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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波自杀了,只是自杀未遂,住进了医院。接到吴俊的电话时,我正在茶室里打麻将。丢下手中的麻将,急急地走出茶室,急急地拦了一辆出租车,急急地往医院赶。仰靠着靠背,闭着眼睛,我咋也想不明白李波会自杀!不会是吴俊跟我开玩笑吧?不可能,谁会拿这事开玩笑?是在经济上出了问题?还是在女人上出了问题?抑或是他人生路上,遇上了啥过不去的坎?就一个小乡长,在经济上能出多大的事儿?而对于女人,他已离婚,就算被一个瞎子婆娘缠上,撞上了一个歪瓜劣枣,大不了结婚就是,何至于自杀?更何况,凭他那一身武艺,又怎会惹上瞎眼婆,怎会碰着歪瓜劣枣!而作为一个读了那么多诗书的人,人生路上再是遇上什么坎,我想也不至于走到轻生的地步!如果真是这样,他那书不就真是读到牛屁眼里去了!
在我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向病房时,顺着输液管往下,我看到了李波的那张脸。那张脸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脸,不再红光满面,不再神采奕奕,不再时而沉思状时而兴奋貌,而是毫无血色,是死人般的白。他就躺在最外边的那张床上,旁边坐着吴俊。吴俊正在往手机上看什么,看了一眼,又把目光投向滴着液体的吊瓶。我呼地推开病房的门,扑到李波的床前,叫了一声李波!吴俊扭过头,向我看来。随着,里面几张床上的病人,也撑起身向我看来;那些陪护在旁边的人,也一起充满惊奇地向我看了过来。我扫了一眼病房里的人,有一种道歉的意思。我看着吴俊,带有询问的意思。但要询问什么,却是连我也一下说不清。吴俊说你就是孟飞吧?我没说话,只点了点头。吴俊说不好意思,这事本来不该叫你的,我是没办法了。我媳妇生小孩,在医院里,没人守,我得赶过去,分身无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们单位上的人肯定是不好叫的。在他手机上翻到你的名字,记起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你们一起度过的岁月,所以就冒昧地给你打了电话。
我说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守着。吴俊嗯地发了个鼻音,说就辛苦你了。明早上我来换你。只是可能来得稍晚些,一是要把我媳妇安排好,二是还要找点钱来交。我说好,你先处理好你的事再来,我没事的。
吴俊站了起来,望了望吊瓶,又望了望李波。我也站了起来,望了望吊瓶和李波。不知是液体的作用,还是时间的作用,抑或是刚才站在门外看的因素,李波的脸虽然也还在白,却不再那样让人看了心生后怕。
吴俊走出病房,我跟着走了出来。我问吴俊这是怎么回事?吴俊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天都黑了,我接到他的电话,接通后,却听不到声音,等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我以为是网络出了问题。我挂了打过去,电话通着,却一直没人接。这些天来,李乡长的心情一直不好,这个我知道。那个事虽然不大点,而且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但他一直没能走出那个阴影来。一种直觉让我觉得有事。所以我匆匆地赶到了他的住处。我知道他是回家来了的,白天他还到医院来看过我媳妇。到他家那儿,在楼脚我就看到他家的灯是亮的,但上去敲门却一直没人开。我以为他不在家,所以想可能没啥,打算返回。但转身前,我无意地推了一下他家的门,那门竟然被推开了一条缝。我再推,感觉像有什么东西抵着似的。软软的。我的心里一下急了起来。我想,肯定出事了。我再用力一推,门又开了一些,缝更大了,我能伸进头去了。头刚伸进去,身子都还没侧进去,我就看到他躺在了那地上。接着,是一行血迹。从他的身下,往里屋里逶迤而去。那一瞬间,我被吓懵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咋了。等反应过来,我才慌乱地没命地把他拉扯起来,弄到背上,没命地往楼下奔,奔到大街上,哭喊着叫出租车。还好,来到医院,经过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才说他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像是问吴俊,又像是问自己。吴俊回头,有些为难,有些叹息,有些无奈。他望着我说,算了,改时再说吧,有些事可能你不知道。我点了点头,说,没事,你去忙吧,就不送你了。
我不知道李波是还在昏迷着,还是已经醒了——只是不敢睁开眼睛面对这个世界。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他身上的被子微微的一起一伏着。抬头向周围看去,邻床的几个病人和陪护都睡了,中间的那个还发出了不小的鼾声。这鼾声,倒让病房给人一种出奇的静的感觉。医院在我的印象中,历来都是闹哄哄的。这种静,我算是头次感受到。在这种静中,望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的液体,望着输液管连接着的李波,望着他现在那看似安详地睡着的姿态,我的脑海里回想起了一路走来的李波。
对于李波近二十来年的所经所历,我算知道个大概的。
我和李波认识于师范学校,师范时我们是同班同学。那时,他是我最羡慕的人。首先是他会写诗。他那诗在我们的校报《枫叶》上发表,就引起了班上同学的格外注意。包括那些像我样的男生只敢偷偷看上几眼的女生,看他的眼神都有几分别样的味道。在他发过三首诗后,我们班的班花吴敏,就开始和他成双成对地出入于校门、共同坐在操场上的石凳上吃饭了。那在当时的我们眼里,他们就是才子佳人的形象化。有时同学间说起啥叫才子佳人,就说李波吴敏就是!在那过程中,有人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原因,说他们好不长。还说李波也就是会写几首诗而已,那诗当不了衣穿、当不了饭吃,吴敏之所以喜欢上他,不过就是浪漫一下而已,他终归是要被她吹掉的。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一直好着,好得如胶似膝。说李波要被吴敏吹掉的人又说,他们不会走到结婚那一步的,现在吴敏还没吹李波,是他当了《枫叶》的主编,权力,毕竟是诱惑人的。
李波真没和吴敏走到结婚的地步。而他们告吹的真正原因,据李波跟我说是因为他们分工所在地的悬殊。李波和我分到了山区普家河乡,吴敏分到了坝区居乐乡。我们一同到普家河乡的尖山小学工作时,李波变得整天垂头丧气的,变得恶恨恨的。他说,日她妈,算个啥球,不就是个居乐么,有啥了不起的,她妈的鼠目寸光!他说,分工会的头晚上,还跟老子一起看通宵录像,一开了会,知道她分在居乐,我分在普家河,就不理老子了,就翘起来了,哼!
