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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奖过程篇
徐贵祥：
我是第六届茅奖得主。这次是我第一次当茅奖评委，非常受教育。可以说上了近二十天的课。先后有6轮讨论，每一轮讨论，都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要就自己提名推荐的作品进行阐述：这部作品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写得怎么样，这部作品在社会上会产生哪些积极影响，有没有负面影响等等。投票在严肃讨论后进行。所有评委代表个人投票。
62位评委精选再精选，要把那些思想健康、有正能量、艺术上有创新的作品挑选出来。老话说，文无第一，对于作品优劣的评判见仁见智，但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不变的标准。希望通过严谨的评审给社会和广大读者推荐优秀的、可靠的文学作品。
刘大先：
评委年龄不同，籍贯、职业、教育经历等也不尽相同，构成了参差多样的生态，所以在相互交流时会产生非常有趣的碰撞。差异有时候是思想观念上的，有时候是审美趣味上的，哪怕面对同一部作品，也很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一样的观点往往打开了别样的通道，敞开了另一扇可能性的大门，让人不至于陷入到某种褊狭的见解之中。这同开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不一样，这是数十个一线作家和批评家集中地、直接地把作品掰开揉碎、反复讨论，大家都有着丰富的写作和阅读经验，任何一部作品有什么好处和缺陷，基本上都无所遁形。
鲁敏：
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茅奖评选，还有几位评委比如邵丽、金仁顺等，也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参与评奖，我们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评委们对作品的文本细读特别令人感动。可以看出大家都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我们在讨论进前80作品的时候，有的评委，比如山东的李掖平老师，她的很多评语和感想都是密密麻麻一大篇，像她这样的评委还有很多。这让我们写作者感受到，每一部作品在评奖过程中都会得到公正、仔细、严谨的对待。不管是推选一部作品还是筛落一部作品，是80进40还是30进20，大家都轮流讨论每一部作品，有时候担心讨论得不够充分，我们还会增加会议的次数进行更充分的展开。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十分感动，原来评委是秉持着这样专业、严谨和细微的态度，去尊重我们每一位写作者的创作。
总体印象篇
陈晓明：
这届申报的作品中有写现实的，写历史的，写地方的，写工业的，写农村的，写高校的，写文化人的，写农民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姿态，多样性非常鲜明——多元才会有个性，个性化中才会出现多样化。这是突出的一点。
另外一点是作家深耕地域文化，很多作品按照地域性的特点来书写。这届茅奖也延续了对中国文学的传承，整体上具有历史感的作品比较受重视，它容易寫得厚重;写当下的相对少一点，越是当下的生活，写起来难度越大。但是，作家还是要有勇气有能力来表现丰富复杂的现实，这仍旧是摆在中国文学面前的巨大挑战。
获奖作家年龄跨度非常大，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像徐怀中，都九十岁了，还有作品创作出来;而“60后”“70后”已经是中坚力量。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大半个世纪是“青春写作”。郭沫若、曹禺、巴金、茅盾成名时都是二三十岁。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另一批新生作家都是二十多岁，很快成为主角。直到90年代，我们才有中年、老年的作家和写作风格出现，他们身上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百年的经验、生活的积累，他们对人生、人世和历史的看法非常不一样。陈忠实写《白鹿原》时已经50岁，现在很多作家都是五六十岁出大作品。这次入围作家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可见文学创作队伍整齐、壮大。作家具备不同的生活方位、不同的记忆、不同的个性，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有不同的表现。每个年龄层都有很壮实的队伍，可以看到，作家们的创作都非常认真努力，都在寻求个人突破的道路。
现在文学的起点很高，所以寻求突破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少作家下很大功夫搞创作，甚至多年创作一部作品，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有些作家创作历史题材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也经历了多年积累;有些作品对自己的家族史做了非常细致的把握。由此说明，作家创作作品时不只凭才气，还要凭下的功夫、体验以及材料的收集。中国作家的写作越来越倾向于案头功夫，我觉得这是对的。文学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领域，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
