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诠释的“实事求是”，成为一种典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其背后有着十分深厚的中国思想传统基础。
　　 “实事求是”最早出自东汉史学家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是汉代古文经学一派的治学方法，意为学者应该从真实的历史文献探讨客观的历史事实，体现了中国传统学术从社会生活的“实事”探寻实理的哲学意义。宋代理学在学术史上的最大特点，就是儒学的哲学化，宋儒关注天地万物之理，故而特别重视《礼记·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意义。明清之际，湖湘学者王船山将格物致知与质测之学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格物致知的哲学认识论意义。清代乾嘉学派是汉学的复兴，故而原来作为汉代考据学方法的“实事求是”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晚清以后，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湘学学者恰恰是这两个重要思想变化的倡导者。
　　 首先，在晚清汉宋兼采的学风影响下，“实事求是”与“格物致知”合流，使考据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开始获得认识论的哲学提升。这一点，恰恰是岳麓书院学子曾国藩提出来的。他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乎？”曾国藩将汉学“实事求是”的考据学治學方法，与宋儒普遍哲学意义的“即物穷理”贯通起来。特别是曾国藩认为“事”指客观之“物”，“是”指客观之“理”，使“实事求是”超越了考据学治学方法，凸显其哲学认识论意义。
　　 其二，湖湘学人继承了王船山将宋儒格物致知哲学认识论拓展到科学技术的思想，并进一步使“实事求是”蕴含的“实功”知识价值论凸显出来，推动了晚清的近代科学思潮。湖湘学人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称之为“实事求是之学”和“格致之学”。如郭嵩焘以中国的“格致之学”“实事求是之效”来看待近代科学技术，他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左宗棠在筹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中，也明确提出“求实效”与“实事求是”的密切关联：“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也提出，要学习“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所以，清末民初之际，湖湘地区的学术界、教育界普遍将近代科学技术称之为“实事求是之学”和“格致之学”。1917年由岳麓书院改制而成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确立起“实事求是”的校训，就受到上述思想传统的深刻影响。
　　 青年毛泽东一直深受湘学传统影响，特别是他于1916年至1919年曾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进一步受到岳麓书院思想传统的影响。他后来对“实事求是”的哲学诠释和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就是对岳麓书院湘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诠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将“实事”解释为“一切事物”，将“是”解释为“规律性”，与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哲学化解释“实事”为“物”、“是”为“理”确实有相通之处。但是，毛泽东使“实事求是”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识论。
　　 与此同时，毛泽东于1943年还亲书“实事求是”，将其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从具有湘学、岳麓书院传统的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实事求是”校训，到中央党校的“实事求是”校训，二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同样十分明显。毛泽东继承岳麓书院、湘学将“求实效”与“实事求是”密切关联的思想传统，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实效：“实事求是”引导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也推动新时期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成就。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能够发展成为9000多万党员的大党，并领导14亿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的辉煌事业，离不开“实事求是”的哲学理念与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其实是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理论特色首先在于它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而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重新诠释，是一种建立在实践论思想基础上的实践唯物主义。2020年9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时候，充分肯定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思想传统与教育传统对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形成的影响。历史证明，毛泽东创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岳麓书院、湘学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