因为心情影响,李波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就有些不对劲。教那书,他有些混日子的味道。校长跟我聊天的时候,已露出了一些不满,说,你们是一个学校出来的,还是一个班的,我咋觉得悬殊这么大!作为一同到尖山小学的我,先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他,尔后是直截了当地说他,但他却没事样的,还反问我,你读过那篇叫《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小说么?我说,没有。他带有一丝轻蔑的笑说,教这书啊,就那么回事!啥就那么回事?我被他弄得云里雾里。
李波不相信吴敏会因为这所在地不同就吹了她,他不甘心,跑到吴敏家去找过吴敏,但去了几趟都没能找到;他又开始用火辣的诗化语言给吴敏写信,但写了几封,都没回音。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到了那年的中秋,我们住校的老师在一起吃饭,那晚,从未喝过酒的李波整整喝了一瓶白酒,还没走出那间我们做饭吃的小屋,他就哇哇哇地吐得一塌糊涂,接着噢噢噢地哭得涕泪横流。还边吐边哭边说,老子就不信这一辈子就呆在普家河了!
李波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中。这是我们都没料到的。他开始在周末为学生补课,每天放学后都开始留学生背书。我们都以为他算是走上了正轨。但他这劲头没维持多长时间,就受到了打击。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个代课教师跟他说,李老师,以后,你们班那个姓周的你别叫来补课了,也别留着背书了。李波有些不知所以,问咋的?那个代课老师摇了摇头,说,我今天回去时,遇上他妈来路上接他,骂说,行他妈缺德事,关到这时候。我当时听了就很不是滋味,你说,你这不是为学生好么,却让她这样骂!李波当时张着个嘴,像要说什么,却没说。只是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看到那个姓周的学生,还没上最后一节课就被李波请出了教室,说叫他早点回去。李波又补了一段时间的课,留学生背了一段时间的书,就不再为学生补课、不再留学生背书了。问他咋了,他摇摇头,说,就那么回事!
第二个学期开学返校时,李波带来了一大捆书,有徐志摩诗集,有王朔散文集,有路遥小说集,有贾平凹散文选,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从此,我们看到李波的手里,常常地带了本这样集那样集的,就是上课,他都带着。把课一讲完,把作业一布置下去,他就捧起了他的那个“集”。接着没多久的一天,他捧着一份《乌蒙日报》欢呼鼓舞着向我奔来,说,发了,发了。我有些莫明其妙,问他啥发了!他说,我的诗歌发了,我的诗歌发了!我接过一看,还真是有一首诗和他的名字在一起印在了那报纸上。我是第一次看到身边的人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也随着兴奋了起来。后来他得到稿费的那天,买了两包“画苑”烟,二块五的,分了一包给我。他说,五块,刚好够买两包。
那是哪一年,一下记不起了,但能肯定那是七月份的一天,还是有太阳的一天,我带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一辆车在操场上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两个身穿西服的人,一个老些,怕有五十来岁了;一个年轻些,可能就三十多近四十岁。年轻些的那个问我,知道一个叫李波的老师么?他是不是就在你们这学校?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找李波做啥。但凭一种直觉,他们找李波应该不会是坏事。他们没穿着制服。我说,是,就在我们学校,你们……
我带他们去了李波的宿舍。李波没课,正坐在那张学生用过的破书桌前写着什么。我推门进去,叫了他一声,他抬头转身,一看到我身后的两人后,嘴张了半天,才喊出声来说,王老师,陈老师,你们……李波一边喊着,一边往旁边的床上拉被子,说,王老师、陈老师,坐,坐。王老师和陈老师没坐,却弯着身子看起了他堆在桌子上的那一堆书。我看到李波是兴奋的,兴奋得有些手足无措。我说,我走了,我上课去了。那个老点的王老师回头向我笑了笑,说,你忙吧,麻烦你了。那个年轻点的也向我笑了笑,说,你忙吧,谢谢你了。我边说没事没事,边走向了操场。那节课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想这王老师陈老师是什么人,和这李波是啥关系?
