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由于品性贵重、外观漂亮、加工性能好，一出现，就被封为上层统治者特有奢侈品。它不仅仅是财富的表现，还被制成各种器物，成了统治地位的象征。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用金历史的国家，甚至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就已出现了金器。在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从商一直到清，在不同的统治阶级，和不同的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各个时期金器的艺术风格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夹在唐宋明清之间的元代，虽曾拥有中国历史上最广阔的疆土，但历经的时间十分短暂，很容易使人们忽视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这种忽视也体现在对元代金器的研究上。过去人们习惯将元代和宋代的金器归类在一起进行探讨，认为元代金器是对宋代的延续，不仅风格大体相近，工艺上也没有什么创新。这样的评价对于元代金器显然是不够全面的。宋代金器对元代金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制作工艺的历史传承上，就艺术风格而言，二者并无太多的相似之处。完全不同于各代的复杂历史条件，使元代金器的艺术风格也变得比较复杂，无法一言蔽之。
　　总的来说，元代金器更讲究造型，素面者较多，纹饰大多比较洗练，或只于局部点缀装饰。来自于蒙古草原的元朝统治者，将蒙古人粗犷、直率、崇尚自由的民族性情，带入到他们对金器的审美情趣中，形成元代金器质朴、凝练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大多体现在元代官造金器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现藏于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一枚刻有八思巴文篆书体“白兰王印”四字的元代金印（见图二）。据《元史》记载，索南桑波于1321年受封为白兰王，后出家，次年还俗，再次封为白兰王，这件官印也许就是赐予他的王位象征。此印由印座和印柄两部分构成，印座为正方形，印柄为一只昂首伏地、腹部穿孔的双峰骆驼。骆驼身上仅以道道浅纹，表现动物的皮毛，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复杂的装饰。印章整体造型大气而生动，线条简练而流畅，极明快地传达着浓烈的北方游牧民族气息。
　　但是，元代某些金器亦表现出了细致繁复的趋向。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的两件缠枝花果金饰表现得尤为典型。这两件金器，一为正方形，一为长方形，周围有边框，框内有高浮雕状的缠枝花果，枝繁叶茂，花团锦簇，构图繁密拥挤，又尽显华美秀巧。这种倾于玲珑俊俏、细腻精密艺术风格，呈现出了明显的江南风情。元代虽然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北迁至大都（今北京），金器的制作地却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和太湖之间。这些主要是由苏皖一带的民间手工艺人经营的制金作坊，他们将江南特有的审美情趣融入到金器制作当中。因此，在元代民间流通的金器中，带有江南特色艺术风格的成为了主角。到了元代后期这股“江南风”愈演愈烈，逐渐成为整个元朝金器艺术风格的主流，甚至在明以后金银器中仍是有迹可循的。
　　此外，元代金器另一个显著的艺术特征在于，其艺术精神中在融入浓厚文人气息，这是各个时代的金器都不能具备的。元统一全国后，将各族人民划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并且规定这四等人在做官，打官司、科举诸方面有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南宋遗民谢枋得在《送方伯载归三山序》曾言：“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这虽然只是元代读书人无奈的自嘲，但由此仍可窥测出江南士人在社会等级中所处的底层地位。他们既不愿意为外族统治者服务，也没有机会为社稷出力，耐不住寂寞的读书人将满腹才学寄于与文化艺术相关的各个领域，甚至参与到手工艺品制作方面。因此不同于以前的金器制匠，许多具备高文化修养的知识分子投身到金器的制造业当中，成为当时金器冶制的名家。嘉兴武塘人朱碧山，据说原先习画，但因在艺术上无法与同时代的同乡画家吴镇、盛懋争胜，才转而从事于金银器制作的。吴镇为“元四家”之一，绘画艺术水平之高自无需赘言，而且他工诗文书法，每作画往往题诗文于其上，诗、书、画相映成趣，时人号为“三绝”。 能与吴镇相比，可想朱碧山也应是一个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艺术才能的“士人”了。有如此一批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元代的金器少了几分俗气，多了几分“文气”。 中国的美术史上，把元代看作是文人画发展的高峰期。事实上，在元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这种“文人气”蔓延到文化艺术的各个方面，也成就了元代金器卓尔不群的文化底蕴。
　　制金工艺虽然早在唐代就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但在现出土的大量唐代金器实物上，都没有留下制作者的姓名。宋代金器上也往往只有制作者的姓而没有名。许多技术精湛的金器手工艺人，虽然为后世留下了举世无双的妙作，却因社会地位较低，未能把自己的姓名同自己的作品一起留传下来。这造成了中国金器研究中的空白。元代是一个冶金大家频出的年代，涌现出一批有名有姓的制金名人，在元末明初史学家陶宗仪所著的《辍耕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浙西银工之精于手艺，表表有色者，有嘉兴朱碧山、平江谢君平、谢君和、松江唐俊卿等。”也流传下一批有名有姓的名匠的作品。1959年在江苏吴县吕师孟墓出土了大量元代金器，其中一件刻画牡丹缠枝莲云纹金盏，器形做出菱花式，錾刻工艺精细，花枝缠绕回旋，姿态生动，十分精美。在盏边缘印有“闻宣造”三字款。闻宣为元代著名的金器工匠，墓中最精美的几件金器均为他所作。这些留有名匠姓名的文献与艺术品结束了自金器产生以来有名器而无名匠的历史，也为后世金器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可见，元代金器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1995年香港佳士得拍卖会推出一顶高35.5厘米元代金丝凤冠（见图一），最终以13．8万港元成交，这样的成交价相对于其他时期的金器而言，并不能算很高的，与元代金器在中国金器史上的地位也是十分不相称的。元代金器似乎还未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元朝短暂的统治时间。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元代是并不熟悉的王朝，前后的唐、宋、明、清不仅历史较长，社会经济文化也有较大的发展，吸走了人们更多的注意，让我们忽视了元代的金器艺术。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元代战乱不停，社会环境动荡不安，致使留传下来的金器中，文献资料上记载的名器，以及名家作品很少，不能吸引收藏家们的兴趣。
　　短暂的历史，却诞生出极为灿烂的艺术成就。元代金器以其粗犷洗练的“民族情”、细腻繁密的“江南风”、静雅脱俗的“文人气”，使它从历代金器中脱颖而出，在中国金器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人们对元代金器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也会在艺术品市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