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二十年——在习仲勋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书，张志功同志以一位秘书的视角和亲历者的口吻，为我们讲述了习老文革前后波澜壮阔的曲折经历与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为更加细致地了解一贯低调的习老打开了一扇窗，为重新认识那两段峥嵘的岁月推开了一扇门。掩卷长思，感慨万千：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一生光辉，历经坎坷”，既有为民族解放驰骋疆场的革命豪情，又有为国事鞠躬尽瘁的孺子牛精神；既有独当一面的风发意气，又有改革开放的超群胆识；既有蒙冤受辱的磨难伤痛，又有光明磊落的高风亮节。习老仍为当今共产党人所学习，所敬仰。
　　张志功同志前后曾两次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一是1950年3月至1964年5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及国务院任习仲勋同志秘书；二是1978年6月至1984年5月，在广东省委及中共中央办公厅任习仲勋同志秘书，加起来刚好二十年。这部充满深情的回忆录，不同于一般人物传记的结构布局，而是以四字对句为小标题，将作者跟随习老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共分为“蒙冤受屈患难与共”“身处逆境心系人民”“叶帅点将主政南粤”等22个部分，向人们展示了习老“既是一个原则性很强又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通览全篇，笔者认为：此书至少有以下四个值得关注的话题。
　　一是用翔实资料厘清所谓的“反党事件”终究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作者在开篇“蒙冤受屈，患难与共”提要中指出：“蒙冤受屈”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但与八届十中全会和小说《刘志丹》息息相关的所谓“习仲勋反党事件”，又是一个绕不开的历史话题。作者首先回顾了习仲勋一生两次蒙受重大冤屈的情况：第一次是1935年中央红军即将到达陕北之际，被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构陷入狱，命悬一线，幸被党中央、毛主席解救；第二次是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被康生一伙诬陷为“利用小说反党”，即所谓的“习仲勋反党事件”。接着，作者交代了以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提出的“反对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为引子，以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在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上的发言（后被编为“总72号简报”）为导火索，康生一伙宣称“习仲勋勾结刘景范、李建彤夫妇”，授意他们炮制反党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政治风云瞬间突变，不仅习仲勋本人被打成“反党分子”，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文革”中身陷囹圄，七年没有见过家人，而且他的一大批亲朋故旧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到诬陷和迫害，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受到这一冤案的株连。据统计，受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反党集团”案株连者近2万人。直到1980年2月25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80]19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为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指出这是“康生等人蓄意制造的一起冤案”，“对因所谓‘习仲勋反党集团’问题受到株连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均应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这起冤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数据触目惊心，公理自在人间，是这一事件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
　　二是用典型事例再现了习老主政南粤“杀出一条血路”的生命张力。
　　1978年2月，备受磨难的习仲勋在政坛上消失16年之后再次出现在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上，为那个春天增添了几多暖意。叶帅经过深思熟虑，向中央推荐习仲勋主政广东省，并郑重交代他说：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那里问题比较复杂，还有大量冤假错案没有平反，希望团结好本地和外地干部，妥善解决广东的历史遗留问题，率领广大干部群众把广东各项工作搞上去。历史把习仲勋推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他也不辱使命，带领广东省委一班人，担当起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以大刀阔斧的改革力度，“打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胡耀邦语），创办了深圳经济特区。1979年1月，习仲勋带领广东省委，开始摸索举办旨在脱贫致富的“贸易加工区”的具体办法，得到中央政治局的赞许和支持，后来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把“贸易加工区”叫作“特区”，要求广东“杀出一条血路来”。7月15日，中央下达了批转广东省委及福建省委两个报告的文件，即著名的[1979]50号文件，创办特区自此获准正式启动。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经济特区”的名称从此誉满中外。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习仲勋在广东改革的破冰之举，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愈加凸显。正如2009年8月2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同志所讲的那样：“在广东搞改革开放，是习仲勋同志一生中为党、国家和民族做出的重大贡献之一。”深圳特区的建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举世公认的创举，充分彰显了习老在改革开放初期所具有的过人胆识、超前意识和生命张力。
