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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古希腊自由教育指与奴隶相对的自由人的教育。自由教育思想首创自苏格拉底，经由柏拉图推进，至亚里士多德发展成熟。本文以政治哲学为视角，通过深入阅读经典文本，从自然自由、德性自由与政治自由三个维度对自由教育思想进行解析。自然自由认为自然性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要给予适度的满足;德性自由是明确个体对德性的自我要求，做一个高贵的人;政治自由是明确个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以建构正义的理想城邦为己任。
关键词：古希腊;自由教育;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015-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03
古希腊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以人的理性发展为前提，以个人追求高贵的精神生活为路径，以实现城邦的正义为目的。自由教育思想首创自苏格拉底，经由柏拉图推进，至亚里士多德发展成熟，是古希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也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列奥·斯特劳斯在民主时代对古希腊自然目的论的推崇，对自然权利的研究，对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的回归，使得对这一教育传统进行反思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政治哲学为视角，深入阅读经典文本，从自然自由、德性自由与政治自由三个维度对古希腊三位哲学家的教育思想进行解析，力求客观再现其教育思想的“自由”特色。
一、自由教育之自然自由
自然自由是指人出生就拥有的作为人的各种权利。这里借用这一概念，专门用来说明三位哲学家对于人的自然性的认识，对于人的自然性与理性关系的处理。自然性是人性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可去”亦“不可尽”，要给予适度的满足，重点在于发挥人的理性的指导作用。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物理时空，也是人自身的重要属性，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本特色，对于理性人的认识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申辩的法庭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生活的贫困，他以省察自身与他人为使命，以证明人应该追求高贵的生活，并在申辩即将结束时提请陪审团监督他的儿子们，如果他们关心钱财或别的东西胜过关心德性，就要谴责他们、惩罚他们。这些细节仿佛表明，苏格拉底并不关心人的物质需要，他的注意全部集中在人的精神层面，那么他对于人的本性到底有怎样的认识？人的自然属性在他的人性论中有什么样的地位？通过经典著作中苏格拉底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回答上述问题。
通过柏拉图的描述大体可知，苏格拉底本人是个身体强健之人。《申辩》中苏格拉底自陈参加过三次著名战争[1]109，《会饮》借阿尔基弼亚德之口，道出了苏格拉底身体的强健：战争时期，在霜冻厉害的严寒天气，其他人穿着鞋裹着毡子和毛皮时，他却可以光着脚;缺乏粮食时他擅于忍饥挨饿，食物充足时又最懂得如何享用。在战争败退时，他不仅救了阿尔基弼亚德的命和武器，而且自己扛着重兵器徒步坚持作战，直到队伍被完全打散[2]。透过这些细节描述可以看出，苏格拉底追求身体强健，也有相对充足的物质资源保障其基本的自然需求。“无论如何，直到他46岁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属于雅典公民中最穷的阶级，因为在公元前424年他还作为一个‘重武装步兵’或者全副武装的步兵在服役，而且必定有官方认定的使他有义务参与这种服役的收入。”[3]可见苏格拉底的生活基于自然又不完全受制于自然，他以强大的自我节制力，以自身的理性驾驭自然，从而展现了他的自然自由。
《云》中的苏格拉底以否定人的必然性的方式来追求自由。在他的学校——思想所里，他测量跳蚤跳跃的距离，观察蚊子的身体结构;但他却忘记了自身的身体性存在，为了保证不受外界物质的影响而思考高深的东西，他将自己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仿佛人可以脱离物质而生活，甚至用几何学代替食物。阿里斯托芬就这样呈现着苏格拉底的矛盾性，他以摆脱物质的方式研究物质，他以替代食物的方式无视食物，在令人捧腹的笑声中消解了苏格拉底超越身体需要，超越人的必然性以追求无限自由的企图。
苏格拉底在思想里寻找高深的东西，即非人化的自然的普遍性，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却是人本身的物质性。人的自然需要是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超越自然性的自由不加节制地追求只能是以疏离生命为代价，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正是以损害人性的生活方式在教导人们对于人的自然性的认同。
2.柏拉图
柏拉图对待身体的态度与其老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上看起来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在言辞中建立理想的城邦，事实上恰恰是言辞中理想城邦建构的不可能性反证了剥夺人的身体的自然需要之路是行不通的。
护卫者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借用“高贵的谎言”建立城邦，“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4]415-A金、银和铜铁者的灵魂中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心灵的正义在于理智能主宰激情与欲望，城邦的正义在于三种人的正当分工，“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4]434-C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对正义城邦中的护卫者的生活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4]416-E
护卫者的生活最幸福。理想城邦的出发点是城邦整体，是所有人的幸福，因此，护卫者生活最幸福。“我们的护卫者过着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生活而被说成是最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4]420-C 为了城邦的正义，护卫者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这种对人性的自然性的极端无视怎么可能成就理想的城邦？所以，柏拉图说，这样的城邦只可能存在于天上。柏拉图借助理想城邦的不可能性说明，人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可去”亦“不可尽”，只能给予适当的满足。柏拉图为此塑造了一个心灵的塑像，一个人形的外壳下面包裹着三合一的心灵，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多头怪物的兽像，第二大的是狮形的像，第三个是人形的像。柏拉图借此表明，人的欲望、激情与理性的冲突，表明自然自由的限度。
