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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你讨厌它（监狱），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屏幕上，一字一句，从老布口中吐出。从心底溢出的悲哀漫向我的周身，因为，我突然发现——我们何尝不是这样！
任何一种组织、制度、社会都可以视肖申克为缩影，我们的学校，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座肖申克城堡。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堡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注定要被体制化的。即使进入社会，体制对人的侵蚀也一刻不会停止。而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及至教育场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肖申克似的角色。
从老布之死谈异化的教育
影片中，最撼动人心的一个片段——老布，出狱了，却自杀了！影片中，让我们笑得心痛的一个片段——瑞德，出狱了，却无法抛却“请示”！他们，已经被长期的监狱生活“体制化”了。其实，在长期的学校生活中，学校教育不仅影响了家长、教师的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影响了学生的行为。学生甚至将所接受的教育视为理所当然，并内化为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不管这种教育是否异化。
在某小学实地观察期间，我发现该校六年级的音、体、美课程在复习课表上全部被取消，于是就此了解学生的看法。
笔者：音乐、体育、美术等课都上吗？
学生1（抢话）：我们都不上。（显得很不满）
笔者：你们是什么想法？
学生1：当然想上，最喜欢上体育课。
学生2：我觉得不上音乐、体育、美术课，老师应该是为我们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
笔者：那你觉得体育、音乐、美术是不是知识呢？
学生2：属于。
学生3：（插话）：是特长。
学生2：音乐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知识，给我们讲以前的战争什么的……
笔者：那是历史知识。那你学会欣赏音乐了，是不是获得知识，是不是你个人的一种提高呢？
学生2：……（沉默，思索，可能以前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笔者：那么，音乐、体育、美术给语文、数学让路，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你们好还是不好呢？
学生4：我觉得一个星期上一课吧，也不要太多，因为我们六年级了，也快毕业考试了。上一课，透透气吧。
学生5：我觉得最好给我们一堂课，音乐、体育、美术啊，都上，你选哪个你就去玩哪个，然后别的课都可以给老师的（指给列入考试科目的老师）。
此后，我就这个问题对该班班长进行了个别访谈。
笔者：现在音乐、体育、美术课都不上了，是吧？你希望上还是不上？
班长：当然不上啦！因为这些科目到最后我们又考不到，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和社会自然。
笔者：那你觉得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班长：为了有个更好的明天吧！
笔者：更好的明天是指？
班长：能上好的学校，有好工作吧！
笔者：你是否认为考试的科目挤占了音、体、美的时间？你认为这些科目的价值是否相等？
班长：不相等，有重有轻。要考的科目更重要。
……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班长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要考试的学科知识最有价值。而大部分同学把音体美定义为“特长”，这些学科成为考试科目的“婢女”，真是耐人寻味。
较之于家长和教师，学生，成为了异化教育的直接的异化对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庞大的教育体制面前不是丧失发言权，而是在根本上还没有学会发言之前，就已经被在价值观、判断力上加以异化教育的影响，视异化教育为理所当然，从而使他们成为更进一步的教育异化的强化力量。耳濡目染的被异化的教育使他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就是偏离的。就如这位班长。当这些受教育者成长为组成社会力量的社会人之时，这种根深蒂固的教育本质观又会被不自觉地运用于教育过程之中，从而进一步强化异化的教育。
从上述访谈可见，学生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学生反映很激烈，对取消“副科”很不满；有的学生尽管也不愿意但对学校的做法仍然理解；还有的坚决支持不要上副科，甚至否认这些课程的价值，认为这些科目没什么用，譬如班长。可见，在教师周而复始的谆谆教导中，有些学生逐渐接受了教师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且渐渐内化为自觉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思考，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现行教育就这样成为异化的力量，并以其独特的方式造就了异化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显然，那些童心未泯的孩子不是当前教育所认可的“好学生”，而像班长这样的学生却正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要不然，怎么会通过体制给这样的学生以“班长”身份的确认呢？就这样，异化在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健康适应的标记”。那些当权者“利用身份和奖赏这种外来符号、权力诱惑，以及粉碎反叛和抵抗、制服和打败负隅顽抗者的众多手段，使人们形成条件作用，从而摧毁了真正的存在，学校、儿童旋即被分离和肢解了……”
