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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几年，彭真作为中央书记处中仅次于邓小平的主持常务工作的书记，在处理党政军各方面工作中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突出。在许多重要场合和敏感时期，彭真就一些重大问题的发言表态、批复意见，更以其特有的骨气与勇气而显得不同凡响。一些中央常委们（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不能说或不便说的话，彭真往往会以其敢言的个性而出语不凡。在那个年代，在党内高层，应该说十分突出醒目。
彭真说：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1962年元旦过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党中高级干部汇聚北京，就全党如何反省导致深重灾难的过错，分析原因，分清责任。面对大饥荒、大逃亡、“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局面，如何应对困境，摆脱困境，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当时，中央高层也是心态不一。毛泽东认为困难已经退到“谷底”，形势正在转好；刘少奇心情沉重，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言不讳；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检讨了国务院与书记处的责任。
在小组讨论时，对于中央提交的书面总结报告，一些会议代表认为把造成困境的人为原因仅仅归结为缺乏经验、归结为下放权力导致的分散主义是不够的，对责任“下移”也是不满的。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唯有刘少奇和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发言，相对来说比较深刻、比较尖锐：刘少奇一是指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责任首先在中央，二是认为在许多地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澜涛则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忠臣受到迫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看风使舵，吹牛拍马，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基于当时的身份地位与客观情形，刘少奇和刘澜涛都难以再逾越自己的身份继续“向上问责”，这最后一层“窗户纸”，便由“承上启下”、有骨气亦有勇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给捅破了。他直抒胸臆，指出：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三五年过渡和办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不良影响；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薄一波对彭真的这种骨气和勇气赞叹有加。他后来回忆道：彭真“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30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彭真同志的这些话”。
毛泽东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对于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在于“缺乏经验”、认识偏差，而不认为是“左”的不切实际的冒进指导原则所致。
大会上，刘少奇对于天灾人祸的痛心之言，对“三面红旗”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的“保留”态度，彭真对毛泽东也犯错误、也应检讨的谏言，给全党同志、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毛泽东对刘、彭的一些提法、认识是不认同、不满意的，似乎感到自己的权威、自己的路线受到了某种威胁、某种挑战。
姚文元点名批吴晗，来头很大……彭真要吴晗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因为点名批评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及其作品《海瑞罢官》，并称之为影响很大、流毒很广的“一株毒草”，还与“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联系在一起，一时激起极大反响。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也随之处于风口浪尖上。
姚文元文章发表半个月，在上海、在华东反响热烈，争论也多，可北京方面并不知晓个中内情，更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甩石头”的先兆行动。江青等人极力保密、封锁，就连周恩来对这件事事先亦一无所知。文章发表后的半个月，也未引起周恩来的注意。连周恩来都有如此“疏忽”，可见江青等人的“封锁”力度。还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罗瑞卿于11月25日陪周恩来到上海后，悄悄向罗透露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此文的强烈不满。
有全国影响的北京各大报（中央的、军队的、北京市委的报纸）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他下令上海新华书店将姚的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征订发行。
获悉毛泽东支持上海刊发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后，周恩来立即表态、督促各大报刊迅速转载。罗瑞卿在上海听到江青的“提醒”（江青对罗瑞卿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看到毛泽东的表情（与毛泽东见面时，罗提到此文，“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后，当即答复江青《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要秘书通知《解放军报》转载，他还用电话通知彭真这一情况，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时，彭真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处也获悉姚的文章得到了江青的支持。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元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
《北京日报》转载时的“编者按”强调应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所加“编者按”则强调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希望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文章虽然转载，但“北京”、“人民”所加按语，后来却被批为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文章。
在姚文元点名批吴晗之后的半年中，彭真以极大的勇气，采取了强硬措施，煞费苦心地对吴晗进行保护。对于姚文元在文章的开篇第一句话就点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将其作品定性为“流毒很广”的“一株毒草”，彭真很是不解和气愤：对堂堂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不经“请示”就登报点名批判，还有没有组织原则？他责问上海市委发这种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党性到哪去了”？这也是姚的文章发表后半个月内，北京各大报一律不转载的一个原因。