鲁敏：
当10部提名作品出来以后，大家就能感觉到，这些作品特别有代表性。这里面有大陆地区以外的香港作家，有年轻一代的70后作家，体现出一种参差的代际分布和不同风格的地域分布。最终的五部获奖作品，我觉得不管是从文化背景、文学特质，还是作家自己的成长路径来看，区别都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说，这五部获奖作品是对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多面向、广阔地域的不同路径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呈现。
梁晓声老师是一位民间知名度特别高的作家，比如我妈妈，10部提名作品一出来，她就说很喜欢梁晓声当年的《今夜有暴风雪》，没想到他还在写东西。这部《人世间》正是代表了老一辈作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写作的状态。梁晓声是哈尔滨人，《人世间》写的是一个北国城市的几代人具有平民色彩的奋斗史，他在看似平淡之中书写几代人的命运，书写这种相互温暖的人间百态。写平凡人的故事特别难，但梁晓声写成了一部大书。
李洱来自中原河南，但是他又突破了中原的地域特色，他秉持着一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和思考，展示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阔群体，体现了河南作家虽然背靠中原但在视野上的广阔性，是中原写作的杰出代表。
徐则臣则用《北上》超越了我们对“70后”写作的印象。他用圆熟的艺术手法将一个重大主题实现了举重若轻的书写，在百年的故事轴线中交汇着大运河辽阔的流域和深远的历史，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结构小说的能力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
谈到《主角》，就想到秦腔。其实秦腔一直是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剧种，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陈彦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戏曲行当从业，他有非常扎实的戏剧舞台经验，很多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他不仅写出了有关秦腔的戏剧舞台的人生，其实还写了一个更大的舞台——社会舞台。 90岁的徐怀中老师的《牵风记》将茅奖推上了一个新高度。《牵风记》这个作品是单卷本，篇幅并不是特别长，但是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老作家青春澎湃的活力，它的整个书写充满元气，尤其是主人公汪可逾，她身上甚至有当代女性的那种独立的、卓尔不群的气质。
不管是梁晓声还是徐怀中，都让作为写作者的我有了一种参照和自信。以前大家都说中国作家的写作寿命不太长，但是我觉得从王蒙到徐怀中，包括梁晓声，他们用这种持久的耐力、饱含着丰沛生命力的写作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让我很感动。作为一位军旅作家，徐怀中把军旅文学推升到了新的高度。
徐贵祥：
这次申报的234部长篇小说，从地域上看，东西南北都有;从题材上看，各个领域都有;从风格上看，别具一格，呈现多样化。总体来说， 各有所长，但在追求新颖、与时俱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质量总体向上向好，但是要说今天的小说创作进入到某种高度，能够超越已有的成果，也不见得。
评出来的五部作品，总体看，各有千秋，都有大气象。《人世间》和《北上》，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还都写出了苦难人间的温暖，写得很扎实。《应物兄》携带丰富的学养，知识面宽，在小说结构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主角》文笔老到，故事讲得细腻，让人联想到《平凡的世界》。我们军旅老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时隔半个世纪后重新捡起来写，作为一个战争亲历者，他同多数军旅作家的创作风格不同，甚至可以说，他是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但作品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
马步升：
这几年的长篇小说总体上处于一种繁荣状态。这种繁荣一是体现在数量上，据统计，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有上万部，这么大的量肯定会良莠不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数量的基础上，我们才有选择余地，才能选出更好的作品。繁荣的第二个体现是在质量上，这几年长篇小说的质量有很明显的进步。但选择余地大，意味着选择难度也大。此次茅奖从提名的十部作品到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评委都经过反复比较，每一部作品都经历过小组、大组乃至全体的反复讨论，最终的评奖结果也是全体评委的郑重选择。
