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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孽海花》是一部真实的谴责小说，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文化发展的弊端，一方面是传统文化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实施的不足和文人“千里做官只为钱”的功利心，另一方面利己主义占据社会主导，以至于民族精神匮乏。这些文化发展的不足深植于中国人的心中，折射出晚清社会走向没落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矛盾升级;忧患意识;民族英雄;爱国意识
《孽海花》最初由“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续写并编著。“爱自由者”指的是金松岑，而“东亚病夫”则是本书的著者曾朴。本书初期由金松岑完成前六回，1903年10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社创办的《江苏》杂志上发表前两回。之后金松岑将前六回的手稿交由曾朴修改并续写，两人商定六十回的写作计划。曾朴将前六回修改发表，续写至第三十回，陆续发表在《小说林》和《真善美》两种期刊中，约每十回出版一集，到1928年出版三十回本《孽海花》，后曾朴又续五回，即是我们现在所读的三十五回本。
《孽海花》是曾朴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清末学者兼外交官洪钧和清末名妓赛金花为塑造原型，以时间为线，中间贯穿晚清的历史事件，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一方面反映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事件;另一方面则描写维新思想的产生、改良维新运动的高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等等。这些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文化现状，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当时社会暴露出的文化弊端。
一、一家不治，一国不宁的社会图景
中国社会从“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之后，家的观念早已深深地融入到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中国人对“家”有其非常独特的情结，古人将家国连在一起，所以《礼记·大学》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君王来说，一家人的和谐就显得更为重要。《孽海花》中第二十六回中“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就给我们讲述皇帝和太后两人关系失和的原因。这部分的内容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正是这种夸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太后的专政和自私，也显示出清帝的懦弱无能。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清帝太过无能，备受欺压，不能争取到自己的家庭的主动权，才致使太后掌握实权，才出现了所谓的“牝鸡司晨”的现象。当一个君王连自己的家庭都掌控不了，又何谈去掌控一个国家？
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清帝不能掌控一个小家主权，最后丧失一个大家的主权。实际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实这是统治者权利的颠倒错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社会教化，还是因为统治阶层本身权利颠倒，所以中下层社会也会出现弯曲现象。当然，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没落，其中一方面是原因是外来思想外来侵略所带来的危机，更多的是因为传统思想的没落。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它最终的发展的立足点都应该是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为基石，社会的发展才会稳固，但是很显然，清末时期，社会发展背离了传统，统治者缺乏家治然后国治的思想，上行下效，整个“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没有实行。
二、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目的在于：希望读书人不仅要读圣贤书，还要学习圣贤们的思想精神，这样可以更好地守护好自己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心。《孽海花》中描写了一群晚清最具有学识的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主人公金雯青，作为当时的金科状元，他风光一时。在母亲去世为其守孝期间与妓女厮混，作为使者出使国外的时候只有一份从外国人手中买来的廉价的本国地图，最后使国家丧失几百公里的土地。而一些官员竟然认为：让“国家吃些小亏”而保住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员是值得的。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思维，中国的知识分子读的所谓圣贤书，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处在高位上，进而方便谋取更多的利益，他们的思想中从来都没有想过国家是什么，他们只是自私自利地为自己考虑。那些知识分子所求的只是暂时的和平，只要战争不涉及到自身或者说只要不让他们卷入到战争中，他们愿意以任何方式换取和平，哪怕是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从来都不在乎。
