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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诸如底层、底层写作、底层叙事、打工诗歌、打工文学等底层文学的概念纷纷见诸于各类研究文章，这些概念既有交叉，也有所不同。概念的不明确，直接源于理论术语的狂欢或无效指向，其结果必然导致无序和混乱状态，分不清起点和过程，因此，在论述过程中首先必须做的就是要厘清概念。
首先是对底层概念的界定，“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三农”、国企改制、利益分层及体制弊端等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底层并不是一个本土概念，是由Subaltern（底层）一词翻译而来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依据对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划分中国社会阶层，底层很少或者不占上述三种资源，主要有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而孙立平在《资源重新积聚下的底层社会形成》中则更明确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这个弱势群体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①贫困的农民；②进入城市的农民工；③城市中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贫困阶层。
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公正、民主、自由、平等以及贫穷、苦难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蔡翔的《底层》一文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其实，底层是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较大部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底层的存在，用文学的方式反映底层的生存境况和存在际遇，关注底层，为底层呼吁，并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做出切实的精神关怀。
其次是底层叙事、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底层文学的相关概念。底层叙事、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是底层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指向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是也有重合之处。打工诗歌是打工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此，为了便于行文，将打工诗歌归于打工文学概念之下，一并阐述。底层叙事“意指一种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尤其弱势群体疾苦的文学叙事。从近年底层叙事涉及的对象看，主要包括贫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贫民等。”单正平将社会底层等同于弱势群体，从而认为底层叙事即“关注弱势群体”这一口号是文学界的新说法。作为一个批评家，他说：“底层叙事起码应满足三个要求：①必须真实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②必须传达底层民众的心声；③以上两点在叙事中是否实现，不能由作家说了算，也不能由批评家来评判，而应该由底层民众自己来判断，否则就很可疑。”底层写作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一个方面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理解的，即处于社会底层或者基层作者的写作，如打工文学、打工诗歌；另一个方面是从表现客体对象的角度来理解，即作者并不一定身处社会底层或基层，但所表现对象为社会底层的写作，既包括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也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底层写作的含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底层写作，狭义的打工文学也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理解的，指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创作的以其打工经验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广义的打工文学是以其表述的客体对象来理解，除了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外，也包括一些其它阶层的作者创作的打工题材和具有打工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本文所讨论并认同的是广义的底层写作。与此同时，打工文学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问题，底层文学不需要对苦难进行“拯救”，而只需被“看见”，它撇开了中产趣味，还原了生命个体的本真甚至底层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当然这里所言及的“底层文学”、“底层写作”并不仅仅指打工文学。但把打工文学纳入到底层写作中去，这不能不说是主流评论界在试图把打工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中而做出的努力。本文也在借鉴这一文章的基础上将打工文学纳入底层文学的研究范畴，对底层文学进行综合研究。
对某一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研究对象，通过对底层、底层文学的相关概念的厘清，我们可以确定底层文学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者创作的打工文学，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底层社会的出现，其创作队伍也得到了壮大，一批专业作家的加入，使得文学表述的客体对象由打工者，进而扩展到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的农民、城市贫民、留守族等底层弱势群体，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不论是从创作群体还是从作品数量质量而言，都有了更为可观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思潮，进入文学的视野，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首先是对底层概念的界定，“底层”正在成为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从知识界、文学界到大众媒体，都能听到这个很久以来几乎被遗忘了的词汇。但除了“底层”所蕴含的诸如弱势群体、农民、下岗工人等特定的叙说对象，不同的文化人群面对这一概念时的认知角度似乎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例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者眼里的底层，一般都与“三农”、国企改制、利益分层及体制弊端等公众关心的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寄寓着明确的意识形态焦虑。底层并不是一个本土概念，是由Subaltern（底层）一词翻译而来的。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依据对组织资源、文化资源、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划分中国社会阶层，底层很少或者不占上述三种资源，主要有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而孙立平在《资源重新积聚下的底层社会形成》中则更明确地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这个弱势群体主要由以下几部分人构成：①贫困的农民；②进入城市的农民工；③城市中以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贫困阶层。
而人文学者、评论家和作家艺术家眼里的底层，则往往伴随着对社会公正、民主、自由、平等以及贫穷、苦难和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历史美学难题的诉求。蔡翔的《底层》一文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底层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道摇曳的生命风景，是我的来处，我的全部的生活都在这里开始。我常常在午夜醒来，默默倾听我的少年时代从窗外悄悄走过。”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底层问题在今天的浮出水面，实际上折射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复杂形态和思想境遇。其实，底层是政治、经济、文化意义上的真实存在，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较大部分，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必须正视底层的存在，用文学的方式反映底层的生存境况和存在际遇，关注底层，为底层呼吁，并为改造底层、提升底层做出切实的精神关怀。
其次是底层叙事、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打工诗歌等底层文学的相关概念。底层叙事、底层写作、打工文学、打工诗歌是底层文学研究中经常使用的概念，因为这些概念指向的不同，其含义也有所不同，但是也有重合之处。打工诗歌是打工文学的一个分支，在此，为了便于行文，将打工诗歌归于打工文学概念之下，一并阐述。底层叙事“意指一种关注底层民众生存尤其弱势群体疾苦的文学叙事。从近年底层叙事涉及的对象看，主要包括贫困农民、进城民工、城市下岗职工和城市贫民等。”单正平将社会底层等同于弱势群体，从而认为底层叙事即“关注弱势群体”这一口号是文学界的新说法。作为一个批评家，他说：“底层叙事起码应满足三个要求：①必须真实表现底层民众的生活；②必须传达底层民众的心声；③以上两点在叙事中是否实现，不能由作家说了算，也不能由批评家来评判，而应该由底层民众自己来判断，否则就很可疑。”底层写作的含义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一个方面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理解的，即处于社会底层或者基层作者的写作，如打工文学、打工诗歌；另一个方面是从表现客体对象的角度来理解，即作者并不一定身处社会底层或基层，但所表现对象为社会底层的写作，既包括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也包括知识分子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与底层写作的含义有异曲同工之处的是打工文学，打工文学从整体上看是一种底层写作，狭义的打工文学也是从写作者的角度来理解的，指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创作的以其打工经验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广义的打工文学是以其表述的客体对象来理解，除了打工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之外，也包括一些其它阶层的作者创作的打工题材和具有打工者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本文所讨论并认同的是广义的底层写作。与此同时，打工文学对底层生存状态的写作也提出了一个关于写作伦理的问题，底层文学不需要对苦难进行“拯救”，而只需被“看见”，它撇开了中产趣味，还原了生命个体的本真甚至底层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叙事”，改变了其虚伪造作的现状。当然这里所言及的“底层文学”、“底层写作”并不仅仅指打工文学。但把打工文学纳入到底层写作中去，这不能不说是主流评论界在试图把打工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中而做出的努力。本文也在借鉴这一文章的基础上将打工文学纳入底层文学的研究范畴，对底层文学进行综合研究。
对某一文学现象进行综合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研究对象，通过对底层、底层文学的相关概念的厘清，我们可以确定底层文学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打工者创作的打工文学，随着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底层社会的出现，其创作队伍也得到了壮大，一批专业作家的加入，使得文学表述的客体对象由打工者，进而扩展到下岗工人、农民工、贫困的农民、城市贫民、留守族等底层弱势群体，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不论是从创作群体还是从作品数量质量而言，都有了更为可观的发展，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思潮，进入文学的视野，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