后来得知,王老师是《乌蒙日报》的总编,那个陈老师呢,是我们县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他们和李波并没啥关系。他们是被普家河乡请来当“党在我心中”七一建党节演讲比赛的评委的。他们在那天的演讲比赛上见到了李波。在当晚的饭桌上,像是乡上的书记还是乡长说起了李波,说他在《乌蒙日报》发过不少诗歌和散文。王老师像是没听明白,所以乡长又接着补充说就是这次演讲得了一等奖的那个,王总颁奖的那个。王老师想起了什么,就问了李波现在的情况,问了他在哪学校。还说想趁此机会去看看我们的作者。他们那晚没走,第二天,来了我们学校。
后来不久,李波离开了我们学校,去了县委宣传部。是借调去的。这之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我在心里更加地羡慕起了李波。我也在心里佩服起了李波。这小子,虽然跟我说了那两人是谁,但怎么就连一点要走的消息都不提前透露透露呢。在我的心里,他的走,一定是那次就谈过了的。我甚至想,他跟那个王老师陈老师肯定不像他说的那样——没啥关系!他们肯定是有关系的。就算不跟两个都有关系,至少跟一个有关系!我怀疑他所跟我说的那些都是谎我的。但有什么呢,是真是假都这样了。只是他这一走,我的心里有了一种失落感。
他的液体要完了。旁边的那个病人撑起身来说。我猛地抬头,望着那输液管,还真是,瓶里的液体已滴落完,那管子里的也在迅速地往下滑。我赶紧起身,跑向护士办公室,喊换液体。
换上液体后,我看李波的脸开始红润了起来。但他的眼依然紧紧地闭着。我走出病房。我想抽支烟。来到楼梯间,那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整个楼梯间都摆满了病床。但现在有两张是空着的。记得昨夜来时,那都是有人住着的。而且我还记得住着的是两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黑漆漆的人。当时由于急着见李波,所以只在心里想,哪儿又发生了瓦斯爆炸,没去细看。现在,那黑漆漆的人已不在。我点了烟,掂着脚往围成一团的人群蹭了过去。有人说,才走掉的。有人说,恁严重的,咋就走了呢。有人说,呵,没法医了吧。有人说,已经死了一个了,是死了那个,而且另一个也像是不行了,才走的。又有人说,看来是逃掉的,逃医药费的……
回到病房,一切仍旧。只是刚才提醒我李波的液体要完了的那个病人已坐了起来。是个老者了,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望着我进去,望着我笑了笑,说,麻烦你一下,把我的床摇起来点,我想靠靠。我也笑了笑,然后过去为他摇了床。
你是他啥人?朋友吧?随着渐渐升起来的床头,老者边靠边说。
我嗯了一声,说朋友。
那昨晚上先来的那个呢?老者又问。
也是朋友。我说。我本想说他们是同事的,但怕一说起同事,他又问起在哪工作什么的。
他的家人呢?他是外地的么?
哦……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但还是说了声不是。
他没家人么?怎么没看到他的家人?
都在外面呢,孩子在北京读大学,妻子也是在外面工作。我说。
老者哦了一声。
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的就编了这么一个谎,而且听去也还那么地说得通。只是我突然地想,要是李波的妻子孩子真是这样,那他现在就不会在这医院里了。
其实李波早已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他们的孩子呢,那个叫李晓丽的女儿,在他们离婚时,就判给了他的妻子。现在是啥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李波的妻子叫王芳。原先在普家河乡政府工作。对于李波和王芳结婚,那是我没能想到的。他们结婚之前,我连他们好的消息都没听说过。在他来请喝喜酒时,我感觉像是梦样的。那时,他已经从宣传部到县委办去了,听说,还是跟县委书记当秘书。那次发请柬他和王芳一起去,我只能恭喜他们,不便问什么。后来他提了干,任了个什么保密局的副局长,回来办调动手续,到了我们学校。又是一阵祝贺和恭喜之后我问他,都调进城去了,咋不在城里找个,难道城里就没你一份,还这样跑来跑去的!他诡异地笑了笑,说你不懂。我说,呵,你现在看来是啥都懂了啊。他又笑了笑,但笑时有了一丝苦相,说,城里的女人还真是有的是,只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跟你说,去城里这几年,我相了不下五十次的亲。有时一个星期,可上十次,一天都几次。要不是后来没兴趣了,相下来的可能就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上千次了。我有些惊讶,问他,是不是当官了,都看不上。他摇了摇头,说,说实在的,起初都是我挑人家,凭着我那时的工作环境和我这还不算丑的模样儿,我有资格挑。呵呵。你不知道,开始交往时,他们对我那个好,那——那种感觉真让人不好说。但没几天,就都躲了。我有些弄不明白,问他咋的。他说,咋的?又不懂了吧?说白了,起初吧,他们都以为我能从一个乡下调到城市,而且去了那种要害部门,不是很有关系,就是很有钱。事实你知道,我有啥?关系?金钱?我啥都没有。等他们知道这些,那自然就躲了。明白了吧?他望着我笑了起来,笑得有些野的味道。而我只好跟着他苦笑一下。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我想他没必要用这个来谎我。他说,在乡下找个好,还能挑个满意的,爱自己、自己也爱的,结了婚,找个机会给她调进城去,不就一样了。最后他还习惯性地说,这婚姻,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李波真把王芳调进城去了,而且是调到一个较为好的单位——县财政局。那时他任县委办副主任差不多半年时间了。为此,我在心里面越来越佩服了他,同时也想,找个机会跟他说说,跟他拉拉关系,请他帮帮,把我也弄了调到哪个好点儿的学校去。不能进城,去城边也行。但我还没向他说出自己的这个想法,他就离开县委办,离开城市,到水平乡任乡长去了。据说,像他这样从县委办副主任出来直接任乡长,在我们县多年来的干部任用中,还属首例。按以往的惯例,他一个县委办副主任,到某个乡去,也就是个党委副书记而已。当了乡党委副书记,然后才是乡人大主席、乡长、书记什么的,这其间,不知需要熬几年,而他却一步就跳过,直接任了乡长,可见,他算是取得了领导的信任和重用的了。
只是在我这种胸无大志的人的心目中,认为进城工作就最好,在乡下任啥,都比不了在城里工作,李波进城了,又下乡来了,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啥!但李波似乎不这样看,我看他是一副洋洋得意相。他说,你不懂!你不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水,还懂得迂回曲折呢!
