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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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1)(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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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读徐畅所著《战争·灾荒·瘟疫——抗战时期鲁西冀南地区历史管窥》(1)(以下简称“《战争·灾荒·瘟疫》”),窃以为是一部难得的佳作。目前,抗日战争研究,不论是国家支持,还是史学界的关注程度,都是空前的,亦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在向总体研究深、专题研究细的方向发展的同时,在一些方面也还有进一步努力的空间,如史料方面民众的“失声”、研究方法上比较分析的“缺乏”,都应该引起学界更多的注意。《战争·灾荒·瘟疫》一书运用新史观、新视角和新材料,不仅突出民众的认知与声音,还以比较方式阐述问题,将关注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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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诸暨市次坞镇溪埭村,一座晚清风格的四合院在村落中格外显眼。走进屋内,佩戴圆框眼镜的年轻学者半身铜像立于大厅中央。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俞秀松,青少年时期在这里居住。“诸暨人都以他为荣,他是暨阳儿女的骄傲。”村民们说。
每个时代有自己的“新史学”。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际联盟派遣李顿调查团赴中日实地调查。中国东北和关内各界纷纷呈文,表达对于事件真相、伪满洲国和中日冲突的看法,这些呈文现藏于日内瓦国联和联合国档案馆中。呈文构成了颇具张力的历史文本,大多数充满爱国主义热忱,标志着在纷纷攘攘的政局演变中,民族、国家的危亡,再次成为压倒性的时局主题和国家中心话语。呈文影响了李顿调查团的结论,进而影响了中日关系和东亚局势演变。其强劲的民族国家立场,体现了梁启超期待已久的“新史学”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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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太平军战舰遮天蔽日,沿江而下,攻克南京.rn大陆另一端的马克思正流亡伦敦,通过观察这场他称为“惊心动魄的革命”来审视中国这个遥远的东方大国.他在社论《中国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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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中共抗日武装根据对敌政治工作方针,开展了以培训敌工日语人才为目的的日语教育活动,在部队、学校和总部建立短期和长期的日语培训组织,形成了面向部队战士和培养初、高级敌工干部的系统、科学的日语培训机制。这一教育活动培养出一批敌工干部,有力提高了对敌宣传、俘虏处置、反战活动开展、敌情调研等工作的成效,为中共抗日武装的敌军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专业支持和人力支持,成为中共军队外语教育直接服务对敌斗争的典范。敌工日语教育是中共军队外语教育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中共军事教育中开创了日语专业乃至外语专业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一些地方说伦理德性关乎情感,而在另一些地方说伦理德性关乎情感和行动。这两个不同的说法让学者们产生了有关伦理德性对象的争论,有人认为有些德性关乎情感,另一些关乎行动;也有人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首先关乎行动,因此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德性伦理学家。然而,从亚里士多德的核心思想来看,亚里士多德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伦理德性关注的首要对象是情感,而行动只是相应情感的产物,伦理德性作为“中道状态”并非首先旨在命中具体的行动,而是将情感调整到恰当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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