在周恩来的“督促”，罗瑞卿、林默涵传递背景消息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三家属于中央和北京市委管辖的大报虽然先后转载，但所加的按语都提示人们这只应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批评，而不要纳入资产阶级的范畴。“编者按”虽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从按语中对姚文元那一股辛辣语气加以婉转约束来看，转载者还是刻意保护吴晗的，这也显示了彭真的一番匠心与勇气。 1965年11月底，在各地纷纷转载姚的文章，上海新华书店推出单行本，周恩来、罗瑞卿又分别督促、告知后，彭真应该能够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强力介入此事。可彭真在各种场合还是力保吴晗，不希望将有关海瑞罢官的探讨演变成斗争式的挞伐。此时，由一再强调阶级斗争而积聚的政治压力已使许多高级干部惴惴不安。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就提醒彭真这次批吴晗“有来头”，但彭真仍坚持“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后来批判彭真时，这被视为“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未点名地进行批评。一时间，吴晗倍感压力。12月14日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上海、杭州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的反应，并对北京半个月来迟迟不响应十分生气，说：“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毛泽东痛批：“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为了一篇文章，毛泽东如此“动气”，并以各种渠道强行刊出，实属罕见。
12月21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公开表态支持戚本禹、姚文元两文，说：戚本禹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2月22日，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人谈话，再次强调“罢官”问题。
毛泽东要点名批，谈海瑞要同彭德怀“罢官”相联系。彭真当面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有关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1965年12月12日、27日，《北京日报》先后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和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两文，这被指为彭真有意保护吴晗、引导这场讨论的刻意之举。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未出席）扩大会上，强调了几点：一是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二是进行学术探讨、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三是不要当“学阀”，对左派也要整风。随后，中宣部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意见起草了著名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2月7日呈报中央。
这个汇报提纲提倡在学术讨论中“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容许保留不同意见，“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
3月下旬，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吴晗、翦伯赞后，对“汇报提纲”、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严词批评，说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大学阀”，是“阎王殿”，是“独立王国”。此时，毛泽东打倒彭真的决心已下。
1966年4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一再强调吴晗是“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军”内的罗瑞卿已被打倒，那么“党”内的该是何人？人们首先想到了已经受到点名批评的彭真。随后毛泽东要求对彭真“彻底攻”，在5月4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终于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包”，被彻底打倒。
在错误批判罗瑞卿时，彭真说了公道话，而被指责批罗是“真包庇，假积极”，彭与罗一同倒台……
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3月，在罗瑞卿被打倒、批判的过程中，彭真尽管自身已受到巨大压力，可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罗瑞卿以尽可能地帮助，并对批罗表示了异议。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其罪名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地为罗瑞卿的错误开脱”，批罗是“真包庇、假积极”。
1966年1月19日，彭真在参加公安部党组会议时，肯定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还是执行了中央、毛泽东方针的，“只是个别问题有出入”。
在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时，军委成立了工作小组草拟关于罗瑞卿的错误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66年3月批罗会议，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会后，就工作小组起草的报告，彭真认为一些人对罗瑞卿的揭批“过头了”，提出不要讲过头话，如说罗瑞卿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说罗瑞卿同杨尚昆、肖向荣（二人已被打倒）极不正常的关系。彭真讲，罗瑞卿这样一个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一不好就一棍子打死，使干部看了心里不知该怎么样，高级干部看了也怕。
彭真这种表态后来被指责是“恶毒攻击林彪同志”。
在“群情激愤”揭批罗瑞卿的时候，彭真的头脑却异常冷静。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彭真提出要求说：“我们决不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七分”；“只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瑞卿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特别是不要牵连高级干部、高级将领”；“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作结论时要考虑事实有否出入，根据够不够，罗瑞卿本人如认为事实有出入，能举出事实和证据，我们可以把它（结论）取消”；“现在（对罗瑞卿）愤慨的人，将来冷下来会失悔的”。
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彭真仍有如此冷静的表态和敢言的勇气，实属难能可贵。
中央工作小组在1966年4月30日向中央提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指责彭真对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待机翻案做种种准备”。