3.亚里士多德
“自然物的生长、运动和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实现其目的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自然物的目的就是它的形式，其生长、运动和变化就是一个从‘潜能’不断向‘现实’转化与实现，最终获取形式的过程。”[5]此所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他将其质料与形式二分思想运用于人自身的研究，认为人由身体与灵魂构成，而灵魂又可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部分——理性灵魂主宰人的思想，非理性灵魂掌管人的情欲。身体受制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受制于理性部分。人的发展受自然目的论支配，人的自然本性在于灵魂统治身体，人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灵魂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向。人的創生程序是身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又先于理性，因此，教育应首先关注儿童的身体，之后是情欲，最后是理性。对前两者的教育都应以有益于理性发展为目的。正所谓人的发展受制于“[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6]1332a40-1332b5。
从自然目的论出发，亚里士多德将人区分为奴隶与自由人，区分二者的标志当然是灵魂的差异，但人的身体也是决定一个人自由与否的重要条件。就身体而言，“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些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6]1254b30为生育身体健康的自由人，亚里士多德要求立法家预先关注婚姻制度，在合适的年龄成婚，并给予适当的生育知识教育，要锻炼身体，孕妇也要养成经常运动的习惯。要重视儿童营养以促进身体发育，乳类食物是首选。要让儿童及早锻炼，养成良好习惯。五岁前以游戏或娱乐方式促进身体活动，之后可以学习轻便的体操。但身体的训练不能过度，要与儿童的年龄相适应，儿童身体应自然生长。不应给予过度的与职业相关的训练，身体是高贵的，任何粗鄙的训练都与儿童的自然自由相违背。
综上，三位哲学家对自然教育之自然自由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为教育设计了理想的人格形象，“美善的理想人格作为个体的理想型相是哲学作为爱的教育对人进行教化的目标”[7]。“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人性向神性攀越的这种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尊严纯粹植根于人的理性即逻各斯。”[8]身心和谐发展的至高境界是对美善的不懈追求，人性深植于理性之中，有尊严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二、自由教育之德性自由
德性是三位哲学大师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其最高境界是善。善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是事物的本质，表现在人自身，就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我，追求个人正义;一个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追求伦理美德。所谓德性自由，就是明确个体之人应对上述两个面向进行自我要求，做一个高贵的人。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志在追求高贵的生活，而生活的高贵在于人对道德的认知与践行。苏格拉底的德性体现在他的爱知求真的哲学生活中，他视哲学生活为最大的政治，为雅典城邦的自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讲真话。在《申辩》中，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的起点是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在法庭上自己要讲的都是真话，而不是修辞术，不会把弱的变强，他所追求的是真理，这是作为一个演说者应具备的德性，更是一个哲学家必备的德性。
是我所是，秉持无知之知而非智者之知。什么是智者之知？就是他在辩护开始时提到的修辞术，智者教人以政治智慧或政治德性，其最大特点是把弱的变强，以从中谋利，这与他追求的求真向善的哲学智慧相背。德尔斐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最智慧，而他自认为自己并不智慧，于是他开启了自我求证之旅。他拜访据说很智慧的政治家，发现他们并不智慧，于是告知对方他并不如自己认为的那样智慧，声名显赫的政治家都被他证明是不智慧的。他拜访诗人，发现诗人的创作并不因为智慧，而是靠灵感的激发，他们甚至都不理解自己的诗歌，竟然还自认为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他拜访匠人，这些人的确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但也同诗人一般，因为自己的技艺而膨胀地认为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最智慧。通过这番考察，苏格拉底如此回答神谕：自己既不像他所考察的那些人那样智慧也不那样愚蠢，他就是他，“是我所是”才是他的选择。
坚守使命，何惧死亡。苏格拉底的考察为的是证明只有神是最智慧的，是神意让他通过省察自己和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人，对雅典人进行德性教育，不是金钱、名声与荣誉，而是智慧与真理成就高贵人生。“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人，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1]108为了自我辩护，他以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基琉斯为喻：英雄在出征前，母亲告诉他替朋友报仇的代价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而英雄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要在耻辱中苟活。苏格拉底赞美英雄的壮举，以此告诫雅典人，只有坚持真理，人活着才有意义。