人这东西,亲戚也好,朋友也罢,以往再亲密,只要地位一拉开,悬殊一大,那无形的心里距离也便愈拉愈远了。虽然我们曾同学过,共事过,但算什么呢?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听说他离婚了。关于他的离婚原因,有说他跟啥女人有了瓜葛被王芳发现了离的,有说王芳跟财政局的某领导有了瓜葛被他发现了离的,不一而定。但他们离了,这却是事实。有时想主动问问他,给上他一点儿安慰,但想想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怕听到他又一次说:就那么回事!
李波缓缓地睁了一下眼。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我可以肯定他是看到我了的。我还看到他看到我时脸上掠过了一丝惊讶的表情。但那只是一闪而过。接着他又闭上了眼。我张了张嘴,想问他吃不吃啥,但最终又没问。他扭了一下头,偏向另一边,又一副睡相了。我只得装着没发现他醒过来。抬头向那吊瓶看去,液体还在滴落,那一滴一滴的液体,此时似乎在我的心里滴出了“啪啪”的声响,似乎不是滴在那个输液管里,而是滴在了我的心里。
两个女孩进了病房,走向了我们旁边的那张床,并相继向床上的那老者喊了声“爸”。然后是和昨夜陪在旁边的那女人说话。然后是去买早点给两个老人吃。然后又是说话……
上班去了嘛,时间差不多了。老者喊两个女孩。
我们不想去了。大点儿的女孩说。
咋不去?去去去,这儿没事,在这儿做啥?老者说。
两个女孩最终还是一脸不愿地相继离开了病房。
我问老者哪不舒服,老者喝了一口水,露出一脸的笑说,嗨,也不是哪不舒服,就是没力气,浑身酸软……老者又笑了一下,但看去有些生硬。他边笑边说,我这人活不长的了,肝癌。我心里一惊,肝癌!肝癌了还这个样子!在我的理解中,癌,就是死的象征,而已经看到自己死的象征的人,谁还能笑出这个好声气!
老者又喝了一口水说,有啥,人都得死,早死晚死都是死,能活一天,就得笑着活过这一天,只有她们,就像天塌下来了样的!连班都不想去上,算啥!
老者又说,得了这病你还能怎样?反正现在两个姑娘都大了,虽然没能读出书来,没能有个固定工作,但在这城里,随便找个班上着,一个月也是几百块钱,还能饿着?她们有她们的路,我还去想啥……
吴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单据,像是交费的收据。他问我李波醒了没有。我原想说醒了的,但在我看向李波的脸时,说出的却是没有。吴俊俯着身子看了看李波,说,看来好多了。他接着说,你忙你的去吧,这儿我来就行了。我说没事,你媳妇还在医院呢,这儿还是交给我,你照顾媳妇娃娃去吧。他说没事,都安排好了,还是我来吧。这时,李波醒来看到我时掠过的那一丝惊讶在我的眼前又一次闪现。我说,好吧,只是有啥需要我做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别有啥顾虑。他说好好,有啥我再跟你联系。
吴俊后来没给我打电话,星期天要回学校时,我本想去看看李波,但想想后,又没去。回到学校,通过从旁了解,我得知了李波所出的事。
年前,李波的母亲病倒在了他家的地里。李波的父亲死得早。李波曾跟我说过,他父亲死时他才四岁多,还不大记事。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我曾读过李波写他母亲的散文,以及诗歌。我不懂李波曾常常挂在嘴上的文学,但从他写下的那些关于他母亲的文字里,我确实是读到了一种母爱的伟大,一种无私,一种奉献。甚至,读着他写下的那些文字时,我觉得那不是他在写他的母亲,而是他在写我的母亲。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感激着母亲的人,只是他能用文字把这种感激表达出来,而我却不能。我为李波的母亲感到骄傲。同时,我也在内心里为自己感到了脸红。那是对于我的母亲的。我没能像李波那样,把对她——我的母亲的感激之情表达成文字。
李波心急如焚地把他母亲送进了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李波的母亲却像是全身都是病了似的,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心脏功能衰弱、风心病、糖尿病……面对一大沓化验单,李波的脑袋瓜都懵了。当然,李波只能不顾一切地医治母亲,让母亲在医院里安心养病,让母亲别再牵挂家里的那田那地。作为离婚不久,因王芳看不上他们一起住过的那房子,要了房子给王芳补了钱的李波,手头不但无一分一厘的存款,还欠下了三万多的债。但他顾不了这些,在他的心里,只要能医治好母亲,欠下再多的债也心甘情愿。以致最后,为医治他的母亲,他把乡上的一笔什么款给用了。据说,数额是五万。苍天辜负了有心人,医了差不多一年,李波的母亲最终也没能医好。在李波刚把他母亲的后事办完,刚回到乡上开始上班,还沉浸在一片悲痛中时,县纪委的调查组便找上了李波。