孩子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热爱运动的，为什么班长却是这样的表现呢？借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话：“所谓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当今的学校和教师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像老布一样，有一天，我们的孩子离开了学校，他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学习了，不会思考了，甚至不会生活了——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从安迪之生谈理想的教育
影片中，最打动我的是瑞德和安迪，在灵魂深处，他们都怀有希望，但他们又是不一样的。瑞德向往自由，却又耽于行动，甚至享受着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而安迪的抗争是宁静却又充满智慧和毅力的，他说要在监狱办一个图书馆，人家都认为他在做梦，结果他每周写一封信给州政府，坚持了6年，最终，他成功了！他建成了全美最大的监狱图书馆！当他用20年挖穿了牢墙，爬过了500码的下水道，在瓢泼的雨中张开双臂，那一刻他拥抱着自由，拥抱着自己的梦想！我们的教育需要理想，但最需要的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是高子阳老师发表于《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高老师针对现实教育的弊病，阐述了他的教育理想：“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用合格理念来办学；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用心去发现每位学生的兴趣；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与教师一起讨论问题；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告别无聊、浮躁、虚假；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让孩子告别现在的竞争。”
在一次研讨中，我们谈到了高老师的这一论述，有老师深表赞同，但也表示怀疑：在体制内，作为校长，能这么做吗？敢这么做吗？
是的，有理想的教师是痛苦的，他们有着远大的教育理想，但是缺乏与体制抗争的勇气，因此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纠缠，最终屈服于体制。有一位教师说：“我教了十五年书，摧残了学生十五年。”其实教师知道这是摧残，可还得在现行制度要求下用自己的双手，用受过多年教育的大脑，亲自去“摧残”学生，在“摧残”学生的同时，也时时折磨着自己的心灵并拷问着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整天不得安宁。
不难发现，无论一个人思想多么进步，在实际行为和理念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范围和习惯的经验，人们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就会觉得安全，一旦逾越则可能遇上麻烦，这被称为人们的舒适地带，很多人想留在这里，期望过稳定的生活。就像瑞德一样，这一教师群体虽然在灵魂中尚有对希望的信仰，然而在行动上他们放弃了反抗的可能，他们在灵魂上虽然没有被体制化，但在肉体上已经被体制化了。
影片中，瑞德和安迪都心怀希望。但安迪除了在精神上笃信希望外，更重要的是，他在行动上试图改变体制、实现希望，这种卓越智慧的努力，恰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写照，也正是我们教育实践者的追求。
当高校的学者纷纷逃离教育体制、构筑教育乌托邦之时，却仍有安迪式的勇敢的学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影响教育体制进而改变教育体制。北京师范大学吴国珍副教授，《教学勇气》的译者，在笔者学校的一次沙龙中，她反复论述这一观点：面对体制弊病，如果只是试图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与之不相往来，其实这种做法恰是助长了体制弊病的蔓延，充当了体制弊病的帮凶。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成为“新专业人士”，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新专业人士”，进而推动体制的变革。我们要寻找撬动制度的杠杆，而不是绕着走。吴教授不仅论述了这一观点，而且，她横跨全国的叙事研究也正是一种践行。
其实，不仅是这些教育学者，很多一线老师也正行走在追寻的路上。他们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看似默默无闻，实则悄然影响着自己的学生，建构了班级的文化、学校的文化，进而影响了体制，就像安迪一样。你看，安迪通过自己的行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牢笼中的其他人：安迪在狱中扩建图书馆，帮助其他犯人读书识字，一个垮掉的一代中的嬉皮士竟然能够被教化成一个绅士。这就是救赎的力量！
他们，都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灵魂上，他们是超越体制的，尽管他们的肉体不得不服从体制的约束，然而他们却能够用自己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行动不断改变体制、超越体制。