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自己教育成最好。苏格拉底的申辩并没有打动雅典人，投票的结果支持他有罪的石子比反对的多了30个，法庭判决他有罪。在临终告白中，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使命，教育雅典人：“你们靠杀人来阻止人们责备你们活得不正确，这念头可不美。因为这种解脱既全不可能，也不美。而那最美和最容易的解脱，不是阻止别人，而是把自己培养成最好的。”[1]136 2.柏拉图
自由人的教育是实现心灵的转向。通过“高贵的谎言”在言辞中建构的城邦一定是善的，要使城邦保持统一、和谐与秩序，就必须强化其道德基础，确保它“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城邦正义的根本在于城邦公民个体四主德的实现，即个人的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为此，柏拉图设计了一条哲学家的教育之路。
20岁前的初等教育：节制、勇敢与智慧美德的训练。《法律篇》中柏拉图探讨了六岁前的儿童教育。分两个时段，三岁前的养育与三岁后的游戏，倡导对儿童的身体进行锻炼，以求其发展的平衡。这种锻炼要在胎儿期开始，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自主活动还是被动的活动都将有助于儿童对营养的吸收，以促进早期的身体生长。更为重要的是运动可以克服由惊吓与恐惧而养成的胆怯的习惯，培养心灵的勇敢美德。温和的脾气有助于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暴躁则易导向邪恶，因此，孕期的妇女要保持好心情，不能无节制地痛苦或快乐，要持中庸之道，养成“仁慈、明智、安详的精神”[9]548。三岁前的教育目的在于儿童养成“一丝不苟地服从指令”的习惯。“正确的抚养制度必定最能使身体、灵魂完善和卓越”[9]543。这种教育的风俗与习惯虽不是正式的法律，但却是城邦制度的支柱。三到六岁的儿童教育仍然遵循中庸的法则，这个时期儿童要游戏，儿童出于自然本能会发明各种游戏，要把儿童集中在所在地的圣地进行统一教育，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六岁后男女儿童分开接受教育，以跳舞和摔跤训练身体，以音乐卓越心灵。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守城能力、勇敢美德对于男女儿童都是必要的。智慧的训练途径是阅读、书写与琴弦，音乐与体育的配合是为了爱智与激情达到和谐。
20岁后的高等教育。高级层次教育内容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及辩证法，面向心灵中的理智层面，教人以智慧的美德，并能以智慧指导欲望与激情，做一个正义之人，达到心灵的至高境界，实现心灵的正义。
《理想国》卷七开篇，柏拉图借用著名的洞穴比喻，说明教育就是实现心灵转向。在洞穴式的地下室里，一群被束缚了头与腿脚的囚徒，他们无法活动，只能看前面洞壁上的阴影，看不到任何真实的事物，于是将阴影当成真实。如果一个人被解除桎梏，转身后被人拉着沿着陡峭崎岖的坡道走出洞穴，就可以看见真实的世界。柏拉图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灵魂上升的过程，是人的认识由可见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结果是看到善的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4]518-D
问题是桎梏是如何解除的？关键在于哲学，“哲学有解放作用和净化作用，是不能抗拒的，因此心向哲学，一切听从哲学，拳拳服膺。”[10]39哲学可以让人摆脱感官欲望的诱惑，实现灵魂的自由，学习哲学就是心灵摆脱身体的干扰，用柏拉图的话就是“练习死亡”[10]36。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一个人应当为自己的灵魂打气，在生活中拒绝肉体的快乐和奢华，以为这是身外物，对自己有害无利，而一心追求知识的快乐，不用外在的饰物打扮自己的灵魂，只用它自己固有的东西来装点它，如明智、公正、勇敢、自由、真实之类。”[10]80
3.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划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11]1103a15。
道德德性的培养依赖于习惯的养成，道德德性取决于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但是德性却不同：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第三，德性因何原因和手段而养成，也因何原因和手段而毁丧。……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11]1103a25-1103b20。这明确表达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培养的基本主张。道德德性通过习惯来养成，人没有天赋的道德，却具有接受道德的能力;道德的形成依靠现实的活动，一个人只有从事道德的行为，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现实活动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11]1103b30。比如，正是由于在危境中的行为不同和所形成的习惯不同，有人成为勇敢的人，有人成为懦夫。
道德德性的培养应遵循适度的原则，道德德性就是中道、中间，既不是过度，也不是不及。首先，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个极端。以慷慨这一中庸德性为例，挥霍与吝啬是过度与不及，相对于把财物看得过重的吝啬，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自制、挥霍铺张是更恶劣的品质。所以，要培养一个人慷慨的德性就要避开与之距离更远的挥霍一端，做到两恶相权取其轻;其次，矫枉过正。远离错误一端，努力将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要如同矫正一根曲木要矫枉过正一样去接近适度;再次，警惕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保持适度的德性是一件困难的事，虽然一个人的行为偏离适度走向两端必须受到谴责，但偏离程度多大应当受到谴责是没有特定逻辑支持的，需要取决于具体情状，依据我们的感觉而定。
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区分为逻各斯（理性）与非邏各斯。他研究科学、明智、智慧与努斯，认为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11]1141a20，所谓理智德性就是“哲学智慧”，就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努斯“基本上是指一种目的性思考——推理”[12]，是对事物始因的认识，或者说第一原理的认识。“努斯就是某物之外观于其中得以被看见的光”[1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智慧之光依赖于人的感觉，与生俱来且随着年龄而增长，因此，对于没有经过证明的经验见解，应当像得到证明似的给予尊重，努斯因而是最高贵的、神圣的。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沉思的生活最幸福。因为沉思最高等、最连续持久、最愉悦、最自足、最被人们喜爱、最具闲暇，使人的生活充满属人的神圣性。“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11]1177b30-1178a5 如上所述，德性自由是哲学家们对个体心灵的哲学观照，是对节制、勇敢、智慧、正义的毕生追求，对心灵自由的最热切呼唤，正是这种充满神圣性的德性自由彰显着人的生命尊严，使生命走向高贵。
