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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长李鹏在他的《李鹏回忆录》一书中，曾记录下了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等几位开国元勋初次见面的情景，这几次见面极其平常，却又意义深远……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40年秋季，我（本文作者李鹏）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我们会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这里，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我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后来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当时陈舜瑶问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我说：基本符合事实，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说：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我解释说：那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来后，母亲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办事处一位同志的房间里面，我们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据我的记忆，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如徐冰、张晓梅夫妇。徐冰解放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晓梅则成为邓颖超的得力助手。还有宋平和陈舜瑶夫妇，宋平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在那里，据后来陈舜瑶告诉我，当时乔冠华不住在曾家岩，而是在市内另租有住房，不过当时他定期为重庆《新华日报》撰稿。此外还有陈家康等同志。我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邓妈妈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周伯伯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我，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我父亲很熟悉，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父亲是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他们经常来往。
与陈云见面后，他回忆起我父亲
1941年3月，我刚到延安后不久，陈云就派他的警卫员将我带到他住的窑洞，他和李富春住的窑洞相距不远。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见到我以后，要我坐下，同我谈话。陈云回忆说，1931年顾顺章投敌叛变，顾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因此凡是和他有过交往、接触较多的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同志，都有危险。当时的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除领导江苏省的工作外，还要领导上海党组织的工作。鉴于当时局势十分危急，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这些同志撤离上海，周恩来就离开了上海，到了中央苏区。
陈云接着回忆说，在同年5月份的一天，他和我的父亲李硕勋，还有王明、潘汉年等同志约在一起，进了一家小饭馆，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吃了一顿饭。陈云同志当时还嘱咐大家：为了革命的胜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在座的我们四个人，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饭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大家分头撤离，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陈云十分惋惜地对我说：如今，王明、潘汉年和我都还在，唯独你的父亲在海南岛牺牲了。
关于四人最后相聚的这件事，我在延安的时候也问过王明。王明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也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和陈云讲的是一致的。但令我遗憾的是，在延安我始终无缘见到潘汉年。
毛泽东说：这个娃娃了不起
1942年的秋季，我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说：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忘，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据《李鹏回忆录》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
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1940年秋季，我（本文作者李鹏）正在育才学校读书，突然接到通知，要我赶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准备去延安。我从学校步行到草街子码头，坐船到北碚，正好我的母亲也从对岸的黄果树来接我，我们会合后一起坐公共汽车前往重庆。
我们先来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在这里，我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我们这些烈士子弟都亲切地称呼他们“周伯伯”和“邓妈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伯伯。
周伯伯看到我非常高兴，对邓妈妈说：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越长越像硕勋了。邓妈妈说：我看更像君陶。大家哈哈大笑。这时候，周伯伯看到我有一点驼背，就用巴掌拍拍我的背，然后又用拳头轻轻敲了敲。他对我说，可不要驼背，要挺起胸膛，这样身体才健康。这件事我一直记忆犹新，因为后来到了延安以及在北京再次和周伯伯见面的时候，他都要看看我是否还驼背。
有一天，周伯伯问我：你在育才学校学习什么功课？我说在社会科学组。他听了以后，从桌子上随便拿了一张《新华日报》，叫我把社论念一遍。我很流利地念了一遍。他说：你能不能把这篇社论的要点给我讲一讲？我当即根据自己的归纳讲了几点意见，都是比较中肯的。他听后对我大为称赞。于是这件事情在曾家岩传开了，说育才学校有一个孩子，小小年纪就能背马列主义。这当然是误传。
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北戴河休息时，我和朱琳看望宋平同志和他的夫人陈舜瑶，当时陈舜瑶问我：最近出版的《延河之子》那本书内容符合事实吗？我说：基本符合事实，因为书中有关我的内容大部分是我口授的。她又笑着说：那你就是当年在曾家岩的那位小同志了，大家都说你背马列倒背如流。我解释说：那是误传，我当时只不过是念了一篇《新华日报》的社论和归纳了要点罢了。