杨庆祥：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衡量，本届参评作品相对以往几届有所提高，但是如果说它提高到了什么程度，不好贸然下结论。相对于长篇小说这个文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并不算足够长的观察时间，短时间内作判断是看不准的。考察文学的发展，尤其具体到茅盾文学奖的发展，“经典化”的意义非常重要，而经典化确实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考察。目前我们比较能确认的是一些量化的判断，比如说相较四年前，有更多作家在写作，出现了更多的奖项鼓励写作，作品数量比以前更多……做出这些有数据支持的结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从审美或者更综合的角度审视长篇小说创作的变化，仅仅通过四年时间的观察来断言整体印象为时尚早。
这四年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长篇小说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一直跟社会进程密切相关。从这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及最终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在回应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比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人身上出现的精神性的东西、生活的变化以及中国世界地位的改变，都能在作品中找到对应和投射。比如说梁晓声的《人世间》主要写知青这一代人;李洱的《应物兄》写的是当下的知识分子;再比如提名作品葛亮的《北鸢》写的是民国以来的历史;另一部提名作品叶舟的《敦煌本纪》写的是敦煌——属于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观照它在历史流变中的价值。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回应了当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回应了重大的精神问题，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题材上看，现实题材在五部获奖作品中占了重要比重。在现实题材之下，还有细分：徐怀中的《牵风记》是战争题材，徐则臣的《北上》蕴含了历史题材……这体现出长篇创作题材上的广泛性。纵观获奖作品，突出的特点是底蕴都比较厚重，格局都非常开阔，不拘泥于表现一时一地一人，而是在展示社会、历史、族群的变迁史。这既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要求，也体现了对茅盾先生写作精神的继承。除“回应社会现实”，具备“大格局”以外，茅盾文学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作品“是否对长篇小说这样一个文体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茅盾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因此对文学性的考察是重中之重，“作家和作品身上体现了哪些新变，以及创作为文体提供了哪些新的质数”恰恰集中体现了对长篇小说这样一个传统小说门类的文学性观照。
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带有探索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李洱的《应物兄》，我认为这是一部特别重要的社会小说，李洱的写作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小说写作范式;再比如葛亮的《北鸢》，我觉得它是把中国传统小说古典韵味化用得最好的一部作品，是对现代長篇小说的一个突破;包括叶舟的《敦煌本纪》，一般长篇小说都是叙事性比较强，因为叶舟本身是诗人，所以他的长篇小说带有很强的主体性和个人意志力，这也是非常独特的。
张莉：
听到宣布徐怀中、梁晓声、陈彦、李洱、徐则臣五位作家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那一刻，的确非常高兴。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作家的“四代同堂”，当然，也是当代文学创作现状的真实写照。五部长篇《应物兄》《牵风记》《人世间》《北上》《主角》的美学追求各不相同，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的不同创作风格与审美取向。
评奖标准篇
徐贵祥：
前面九届已经获得茅奖的作品里面，有些逐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经典，有些确实销声匿迹了。我这样看，平均起来，假如每一届有一两部作品能留存下来，十届下来，就有十几、二十几部作品成为经典，成为中国人文学阅读的首选，能够为读者提供正能量，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茅奖的使命不仅是奖掖作家，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好的文学作品，引领经典阅读。我个人在评奖过程中一直坚持的标准是：大格局，具有史诗品质;正能量，不携带错误的价值观;气象新，有新的思想含量和艺术追求;留得住，奔着经典去。 陈晓明：