三、自由教育之政治自由
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是三位大师探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自由教育之政治自由就是要实施哲学教育，培养人的理性，明确个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以建构正义的理想城邦为己任。
1.苏格拉底
不参与政事。所谓不参与政事是指不在公共场合为城邦出主意，而是私下里为人们奔走忙碌。《申辩》表明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是三十僭主政治，都曾经逼迫苏格拉底去行不义之事，这对于从不屈服于任何违背正义之人的苏格拉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自认参与政事的结果就是早早走向死亡，无法为城邦正义做更多有益的事。“凡是坦诚地反对你们或别的大众，阻止在城邦里发生很多不义或犯法的事的人，都活不了，而其实，谁若一定要为正义而战，并且想多活一段，他必须私下干，而不是参与政事。”[1]113-114当然，他也曾经指出，反对他参与政事也是神意。
哲学作为政治。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他不会屈从于任何违背正义之人，而是依据法律和正义而行动，正因如此，他说自己不适合公开从政，但是，他的爱知使命促使他私下里省察他人，教育青年追求正义，以此哲学的方式参与政治。“我私下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做有最大益处的益事，我尝试着劝你们中的每个人，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先关心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对其他事情也要按同样的方式关心。”[1]127他劝勉雅典人要关心城邦与城邦的正义，“人啊，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1]152他以爱知为荣，劝勉人们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个人要关注自己的灵魂，关注城邦的正义。对正义城邦的哲学追问就是苏格拉底参与的最大政治。
2.柏拉图
哲学家王。教育首先是一条自我提升之路，经由哲学的教诲，掌握万物所从出的善的理念，实现人的解放，成为哲学家。哲人要向大众回归，重回洞穴。一个志在城邦的正义者向洞穴的回归已然超越了个人自由的生活境界，他的“下降”意在城邦政治的整体提升。在政治这个实践领域仅仅具有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15年的实践锻炼，“派他再下到地洞里去，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让他们可以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还必须让他们在这些公务中接受考验，看他们是否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坚定不移，或者，看他们是否会畏缩、出轨。”[4]540-A
哲学家王的善治。经由洞穴中艰难的上升与勇敢的下降，经过知识学习与实际工作所有面向的考验，在50岁上终于迎来哲学教育的最后关头，他们将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转向善，他们将继续进行哲学研究，同时在需要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用善的理念去治理城邦的公共生活与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是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不是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4]540-B
3.亚里士多德
政体及分类依据。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即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他以能否照顾全邦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将政体分为正当政体与变态政体。“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评价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6]1279a-20考察城邦政体就是考察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个，是少数人，也可以是多数人。在照顾全邦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正宗政体可以是以一人为统治者的“王制（君主政体）”，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的“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的“共和政體”;而相应的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追求个人利益），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追求富人利益），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追求穷人利益）。
理想政体与教育。基于城邦最高治权执行者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想政体是中产阶级执政的共和政体，因为只有中产阶级拥有节制与中庸的德性，能服从理性而又少有野心。城邦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公共善，在于城邦的正义，城邦的德性取决于城邦公民的德性，取决于人是否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取决于个人之善，因而取决于城邦提供给个人怎样的教育。亚里士多德从天赋、习惯与理性三个维度考察个人的发展。其中，天赋是教育的基础，习惯的力量不可小视，会成为第二天性，要通过教育养成好的习惯，而理性要发挥指导作用，使三者和谐发展，完善个人才能与德性。这种教育是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当享有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是城邦正义的教育。“我们这个城邦的公民们当然要有任劳和作战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更擅于闲暇与和平的生活。他们也的确能够完成必需而实用的事业，但他们必须更擅于完成种种善业。这些就是在教育制度上所应树立的宗旨。”[6]1333b