1966年4月下旬，在杭州召开的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彭真在自身岌岌可危之时，还对遭毛泽东批评、准备撤销的“二月提纲”，一人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提纲错了，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刘少奇、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他们没有也不应承担责任。
4月24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穷二人“陪同”彭真一道乘机返京。会议期间，彭真曾要求见毛泽东，“只讲20分钟”，但毛泽东未见。彭真遭遇与罗瑞卿类似。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也曾求见毛泽东，想解释一番，毛泽东也未见。
毛泽东不见面，表明彭真、罗瑞卿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涯的结束，此后，罗瑞卿、彭真先后失去了自由。
（责任编辑：吴 玫）
彭真说：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1962年元旦过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全党中高级干部汇聚北京，就全党如何反省导致深重灾难的过错，分析原因，分清责任。面对大饥荒、大逃亡、“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的局面，如何应对困境，摆脱困境，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当时，中央高层也是心态不一。毛泽东认为困难已经退到“谷底”，形势正在转好；刘少奇心情沉重，对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直言不讳；周恩来、邓小平分别检讨了国务院与书记处的责任。
在小组讨论时，对于中央提交的书面总结报告，一些会议代表认为把造成困境的人为原因仅仅归结为缺乏经验、归结为下放权力导致的分散主义是不够的，对责任“下移”也是不满的。在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中，唯有刘少奇和时任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的发言，相对来说比较深刻、比较尖锐：刘少奇一是指出这几年的缺点错误，责任首先在中央，二是认为在许多地区灾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澜涛则强调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是党的生活受到了严重损害，忠臣受到迫害，人们不敢讲真话了，看风使舵，吹牛拍马，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基于当时的身份地位与客观情形，刘少奇和刘澜涛都难以再逾越自己的身份继续“向上问责”，这最后一层“窗户纸”，便由“承上启下”、有骨气亦有勇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彭真给捅破了。他直抒胸臆，指出：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的责任，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其他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三五年过渡和办公共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不良影响；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薄一波对彭真的这种骨气和勇气赞叹有加。他后来回忆道：彭真“当时敢于这样披肝沥胆直言，是很不简单的。30年过去了，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彭真同志的这些话”。
毛泽东承认了错误，承担了责任，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但对于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在于“缺乏经验”、认识偏差，而不认为是“左”的不切实际的冒进指导原则所致。
大会上，刘少奇对于天灾人祸的痛心之言，对“三面红旗”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的“保留”态度，彭真对毛泽东也犯错误、也应检讨的谏言，给全党同志、当然也包括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但毛泽东对刘、彭的一些提法、认识是不认同、不满意的，似乎感到自己的权威、自己的路线受到了某种威胁、某种挑战。
姚文元点名批吴晗，来头很大……彭真要吴晗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这篇看似不起眼的文章因为点名批评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及其作品《海瑞罢官》，并称之为影响很大、流毒很广的“一株毒草”，还与“单干风”、“翻案风”、“平冤狱”联系在一起，一时激起极大反响。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也随之处于风口浪尖上。
姚文元文章发表半个月，在上海、在华东反响热烈，争论也多，可北京方面并不知晓个中内情，更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甩石头”的先兆行动。江青等人极力保密、封锁，就连周恩来对这件事事先亦一无所知。文章发表后的半个月，也未引起周恩来的注意。连周恩来都有如此“疏忽”，可见江青等人的“封锁”力度。还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在罗瑞卿于11月25日陪周恩来到上海后，悄悄向罗透露了毛泽东对北京各报不转载此文的强烈不满。
有全国影响的北京各大报（中央的、军队的、北京市委的报纸）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让毛泽东十分不满，他下令上海新华书店将姚的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征订发行。
获悉毛泽东支持上海刊发姚文元文章的背景后，周恩来立即表态、督促各大报刊迅速转载。罗瑞卿在上海听到江青的“提醒”（江青对罗瑞卿说：“北京各报到现在也不转载，不知是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看到毛泽东的表情（与毛泽东见面时，罗提到此文，“估计主席已看过此文”）后，当即答复江青《解放军报》可以加按语转载。随后，罗瑞卿要秘书通知《解放军报》转载，他还用电话通知彭真这一情况，建议《北京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时转载。此时，彭真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处也获悉姚的文章得到了江青的支持。
11月29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同日转载姚文元文章；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2日，《光明日报》转载。
《北京日报》转载时的“编者按”强调应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转载所加“编者按”则强调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希望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文章虽然转载，但“北京”、“人民”所加按语，后来却被批为没有表示支持姚文元文章。
在姚文元点名批吴晗之后的半年中，彭真以极大的勇气，采取了强硬措施，煞费苦心地对吴晗进行保护。对于姚文元在文章的开篇第一句话就点名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并将其作品定性为“流毒很广”的“一株毒草”，彭真很是不解和气愤：对堂堂一个直辖市的副市长，不经“请示”就登报点名批判，还有没有组织原则？他责问上海市委发这种文章为什么不跟中宣部打个招呼，“党性到哪去了”？这也是姚的文章发表后半个月内，北京各大报一律不转载的一个原因。