　　三是用生动细节刻画了习老在“文革”结束后拨乱反正、昭雪冤狱的政治智慧。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习仲勋同志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对人民群众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认为，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也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李一哲案”平反，为“反澎湃烈士事件”昭雪，为所谓的冯白驹和古大存“地方主义的反党联盟”洗冤，都起到了别人难以替代的关键作用。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之初，平反冤假错案成为摆在他面前的首要艰巨任务。经过认真地分析和梳理，广东省“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问题竟有11大类之多。习仲勋同志在广东3年期间，通过平反冤假错案和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使多达20万干部群众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而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他自己的冤案还没有得到公开平反。
　　四是用众人感受梳理了习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朴实无华、乐观向上的赤子情怀。
　　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习仲勋同志都情系民生，即便是1967年他被西北大学的红卫兵从洛阳揪到西安批斗时，仍然辗转两次上书给毛主席，呼吁“制止武斗”，建议“保护春耕生产”，一如既往地关注国计民生的大事，真正无愧于毛主席在延安时为其所写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习仲勋不仅关心、保护干部，而且非常重视人才，敢于站出来为基层干部说公道话，敢于大胆使用有才能而身处逆境的干部，最大限度地保全和培养了很多人。延安时期，他曾对一位要处分一个干部的领导说：“我们处分一个干部很容易，可培养一个干部很难。”建国初期，他坚持采用政治瓦解为主的方针，以十分慎重的态度对待民族问题，成功收服青海藏族昂拉部落千户项谦的故事，不仅被人们广泛传颂，而且获得毛主席的高度称赞：“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当年，他还成功策反黄正清、团结十世班禅大师、指示范明稳妥处理西藏问题、三次救援王含章的女儿王权华等，这些事例都是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做好统战工作的大手笔。在那些不正常的岁月里，他仗义执言先后为张西铭、王超北、黄罗斌说过公道话，推荐过苏翰彦赴香港开展招商引资的前期工作，温暖了很多人的心田，在党内外被誉为“统战工作的典范”。他为人豁达大度，不记私仇，即使对那些做过错事、甚至伤害过他的人，也都是以德报怨，从不计较。遇到事情，他宁可自己一个人承担责任，也从不愿连累别人，常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表现出不怨天尤人、不叫屈喊冤、坚定不移、宠辱不惊的大担当、大胸怀、大境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绽放出自己宁折不弯的生命力，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铁骨脊梁。习老宽以待人，有口皆碑；严于律己，毫不留情。他非常注意政治影响，对自己、对亲属、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非常严格：在广东任职3年期间，无论上下班、开会、下乡还是参加外事活动，他坐的都是一辆小面包车，坚决不坐省委配备的进口小轿车；身边的工作人员离开时，大都被分配到边远贫困地区；他鼓励妻子齐心安心做基层工作，要“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几个孩子也成为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有用之才。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儿女们眼中，习老五个方面的品质最值得继承和学习：一是学他做人，一辈子没有整过人，坚持真理，不说假话，并且要求孩子也这样做；二是学他做事，视革命业绩如烟云，从不居功，从不张扬；三是学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执着追求，身处逆境，从不言弃；四是学习他的赤子情怀，“像一头老黄牛，为中国人民默默地耕耘着。这也激励着我将毕生精力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去”；五是学习他的俭朴生活，“有时几近苛刻”，“这样的好家风我辈将世代相传”（摘自习近平总书记2001年写给父亲的拜寿信）。在女儿桥桥眼中，习老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情味十足让人倍感亲切的普普通通的人，同时，更是舍弃了自我，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令人敬仰的人”。在秘书眼中，习老无论大小事情、方方面面，都保持着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还以实际行动告诉身边的人怎样做人：那就是实事求是，不虚不浮，实话实说，坚持真理。
　　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了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习仲勋对他的孩子也说：“我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财富，但给你们留下了个好名声。”堂堂正正做人，正正派派做事，这是习老那一代人所追求的人生理想，也是习老那一代人所践行的革命信仰，更是比生命还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本回忆录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政治风云变幻，成功地传达出作者对习老的浓浓深情，那发自肺腑的景仰和血浓于水的情感，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也产生了极大的反响，是一部颇有功力的精品之作。 （作者单位系中国出版博物馆筹建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