我在曾家岩安定下来后，母亲就回北碚了。我被安排住在办事处一位同志的房间里面，我们俩挤在一张双人床上。据我的记忆，当时有很多知名人士都在那里，如徐冰、张晓梅夫妇。徐冰解放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晓梅则成为邓颖超的得力助手。还有宋平和陈舜瑶夫妇，宋平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后来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工作。乔冠华的夫人龚澎也在那里，据后来陈舜瑶告诉我，当时乔冠华不住在曾家岩，而是在市内另租有住房，不过当时他定期为重庆《新华日报》撰稿。此外还有陈家康等同志。我在曾家岩住了几天，就看到许多统战工作对象和重庆的民主人士纷纷来拜访周伯伯。有一次，我看到文化界人士郭沫若、阳翰笙、田汉、冯乃超等人，聚集在周伯伯和邓妈妈居住的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起商谈抗日救国的大事。周伯伯还特别向郭沫若介绍了我，说：这是李硕勋的儿子，叫李远芃，在育才学校学习。郭沫若和我父亲很熟悉，北伐战争时期，郭沫若是总政治部副主任，我父亲是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他们经常来往。
与陈云见面后，他回忆起我父亲
1941年3月，我刚到延安后不久，陈云就派他的警卫员将我带到他住的窑洞，他和李富春住的窑洞相距不远。陈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云见到我以后，要我坐下，同我谈话。陈云回忆说，1931年顾顺章投敌叛变，顾是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因此凡是和他有过交往、接触较多的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同志，都有危险。当时的江苏省委就设在上海，除领导江苏省的工作外，还要领导上海党组织的工作。鉴于当时局势十分危急，中央得到消息后立即通知这些同志撤离上海，周恩来就离开了上海，到了中央苏区。
陈云接着回忆说，在同年5月份的一天，他和我的父亲李硕勋，还有王明、潘汉年等同志约在一起，进了一家小饭馆，在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坐下来，吃了一顿饭。陈云同志当时还嘱咐大家：为了革命的胜利，大家一定要保重，我们要看一看，今天在座的我们四个人，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饭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大家分头撤离，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
陈云十分惋惜地对我说：如今，王明、潘汉年和我都还在，唯独你的父亲在海南岛牺牲了。
关于四人最后相聚的这件事，我在延安的时候也问过王明。王明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也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和陈云讲的是一致的。但令我遗憾的是，在延安我始终无缘见到潘汉年。
毛泽东说：这个娃娃了不起
1942年的秋季，我已经从自然科学院补习班转到新成立的延安大学中学部学习，校址在延河东岸原中国女子大学的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从延安大学出发，步行前往杨家岭。杨家岭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居住的地方。
我跨过几个山湾后，来到了杨家岭。我先去找蔡畅同志，但她不在家，我就去找陈云同志。我和陈云在窑洞里坐了一会儿，天色已近黄昏，陈云说：我们去吃饭吧。
根据中央的规定，在延安有三种伙食标准：一种叫大灶，就是供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员所吃的；第二种叫中灶，是供一般负责干部吃的；第三种叫小灶，是供中央领导同志用餐的。
中央领导同志虽然在小灶吃饭，但是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由勤务员把饭菜打到自己的窑洞吃；另一种方式是领导同志自己到小灶食堂吃。
陈云带着我来到一座两层建筑前，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所在地。这座建筑的上层是中央开会和中央办公厅办公的地方，下面一层就是小灶食堂，同时也是中央召开参加人数较多的会议的地方。
我们进入小灶食堂。食堂内摆设了若干个小方木桌，每个方桌配有四个座位。我就靠近陈云旁边坐下来。当我们正要开始吃饭的时候，毛主席和江青进来了。陈云见后赶快站起来打招呼，我也马上跟着站了起来。大家打过招呼后即落座，毛主席坐在我的对面，江青则坐在陈云对面。毛主席看了看我，问陈云：这个娃娃是哪里的？陈云介绍说：他是延安大学中学部的学生，他的父亲是李硕勋。听了这个名字，毛主席想了一会儿，似乎不大记得起来了。陈云这时马上补充道：他是世炎同志妹妹的儿子。当听到世炎的名字后，毛主席兴致高了起来，他说：世炎啊，我们熟得很啊，我们都在大钊同志手下工作过，他是革命的早期领导人，不过，世炎他们是搞工人运动的，而我是搞农民运动的。
这时毛主席又仔细打量了我，停顿了一会儿，他说：李硕勋同志我想起来了，他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听说在海南岛牺牲了。陈云说：是的，我和硕勋一起在江苏省委工作过。这时候毛主席又转来问我：你们正在学习什么功课啊？我说：我们正在学习整风文件。他又问道：你看小说吗？我说：看。他问我：看什么小说？我回答：正在看《三国演义》。毛主席问：你对《三国演义》的哪一个人最佩服？我脱口而出：曹操。主席听后感到十分惊讶，就追问我：为什么呢？我就说：曹操能团结干部。毛主席说：那你举个例子。主席在等待着我的回答。我说：官渡大战后，曹操取得了胜利，缴获了许多他的属下私通袁绍的高官和谋士的书信，但他并没有采取什么处置措施，而是当着这些人的面把这些书信都烧了，因此团结了这一部分人。听完了以后，毛主席点头称是。他对陈云说：这个娃娃了不起，要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个人才。
江青听说我到延安之前曾在陶行知先生办的育才学校学习过，她很感兴趣，问了我一些陶行知先生的情况，我一一作答。
毛主席和我这次谈话虽然简单，但是含义深刻。十月革命以后，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都在不断摸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周恩来、赵世炎等同志是从工人运动搞起，在大革命时期发动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上海市临时革命政权。蒋介石到上海后，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员进行血腥大屠杀，造成大批共产党人牺牲，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一二惨案。我的五舅赵世炎也在此后英勇就义。而毛主席呢，他在看到南昌起义失败后，就上了井冈山，创建了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关于团结干部的那段话，这也是以后毛主席讲过的，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括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忘，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并在实际中改正了错误，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关于《三国演义》的那些评论，其实也并不是我个人想出来的，是一些老同志的议论给了我启发。不过当时我用比较简单和肯定的语言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因此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
（据《李鹏回忆录》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