综上，哲学家对于城邦的认识差异明显，他们都强调哲学的价值：柏拉图明确提出哲学家王，以哲学家治理城邦;亚里士多德强调中产阶级执政，一个是政治的“一元化模式”，一个是“多元化模式”[14]，一个是对确定与不变的极致追求，一个是对中庸适度，依具体情境作出抉择的态度分野，使其教育思想也表现出对不变与变不同追求的精神气质。
四、结语
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哲学特色、伦理特色及政治特色。奠基于雅典精神哲学的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具有十足的人文气息，高扬人的理性精神，为后世建立了理性教育的典范;追问何谓美好生活，人如何能够过上美好生活，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主德的研究，无不彰显着教育思想的伦理特色;其政治特色表现为哲学是最大的政治，哲学家王，“人依据自然是政治的动物”，对个人正义人生的追问最终指向正义的城邦，教育是实现城邦正义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培养正义城邦的正义公民是自由教育的终极目的。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的上述特色决定其教育思想指向人性、心灵、教育与政治、教育与人生等宏大问题，在阐述这些问题时又能够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理论建构与实践关切紧密相连。这种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学说为世人敞开无限的意义空间，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时空转换，问题不变，行行重行行，回顾与反思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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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
关键词：古希腊;自由教育;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1）05-0015-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1.05.003
古希腊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思想以人的理性发展为前提，以个人追求高贵的精神生活为路径，以实现城邦的正义为目的。自由教育思想首创自苏格拉底，经由柏拉图推进，至亚里士多德发展成熟，是古希腊最重要的教育思想，也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思想。特别是列奥·斯特劳斯在民主时代对古希腊自然目的论的推崇，对自然权利的研究，对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的回归，使得对这一教育传统进行反思显得尤为必要。本文以政治哲学为视角，深入阅读经典文本，从自然自由、德性自由与政治自由三个维度对古希腊三位哲学家的教育思想进行解析，力求客观再现其教育思想的“自由”特色。
一、自由教育之自然自由
自然自由是指人出生就拥有的作为人的各种权利。这里借用这一概念，专门用来说明三位哲学家对于人的自然性的认识，对于人的自然性与理性关系的处理。自然性是人性的重要组
成部分，“不可去”亦“不可尽”，要给予适度的满足，重点在于发挥人的理性的指导作用。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物理时空，也是人自身的重要属性，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本特色，对于理性人的认识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申辩的法庭上不止一次提出自己生活的贫困，他以省察自身与他人为使命，以证明人应该追求高贵的生活，并在申辩即将结束时提请陪审团监督他的儿子们，如果他们关心钱财或别的东西胜过关心德性，就要谴责他们、惩罚他们。这些细节仿佛表明，苏格拉底并不关心人的物质需要，他的注意全部集中在人的精神层面，那么他对于人的本性到底有怎样的认识？人的自然属性在他的人性论中有什么样的地位？通过经典著作中苏格拉底形象的描绘，大致可以回答上述问题。
通过柏拉图的描述大体可知，苏格拉底本人是个身体强健之人。《申辩》中苏格拉底自陈参加过三次著名战争[1]109，《会饮》借阿尔基弼亚德之口，道出了苏格拉底身体的强健：战争时期，在霜冻厉害的严寒天气，其他人穿着鞋裹着毡子和毛皮时，他却可以光着脚;缺乏粮食时他擅于忍饥挨饿，食物充足时又最懂得如何享用。在战争败退时，他不仅救了阿尔基弼亚德的命和武器，而且自己扛着重兵器徒步坚持作战，直到队伍被完全打散[2]。透过这些细节描述可以看出，苏格拉底追求身体强健，也有相对充足的物质资源保障其基本的自然需求。“无论如何，直到他46岁的时候，他不可能是属于雅典公民中最穷的阶级，因为在公元前424年他还作为一个‘重武装步兵’或者全副武装的步兵在服役，而且必定有官方认定的使他有义务参与这种服役的收入。”[3]可见苏格拉底的生活基于自然又不完全受制于自然，他以强大的自我节制力，以自身的理性驾驭自然，从而展现了他的自然自由。
《云》中的苏格拉底以否定人的必然性的方式来追求自由。在他的学校——思想所里，他测量跳蚤跳跃的距离，观察蚊子的身体结构;但他却忘记了自身的身体性存在，为了保证不受外界物质的影响而思考高深的东西，他将自己悬挂在半空中的吊篮里，仿佛人可以脱离物质而生活，甚至用几何学代替食物。阿里斯托芬就这样呈现着苏格拉底的矛盾性，他以摆脱物质的方式研究物质，他以替代食物的方式无视食物，在令人捧腹的笑声中消解了苏格拉底超越身体需要，超越人的必然性以追求无限自由的企图。
苏格拉底在思想里寻找高深的东西，即非人化的自然的普遍性，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却是人本身的物质性。人的自然需要是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超越自然性的自由不加节制地追求只能是以疏离生命为代价，阿里斯托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正是以损害人性的生活方式在教导人们对于人的自然性的认同。
2.柏拉图
柏拉图对待身体的态度与其老师有异曲同工之妙。表面上看起来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在言辞中建立理想的城邦，事实上恰恰是言辞中理想城邦建构的不可能性反证了剥夺人的身体的自然需要之路是行不通的。
护卫者的生活方式。柏拉图借用“高贵的谎言”建立城邦，“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4]415-A金、银和铜铁者的灵魂中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理智、激情和欲望，心灵的正义在于理智能主宰激情与欲望，城邦的正义在于三种人的正当分工，“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4]434-C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对正义城邦中的护卫者的生活提出了明确要求：“第一，除了绝对的必需品以外，他们任何人不得有任何私产。第二，任何人不应该有不是大家所公有的房屋或仓库。”[4]416-E