迈克尔·富兰在《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一书中明确指出：“为维护现状和允许现状存在而工作的教师是反叛者……现在我们该认识到教师在社会上首先是道德变革的动力——这是一种必须确认并努力追求的角色。”是的，社会历史就是在体制化和反抗体制化的循环中不断前进的。然而救赎却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正如安迪做出的选择——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任何一种组织、制度、社会都可以视肖申克为缩影，我们的学校，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座肖申克城堡。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堡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注定要被体制化的。即使进入社会，体制对人的侵蚀也一刻不会停止。而现实中的每一个人，及至教育场域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肖申克似的角色。
从老布之死谈异化的教育
影片中，最撼动人心的一个片段——老布，出狱了，却自杀了！影片中，让我们笑得心痛的一个片段——瑞德，出狱了，却无法抛却“请示”！他们，已经被长期的监狱生活“体制化”了。其实，在长期的学校生活中，学校教育不仅影响了家长、教师的观念和行为，同样也影响了学生的行为。学生甚至将所接受的教育视为理所当然，并内化为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不管这种教育是否异化。
在某小学实地观察期间，我发现该校六年级的音、体、美课程在复习课表上全部被取消，于是就此了解学生的看法。
笔者：音乐、体育、美术等课都上吗？
学生1（抢话）：我们都不上。（显得很不满）
笔者：你们是什么想法？
学生1：当然想上，最喜欢上体育课。
学生2：我觉得不上音乐、体育、美术课，老师应该是为我们好，是为了让我们学习更多的知识。
笔者：那你觉得体育、音乐、美术是不是知识呢？
学生2：属于。
学生3：（插话）：是特长。
学生2：音乐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知识，给我们讲以前的战争什么的……
笔者：那是历史知识。那你学会欣赏音乐了，是不是获得知识，是不是你个人的一种提高呢？
学生2：……（沉默，思索，可能以前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笔者：那么，音乐、体育、美术给语文、数学让路，你们觉得这样做对你们好还是不好呢？
学生4：我觉得一个星期上一课吧，也不要太多，因为我们六年级了，也快毕业考试了。上一课，透透气吧。
学生5：我觉得最好给我们一堂课，音乐、体育、美术啊，都上，你选哪个你就去玩哪个，然后别的课都可以给老师的（指给列入考试科目的老师）。
此后，我就这个问题对该班班长进行了个别访谈。
笔者：现在音乐、体育、美术课都不上了，是吧？你希望上还是不上？
班长：当然不上啦！因为这些科目到最后我们又考不到，考的是语文、数学、英语和社会自然。
笔者：那你觉得学习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班长：为了有个更好的明天吧！
笔者：更好的明天是指？
班长：能上好的学校，有好工作吧！
笔者：你是否认为考试的科目挤占了音、体、美的时间？你认为这些科目的价值是否相等？
班长：不相等，有重有轻。要考的科目更重要。
……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班长给出的答案很明确——要考试的学科知识最有价值。而大部分同学把音体美定义为“特长”，这些学科成为考试科目的“婢女”，真是耐人寻味。
较之于家长和教师，学生，成为了异化教育的直接的异化对象。他们作为弱势群体，在庞大的教育体制面前不是丧失发言权，而是在根本上还没有学会发言之前，就已经被在价值观、判断力上加以异化教育的影响，视异化教育为理所当然，从而使他们成为更进一步的教育异化的强化力量。耳濡目染的被异化的教育使他们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就是偏离的。就如这位班长。当这些受教育者成长为组成社会力量的社会人之时，这种根深蒂固的教育本质观又会被不自觉地运用于教育过程之中，从而进一步强化异化的教育。
从上述访谈可见，学生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的学生反映很激烈，对取消“副科”很不满；有的学生尽管也不愿意但对学校的做法仍然理解；还有的坚决支持不要上副科，甚至否认这些课程的价值，认为这些科目没什么用，譬如班长。可见，在教师周而复始的谆谆教导中，有些学生逐渐接受了教师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且渐渐内化为自觉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不会用自己的头脑去判断、思考，不能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现行教育就这样成为异化的力量，并以其独特的方式造就了异化的人。
那么，什么样的学生是好学生？显然，那些童心未泯的孩子不是当前教育所认可的“好学生”，而像班长这样的学生却正是老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要不然，怎么会通过体制给这样的学生以“班长”身份的确认呢？就这样，异化在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健康适应的标记”。那些当权者“利用身份和奖赏这种外来符号、权力诱惑，以及粉碎反叛和抵抗、制服和打败负隅顽抗者的众多手段，使人们形成条件作用，从而摧毁了真正的存在，学校、儿童旋即被分离和肢解了……”