茅盾文学奖一直比较强调创作的厚重。怎么写出厚重的作品，对作家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作家既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又要保持现实关怀;对现实既肯定，又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鲁迅先生说过，作家对现实的态度考验水准，考验胸襟，考验能力。这次我们注意到，虽然描写现实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作家们还是做了有益的探索。茅奖起到的一个召唤作用是作家一定要下苦功、下气力，倾注全心去创作作品。另外，茅奖一定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茅奖评出的一定是有个性的作品，是有大关怀的作品，是关怀历史、关怀现实、关怀人类命运的。
艺术标准则很难具体化，因为艺术是复杂的，内涵是丰富的。比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红楼梦》，你很难用一种标准去框定它。标准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是人为的产物，而我们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表现很多样，它不能简单化评判。所以要说标准，它是很高的标准，需要通过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感受来把握。一部文学作品是不能通过只言片语来判定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整体。
刘大先：
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组成过程，由获奖作品所形成的序列很多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某个阶段的典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沉、厚重、史诗性为主导性美学追求的特征，它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作家们的写作，包括手法与观念。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个成功作品得奖有可能会引发跟风之作，它的叙事模式、结构方式乃至语言风格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模仿者，但文学艺术是创造性活动，所以一旦能够突破既有作品的窠臼，那就会脱颖而出。
突出感受篇
张莉：
特别想说的是，徐则臣作为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作家，其获奖具有标志性意义。《北上》受到的嘉许充分证明青年一代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一场景让人想到茅盾文学奖的历史，想到当年阿来《尘埃落定》的获奖，那一年，阿来也只有41岁。
讨论10部提名作品时，评委们也都深切感受到了《北鸢》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作为第一位入围茅盾文学奖十强的香港作家，青年作家葛亮和《北鸢》的美学追求因古典雅致而受到诸多评委认可。事实上，无论是在会议讨论还是在一轮轮的实际投票中，除徐则臣的《北上》、葛亮的《北鸢》外，付秀莹的《陌上》、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也都得到了评委的普遍赞扬。青年作家们的长篇不仅饱含丰沛的生命能量以及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有着对新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能性的有力探索。与四年前相比，青年一代的长篇创作有了飞跃式上升，新一代作家已然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重要而不可忽略的力量。
杨庆祥：
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个人比较关注青年作家的写作，徐则臣、葛亮都是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70后”作家。我自己对青年作家充满了信心，无论是他们的格局、视野、修养，还是他们作品中体现出的“世界性”都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我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一个奖评出来了，但是这个奖不是创作的唯一标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只代表茅盾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所有奖项都是如此。对于青年作家而言，评奖只提供了一个参照体，创作不应仅仅看重一个奖，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选定的文学审美趣味，坚持写下去。
刘大先：
