”的过程演变成一次使全世界人口在共同的生存方案下联合起来的尝试，超越才称得上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一方案应该以“生产计划”元素为主要特征，因此才能“更富集体价值”。如果到了2027年，世界真的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方案，吉姆·奥尼尔的计算才算达到了目的——当然，不再是在高盛的监督之下。
(作者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王栋)
竞争者与英语霸权体系
不过，国家并不是社会发展的首要课题。国家是社会阶级关系的结晶，并以不同的方式与各自国家的社会结构紧密相关。从17世纪末期开始，整个西方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开放的、超国家的社会，这是西方霸权得以确立关键性因素之一。这个社会最初表现为一个统一的大英帝国，但自美同从大英帝国中分离之日起，美国独立的模式不断地自我复制，产生了一系列有着相似宪法的独立国家。不过，在这些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形成和去殖民化的过程中，其超国家社会的性质基本保持了下来。这就为资本和人的流动创造了自由的空间，并不断赋予西方社会“洛克主义”的特征——约翰·洛克是自由主义坚定的拥护者。
世界其他地区则一直在为获得独立国家的自治，并建立国家或准国家性质的社会而努力奋斗。其中一些国家能够有效地从殖民或半殖民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起国家主导的社会，可以将这些国家中最强大的几个称之为“竞争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也将成为当今西方霸权主要的竞争者。这些国家都展现出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势头，不过用体育术语“超越”来比喻我们所说的这种竞争的实质仍然是不太恰当的。
我们可以用生产方式和所谓“外交模式”的区别来分析世界范围内社会发展的差异，二者的共同基础和决定因素是社会或社区在其特定模式下可以达到的开发自然的水平。因此，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呈现出明显的时间特征。但时间对二者的影响不是线性的。阶级斗争决定了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的兴起和衰落，并为历史发展注入了独特的复杂性和不平衡性。
今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阶级的形成与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并取代了早期的家庭生产和朝贡模式。在这一过程中，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世界成为了自由主义宪法和个人主义文化的中心。直到今天，洛克主义的核心地区仍然把持着全球文化霸权，仍然是全球资本的枢纽。资本可以扩张，但资本不可能从它的历史根据地转移到一个新的中心，并在缺乏文化积淀的情况下重新开始扩张。不过，在劳动社会化的过程中，一个新的阶级“管理者”诞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联合生产方式”提供了土壤，而这种生产方式为社会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因此，严格地说，资本主义只能被社会主义，而非另一种资本主义所“超越”。除非这种新的资本主义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或者用葛兰西的话说，是“更具集体价值的”。
外交模式也在不断演进。从最初的部落模式，通过帝国一游牧模式(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与其在亚洲内陆边疆地区的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主权平等模式。在这种外交模式中，民族国家占领一块明确划定的领土，并对认同共有文化的公民行使主权。在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主权是与超国家的资产阶级社会密不可分的。因此，当外交模式向其第四阶段——全球治理模式发展时，西方国家享有历史先发优势。在全球治理模式下，超国家机构获得了凌驾于独立国家之上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认为，帝国主义形式应该成为西方核心地区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社会主义思想家则一直认为，全球治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社会主义者在与西方的竞争中仍处在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上，迄今为止还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超越“竞争国”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确有一次将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民主化的尝试，那就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运动，但这场运动很快就败给了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推行的新帝国主义)。
综上所述，国家并非社会发展的首要课题、而是阶级力量和国际关系最好的调节器。全球社会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相对崛起就在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意义上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然而，如果我们将中国这一新的竞争者的崛起与过去的经验进行比较，很明显中国的选择将对改变西方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力量平衡起到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
从法国的崛起开始(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无不如此)，过去竞争国的成功都是利用了国家力量作为发展杠杆的结果。在17世纪末期，英语社会凝聚成型。法国，这个人口5倍于英格兰的国家，只能通过动员全社会服从国家命令来与之竞争。在拿破仑治下，法国社会的力量通过征伐大幅擴展，但发展的主动权仍然集中在国家手里。因此，这种发展的集体主义促进了竞争国中“国家阶级”的形成。“国家阶级”紧紧掌握着国家权力，就像君王和中央委员会一样，只是根据职能分工有所侧重(政府，金融，劳动关系等)。这对于国家阶级实施政策并保持控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主导方式与全球治理
如果一个竞争国的“国家阶级”想要避免沦为依附于大西洋“统治阶级”的殖民地、附庸国或“管理阶级”，它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国家的力量。这是通往更高级的生产方式——从中央集权到集体控制，最终实现联合生产方式——民主的全球治理的唯一途径。只有坚持国家的主导和控制地位，竞争国才能保证其相对于自由主义的西方的完全自治权。除非发生战争，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更倾向于避免在经济领域使用国家力量。
葛兰西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被动革命”：“一场被动革命实际上是通过国家立法干预并依靠社团组织，将一些较为深远的变化引入了一国的经济结构，以突出‘生产计划’这一要素。”
在法国竞争者的努力下，柯尔贝尔主义和大陆体系成为了强化“生产计划”要素的一个早期实例；而苏联和经互会国家所实行的苏联式计划经济则将“生产计划”的作用推至最高峰；1933年后德国的“四年计划”是这方面的一个较晚的尝试，并最终导致了纳粹主义的战争经济；与之相同的还有20世纪30年代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洲国所进行的实验，在1945年战败后，这一实验又被移植到日本本岛。
