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官”罗崇敏，以主政红河时发起多项大刀阔斧的改革而闻名。59岁的他从云南省红河州委书记平调到省教育厅厅长4年间，写了3部关于教育的书。又推出诸多新政——处级干部重新竞聘上岗、机关党委公推直选、因“减负不力”免职十多位校长、大幅度倾斜民办教育、取消中考、率先在全国提出基本普及十三年教育甚至将主倡的“三生教育”推向全国，等等。
　　 或许如罗崇敏所说，“这是一个包容改革者的时代”，或许只是他足够幸运，他的改革进展尚算顺利。2010年10月，云南省被列为国家教育体制改革6省（1市）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这是西南诸省中惟一一个。
　　 然而，人们难免有疑问，一个教育落后的西部省份，能否承受如此超前的改革震荡？而一个追求“跨越式发展”的个性官员，在教育这一旧体制最坚固的领域中，如何完成与体制的磨合？
　　
　　 对教育厅内部率先“动刀”
　　 55岁从地方大员转变为教育厅长，罗崇敏仍然未改他的本色。
　　 他对教育厅内部率先“动刀”——保安不再头戴钢盔，更不能对进出的人员进行盘问登记；上班时间，办公楼内的每一个房门都要敞开；墙壁粉刷一新；楼前原先乱停乱放的汽车，也被一律赶走，一块广场空地开辟了出来。
　　 早在2004年，罗崇敏曾在红河州的一个县强推乡镇党委书记“公推直选”。在教育厅，罗崇敏继续推行他的施政理念，尽管手段略显温婉。
　　 2008年4月，一场特殊选举在教育厅二楼报告厅展开，全体党员直接投票选举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厅机关党委副书记。以往这些职位都由党组任命。
　　 4位候选人在273名机关党员面前轮番演讲。一位教育厅官员回忆，演讲现场，有位党龄较长的老干部拍案而起，直斥“此举违反党章”，愤然离开会场。罗崇敏未作挽留。
　　 接下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展开——年满55周岁以上的原处级干部，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全厅所有处级副处级干部全部“就地卧倒”，所有职位全部纳入“公推竞岗”。
　　 一位教育厅干部告诉记者，方案酝酿了半年多。罗崇敏逐一拜访教育厅退休干部，“寻求人事改革的最大公约数”，还在内部进行民主测验，以收集意见。
　　 结果，“年轻处长们，竞聘后基本还是处长，最多所在处室轮换了一下。”从语言文字管理处处长换成新成立的民办教育处处长的曾传虎说。8位年龄超限的老处长离开领导岗位。
　　 改革的代价是，“维持老处长们的待遇不变”。大会上，罗崇敏对“牺牲个人利益支持改革、服从大局的老处长”言谢。之后，罗崇敏将老处长们召集到一起座谈，其间拿出8套专门定制的西装，逐一为老同志换上。
　　
　　 “给总理写信”
　　 与主政地方不同，教育厅长罗崇敏不可能再要求下级单位“特事特办”。“我现在必须谋求各方支持。”他说。
　　 2010年全国两会，恰逢教改话题引起热议，罗崇敏向时任云南省省长秦光荣提出建设职教园区的想法，并报出令人咋舌的数字：“至少5亿”。几番解释后，省长欣然同意。
　　 一位教育厅官员坦言，以学校抵押贷款、学校盘活老校区资产、吸纳社会资金、采取多种形式办学等手段，“5亿的政府投资能放大10倍，至少50亿的资金能进来”。
　　 罗崇敏告诉记者，对落后的云南教育，超前投资会收到理想回报。“改革就是要打提前量，多留遗产少留遗憾。计划经济色彩仍然浓重的今天，最大的节约就是最大的浪费”。
　　 他在红河时提出用两三年时间里，新建、扩建16所高中和100所幼儿园，从而使高中和幼儿园的入学率提升到50%以上。对比今昔，红河州教育局一位官员说，现在要完成相同的工程量，造价可能是当初的十倍。
　　 这位厅长沿袭了“跨越式发展”的思路。“建设1000所乡村幼儿园、100所现代教育示范学校以及改造600万平方米的D级校舍危房”等计划接连推出。
　　 省级财政不宽裕，罗崇敏通过各种方式求助于高层。汶川地震后的首个国庆节，罗崇敏上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直陈云南省财力困难。“我省现在还有五十多万个孩子在D级危房里读书、生活，D级危房是不能住人的啊！”
　　 另一办法是吸引民间投资。罗崇敏被下属戏称为“招商厅长”。他曾公开表示，“经我引来的资金已有几个亿了，还没拿到一分钱的奖励。”
　　 投资教育的民资多集中于昆明，罗崇敏多次找到时任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大家都是想干事的人，情感上比较支持”，两人一拍即合。昆明市给予民办学校优惠土地使用，对出让供地的，实行政府零收益协议出让；对划拨供地的，只要用途不变，土地可以无限期使用……
　　 罗崇敏对民办教育“情有独钟”，“不要用短视眼光来看待弱势的民办教育群体。我们要回到教育规律上，民办教育繁荣之日，正是中国教育振兴之时”。他一上任，便把成立不久的“民办教育管理处”更名为“民办教育处”。在他看来，去掉“管理”，是“消除歧视”。“民办不是后娘养的，公办民办都需要管理”。
　　 4年下来，用罗崇敏的说法，“民办来一个我批一个，还可以开绿灯，先批再慢慢完善”，而审批通过的新建公办高校数量为零。有人问罗崇敏，新办高校为何审批遇阻？罗反问：民办是拿企业家的钱办教育，你们拿纳税人的钱，办不好咋办？
　　 “你为什么不汇报？”