护卫者的生活最幸福。理想城邦的出发点是城邦整体，是所有人的幸福，因此，护卫者生活最幸福。“我们的护卫者过着刚才所描述的这种生活而被说成是最幸福的，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4]420-C 为了城邦的正义，护卫者个人的物质生活是微不足道的，他没有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这种对人性的自然性的极端无视怎么可能成就理想的城邦？所以，柏拉图说，这样的城邦只可能存在于天上。柏拉图借助理想城邦的不可能性说明，人的自然性是人性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可去”亦“不可尽”，只能给予适当的满足。柏拉图为此塑造了一个心灵的塑像，一个人形的外壳下面包裹着三合一的心灵，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多头怪物的兽像，第二大的是狮形的像，第三个是人形的像。柏拉图借此表明，人的欲望、激情与理性的冲突，表明自然自由的限度。
3.亚里士多德
“自然物的生长、运动和变化过程就是一个实现其目的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自然物的目的就是它的形式，其生长、运动和变化就是一个从‘潜能’不断向‘现实’转化与实现，最终获取形式的过程。”[5]此所谓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他将其质料与形式二分思想运用于人自身的研究，认为人由身体与灵魂构成，而灵魂又可区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部分——理性灵魂主宰人的思想，非理性灵魂掌管人的情欲。身体受制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受制于理性部分。人的发展受自然目的论支配，人的自然本性在于灵魂统治身体，人的目的就在于实现人的灵魂由“潜能”向“现实”的转向。人的創生程序是身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又先于理性，因此，教育应首先关注儿童的身体，之后是情欲，最后是理性。对前两者的教育都应以有益于理性发展为目的。正所谓人的发展受制于“[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其内在的]理性。……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6]1332a40-1332b5。
从自然目的论出发，亚里士多德将人区分为奴隶与自由人，区分二者的标志当然是灵魂的差异，但人的身体也是决定一个人自由与否的重要条件。就身体而言，“自然所赋予自由人和奴隶的体格也是有些差异的，奴隶的体格总是强壮有力，适于劳役，自由人的体格则较为俊美，对劳役便非其所长，而宜于政治生活。”[6]1254b30为生育身体健康的自由人，亚里士多德要求立法家预先关注婚姻制度，在合适的年龄成婚，并给予适当的生育知识教育，要锻炼身体，孕妇也要养成经常运动的习惯。要重视儿童营养以促进身体发育，乳类食物是首选。要让儿童及早锻炼，养成良好习惯。五岁前以游戏或娱乐方式促进身体活动，之后可以学习轻便的体操。但身体的训练不能过度，要与儿童的年龄相适应，儿童身体应自然生长。不应给予过度的与职业相关的训练，身体是高贵的，任何粗鄙的训练都与儿童的自然自由相违背。
综上，三位哲学家对自然教育之自然自由的探讨，在一定意义上为教育设计了理想的人格形象，“美善的理想人格作为个体的理想型相是哲学作为爱的教育对人进行教化的目标”[7]。“亚里士多德认为，从人性向神性攀越的这种普遍意义上的人的尊严纯粹植根于人的理性即逻各斯。”[8]身心和谐发展的至高境界是对美善的不懈追求，人性深植于理性之中，有尊严的人生才是幸福的。
二、自由教育之德性自由
德性是三位哲学大师探讨的一个重要主题，其最高境界是善。善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个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是事物的本质，表现在人自身，就是一个人如何面对自我，追求个人正义;一个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用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追求伦理美德。所谓德性自由，就是明确个体之人应对上述两个面向进行自我要求，做一个高贵的人。
1.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志在追求高贵的生活，而生活的高贵在于人对道德的认知与践行。苏格拉底的德性体现在他的爱知求真的哲学生活中，他视哲学生活为最大的政治，为雅典城邦的自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价。
讲真话。在《申辩》中，苏格拉底为自己辩护的起点是表明自己的态度，那就是在法庭上自己要讲的都是真话，而不是修辞术，不会把弱的变强，他所追求的是真理，这是作为一个演说者应具备的德性，更是一个哲学家必备的德性。
是我所是，秉持无知之知而非智者之知。什么是智者之知？就是他在辩护开始时提到的修辞术，智者教人以政治智慧或政治德性，其最大特点是把弱的变强，以从中谋利，这与他追求的求真向善的哲学智慧相背。德尔斐的神谕说苏格拉底最智慧，而他自认为自己并不智慧，于是他开启了自我求证之旅。他拜访据说很智慧的政治家，发现他们并不智慧，于是告知对方他并不如自己认为的那样智慧，声名显赫的政治家都被他证明是不智慧的。他拜访诗人，发现诗人的创作并不因为智慧，而是靠灵感的激发，他们甚至都不理解自己的诗歌，竟然还自认为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是最智慧的。他拜访匠人，这些人的确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但也同诗人一般，因为自己的技艺而膨胀地认为自己在其他事情上也最智慧。通过这番考察，苏格拉底如此回答神谕：自己既不像他所考察的那些人那样智慧也不那样愚蠢，他就是他，“是我所是”才是他的选择。
坚守使命，何惧死亡。苏格拉底的考察为的是证明只有神是最智慧的，是神意让他通过省察自己和那些强不知以为知的人，对雅典人进行德性教育，不是金钱、名声与荣誉，而是智慧与真理成就高贵人生。“最好的人，你是雅典人，这个最伟大、最以智慧和力量著称的城邦的人，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知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1]108为了自我辩护，他以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阿基琉斯为喻：英雄在出征前，母亲告诉他替朋友报仇的代价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而英雄宁愿选择死亡也不要在耻辱中苟活。苏格拉底赞美英雄的壮举，以此告诫雅典人，只有坚持真理，人活着才有意义。
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自己教育成最好。苏格拉底的申辩并没有打动雅典人，投票的结果支持他有罪的石子比反对的多了30个，法庭判决他有罪。在临终告白中，他仍然坚守自己的使命，教育雅典人：“你们靠杀人来阻止人们责备你们活得不正确，这念头可不美。因为这种解脱既全不可能，也不美。而那最美和最容易的解脱，不是阻止别人，而是把自己培养成最好的。”[1]136 2.柏拉图