“70后”“80后”中年纪最大的已经49岁，最小的也30岁了，积累了一定的直接与间接经验，同时又年富力强，他们应该也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就我目力所及，除了徐则臣、葛亮，像付秀莹、叶舟、乔叶、路内、鲁敏、石一枫、李宏伟、任晓雯、张悦然、笛安、林森等也都有比较成功的长篇作品。这些青年作家普遍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有着丰富驳杂的阅读经历，所以往往长篇一出手，从技巧语言上来说都比较成熟，但内在的激情或者生活阅历上也许要稍逊于前辈作家。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观总体印象和感受，其实作家代际之间的差异，可以从主题、题材、思想、感觉方式、美学风格等多方面进行细致比较，还要考察同代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无法一言以蔽之。
陈晓明：
从入围作品看，“70后”作家非常可喜的一点是强调艺术性，在艺术或者小说的技术上，他们都掌握得很好。文学虽然是才情的体现，但是也得有技术，他们注重思想、关怀、艺术，同时也注重技术，他们的技术处理已经相当成熟，這很值得欣慰。他们与前辈相比，更强调小说的艺术性，且特点比较鲜明，比如时空的处理，比如反映人的关系的变化。
徐贵祥：
青年作家的作品尤其受到关注。评选到最后阶段，青年作家的作品仍然占了很大比例。譬如葛亮的《北鸢》写得从容不迫，故事好看，笔法也老到。再比如《敦煌本纪》的作者叶舟，相对也算年轻，这部作品厚重、大气，有丰厚的文化含量。作者似乎一直在写敦煌，专注做好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推崇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进入提名，受到关注，对于文学事业发展和他们个人的创作都是有深远意义的。
马步升：
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与上一代作家相比，在写作风格和艺术追求上有明显区别。其中更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更注重文体的创新，也就是对长篇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他们的作品更趋于精致化——结构上的精致、语言上的精致以及细节的精致。比如提名的10位作家中，徐则臣、葛亮的作品都涉及到广阔的社会层面和历史纵深度，但他们的写法不是史诗性的写法，而是较多截取历史上的断片，以此来展现历史的广阔和纵深。
徐贵祥：
我是第六届茅奖得主。这次是我第一次当茅奖评委，非常受教育。可以说上了近二十天的课。先后有6轮讨论，每一轮讨论，都要发表自己的见解。要就自己提名推荐的作品进行阐述：这部作品写了什么，怎么写的，写得怎么样，这部作品在社会上会产生哪些积极影响，有没有负面影响等等。投票在严肃讨论后进行。所有评委代表个人投票。
62位评委精选再精选，要把那些思想健康、有正能量、艺术上有创新的作品挑选出来。老话说，文无第一，对于作品优劣的评判见仁见智，但坚持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统一是不变的标准。希望通过严谨的评审给社会和广大读者推荐优秀的、可靠的文学作品。
刘大先：
评委年龄不同，籍贯、职业、教育经历等也不尽相同，构成了参差多样的生态，所以在相互交流时会产生非常有趣的碰撞。差异有时候是思想观念上的，有时候是审美趣味上的，哪怕面对同一部作品，也很可能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不一样的观点往往打开了别样的通道，敞开了另一扇可能性的大门，让人不至于陷入到某种褊狭的见解之中。这同开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不一样，这是数十个一线作家和批评家集中地、直接地把作品掰开揉碎、反复讨论，大家都有着丰富的写作和阅读经验，任何一部作品有什么好处和缺陷，基本上都无所遁形。
鲁敏：
我是以一个作家的身份，第一次参加茅奖评选，还有几位评委比如邵丽、金仁顺等，也都是以作家的身份参与评奖，我们的一个共同感受就是，评委们对作品的文本细读特别令人感动。可以看出大家都做了特别充分的准备，我们在讨论进前80作品的时候，有的评委，比如山东的李掖平老师，她的很多评语和感想都是密密麻麻一大篇，像她这样的评委还有很多。这让我们写作者感受到，每一部作品在评奖过程中都会得到公正、仔细、严谨的对待。不管是推选一部作品还是筛落一部作品，是80进40还是30进20，大家都轮流讨论每一部作品，有时候担心讨论得不够充分，我们还会增加会议的次数进行更充分的展开。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十分感动，原来评委是秉持着这样专业、严谨和细微的态度，去尊重我们每一位写作者的创作。
总体印象篇
陈晓明：
这届申报的作品中有写现实的，写历史的，写地方的，写工业的，写农村的，写高校的，写文化人的，写农民的，语言风格也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姿态，多样性非常鲜明——多元才会有个性，个性化中才会出现多样化。这是突出的一点。
另外一点是作家深耕地域文化，很多作品按照地域性的特点来书写。这届茅奖也延续了对中国文学的传承，整体上具有历史感的作品比较受重视，它容易寫得厚重;写当下的相对少一点，越是当下的生活，写起来难度越大。但是，作家还是要有勇气有能力来表现丰富复杂的现实，这仍旧是摆在中国文学面前的巨大挑战。
获奖作家年龄跨度非常大，这是过去所没有的，像徐怀中，都九十岁了，还有作品创作出来;而“60后”“70后”已经是中坚力量。