　　 2009年初，教育厅抛出一份减负政策，除不允许补课、严禁以任何形式按考试成绩给地区和学校排名外，甚至对课外作业也作了量化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当堂完成，三四年级每天不超过30分钟，五年级不超过45分钟……”“校长违规要解职，教师违规要清退。”
　　 “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谈‘减负’，中央下发相关文件一百多个，但为什么减不下来？”一次全省教育系统会议上，罗崇敏拍了桌子：谁补了课我就让谁下课！近20名中学校长因“减负”不力被免职。
　　 然而“减负”新政让许多家长难适应。寒暑假里，仍有许多学生进民办机构补课，“谁都不会让自己孩子跑在后面”。中学教师意见更大。
　　 罗崇敏痛感“减负”无力，再出“石破天惊”之举：2012年，全省取消统一中考，取而代之的是，以学生在校3年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综合素质评价成绩，作为录取依据，“变一次考为多次考”。
　　 这一改革在宣布前，没有上报省委高层。一位省委高层在会上质问：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汇报？
　　 但这一改革与“减负”精神迥异的地方是，学业水平考试由原来的7门增加到13门，原来被长期忽略的音乐、美术等课程将被列入。教育学者熊丙奇质疑，“将集中变为分散，学生的考试压力并未减轻，甚至有可能加重”。
　　 改革的最大争议在于所谓的“综合素质评价”，包括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习态度、能力、交流与合作、运动与健康、审美与表现等。评价主体有班主任、课任老师、学生、家长等，分A、B、C、D四个等级。
　　 昆明一重点中学副校长坦言，对改革前景并不看好。“当一个主观色彩浓重的指标计入升学成绩时，如何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问题很多。”
　　
　　 “这为我们带来了麻烦”
　　 位于立交桥旁的云南省教育厅门前，竖起了一块刻有“教真育爱”的巨石。由此引出的“三生教育”，也许是罗崇敏诸多改革中，效果最好的一项。
　　 所谓的“三生教育”，是让学生“珍爱生命、学会生存、幸福生活”。一贯正襟危坐的罗崇敏对记者谈及这个话题时，激动地舞动起双手。“现在，教育的尊严受到严重挑战，教育的价值正在流失，教育的创造力开始枯竭。”他不讳言自己的忧虑，“教育不是教书育人，而是教真育爱。”
　　 昆明市一所重点中学内，一堂名为“直面生死、理解人生”的课展开。授课老师先播放了一部影片，而后组织学生模拟自杀和劝阻自杀的情景，最后让学生书写自己的临终遗言。
　　 一本“三生教育”的教材，号召学生“给未来的子女写一封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等到结婚后再有性生活，解释为什么婚前守贞能给人追求梦想的自由等。
　　 教育厅德育处处长杨国良对记者说，“厅长从哲学、教育学中领悟颇多。”
　　 如何在全省推行这些与传统迥异的教育理念？在向一位省委高层领导汇报教育工作时，罗崇敏将“三生教育”单独列出。省领导最后做出肯定性批示。2008年年末，《人民日报》将云南开展“三生教育”的情况，以内参形式呈递高层，获得肯定性批示。
　　 目前，“三生教育”教材成为云南第一本自主知识产权的教材，已在二十多个省份落地。
　　 然而，一切并非毫无波折。一家媒体报道“三生教育”时，将其理论基础归为“西方人本主义精神”。“这为我们带来了麻烦。”杨国良说。此后接受采访，杨国良都“正本清源”：“三生教育”背景来自于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党中央‘以人为本’理念的践行”。
　　
　　 “改革者只能引领， 不能迎合”
　　 如何化解反对声音？罗崇敏总是一笔带过。他常说，“改革者只能引领，不能迎合”，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作为中层干部，“想做的事很多，能做的事很少，能做成的事更少。”
　　 履新一年时，罗崇敏率先提出“基本普及十三年教育”。然而媒体报道时将此误读为“13年义务教育”，并指责它与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相违背。直到《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将“普及十五年”列入长期目标时，质疑声才平息。
　　 他曾想把30%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进行股份制改造，通过市场运作盘活资源。这涉及到全校员工由“单位人”成为“社会人”，不再享受体制待遇。“一旦涉及人的‘身份’问题，改革就无比艰难”。罗崇敏几经呼吁，最终石沉大海。
　　 罗崇敏还想将法人治理结构引入公办大学。“需要名副其实的董事会，我们可以搞党委领导下的董事会决策、校长执行制度”。但有人以“这与中央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相矛盾”为由劝阻。方案最终夭折。
　　 对59岁的罗崇敏来说，改革时间已经有限。他38岁当上副科长，不到12年便成为主政一方的正厅级干部，可谓备受命运眷顾。然而最近十年仕途停滞不前，很快已近花甲之年。
　　 为得到社会更多的支持，他开始频繁接受采访。他依然自信，“我做的事情，如果不变成时代的印记是一种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