自由人的教育是实现心灵的转向。通过“高贵的谎言”在言辞中建构的城邦一定是善的，要使城邦保持统一、和谐与秩序，就必须强化其道德基础，确保它“一定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城邦正义的根本在于城邦公民个体四主德的实现，即个人的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为此，柏拉图设计了一条哲学家的教育之路。
20岁前的初等教育：节制、勇敢与智慧美德的训练。《法律篇》中柏拉图探讨了六岁前的儿童教育。分两个时段，三岁前的养育与三岁后的游戏，倡导对儿童的身体进行锻炼，以求其发展的平衡。这种锻炼要在胎儿期开始，在柏拉图看来，无论是自主活动还是被动的活动都将有助于儿童对营养的吸收，以促进早期的身体生长。更为重要的是运动可以克服由惊吓与恐惧而养成的胆怯的习惯，培养心灵的勇敢美德。温和的脾气有助于良好道德品质的养成，暴躁则易导向邪恶，因此，孕期的妇女要保持好心情，不能无节制地痛苦或快乐，要持中庸之道，养成“仁慈、明智、安详的精神”[9]548。三岁前的教育目的在于儿童养成“一丝不苟地服从指令”的习惯。“正确的抚养制度必定最能使身体、灵魂完善和卓越”[9]543。这种教育的风俗与习惯虽不是正式的法律，但却是城邦制度的支柱。三到六岁的儿童教育仍然遵循中庸的法则，这个时期儿童要游戏，儿童出于自然本能会发明各种游戏，要把儿童集中在所在地的圣地进行统一教育，要有专人负责管理。六岁后男女儿童分开接受教育，以跳舞和摔跤训练身体，以音乐卓越心灵。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守城能力、勇敢美德对于男女儿童都是必要的。智慧的训练途径是阅读、书写与琴弦，音乐与体育的配合是为了爱智与激情达到和谐。
20岁后的高等教育。高级层次教育内容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及辩证法，面向心灵中的理智层面，教人以智慧的美德，并能以智慧指导欲望与激情，做一个正义之人，达到心灵的至高境界，实现心灵的正义。
《理想国》卷七开篇，柏拉图借用著名的洞穴比喻，说明教育就是实现心灵转向。在洞穴式的地下室里，一群被束缚了头与腿脚的囚徒，他们无法活动，只能看前面洞壁上的阴影，看不到任何真实的事物，于是将阴影当成真实。如果一个人被解除桎梏，转身后被人拉着沿着陡峭崎岖的坡道走出洞穴，就可以看见真实的世界。柏拉图把这个过程看成是灵魂上升的过程，是人的认识由可见世界上升到可知世界的过程，结果是看到善的理念。在柏拉图看来：“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有的一种能力，而每个人用以学习的器官就像眼睛。——整个身体不改变方向，眼睛是无法离开黑暗转向光明的。同样，作为整体的灵魂必须转离变化世界，直至它的‘眼睛’得以正面观看实在，观看所有实在中最明亮者，即我们所说的善者。”[4]518-D
问题是桎梏是如何解除的？关键在于哲学，“哲学有解放作用和净化作用，是不能抗拒的，因此心向哲学，一切听从哲学，拳拳服膺。”[10]39哲学可以让人摆脱感官欲望的诱惑，实现灵魂的自由，学习哲学就是心灵摆脱身体的干扰，用柏拉图的话就是“练习死亡”[10]36。人的灵魂是不死的，“一个人应当为自己的灵魂打气，在生活中拒绝肉体的快乐和奢华，以为这是身外物，对自己有害无利，而一心追求知识的快乐，不用外在的饰物打扮自己的灵魂，只用它自己固有的东西来装点它，如明智、公正、勇敢、自由、真实之类。”[10]80
3.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划分为“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11]1103a15。
道德德性的培养依赖于习惯的养成，道德德性取决于一个人的实践活动。“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也不是反乎于自然的。首先，自然赋予我们接受德性的能力，而这种能力通过习惯而完善。其次，自然馈赠我们的所有能力都是先以潜能形式为我们所获得，然后才表现在我们的活动中。但是德性却不同：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第三，德性因何原因和手段而养成，也因何原因和手段而毁丧。……一个人的实现活动怎样，他的品质也就怎样。所以，我们应当重视实现活动的性质，因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11]1103a25-1103b20。这明确表达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培养的基本主张。道德德性通过习惯来养成，人没有天赋的道德，却具有接受道德的能力;道德的形成依靠现实的活动，一个人只有从事道德的行为，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现实活动对人的影响如此之大，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怎样的就取决于我们的实现活动的性质”[11]1103b30。比如，正是由于在危境中的行为不同和所形成的习惯不同，有人成为勇敢的人，有人成为懦夫。
道德德性的培养应遵循适度的原则，道德德性就是中道、中间，既不是过度，也不是不及。首先，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个极端。以慷慨这一中庸德性为例，挥霍与吝啬是过度与不及，相对于把财物看得过重的吝啬，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能自制、挥霍铺张是更恶劣的品质。所以，要培养一个人慷慨的德性就要避开与之距离更远的挥霍一端，做到两恶相权取其轻;其次，矫枉过正。远离错误一端，努力将自己拉向相反的方向，要如同矫正一根曲木要矫枉过正一样去接近适度;再次，警惕令人愉悦的事物或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保持适度的德性是一件困难的事，虽然一个人的行为偏离适度走向两端必须受到谴责，但偏离程度多大应当受到谴责是没有特定逻辑支持的，需要取决于具体情状，依据我们的感觉而定。
理智德性。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灵魂区分为逻各斯（理性）与非邏各斯。他研究科学、明智、智慧与努斯，认为智慧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11]1141a20，所谓理智德性就是“哲学智慧”，就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努斯“基本上是指一种目的性思考——推理”[12]，是对事物始因的认识，或者说第一原理的认识。“努斯就是某物之外观于其中得以被看见的光”[13]。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智慧之光依赖于人的感觉，与生俱来且随着年龄而增长，因此，对于没有经过证明的经验见解，应当像得到证明似的给予尊重，努斯因而是最高贵的、神圣的。亚里士多德进而提出沉思的生活最幸福。因为沉思最高等、最连续持久、最愉悦、最自足、最被人们喜爱、最具闲暇，使人的生活充满属人的神圣性。“应当努力追求不朽的东西，过一种与我们身上最好的部分相适合的生活。……合于努斯的生活对于人是最好、最愉悦的，因为努斯最属于人。所以说，这种生活也是最幸福的。”[11]1177b30-1178a5 如上所述，德性自由是哲学家们对个体心灵的哲学观照，是对节制、勇敢、智慧、正义的毕生追求，对心灵自由的最热切呼唤，正是这种充满神圣性的德性自由彰显着人的生命尊严，使生命走向高贵。
三、自由教育之政治自由
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是三位大师探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自由教育之政治自由就是要实施哲学教育，培养人的理性，明确个体所应承担的社会职责，以建构正义的理想城邦为己任。
