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两种治理方式没能根本改变城市基层治理的模糊性。乐街"智慧平台"实践表明,城市基层政府在不改变法律政策、管理体制和机构编制等情况下,运用信息技术建构"全景敞视"装置,简化社区的复杂性,优化执法和风险的可读性,实现了清晰治理。这一全景敞视主义的治理方式源起于权威体制寻求科技加持,成于权威动员、服务置换和自主架构推进个体信息的复合汲取,预示着科技权威体制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可能性。
【机 构】
：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广州510003
【基金项目】
：
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广东省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实践经验研究”(编号:2018msj019);中共广东省委党校一般课题(编号:xyyb20191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两种治理方式没能根本改变城市基层治理的模糊性。乐街"智慧平台"实践表明,城市基层政府在不改变法律政策、管理体制和机构编制等情况下,运用信息技术建构"全景敞视"装置,简化社区的复杂性,优化执法和风险的可读性,实现了清晰治理。这一全景敞视主义的治理方式源起于权威体制寻求科技加持,成于权威动员、服务置换和自主架构推进个体信息的复合汲取,预示着科技权威体制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可能性。
其他文献
2020年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沪宁出席。会议指出,全国上下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精神,按照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和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协调安排,经过艰苦努力,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本文基于产业生态理念,结合城市社会学、产业分工理论,提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生态理论框架,研究了中国城市后工业社会'二元化'背离的产业生态逻辑。研究表明,'二元化'背离更多源于现有的产业生态与生产性服务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不协调,是出口导向战略、行政垄断和歧视性政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重构产业生态过程中,需要统筹区域间产业发展、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以及短期目标与中长期发展战略之间的关系,应建立权威的区域产业协调机构,重新矫正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角色,统筹外部引进与本土培育的关系,不断提升国内高端服务
敌友关系是探究政治本性时必然会遇到的基本理论问题。施密特、德里达和墨菲从不同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施密特认为政治的最终标准就是划分敌友关系;德里达强调政治应该化敌为友,将政治理解为友爱的政治学;墨菲则主张应该将敌人转化为对手,将对抗转化为抗争。墨菲的抗争政治学介于施密特的决断政治学和德里达的友爱政治学之间,是在坚持对抗的基础上力图将伦理学引入政治学之中的尝试,为我们理解文化多元主义背景下的敌友关系提供了某种新的思路。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问题的解决主要不是采用组织法上的安排,而是通过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来实现。因而,区域府际合作治理主要不是一种组织结构而是一种行为上的协同治理,即通过区域行政行为进行的治理。所谓区域行政行为,是指不同行政区域的行政主体协调处理区域公共事务的一种准内部行政行为。区域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是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区域府际合作治理实践的时代要求。然而,现实中区域行政行为的法律规制却存在组织法依据缺失、行为法机制不健全和救济机制不足等诸多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完善组织法、赋予行政主体区域合作权,有
斯密的交易通义观在字面意思上自觉地主张,交易双方只有利己的动机、没有利他的动机,并对现代经济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深入解读会发现,这段经典论述的深层内涵其实自发地指认了经济人内在地兼有利己和利他的动机,因此不仅否定了'利己经济人'的预设,足以让'看不见的手'成为看得见的,而且还能破解所谓的'斯密悖论'。至于误导斯密在这个问题上陷入自败的主要原因,则是西方道德哲学围绕利己与利他关系设置的二元对立架构。
2020年5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针对当前我国特殊形势下的稳定和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各级政府务必坚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人民至上,不断造福人民"的重要思想,切实贯彻落实相关决策,做好抗疫及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政府工作越有压力,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020年7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简称《政务处分法》)正式施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制定的这部法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全面系统规范公职人员惩戒制度的国家法律,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部重要法律。其目的,是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促其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业、坚持道德操守。
脱贫政策清单作为一种规制性治理工具,凭借其自身信息传播与数字化运作的技术优势嵌入到扶贫治理场域,将脱贫目标细化为各项任务部署和组织动员等数字化的行动方案,从而实现了脱贫治理"技术逻辑""数字逻辑"和"治理逻辑"的三维整合,达成了政府外源性扶贫与农户内源性脱贫的良性互动和治理均衡。然而,囿于既有科层体制与项目化扶贫方式,清单制脱贫的数字化执行面临着信息数据分割、碎片化传递与技术应用限制等诸多难题。对此,首先需要从总体上审视脱贫清单治理系统的互动结构和运作规范,理顺清单系统与科层结构之间的数字互动
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是政府施政正当性和公共性的体现,也是衡量政府善治能力的重要标准。既有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往往内卷于政治哲学的辨析或关注一般性的制度安排,难以回答具体情境下公共利益实现的悖论难题,即"一部分人获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承担成本"的公共利益分布"结构性"失衡现象。本文在借鉴威尔逊政策成本-利益分布结构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以"责任影响政策"机制为核心的公共利益实现的"情境-行动"理论框架,并通过案例说明了该框架在促进政策成本-利益分布均衡中的作用。对公共利益实现的"情境-行动"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