再看当时发生的事件：皇帝西逃、和议新成、庚申之变。也就是在这种危局之下，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向心力。他们强烈要求革新，尤其是政治上的鼎革，要求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展现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晚清社会一片风雨飘摇之中，政治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变革一事颇为关心。一方面，今文经学的传统得以重新发扬，托古改制;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渐渐传入中国，对于数千年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自由民主，都是一种可行性的选择。一时间，人人皆以谈政治、谈国事为乐事。而知识分子天下兴亡的使命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得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对于和政治有关的种种大都非常关注，并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谈政治成为一种社会所共有的风尚。而此时的《孽海花》正是这种现象的文学产物，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现实政治与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是在小说最后几回叙述中有像陆皓东和戴胜佛一样为革命为救国不惜各处奔走的人;有像唐常肃一样虽是个讲古文经典的老学儒，被称为“清朝的孔夫子”，但是依旧努力将自己所学用于国家，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当然也有像孙汶一样为救国各处筹款在国外不断奔走的。
三、国家危亡时期的民族精神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个国家昌盛与否，还在于它的人民所独具的民族精神。清末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处的环境最严峻的时候，内乱四起，外患不断，朝廷无能。当时中国，一大批的文人绅士在国家危乱时不是在思考如何挽救一個国家，也不是在忧虑如何赶走列强，而是在一个繁华之地，缔结各方人士举办宴会，庆祝的是“战祸已消，和议新结”。只要没有战乱，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沉迷于奢靡的生活中，他们所要的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这种民族危亡时刻，他们想到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没有民族观念意识和国家意识。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整个中国缺少的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民族英雄。 在任何时代，有压迫就有反抗。当一个王朝不能为百姓服务时，被百姓所推翻那是必然的。但与之前历代王朝所不同的是，清政府的百姓所面临的是内忧外患：清政府的剥削、外面的洋枪洋炮，这些都是他们无法反抗的。就如《孽海花》中的台湾的唐景崧和被人们传颂过的郑姑姑，他们都曾为了反抗而努力，可是最终都以失败结局。所以在那个贪官肆虐、外患不断的社会，百姓“终日奔波只为食”，基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思考民族大义。底层社会的百姓没有能力去反抗，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已有利益，或者说希望维持现有权利，可以向外妥协，愿意同侵略者合作，镇压国内农民起义，达到维护自己的地位的目的。
底层没有能力反抗，上层不愿意去反抗。那么我们再来看社会中上层阶级，在《孽海花》中，中上层社会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思想影响下，以金雯青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考虑到的只有如何享乐，如何保住自己现有的荣誉及地位，他们占有社会中较好较多的资源，但是却对整个世界茫然无知、漠不关心。另外一类是以薛淑云、吕顺斋、李台霞、马美寂、徐忠华、云仁甫等士人为代表的人物，他们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求新声于异邦。在海上座谈会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自强措施。薛淑云认为：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以自存于这种大战国世界。而匡次芳则认为：中国军队兵器粗陋、船舰短缺的弱点乃是导致中国遭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忠华和云仁甫则提出：以实业救国，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和养兵练兵的方法，而且要发展工商业，创办我国自己的银行与铁路。不过，他们的思想尚未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发展“器物”文明的窠臼。尽管他们的变革措施只涉及到中国社会的部分弊端，但是这是一群有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以国家危亡为己任，以社会发展为目标，是当时中国拥有真正民族精神的人。只是这种人的力量太薄弱，抵挡不住列强的洋枪大炮。国人不是没有反抗，只是因为反抗力量太薄弱，这才导致中国越来越孱弱，列强越来越嚣张。
综上所述，我們可以透过《孽海花》这部作品，发现当时的社会文化弊端以及小说所蕴含的文化批判观念，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的没落，与当时社会文化弊端也息息相关。这也导致整个社会上下风气不正，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下显示出来自私性，整个民族思想被弱化，精神同样被弱化，这也是小说《孽海花》批判性与文化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曾朴.孽海花[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时荫.曾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魏绍昌.《孽海花》研究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蒋郁葱.生于末世运偏消——从《孽海花》看晚清知识分子的状态[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5）.
[5]张舰戈.浅析《孽海花》中晚清文人的思想形态[J].黑龙江史志，2010（9）.
[6]武晋红.《孽海花》中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内因浅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3）.
[7]黄江平.论孽海花对晚清知识分子形象地描写[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2）.
[8]廖正.从历史背景看孽海花的思想倾向[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4）.