20世纪的中国文学，有大半个世纪是“青春写作”。郭沫若、曹禺、巴金、茅盾成名时都是二三十岁。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他们已经是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另一批新生作家都是二十多岁，很快成为主角。直到90年代，我们才有中年、老年的作家和写作风格出现，他们身上体现了汉语言文学百年的经验、生活的积累，他们对人生、人世和历史的看法非常不一样。陈忠实写《白鹿原》时已经50岁，现在很多作家都是五六十岁出大作品。这次入围作家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可见文学创作队伍整齐、壮大。作家具备不同的生活方位、不同的记忆、不同的个性，创作出来的作品自然有不同的表现。每个年龄层都有很壮实的队伍，可以看到，作家们的创作都非常认真努力，都在寻求个人突破的道路。
现在文学的起点很高，所以寻求突破也不是那么容易。不少作家下很大功夫搞创作，甚至多年创作一部作品，这种精神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有些作家创作历史题材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案头工作，也经历了多年积累;有些作品对自己的家族史做了非常细致的把握。由此说明，作家创作作品时不只凭才气，还要凭下的功夫、体验以及材料的收集。中国作家的写作越来越倾向于案头功夫，我觉得这是对的。文学为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活力的领域，我觉得这是值得肯定的。
鲁敏：
当10部提名作品出来以后，大家就能感觉到，这些作品特别有代表性。这里面有大陆地区以外的香港作家，有年轻一代的70后作家，体现出一种参差的代际分布和不同风格的地域分布。最终的五部获奖作品，我觉得不管是从文化背景、文学特质，还是作家自己的成长路径来看，区别都是比较明显的。可以说，这五部获奖作品是对中国文学的多元化、多面向、广阔地域的不同路径的一个比较典型的呈现。
梁晓声老师是一位民间知名度特别高的作家，比如我妈妈，10部提名作品一出来，她就说很喜欢梁晓声当年的《今夜有暴风雪》，没想到他还在写东西。这部《人世间》正是代表了老一辈作家一直到今天还在写作的状态。梁晓声是哈尔滨人，《人世间》写的是一个北国城市的几代人具有平民色彩的奋斗史，他在看似平淡之中书写几代人的命运，书写这种相互温暖的人间百态。写平凡人的故事特别难，但梁晓声写成了一部大书。
李洱来自中原河南，但是他又突破了中原的地域特色，他秉持着一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观察和思考，展示了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广阔群体，体现了河南作家虽然背靠中原但在视野上的广阔性，是中原写作的杰出代表。
徐则臣则用《北上》超越了我们对“70后”写作的印象。他用圆熟的艺术手法将一个重大主题实现了举重若轻的书写，在百年的故事轴线中交汇着大运河辽阔的流域和深远的历史，突破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结构小说的能力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
谈到《主角》，就想到秦腔。其实秦腔一直是文学书写的一个重要剧种，比如贾平凹的《秦腔》。陈彦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戏曲行当从业，他有非常扎实的戏剧舞台经验，很多细节描写惟妙惟肖，他不仅写出了有关秦腔的戏剧舞台的人生，其实还写了一个更大的舞台——社会舞台。 90岁的徐怀中老师的《牵风记》将茅奖推上了一个新高度。《牵风记》这个作品是单卷本，篇幅并不是特别长，但是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老作家青春澎湃的活力，它的整个书写充满元气，尤其是主人公汪可逾，她身上甚至有当代女性的那种独立的、卓尔不群的气质。
不管是梁晓声还是徐怀中，都让作为写作者的我有了一种参照和自信。以前大家都说中国作家的写作寿命不太长，但是我觉得从王蒙到徐怀中，包括梁晓声，他们用这种持久的耐力、饱含着丰沛生命力的写作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这让我很感动。作为一位军旅作家，徐怀中把军旅文学推升到了新的高度。
徐贵祥：
这次申报的234部长篇小说，从地域上看，东西南北都有;从题材上看，各个领域都有;从风格上看，别具一格，呈现多样化。总体来说， 各有所长，但在追求新颖、与时俱进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质量总体向上向好，但是要说今天的小说创作进入到某种高度，能够超越已有的成果，也不见得。
评出来的五部作品，总体看，各有千秋，都有大气象。《人世间》和《北上》，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还都写出了苦难人间的温暖，写得很扎实。《应物兄》携带丰富的学养，知识面宽，在小说结构方面也有新的探索。《主角》文笔老到，故事讲得细腻，让人联想到《平凡的世界》。我们军旅老作家徐怀中的《牵风记》，时隔半个世纪后重新捡起来写，作为一个战争亲历者，他同多数军旅作家的创作风格不同，甚至可以说，他是我们中间最年长的，但作品是我们中间最年轻的。
马步升：
这几年的长篇小说总体上处于一种繁荣状态。这种繁荣一是体现在数量上，据统计，每年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有上万部，这么大的量肯定会良莠不齐，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数量的基础上，我们才有选择余地，才能选出更好的作品。繁荣的第二个体现是在质量上，这几年长篇小说的质量有很明显的进步。但选择余地大，意味着选择难度也大。此次茅奖从提名的十部作品到最终获奖的五部作品，评委都经过反复比较，每一部作品都经历过小组、大组乃至全体的反复讨论，最终的评奖结果也是全体评委的郑重选择。
杨庆祥：