在周恩来的“督促”，罗瑞卿、林默涵传递背景消息后，《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三家属于中央和北京市委管辖的大报虽然先后转载，但所加的按语都提示人们这只应是一种学术上的争鸣、批评，而不要纳入资产阶级的范畴。“编者按”虽没有明显的倾向性，但从按语中对姚文元那一股辛辣语气加以婉转约束来看，转载者还是刻意保护吴晗的，这也显示了彭真的一番匠心与勇气。 1965年11月底，在各地纷纷转载姚的文章，上海新华书店推出单行本，周恩来、罗瑞卿又分别督促、告知后，彭真应该能够意识到毛泽东已经强力介入此事。可彭真在各种场合还是力保吴晗，不希望将有关海瑞罢官的探讨演变成斗争式的挞伐。此时，由一再强调阶级斗争而积聚的政治压力已使许多高级干部惴惴不安。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就提醒彭真这次批吴晗“有来头”，但彭真仍坚持“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后来批判彭真时，这被视为“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12月8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吴晗为代表的“反动历史观”，未点名地进行批评。一时间，吴晗倍感压力。12月14日在北京市委会议上，彭真对吴晗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上海、杭州的毛泽东密切关注着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北京方面的反应，并对北京半个月来迟迟不响应十分生气，说：“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毛泽东痛批：“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市委。”
为了一篇文章，毛泽东如此“动气”，并以各种渠道强行刊出，实属罕见。
12月21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人谈话，公开表态支持戚本禹、姚文元两文，说：戚本禹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12月22日，毛泽东同彭真、康生、杨成武等人谈话，再次强调“罢官”问题。
毛泽东要点名批，谈海瑞要同彭德怀“罢官”相联系。彭真当面解释：“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有关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联系。”
1965年12月12日、27日，《北京日报》先后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和吴晗《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两文，这被指为彭真有意保护吴晗、引导这场讨论的刻意之举。
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周扬因病未出席）扩大会上，强调了几点：一是吴晗与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二是进行学术探讨、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三是不要当“学阀”，对左派也要整风。随后，中宣部两位副部长许立群和姚溱根据彭真意见起草了著名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2月7日呈报中央。
这个汇报提纲提倡在学术讨论中“把各种意见放出来”，容许保留不同意见，“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以理服人”。
3月下旬，毛泽东在点名批评吴晗、翦伯赞后，对“汇报提纲”、对中宣部和北京市委严词批评，说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大学阀”，是“阎王殿”，是“独立王国”。此时，毛泽东打倒彭真的决心已下。
1966年4月中旬以后，毛泽东在几次谈话中一再强调吴晗是“朝里有人”，修正主义不只是文化界出，党、政、军也要出，特别是“党、军”。“军”内的罗瑞卿已被打倒，那么“党”内的该是何人？人们首先想到了已经受到点名批评的彭真。随后毛泽东要求对彭真“彻底攻”，在5月4日开始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彭真终于和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起“打包”，被彻底打倒。
在错误批判罗瑞卿时，彭真说了公道话，而被指责批罗是“真包庇，假积极”，彭与罗一同倒台……
从1965年12月到1966年3月，在罗瑞卿被打倒、批判的过程中，彭真尽管自身已受到巨大压力，可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罗瑞卿以尽可能地帮助，并对批罗表示了异议。1966年5月，彭真被打倒，其罪名之一就是“千方百计地为罗瑞卿的错误开脱”，批罗是“真包庇、假积极”。
1966年1月19日，彭真在参加公安部党组会议时，肯定罗瑞卿当公安部长时还是执行了中央、毛泽东方针的，“只是个别问题有出入”。
在对罗瑞卿进行批判时，军委成立了工作小组草拟关于罗瑞卿的错误问题向中央的报告。1966年3月批罗会议，中央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三人负责。会后，就工作小组起草的报告，彭真认为一些人对罗瑞卿的揭批“过头了”，提出不要讲过头话，如说罗瑞卿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应声虫，地富反坏右的代理人”，说罗瑞卿同杨尚昆、肖向荣（二人已被打倒）极不正常的关系。彭真讲，罗瑞卿这样一个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一不好就一棍子打死，使干部看了心里不知该怎么样，高级干部看了也怕。
彭真这种表态后来被指责是“恶毒攻击林彪同志”。
在“群情激愤”揭批罗瑞卿的时候，彭真的头脑却异常冷静。作为会议的主持者，彭真提出要求说：“我们决不使人感到讲过头了，有一条是一条，是三分不讲七分”；“只讲大的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瑞卿的问题，不要牵连别人，特别是不要牵连高级干部、高级将领”；“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凡是站不住脚的、无把握的材料，都不要讲”；“作结论时要考虑事实有否出入，根据够不够，罗瑞卿本人如认为事实有出入，能举出事实和证据，我们可以把它（结论）取消”；“现在（对罗瑞卿）愤慨的人，将来冷下来会失悔的”。
在“文化大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之际，彭真仍有如此冷静的表态和敢言的勇气，实属难能可贵。
中央工作小组在1966年4月30日向中央提交的《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中，指责彭真对罗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同志待机翻案做种种准备”。
1966年4月下旬，在杭州召开的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受到批判的彭真在自身岌岌可危之时，还对遭毛泽东批评、准备撤销的“二月提纲”，一人承担了责任。他说：这个提纲错了，应由我个人承担责任，与刘少奇、总理、小平同志和其他同志无关。他们没有也不应承担责任。
4月24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中央指定李雪峰、宋任穷二人“陪同”彭真一道乘机返京。会议期间，彭真曾要求见毛泽东，“只讲20分钟”，但毛泽东未见。彭真遭遇与罗瑞卿类似。1965年12月上海会议期间，罗瑞卿也曾求见毛泽东，想解释一番，毛泽东也未见。
毛泽东不见面，表明彭真、罗瑞卿在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生涯的结束，此后，罗瑞卿、彭真先后失去了自由。
（责任编辑：吴 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