[9]欧阳健.晚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矛盾升级;忧患意识;民族英雄;爱国意识
《孽海花》最初由“爱自由者”发起，“东亚病夫”续写并编著。“爱自由者”指的是金松岑，而“东亚病夫”则是本书的著者曾朴。本书初期由金松岑完成前六回，1903年10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社创办的《江苏》杂志上发表前两回。之后金松岑将前六回的手稿交由曾朴修改并续写，两人商定六十回的写作计划。曾朴将前六回修改发表，续写至第三十回，陆续发表在《小说林》和《真善美》两种期刊中，约每十回出版一集，到1928年出版三十回本《孽海花》，后曾朴又续五回，即是我们现在所读的三十五回本。
《孽海花》是曾朴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清末学者兼外交官洪钧和清末名妓赛金花为塑造原型，以时间为线，中间贯穿晚清的历史事件，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描述当时的社会现状，一方面反映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事件;另一方面则描写维新思想的产生、改良维新运动的高涨、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等等。这些事件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文化现状，下面笔者将从三个方面分析当时社会暴露出的文化弊端。
一、一家不治，一国不宁的社会图景
中国社会从“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之后，家的观念早已深深地融入到每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中国人对“家”有其非常独特的情结，古人将家国连在一起，所以《礼记·大学》中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特别是对于一个君王来说，一家人的和谐就显得更为重要。《孽海花》中第二十六回中“天家脱辐被底卧乌龙”就给我们讲述皇帝和太后两人关系失和的原因。这部分的内容可能有夸张的成分在里面，但是正是这种夸张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太后的专政和自私，也显示出清帝的懦弱无能。在这个特殊的家庭里，清帝太过无能，备受欺压，不能争取到自己的家庭的主动权，才致使太后掌握实权，才出现了所谓的“牝鸡司晨”的现象。当一个君王连自己的家庭都掌控不了，又何谈去掌控一个国家？
从表面上来看，是因为清帝不能掌控一个小家主权，最后丧失一个大家的主权。实际中我们也能看到，其实这是统治者权利的颠倒错位。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社会教化，还是因为统治阶层本身权利颠倒，所以中下层社会也会出现弯曲现象。当然，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向没落，其中一方面是原因是外来思想外来侵略所带来的危机，更多的是因为传统思想的没落。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它最终的发展的立足点都应该是传统文化，以传统文化为基石，社会的发展才会稳固，但是很显然，清末时期，社会发展背离了传统，统治者缺乏家治然后国治的思想，上行下效，整个“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没有实行。
二、忧国、忧民、忧天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思想的目的在于：希望读书人不仅要读圣贤书，还要学习圣贤们的思想精神，这样可以更好地守护好自己的国家，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心。《孽海花》中描写了一群晚清最具有学识的人，最典型的知识分子是主人公金雯青，作为当时的金科状元，他风光一时。在母亲去世为其守孝期间与妓女厮混，作为使者出使国外的时候只有一份从外国人手中买来的廉价的本国地图，最后使国家丧失几百公里的土地。而一些官员竟然认为：让“国家吃些小亏”而保住一个昏庸无能的官员是值得的。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思维，中国的知识分子读的所谓圣贤书，只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处在高位上，进而方便谋取更多的利益，他们的思想中从来都没有想过国家是什么，他们只是自私自利地为自己考虑。那些知识分子所求的只是暂时的和平，只要战争不涉及到自身或者说只要不让他们卷入到战争中，他们愿意以任何方式换取和平，哪怕是签订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他们从来都不在乎。
再看当时发生的事件：皇帝西逃、和议新成、庚申之变。也就是在这种危局之下，激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向心力。他们强烈要求革新，尤其是政治上的鼎革，要求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展现自己的力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晚清社会一片风雨飘摇之中，政治改革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大多数知识分子对于变革一事颇为关心。一方面，今文经学的传统得以重新发扬，托古改制;另一方面，西方思想渐渐传入中国，对于数千年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自由民主，都是一种可行性的选择。一时间，人人皆以谈政治、谈国事为乐事。而知识分子天下兴亡的使命感、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使得他们在国家危难之际再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因此，对于和政治有关的种种大都非常关注，并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谈政治成为一种社会所共有的风尚。而此时的《孽海花》正是这种现象的文学产物，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现实政治与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就像是在小说最后几回叙述中有像陆皓东和戴胜佛一样为革命为救国不惜各处奔走的人;有像唐常肃一样虽是个讲古文经典的老学儒，被称为“清朝的孔夫子”，但是依旧努力将自己所学用于国家，做到真正的学以致用;当然也有像孙汶一样为救国各处筹款在国外不断奔走的。