我不知道李波的自杀,是不是就因为县纪委的找了他,就因为那五万块钱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可能的。他在我心目中是个有抱负的人。而这样的事,必定对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产生摧枯拉朽的负面作用。但我想,他自杀的原因不会只是这个,肯定还有包括离婚,包括他母亲死去这些因素。但究竟是为啥,只有李波自己知道。谁也不能肯定。我不可能去问他,连打电话都不可能。我只是想,无论遇上了啥,在自杀前他怎么就不会对自己说上一声:就那么回事!要是他还能说上这么一句话,他肯定就不会自杀了。
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听说李波又进城去工作了。还说这是他立即把那五万块钱找回去填补了的结果,要不他不但会失去工作,弄不好还得进局子。为此我在心里为他感到庆幸。虽然只知道他去的是县政协,任个什么职务也不知道,但已经很好,哪怕什么职务都没任。职务算什么呢,在我看来,还真就是那么回事,跟我教书,跟我打麻将,一个样儿。
又过了近半年的时间,我突然地接到了李波的电话。那是一个周末,我刚好在城里。李波问我在哪,我说在城里。他说,下午有啥安排没有,过来打麻将。我很是吃惊,问,你啥时学会打麻将了?他说,呵,谁规定过,就只能让你打不能让我打!我嘿嘿了两声说,那倒没有,只是我从未看你打过。他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完说,就那么回事,以前的李波已经死了,现在的李波不是你记忆中的李波了……呵呵,来不来?我原本还想去的,本来我下午也就是要去打麻将,打麻将对我来说,在哪打都是打,为的就是消磨个时间,混混日子,找点儿乐子,但一听他那让我感到陌生无比的声音,我就立即改变了主意。在我的心里,我似乎更愿意看到那个原来的他,那个有想头有人情味有抱负的他,我怕看到这些都没有了的他。真的,虽然我这人算是没啥想头,随时过一天算一天的样子,但在内心里,我是崇拜着他的,崇拜着原来的那个他的。我说,今下午还真有事,来不了,改时吧!啪地关了电话,我竟学着李波原来的样子,不禁地说,就那么回事!
【作者简介】杨恩智:男,汉族,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78年11月生于云南昭通,1998年参加工作并开始业余写作。做过教师、机关文秘、报纸副刊编辑等工作。在《散文》、《散文百家》、《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多篇,有作品被《意林》等刊物转载。
责任编辑 杨泽文
在我小心翼翼地把头探向病房时,顺着输液管往下,我看到了李波的那张脸。那张脸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脸,不再红光满面,不再神采奕奕,不再时而沉思状时而兴奋貌,而是毫无血色,是死人般的白。他就躺在最外边的那张床上,旁边坐着吴俊。吴俊正在往手机上看什么,看了一眼,又把目光投向滴着液体的吊瓶。我呼地推开病房的门,扑到李波的床前,叫了一声李波!吴俊扭过头,向我看来。随着,里面几张床上的病人,也撑起身向我看来;那些陪护在旁边的人,也一起充满惊奇地向我看了过来。我扫了一眼病房里的人,有一种道歉的意思。我看着吴俊,带有询问的意思。但要询问什么,却是连我也一下说不清。吴俊说你就是孟飞吧?我没说话,只点了点头。吴俊说不好意思,这事本来不该叫你的,我是没办法了。我媳妇生小孩,在医院里,没人守,我得赶过去,分身无术。我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我们单位上的人肯定是不好叫的。在他手机上翻到你的名字,记起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过你们一起度过的岁月,所以就冒昧地给你打了电话。
我说没事,你去吧,我在这儿守着。吴俊嗯地发了个鼻音,说就辛苦你了。明早上我来换你。只是可能来得稍晚些,一是要把我媳妇安排好,二是还要找点钱来交。我说好,你先处理好你的事再来,我没事的。
吴俊站了起来,望了望吊瓶,又望了望李波。我也站了起来,望了望吊瓶和李波。不知是液体的作用,还是时间的作用,抑或是刚才站在门外看的因素,李波的脸虽然也还在白,却不再那样让人看了心生后怕。
吴俊走出病房,我跟着走了出来。我问吴俊这是怎么回事?吴俊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天都黑了,我接到他的电话,接通后,却听不到声音,等了好长时间都没有,我以为是网络出了问题。我挂了打过去,电话通着,却一直没人接。这些天来,李乡长的心情一直不好,这个我知道。那个事虽然不大点,而且也都处理得差不多了,但他一直没能走出那个阴影来。一种直觉让我觉得有事。所以我匆匆地赶到了他的住处。我知道他是回家来了的,白天他还到医院来看过我媳妇。到他家那儿,在楼脚我就看到他家的灯是亮的,但上去敲门却一直没人开。我以为他不在家,所以想可能没啥,打算返回。但转身前,我无意地推了一下他家的门,那门竟然被推开了一条缝。我再推,感觉像有什么东西抵着似的。软软的。