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在今天已不再被视作什么妙计。然而如果控制论、条形码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的物流和规划工具在20世纪70年代就能为人所用，苏联这个1947至1991年间的首要竞争者就可能延续到今天。在70年代，仅仅依靠富余的传真机网络，英国的控制论专家与智利人民团结联盟政府的领导人萨尔瓦多·阿连德事实上就已经能够将控制论中的实验方法、分散偏好结构和灵活的反应加入到中央计划的项目中。然而这一规划系统和他的民主社会主义实践一起，被1973年9月发生的政变所埋葬了。
另一方面，如果一个竞争国的国家阶级利用它们尚存的周旋空间，着眼于加快经济发展并引入市场经济要素，就必然会削弱“生产计划”那方面的力量，并赋予竞争国相对于西方的潜在优势。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新经济政策。列宁实施这一政策时世界的主要竞争者是德国和日本，苏 联在它们之后还享有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
然而，市场经济改革和准资本主义的做法——即使在国家阶级保留其最终控制权——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对自然和劳动的剥削，并导致生产方式的发展发生倒退。国家阶级各部门中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平等往往会重新激活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特征，例如剥削和驱逐农民，以及在西方资本控制全球分工中沦为附庸。这一点在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放任自由主义在1830年和1848年两次取得了胜利。
倒退还会发生在对外关系方面，狭隘的民族主义将会迅速上升。西方非常乐意资助任何潜在的分离主义势力了，从奥斯曼帝国和西属美洲的灭亡到奥匈帝国和苏联的崩溃中人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就中国而言，你可以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网站上看到美国支持新疆、西藏和蒙古分裂分子的记录。
“被动革命”的另一面是使竞争国中的各个阶级可以更加容易地与国家努力追赶的那些社会中的同类联合起来，葛兰西将其称之为一种“分子优势”。在某些时候，落后阶级(当然，在西方他们被誉为“进步阶级”)会与国家阶级中坚持国家主导模式的那部分人发生争执，被市场回归所引起的不平等所包围的工人阶级和少数民族则很有可能会被卷入这场争斗中。
一旦竞争国中不断兴起的资产阶级元素从“分子优势”转化成对国家发展模式的公开的政治挑战，它就成为了压垮这些国家阶级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在那些不断上升的竞争国身上(法国、苏联和苏联阵营的盟国们，以及竞争国中“第二集团”的代表，如巴西、阿根廷、土耳其等)表现得最为显著。在法西斯主义的竞争国中，自由主义元素则在刚刚露头的时候就被独裁的国家阶级所扼杀了。
想要夺取主要竞争国的国家阶级手中的权力总是要用到军事手段，从拿破仑战争到世界大战再到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其最终目的都是要削弱竞争国的持久竞争力。在某些方面，所有这些社会似乎都有成为“超越”西方的领头羊的潜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2027年”从未准时到来，它们也没能阻止军事失败和国家阶级权力的丧失。
显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承担得起引导世界历史进程的责任。一个国家或统治阶级发展进步政策——即在生产方式和外交模式两个领域里都“更富集体价值”的政策——的能力，是由世界范围内各个阶级力量的总体平衡所决定的。一旦竞争国(比如今天的中国、作为一个次要竞争者的伊朗以及在“落败的前竞争国”和“重生的自负大国”两个角色之间摇摆不定的俄罗斯)的国家阶级放松中央对经济的控制，其对一个进步同盟的潜在的贡献就会受到损害。無论如何，回过头来进行市场改革都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计划，人们只要想一想斯大林是如何通过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毁掉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成果并破坏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核心价值观的就明白了。
文化霸权与文化批判
眼下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其文化霸权的高峰。资本主义中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同帝国主义的全球治理相结合，已经对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者造成了沉重打击，至今还没人能从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与此同时，富人用投机、过度剥削，破坏稳定和炮舰外交等武器发起了对穷人的战争，导致美同、英国及其盟友陷入到金融危机和战争的无尽泥潭之中。很明显，今天的地球已经不可能在使生物圈和人类生存的机会免受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前提下，支撑起通过资本四处传播的美国式生活方式了。
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左翼没有别的选择，只能从其历史上最惨痛的失败中重新集结和恢复起来。全球化运动的一个替代性方案发源于1999年的西雅图，那里的工会保持了他们削弱资本力量的能力，他们的努力和其他一些维护和发展文化的活动，为左翼政党和左翼运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许多国家，比如中国，已经显露出了现代社会主义革命的某些特征。这些国家和越南、古巴，以及最近加入的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可以使左翼联盟改变世界左右翼力量之间的平衡。这只是些最明显的例子。
没有必要一一列出有动员潜力的地区和全球左翼联盟面临的所有任务。眼下一个迫切需要收复的阵地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批判理论是由20世纪30年代流亡的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将弗洛伊德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而发展出来的，并由深生态批判理论加以丰富。我个人认为批判理论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剂猛药，帮助我们抵抗资本主义肤浅的生活方式和单一枯燥的文化的吸引力。这种资本主义的均质文化旨在边缘化和侵蚀各国文化并削弱人类文明的多样性。
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似乎已进入了其终极危机之中，渴望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超越”西方是荒谬的。同样荒谬的是复制盎格鲁一美利坚一以色列式的帝国主义，这种模式除了用军事干预、侵略与核姿态威胁地球上的生命和文明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意义。
只有把“超越西方”的过程演变成一次使全世界人口在共同的生存方案下联合起来的尝试，超越才称得上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这一方案应该以“生产计划”元素为主要特征，因此才能“更富集体价值”。如果到了2027年，世界真的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方案，吉姆·奥尼尔的计算才算达到了目的——当然，不再是在高盛的监督之下。
(作者系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