三、国家危亡时期的民族精神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一个国家昌盛与否，还在于它的人民所独具的民族精神。清末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中国所处的环境最严峻的时候，内乱四起，外患不断，朝廷无能。当时中国，一大批的文人绅士在国家危乱时不是在思考如何挽救一個国家，也不是在忧虑如何赶走列强，而是在一个繁华之地，缔结各方人士举办宴会，庆祝的是“战祸已消，和议新结”。只要没有战乱，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让自己沉迷于奢靡的生活中，他们所要的只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在这种民族危亡时刻，他们想到的只有他们自己，他们没有民族观念意识和国家意识。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可以知道：当时整个中国缺少的就是民族精神、民族意识、民族英雄。 在任何时代，有压迫就有反抗。当一个王朝不能为百姓服务时，被百姓所推翻那是必然的。但与之前历代王朝所不同的是，清政府的百姓所面临的是内忧外患：清政府的剥削、外面的洋枪洋炮，这些都是他们无法反抗的。就如《孽海花》中的台湾的唐景崧和被人们传颂过的郑姑姑，他们都曾为了反抗而努力，可是最终都以失败结局。所以在那个贪官肆虐、外患不断的社会，百姓“终日奔波只为食”，基本没有时间与精力去思考民族大义。底层社会的百姓没有能力去反抗，上层统治者为了维护已有利益，或者说希望维持现有权利，可以向外妥协，愿意同侵略者合作，镇压国内农民起义，达到维护自己的地位的目的。
底层没有能力反抗，上层不愿意去反抗。那么我们再来看社会中上层阶级，在《孽海花》中，中上层社会的人群分为两类：一类是在“千里做官只为财”的思想影响下，以金雯青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考虑到的只有如何享乐，如何保住自己现有的荣誉及地位，他们占有社会中较好较多的资源，但是却对整个世界茫然无知、漠不关心。另外一类是以薛淑云、吕顺斋、李台霞、马美寂、徐忠华、云仁甫等士人为代表的人物，他们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求新声于异邦。在海上座谈会上，他们提出了一系列自强措施。薛淑云认为：我国只有力图自强，方足以自存于这种大战国世界。而匡次芳则认为：中国军队兵器粗陋、船舰短缺的弱点乃是导致中国遭受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徐忠华和云仁甫则提出：以实业救国，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武器和养兵练兵的方法，而且要发展工商业，创办我国自己的银行与铁路。不过，他们的思想尚未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发展“器物”文明的窠臼。尽管他们的变革措施只涉及到中国社会的部分弊端，但是这是一群有民族精神的人，他们以国家危亡为己任，以社会发展为目标，是当时中国拥有真正民族精神的人。只是这种人的力量太薄弱，抵挡不住列强的洋枪大炮。国人不是没有反抗，只是因为反抗力量太薄弱，这才导致中国越来越孱弱，列强越来越嚣张。
综上所述，我們可以透过《孽海花》这部作品，发现当时的社会文化弊端以及小说所蕴含的文化批判观念，由此可以看出清政府的没落，与当时社会文化弊端也息息相关。这也导致整个社会上下风气不正，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下显示出来自私性，整个民族思想被弱化，精神同样被弱化，这也是小说《孽海花》批判性与文化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曾朴.孽海花[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时荫.曾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3]魏绍昌.《孽海花》研究资料[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蒋郁葱.生于末世运偏消——从《孽海花》看晚清知识分子的状态[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5（5）.
[5]张舰戈.浅析《孽海花》中晚清文人的思想形态[J].黑龙江史志，2010（9）.
[6]武晋红.《孽海花》中晚清政府腐败无能之内因浅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08（3）.
[7]黄江平.论孽海花对晚清知识分子形象地描写[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7（2）.
[8]廖正.从历史背景看孽海花的思想倾向[J].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7（4）.
[9]欧阳健.晚清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