孩子的天性是向往自由、热爱运动的，为什么班长却是这样的表现呢？借用《单向度的人》一书的话：“所谓单向度的人，即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的人，当今的学校和教师成功地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向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丧失了自由和创造力，不再想象或追求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就像老布一样，有一天，我们的孩子离开了学校，他突然发现，自己不会学习了，不会思考了，甚至不会生活了——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这就是体制化！
从安迪之生谈理想的教育
影片中，最打动我的是瑞德和安迪，在灵魂深处，他们都怀有希望，但他们又是不一样的。瑞德向往自由，却又耽于行动，甚至享受着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而安迪的抗争是宁静却又充满智慧和毅力的，他说要在监狱办一个图书馆，人家都认为他在做梦，结果他每周写一封信给州政府，坚持了6年，最终，他成功了！他建成了全美最大的监狱图书馆！当他用20年挖穿了牢墙，爬过了500码的下水道，在瓢泼的雨中张开双臂，那一刻他拥抱着自由，拥抱着自己的梦想！我们的教育需要理想，但最需要的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是高子阳老师发表于《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高老师针对现实教育的弊病，阐述了他的教育理想：“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用合格理念来办学；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用心去发现每位学生的兴趣；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与教师一起讨论问题；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告别无聊、浮躁、虚假；假如我有一所学校，我会永远让孩子告别现在的竞争。”
在一次研讨中，我们谈到了高老师的这一论述，有老师深表赞同，但也表示怀疑：在体制内，作为校长，能这么做吗？敢这么做吗？
是的，有理想的教师是痛苦的，他们有着远大的教育理想，但是缺乏与体制抗争的勇气，因此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徘徊、纠缠，最终屈服于体制。有一位教师说：“我教了十五年书，摧残了学生十五年。”其实教师知道这是摧残，可还得在现行制度要求下用自己的双手，用受过多年教育的大脑，亲自去“摧残”学生，在“摧残”学生的同时，也时时折磨着自己的心灵并拷问着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整天不得安宁。
不难发现，无论一个人思想多么进步，在实际行为和理念之间还是有差距的。这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范围和习惯的经验，人们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就会觉得安全，一旦逾越则可能遇上麻烦，这被称为人们的舒适地带，很多人想留在这里，期望过稳定的生活。就像瑞德一样，这一教师群体虽然在灵魂中尚有对希望的信仰，然而在行动上他们放弃了反抗的可能，他们在灵魂上虽然没有被体制化，但在肉体上已经被体制化了。
影片中，瑞德和安迪都心怀希望。但安迪除了在精神上笃信希望外，更重要的是，他在行动上试图改变体制、实现希望，这种卓越智慧的努力，恰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的写照，也正是我们教育实践者的追求。
当高校的学者纷纷逃离教育体制、构筑教育乌托邦之时，却仍有安迪式的勇敢的学者试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影响教育体制进而改变教育体制。北京师范大学吴国珍副教授，《教学勇气》的译者，在笔者学校的一次沙龙中，她反复论述这一观点：面对体制弊病，如果只是试图保持知识分子的清高，与之不相往来，其实这种做法恰是助长了体制弊病的蔓延，充当了体制弊病的帮凶。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应该成为“新专业人士”，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新专业人士”，进而推动体制的变革。我们要寻找撬动制度的杠杆，而不是绕着走。吴教授不仅论述了这一观点，而且，她横跨全国的叙事研究也正是一种践行。
其实，不仅是这些教育学者，很多一线老师也正行走在追寻的路上。他们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看似默默无闻，实则悄然影响着自己的学生，建构了班级的文化、学校的文化，进而影响了体制，就像安迪一样。你看，安迪通过自己的行动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深深地影响了牢笼中的其他人：安迪在狱中扩建图书馆，帮助其他犯人读书识字，一个垮掉的一代中的嬉皮士竟然能够被教化成一个绅士。这就是救赎的力量！
他们，都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在灵魂上，他们是超越体制的，尽管他们的肉体不得不服从体制的约束，然而他们却能够用自己伟大的灵魂和伟大的行动不断改变体制、超越体制。
迈克尔·富兰在《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一书中明确指出：“为维护现状和允许现状存在而工作的教师是反叛者……现在我们该认识到教师在社会上首先是道德变革的动力——这是一种必须确认并努力追求的角色。”是的，社会历史就是在体制化和反抗体制化的循环中不断前进的。然而救赎却完全在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正如安迪做出的选择——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