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衡量，本届参评作品相对以往几届有所提高，但是如果说它提高到了什么程度，不好贸然下结论。相对于长篇小说这个文体的发展历程来看，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并不算足够长的观察时间，短时间内作判断是看不准的。考察文学的发展，尤其具体到茅盾文学奖的发展，“经典化”的意义非常重要，而经典化确实需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考察。目前我们比较能确认的是一些量化的判断，比如说相较四年前，有更多作家在写作，出现了更多的奖项鼓励写作，作品数量比以前更多……做出这些有数据支持的结论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从审美或者更综合的角度审视长篇小说创作的变化，仅仅通过四年时间的观察来断言整体印象为时尚早。
这四年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是：长篇小说在我们的历史语境中一直跟社会进程密切相关。从这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及最终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文学创作在回应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比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节点。社会发展进程中，国人身上出现的精神性的东西、生活的变化以及中国世界地位的改变，都能在作品中找到对应和投射。比如说梁晓声的《人世间》主要写知青这一代人;李洱的《应物兄》写的是当下的知识分子;再比如提名作品葛亮的《北鸢》写的是民国以来的历史;另一部提名作品叶舟的《敦煌本纪》写的是敦煌——属于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观照它在历史流变中的价值。这些优秀作品不仅回应了当下的现实问题，而且回应了重大的精神问题，这是长篇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价值。
从题材上看，现实题材在五部获奖作品中占了重要比重。在现实题材之下，还有细分：徐怀中的《牵风记》是战争题材，徐则臣的《北上》蕴含了历史题材……这体现出长篇创作题材上的广泛性。纵观获奖作品，突出的特点是底蕴都比较厚重，格局都非常开阔，不拘泥于表现一时一地一人，而是在展示社会、历史、族群的变迁史。这既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要求，也体现了对茅盾先生写作精神的继承。除“回应社会现实”，具备“大格局”以外，茅盾文学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判标准，那就是作品“是否对长篇小说这样一个文体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茅盾文学奖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因此对文学性的考察是重中之重，“作家和作品身上体现了哪些新变，以及创作为文体提供了哪些新的质数”恰恰集中体现了对长篇小说这样一个传统小说门类的文学性观照。
在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带有探索性的作品，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李洱的《应物兄》，我认为这是一部特别重要的社会小说，李洱的写作开创了一种新的社会小说写作范式;再比如葛亮的《北鸢》，我觉得它是把中国传统小说古典韵味化用得最好的一部作品，是对现代長篇小说的一个突破;包括叶舟的《敦煌本纪》，一般长篇小说都是叙事性比较强，因为叶舟本身是诗人，所以他的长篇小说带有很强的主体性和个人意志力，这也是非常独特的。
张莉：
听到宣布徐怀中、梁晓声、陈彦、李洱、徐则臣五位作家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那一刻，的确非常高兴。第一次实现了中国作家的“四代同堂”，当然，也是当代文学创作现状的真实写照。五部长篇《应物兄》《牵风记》《人世间》《北上》《主角》的美学追求各不相同，体现了当代长篇小说的不同创作风格与审美取向。
评奖标准篇
徐贵祥：
前面九届已经获得茅奖的作品里面，有些逐渐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经典，有些确实销声匿迹了。我这样看，平均起来，假如每一届有一两部作品能留存下来，十届下来，就有十几、二十几部作品成为经典，成为中国人文学阅读的首选，能够为读者提供正能量，那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茅奖的使命不仅是奖掖作家，更重要的是为社会提供好的文学作品，引领经典阅读。我个人在评奖过程中一直坚持的标准是：大格局，具有史诗品质;正能量，不携带错误的价值观;气象新，有新的思想含量和艺术追求;留得住，奔着经典去。 陈晓明：
茅盾文学奖一直比较强调创作的厚重。怎么写出厚重的作品，对作家是非常严峻的挑战。作家既要保持高度的文化自觉，又要保持现实关怀;对现实既肯定，又要有一种批判的眼光。鲁迅先生说过，作家对现实的态度考验水准，考验胸襟，考验能力。这次我们注意到，虽然描写现实还有相当的难度，但是作家们还是做了有益的探索。茅奖起到的一个召唤作用是作家一定要下苦功、下气力，倾注全心去创作作品。另外，茅奖一定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茅奖评出的一定是有个性的作品，是有大关怀的作品，是关怀历史、关怀现实、关怀人类命运的。