我的心里一下急了起来。我想,肯定出事了。我再用力一推,门又开了一些,缝更大了,我能伸进头去了。头刚伸进去,身子都还没侧进去,我就看到他躺在了那地上。接着,是一行血迹。从他的身下,往里屋里逶迤而去。那一瞬间,我被吓懵了,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咋了。等反应过来,我才慌乱地没命地把他拉扯起来,弄到背上,没命地往楼下奔,奔到大街上,哭喊着叫出租车。还好,来到医院,经过差不多一个多小时的抢救,医生才说他算是脱离了生命危险,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像是问吴俊,又像是问自己。吴俊回头,有些为难,有些叹息,有些无奈。他望着我说,算了,改时再说吧,有些事可能你不知道。我点了点头,说,没事,你去忙吧,就不送你了。
我不知道李波是还在昏迷着,还是已经醒了——只是不敢睁开眼睛面对这个世界。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他身上的被子微微的一起一伏着。抬头向周围看去,邻床的几个病人和陪护都睡了,中间的那个还发出了不小的鼾声。这鼾声,倒让病房给人一种出奇的静的感觉。医院在我的印象中,历来都是闹哄哄的。这种静,我算是头次感受到。在这种静中,望着输液管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落的液体,望着输液管连接着的李波,望着他现在那看似安详地睡着的姿态,我的脑海里回想起了一路走来的李波。
对于李波近二十来年的所经所历,我算知道个大概的。
我和李波认识于师范学校,师范时我们是同班同学。那时,他是我最羡慕的人。首先是他会写诗。他那诗在我们的校报《枫叶》上发表,就引起了班上同学的格外注意。包括那些像我样的男生只敢偷偷看上几眼的女生,看他的眼神都有几分别样的味道。在他发过三首诗后,我们班的班花吴敏,就开始和他成双成对地出入于校门、共同坐在操场上的石凳上吃饭了。那在当时的我们眼里,他们就是才子佳人的形象化。有时同学间说起啥叫才子佳人,就说李波吴敏就是!在那过程中,有人不知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原因,说他们好不长。还说李波也就是会写几首诗而已,那诗当不了衣穿、当不了饭吃,吴敏之所以喜欢上他,不过就是浪漫一下而已,他终归是要被她吹掉的。但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一直好着,好得如胶似膝。说李波要被吴敏吹掉的人又说,他们不会走到结婚那一步的,现在吴敏还没吹李波,是他当了《枫叶》的主编,权力,毕竟是诱惑人的。
李波真没和吴敏走到结婚的地步。而他们告吹的真正原因,据李波跟我说是因为他们分工所在地的悬殊。李波和我分到了山区普家河乡,吴敏分到了坝区居乐乡。我们一同到普家河乡的尖山小学工作时,李波变得整天垂头丧气的,变得恶恨恨的。他说,日她妈,算个啥球,不就是个居乐么,有啥了不起的,她妈的鼠目寸光!他说,分工会的头晚上,还跟老子一起看通宵录像,一开了会,知道她分在居乐,我分在普家河,就不理老子了,就翘起来了,哼!
因为心情影响,李波一开始走上工作岗位,就有些不对劲。教那书,他有些混日子的味道。校长跟我聊天的时候,已露出了一些不满,说,你们是一个学校出来的,还是一个班的,我咋觉得悬殊这么大!作为一同到尖山小学的我,先是旁敲侧击地提醒他,尔后是直截了当地说他,但他却没事样的,还反问我,你读过那篇叫《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小说么?我说,没有。他带有一丝轻蔑的笑说,教这书啊,就那么回事!啥就那么回事?我被他弄得云里雾里。
李波不相信吴敏会因为这所在地不同就吹了她,他不甘心,跑到吴敏家去找过吴敏,但去了几趟都没能找到;他又开始用火辣的诗化语言给吴敏写信,但写了几封,都没回音。过了一个多月,也就是到了那年的中秋,我们住校的老师在一起吃饭,那晚,从未喝过酒的李波整整喝了一瓶白酒,还没走出那间我们做饭吃的小屋,他就哇哇哇地吐得一塌糊涂,接着噢噢噢地哭得涕泪横流。还边吐边哭边说,老子就不信这一辈子就呆在普家河了!
李波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教学中。这是我们都没料到的。他开始在周末为学生补课,每天放学后都开始留学生背书。我们都以为他算是走上了正轨。但他这劲头没维持多长时间,就受到了打击。一天,我们学校的一个代课教师跟他说,李老师,以后,你们班那个姓周的你别叫来补课了,也别留着背书了。李波有些不知所以,问咋的?那个代课老师摇了摇头,说,我今天回去时,遇上他妈来路上接他,骂说,行他妈缺德事,关到这时候。我当时听了就很不是滋味,你说,你这不是为学生好么,却让她这样骂!李波当时张着个嘴,像要说什么,却没说。只是后来的日子里,我们看到那个姓周的学生,还没上最后一节课就被李波请出了教室,说叫他早点回去。李波又补了一段时间的课,留学生背了一段时间的书,就不再为学生补课、不再留学生背书了。问他咋了,他摇摇头,说,就那么回事!