1.苏格拉底
不参与政事。所谓不参与政事是指不在公共场合为城邦出主意，而是私下里为人们奔走忙碌。《申辩》表明无论是雅典的民主政治还是三十僭主政治，都曾经逼迫苏格拉底去行不义之事，这对于从不屈服于任何违背正义之人的苏格拉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自认参与政事的结果就是早早走向死亡，无法为城邦正义做更多有益的事。“凡是坦诚地反对你们或别的大众，阻止在城邦里发生很多不义或犯法的事的人，都活不了，而其实，谁若一定要为正义而战，并且想多活一段，他必须私下干，而不是参与政事。”[1]113-114当然，他也曾经指出，反对他参与政事也是神意。
哲学作为政治。苏格拉底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他不会屈从于任何违背正义之人，而是依据法律和正义而行动，正因如此，他说自己不适合公开从政，但是，他的爱知使命促使他私下里省察他人，教育青年追求正义，以此哲学的方式参与政治。“我私下到你们每个人那里，做有最大益处的益事，我尝试着劝你们中的每个人，不要先关心‘自己的’，而要先关心自己，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最好和最智慧，不要关心‘城邦的’，而要关心城邦自身，对其他事情也要按同样的方式关心。”[1]127他劝勉雅典人要关心城邦与城邦的正义，“人啊，你只想着聚敛尽可能多的钱财，追求名声和荣誉，却不关心，也不求智慧和真理，以及怎样使灵魂变成最好的，你不为这些事而羞愧吗？”[1]152他以爱知为荣，劝勉人们未经省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一个人要关注自己的灵魂，关注城邦的正义。对正义城邦的哲学追问就是苏格拉底参与的最大政治。
2.柏拉图
哲学家王。教育首先是一条自我提升之路，经由哲学的教诲，掌握万物所从出的善的理念，实现人的解放，成为哲学家。哲人要向大众回归，重回洞穴。一个志在城邦的正义者向洞穴的回归已然超越了个人自由的生活境界，他的“下降”意在城邦政治的整体提升。在政治这个实践领域仅仅具有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15年的实践锻炼，“派他再下到地洞里去，强迫他们负责指挥战争或其他适合青年人干的公务，让他们可以在实际经验方面不低于别人，还必须让他们在这些公务中接受考验，看他们是否能在各种诱惑面前坚定不移，或者，看他们是否会畏缩、出轨。”[4]540-A
哲学家王的善治。经由洞穴中艰难的上升与勇敢的下降，经过知识学习与实际工作所有面向的考验，在50岁上终于迎来哲学教育的最后关头，他们将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转向善，他们将继续进行哲学研究，同时在需要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直接参与城邦的政治事务，用善的理念去治理城邦的公共生活与个人的私人生活。“我们将要求他们把灵魂的目光转向上方，注视着照亮一切事物的光源。在这样地看见了善本身的时候，他们得用它作为原型，管理好国家、公民个人和他们自己。在剩下的岁月里他们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但是在轮到值班时，他们每个人都要不辞辛苦管理繁冗的政治事务，为了城邦而走上统治者的岗位——不是为了光荣而是考虑到必要。”[4]540-B
3.亚里士多德
政体及分类依据。亚里士多德认为政体即城邦公职的分配制度，他以能否照顾全邦人民的利益为标准，将政体分为正当政体与变态政体。“依绝对公正的原则来评断，凡照顾到公共利益的各种政体就都是正当或正宗的政体;而那些只照顾统治者们的利益的政体就都是错误的政体或正宗政体的变态（偏离）。这类变态政体都是专制的（他们以评价管理其奴仆那种方式施行统治），而城邦却正是自由人所组成的团体。”[6]1279a-20考察城邦政体就是考察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可以是一个，是少数人，也可以是多数人。在照顾全邦共同利益的前提下，正宗政体可以是以一人为统治者的“王制（君主政体）”，不止一人而又不是多数人为统治者的“贵族（贤能）政体”，以群众为统治者的“共和政體”;而相应的僭主政体为王制的变态（追求个人利益），寡头政体为贵族政体的变态（追求富人利益），平民政体为共和政体的变态（追求穷人利益）。
理想政体与教育。基于城邦最高治权执行者的研究，亚里士多德提出理想政体是中产阶级执政的共和政体，因为只有中产阶级拥有节制与中庸的德性，能服从理性而又少有野心。城邦的目的在于公共利益、公共善，在于城邦的正义，城邦的德性取决于城邦公民的德性，取决于人是否智慧、勇敢、节制与正义，取决于个人之善，因而取决于城邦提供给个人怎样的教育。亚里士多德从天赋、习惯与理性三个维度考察个人的发展。其中，天赋是教育的基础，习惯的力量不可小视，会成为第二天性，要通过教育养成好的习惯，而理性要发挥指导作用，使三者和谐发展，完善个人才能与德性。这种教育是自由教育，是自由人应当享有的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是城邦正义的教育。“我们这个城邦的公民们当然要有任劳和作战的能力，但他们必须更擅于闲暇与和平的生活。他们也的确能够完成必需而实用的事业，但他们必须更擅于完成种种善业。这些就是在教育制度上所应树立的宗旨。”[6]1333b
综上，哲学家对于城邦的认识差异明显，他们都强调哲学的价值：柏拉图明确提出哲学家王，以哲学家治理城邦;亚里士多德强调中产阶级执政，一个是政治的“一元化模式”，一个是“多元化模式”[14]，一个是对确定与不变的极致追求，一个是对中庸适度，依具体情境作出抉择的态度分野，使其教育思想也表现出对不变与变不同追求的精神气质。
四、结语
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哲学特色、伦理特色及政治特色。奠基于雅典精神哲学的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具有十足的人文气息，高扬人的理性精神，为后世建立了理性教育的典范;追问何谓美好生活，人如何能够过上美好生活，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未经过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智慧、勇敢、节制、正义四主德的研究，无不彰显着教育思想的伦理特色;其政治特色表现为哲学是最大的政治，哲学家王，“人依据自然是政治的动物”，对个人正义人生的追问最终指向正义的城邦，教育是实现城邦正义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培养正义城邦的正义公民是自由教育的终极目的。古希腊自由教育思想的上述特色决定其教育思想指向人性、心灵、教育与政治、教育与人生等宏大问题，在阐述这些问题时又能够紧密结合现实社会的风土人情、习俗风尚，理论建构与实践关切紧密相连。这种充满丰富想象力的学说为世人敞开无限的意义空间，因而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时空转换，问题不变，行行重行行，回顾与反思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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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波 钟昭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