艺术标准则很难具体化，因为艺术是复杂的，内涵是丰富的。比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红楼梦》，你很难用一种标准去框定它。标准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制约，是人为的产物，而我们的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表现很多样，它不能简单化评判。所以要说标准，它是很高的标准，需要通过我们对文学作品的整体感受来把握。一部文学作品是不能通过只言片语来判定的，艺术作品是一个整体。
刘大先：
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经典化的一个组成过程，由获奖作品所形成的序列很多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史上某个阶段的典范，并逐渐形成了一种深沉、厚重、史诗性为主导性美学追求的特征，它反过来也会影响到作家们的写作，包括手法与观念。可能出现的情形是，某个成功作品得奖有可能会引发跟风之作，它的叙事模式、结构方式乃至语言风格在一定时期内会出现模仿者，但文学艺术是创造性活动，所以一旦能够突破既有作品的窠臼，那就会脱颖而出。
突出感受篇
张莉：
特别想说的是，徐则臣作为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作家，其获奖具有标志性意义。《北上》受到的嘉许充分证明青年一代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这一场景让人想到茅盾文学奖的历史，想到当年阿来《尘埃落定》的获奖，那一年，阿来也只有41岁。
讨论10部提名作品时，评委们也都深切感受到了《北鸢》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作为第一位入围茅盾文学奖十强的香港作家，青年作家葛亮和《北鸢》的美学追求因古典雅致而受到诸多评委认可。事实上，无论是在会议讨论还是在一轮轮的实际投票中，除徐则臣的《北上》、葛亮的《北鸢》外，付秀莹的《陌上》、李宏伟的《国王与抒情诗》、石一枫的《借命而生》也都得到了评委的普遍赞扬。青年作家们的长篇不仅饱含丰沛的生命能量以及对现实与历史的深度思考，同时也有着对新的长篇小说创作可能性的有力探索。与四年前相比，青年一代的长篇创作有了飞跃式上升，新一代作家已然成为中国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重要而不可忽略的力量。
杨庆祥：
因为年龄的原因，我个人比较关注青年作家的写作，徐则臣、葛亮都是跟我年龄比较接近的“70后”作家。我自己对青年作家充满了信心，无论是他们的格局、视野、修养，还是他们作品中体现出的“世界性”都是非常让人期待的。
对于青年作家来说，我认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虽然一个奖评出来了，但是这个奖不是创作的唯一标准。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只代表茅盾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所有奖项都是如此。对于青年作家而言，评奖只提供了一个参照体，创作不应仅仅看重一个奖，而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和选定的文学审美趣味，坚持写下去。
刘大先：
“70后”“80后”中年纪最大的已经49岁，最小的也30岁了，积累了一定的直接与间接经验，同时又年富力强，他们应该也正在成为中国文学的中坚。就我目力所及，除了徐则臣、葛亮，像付秀莹、叶舟、乔叶、路内、鲁敏、石一枫、李宏伟、任晓雯、张悦然、笛安、林森等也都有比较成功的长篇作品。这些青年作家普遍都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有着丰富驳杂的阅读经历，所以往往长篇一出手，从技巧语言上来说都比较成熟，但内在的激情或者生活阅历上也许要稍逊于前辈作家。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观总体印象和感受，其实作家代际之间的差异，可以从主题、题材、思想、感觉方式、美学风格等多方面进行细致比较，还要考察同代之间的个体差异性，无法一言以蔽之。
陈晓明：
从入围作品看，“70后”作家非常可喜的一点是强调艺术性，在艺术或者小说的技术上，他们都掌握得很好。文学虽然是才情的体现，但是也得有技术，他们注重思想、关怀、艺术，同时也注重技术，他们的技术处理已经相当成熟，這很值得欣慰。他们与前辈相比，更强调小说的艺术性，且特点比较鲜明，比如时空的处理，比如反映人的关系的变化。
徐贵祥：
青年作家的作品尤其受到关注。评选到最后阶段，青年作家的作品仍然占了很大比例。譬如葛亮的《北鸢》写得从容不迫，故事好看，笔法也老到。再比如《敦煌本纪》的作者叶舟，相对也算年轻，这部作品厚重、大气，有丰厚的文化含量。作者似乎一直在写敦煌，专注做好一件事也是值得我们推崇的。青年作家的作品进入提名，受到关注，对于文学事业发展和他们个人的创作都是有深远意义的。
马步升：
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与上一代作家相比，在写作风格和艺术追求上有明显区别。其中更重要的区别就是他们更注重文体的创新，也就是对长篇小说形式上的创新;他们的作品更趋于精致化——结构上的精致、语言上的精致以及细节的精致。比如提名的10位作家中，徐则臣、葛亮的作品都涉及到广阔的社会层面和历史纵深度，但他们的写法不是史诗性的写法，而是较多截取历史上的断片，以此来展现历史的广阔和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