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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顾及或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使货币信贷得以平稳有效控制，是中国货币管理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此，多位专家学者断言，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难言宽松
“稳健中性”，这是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货币政策的定调，而在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货币政策的表述则是“稳健”，从“稳健”到“稳健中性”，应该如何理解，具体如何落实，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016年）貨币信用的膨胀已相当厉害，以至于年中又改弦更张，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2016年年底，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6中国网财富管理论坛上直言不讳。
于学军分析认为，自2015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衡量货币信贷的投放情况主要看两项指标，即年度新增贷款或贷款增速，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广义货币M2增长情况。但2015年推出两项重大政策，即“债务置换”和“重点建设基金”。“前者是将地方政府原有的贷款负债置换为债券负债，两年合计约为8.2万亿元，再加上新增债券发行，数额自然更大；‘重点建设基金’名为股权基金投放，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性债务，即‘名股实债’，两年合计应在1.8万亿元以上。银行的这两项直接投放，都未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科目中，若统计进来，实际上至少应多增加10万亿元。”
鉴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于学军对中国货币管理中的“处置”难题表示担忧，“一方面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这两年货币信贷又形成过度膨胀的局面，如何在顾及或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使货币信贷得以平稳有效控制，即如何实现‘软着陆’是个很大的难题。”
对此，于学军的建议是，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现为17.5%，有很多的下调空间；其次，将调低存准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主要投放在收购外汇储备上，可以起到所谓货币锚的作用；最后，MLF和PSL这些新型政策工具更宜在存准率降到低位之后使用，而不宜在此之前大量使用。
“2017年，央行可能还会有一次降准，没有降息。”无独有偶，对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具体操作方式的判断，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同样将焦点集中到了降准，“央行会把M2的增长速度维持在10%以上。由于目前整体上资本还处在外流的态势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有限的，如果要把M2维持在10%，甚至更高的水平，央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提高货币乘数，所以降准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分析，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在他看来，2016年的信贷扩张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把金融周期推进到了下一个高度，中国即将进入下半场的调整。
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前车之鉴，他认为，未来采用的宏观政策组合基本可以总结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由于上半场信贷扩张太大、泡沫太多，下半场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去杠杆，这就意味着银行信贷放慢，信用收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松货币，松货币主要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宽松，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而央行放松貨币政策势必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即为银行信贷。”
“稳健中性”，这是201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7年货币政策的定调，而在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2016年货币政策的表述则是“稳健”，从“稳健”到“稳健中性”，应该如何理解，具体如何落实，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2016年）貨币信用的膨胀已相当厉害，以至于年中又改弦更张，出台了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政策。”2016年年底，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6中国网财富管理论坛上直言不讳。
于学军分析认为，自2015年以来，我国信贷投放发生了巨大变化，过去衡量货币信贷的投放情况主要看两项指标，即年度新增贷款或贷款增速，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广义货币M2增长情况。但2015年推出两项重大政策，即“债务置换”和“重点建设基金”。“前者是将地方政府原有的贷款负债置换为债券负债，两年合计约为8.2万亿元，再加上新增债券发行，数额自然更大；‘重点建设基金’名为股权基金投放，实际上也是一种地方性债务，即‘名股实债’，两年合计应在1.8万亿元以上。银行的这两项直接投放，都未反映在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科目中，若统计进来，实际上至少应多增加10万亿元。”
鉴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于学军对中国货币管理中的“处置”难题表示担忧，“一方面中国经济仍将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另一方面这两年货币信贷又形成过度膨胀的局面，如何在顾及或满足经济增长的条件下，使货币信贷得以平稳有效控制，即如何实现‘软着陆’是个很大的难题。”
对此，于学军的建议是，择机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适度对冲由MLF（中期借贷便利）和PSL（抵押补充贷款）投放出去的基础货币，进行合理有效的切换。他的理由是：首先，中国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很高，现为17.5%，有很多的下调空间；其次，将调低存准率释放出去的基础货币仍主要投放在收购外汇储备上，可以起到所谓货币锚的作用；最后，MLF和PSL这些新型政策工具更宜在存准率降到低位之后使用，而不宜在此之前大量使用。
“2017年，央行可能还会有一次降准，没有降息。”无独有偶，对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具体操作方式的判断，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赵扬同样将焦点集中到了降准，“央行会把M2的增长速度维持在10%以上。由于目前整体上资本还处在外流的态势下，央行资产负债表的扩张速度是有限的，如果要把M2维持在10%，甚至更高的水平，央行需要通过一些手段来提高货币乘数，所以降准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分析，光大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提出了另一种思路，在他看来，2016年的信贷扩张和房地产价格上升，把金融周期推进到了下一个高度，中国即将进入下半场的调整。
借鉴欧美等国家的前车之鉴，他认为，未来采用的宏观政策组合基本可以总结为：紧信用、松货币、宽财政。“由于上半场信贷扩张太大、泡沫太多，下半场的重要任务之一为去杠杆，这就意味着银行信贷放慢，信用收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松货币，松货币主要指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宽松，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大。而央行放松貨币政策势必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经济，其中一个重要渠道即为银行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