第二个学期开学返校时,李波带来了一大捆书,有徐志摩诗集,有王朔散文集,有路遥小说集,有贾平凹散文选,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从此,我们看到李波的手里,常常地带了本这样集那样集的,就是上课,他都带着。把课一讲完,把作业一布置下去,他就捧起了他的那个“集”。接着没多久的一天,他捧着一份《乌蒙日报》欢呼鼓舞着向我奔来,说,发了,发了。我有些莫明其妙,问他啥发了!他说,我的诗歌发了,我的诗歌发了!我接过一看,还真是有一首诗和他的名字在一起印在了那报纸上。我是第一次看到身边的人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报纸上,也随着兴奋了起来。后来他得到稿费的那天,买了两包“画苑”烟,二块五的,分了一包给我。他说,五块,刚好够买两包。
那是哪一年,一下记不起了,但能肯定那是七月份的一天,还是有太阳的一天,我带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一辆车在操场上停了下来,从车上走下两个身穿西服的人,一个老些,怕有五十来岁了;一个年轻些,可能就三十多近四十岁。年轻些的那个问我,知道一个叫李波的老师么?他是不是就在你们这学校?我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找李波做啥。但凭一种直觉,他们找李波应该不会是坏事。他们没穿着制服。我说,是,就在我们学校,你们……
我带他们去了李波的宿舍。李波没课,正坐在那张学生用过的破书桌前写着什么。我推门进去,叫了他一声,他抬头转身,一看到我身后的两人后,嘴张了半天,才喊出声来说,王老师,陈老师,你们……李波一边喊着,一边往旁边的床上拉被子,说,王老师、陈老师,坐,坐。王老师和陈老师没坐,却弯着身子看起了他堆在桌子上的那一堆书。我看到李波是兴奋的,兴奋得有些手足无措。我说,我走了,我上课去了。那个老点的王老师回头向我笑了笑,说,你忙吧,麻烦你了。那个年轻点的也向我笑了笑,说,你忙吧,谢谢你了。我边说没事没事,边走向了操场。那节课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想这王老师陈老师是什么人,和这李波是啥关系?
后来得知,王老师是《乌蒙日报》的总编,那个陈老师呢,是我们县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他们和李波并没啥关系。他们是被普家河乡请来当“党在我心中”七一建党节演讲比赛的评委的。他们在那天的演讲比赛上见到了李波。在当晚的饭桌上,像是乡上的书记还是乡长说起了李波,说他在《乌蒙日报》发过不少诗歌和散文。王老师像是没听明白,所以乡长又接着补充说就是这次演讲得了一等奖的那个,王总颁奖的那个。王老师想起了什么,就问了李波现在的情况,问了他在哪学校。还说想趁此机会去看看我们的作者。他们那晚没走,第二天,来了我们学校。
后来不久,李波离开了我们学校,去了县委宣传部。是借调去的。这之后,我们就很少见面了。我在心里更加地羡慕起了李波。我也在心里佩服起了李波。这小子,虽然跟我说了那两人是谁,但怎么就连一点要走的消息都不提前透露透露呢。在我的心里,他的走,一定是那次就谈过了的。我甚至想,他跟那个王老师陈老师肯定不像他说的那样——没啥关系!他们肯定是有关系的。就算不跟两个都有关系,至少跟一个有关系!我怀疑他所跟我说的那些都是谎我的。但有什么呢,是真是假都这样了。只是他这一走,我的心里有了一种失落感。
他的液体要完了。旁边的那个病人撑起身来说。我猛地抬头,望着那输液管,还真是,瓶里的液体已滴落完,那管子里的也在迅速地往下滑。我赶紧起身,跑向护士办公室,喊换液体。
换上液体后,我看李波的脸开始红润了起来。但他的眼依然紧紧地闭着。我走出病房。我想抽支烟。来到楼梯间,那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整个楼梯间都摆满了病床。但现在有两张是空着的。记得昨夜来时,那都是有人住着的。而且我还记得住着的是两个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黑漆漆的人。当时由于急着见李波,所以只在心里想,哪儿又发生了瓦斯爆炸,没去细看。现在,那黑漆漆的人已不在。我点了烟,掂着脚往围成一团的人群蹭了过去。有人说,才走掉的。有人说,恁严重的,咋就走了呢。有人说,呵,没法医了吧。有人说,已经死了一个了,是死了那个,而且另一个也像是不行了,才走的。又有人说,看来是逃掉的,逃医药费的……
回到病房,一切仍旧。只是刚才提醒我李波的液体要完了的那个病人已坐了起来。是个老者了,五十来岁的样子。他望着我进去,望着我笑了笑,说,麻烦你一下,把我的床摇起来点,我想靠靠。我也笑了笑,然后过去为他摇了床。
你是他啥人?朋友吧?随着渐渐升起来的床头,老者边靠边说。
我嗯了一声,说朋友。
那昨晚上先来的那个呢?老者又问。
也是朋友。我说。我本想说他们是同事的,但怕一说起同事,他又问起在哪工作什么的。
他的家人呢?他是外地的么?
哦……我一时不知该怎么说,但还是说了声不是。
他没家人么?怎么没看到他的家人?
都在外面呢,孩子在北京读大学,妻子也是在外面工作。我说。
老者哦了一声。
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的就编了这么一个谎,而且听去也还那么地说得通。只是我突然地想,要是李波的妻子孩子真是这样,那他现在就不会在这医院里了。
其实李波早已和他的妻子离了婚,他们的孩子呢,那个叫李晓丽的女儿,在他们离婚时,就判给了他的妻子。现在是啥情况,我一点儿也不知道。
李波的妻子叫王芳。原先在普家河乡政府工作。对于李波和王芳结婚,那是我没能想到的。他们结婚之前,我连他们好的消息都没听说过。在他来请喝喜酒时,我感觉像是梦样的。那时,他已经从宣传部到县委办去了,听说,还是跟县委书记当秘书。那次发请柬他和王芳一起去,我只能恭喜他们,不便问什么。后来他提了干,任了个什么保密局的副局长,回来办调动手续,到了我们学校。又是一阵祝贺和恭喜之后我问他,都调进城去了,咋不在城里找个,难道城里就没你一份,还这样跑来跑去的!他诡异地笑了笑,说你不懂。我说,呵,你现在看来是啥都懂了啊。他又笑了笑,但笑时有了一丝苦相,说,城里的女人还真是有的是,只是不像你想象的那样。跟你说,去城里这几年,我相了不下五十次的亲。有时一个星期,可上十次,一天都几次。要不是后来没兴趣了,相下来的可能就不是几十次而是几百上千次了。我有些惊讶,问他,是不是当官了,都看不上。他摇了摇头,说,说实在的,起初都是我挑人家,凭着我那时的工作环境和我这还不算丑的模样儿,我有资格挑。呵呵。你不知道,开始交往时,他们对我那个好,那——那种感觉真让人不好说。但没几天,就都躲了。我有些弄不明白,问他咋的。他说,咋的?又不懂了吧?说白了,起初吧,他们都以为我能从一个乡下调到城市,而且去了那种要害部门,不是很有关系,就是很有钱。事实你知道,我有啥?关系?金钱?我啥都没有。等他们知道这些,那自然就躲了。明白了吧?他望着我笑了起来,笑得有些野的味道。而我只好跟着他苦笑一下。虽然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样,但我想他没必要用这个来谎我。他说,在乡下找个好,还能挑个满意的,爱自己、自己也爱的,结了婚,找个机会给她调进城去,不就一样了。最后他还习惯性地说,这婚姻,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李波真把王芳调进城去了,而且是调到一个较为好的单位——县财政局。那时他任县委办副主任差不多半年时间了。为此,我在心里面越来越佩服了他,同时也想,找个机会跟他说说,跟他拉拉关系,请他帮帮,把我也弄了调到哪个好点儿的学校去。不能进城,去城边也行。但我还没向他说出自己的这个想法,他就离开县委办,离开城市,到水平乡任乡长去了。据说,像他这样从县委办副主任出来直接任乡长,在我们县多年来的干部任用中,还属首例。按以往的惯例,他一个县委办副主任,到某个乡去,也就是个党委副书记而已。当了乡党委副书记,然后才是乡人大主席、乡长、书记什么的,这其间,不知需要熬几年,而他却一步就跳过,直接任了乡长,可见,他算是取得了领导的信任和重用的了。
只是在我这种胸无大志的人的心目中,认为进城工作就最好,在乡下任啥,都比不了在城里工作,李波进城了,又下乡来了,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啥!但李波似乎不这样看,我看他是一副洋洋得意相。他说,你不懂!你不懂!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那水,还懂得迂回曲折呢!
人这东西,亲戚也好,朋友也罢,以往再亲密,只要地位一拉开,悬殊一大,那无形的心里距离也便愈拉愈远了。虽然我们曾同学过,共事过,但算什么呢?只是在后来的日子里,听说他离婚了。关于他的离婚原因,有说他跟啥女人有了瓜葛被王芳发现了离的,有说王芳跟财政局的某领导有了瓜葛被他发现了离的,不一而定。但他们离了,这却是事实。有时想主动问问他,给上他一点儿安慰,但想想后,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怕听到他又一次说:就那么回事!
李波缓缓地睁了一下眼。这时天已经开始亮了。我可以肯定他是看到我了的。我还看到他看到我时脸上掠过了一丝惊讶的表情。但那只是一闪而过。接着他又闭上了眼。我张了张嘴,想问他吃不吃啥,但最终又没问。他扭了一下头,偏向另一边,又一副睡相了。我只得装着没发现他醒过来。抬头向那吊瓶看去,液体还在滴落,那一滴一滴的液体,此时似乎在我的心里滴出了“啪啪”的声响,似乎不是滴在那个输液管里,而是滴在了我的心里。
两个女孩进了病房,走向了我们旁边的那张床,并相继向床上的那老者喊了声“爸”。然后是和昨夜陪在旁边的那女人说话。然后是去买早点给两个老人吃。然后又是说话……
上班去了嘛,时间差不多了。老者喊两个女孩。
我们不想去了。大点儿的女孩说。
咋不去?去去去,这儿没事,在这儿做啥?老者说。
两个女孩最终还是一脸不愿地相继离开了病房。
我问老者哪不舒服,老者喝了一口水,露出一脸的笑说,嗨,也不是哪不舒服,就是没力气,浑身酸软……老者又笑了一下,但看去有些生硬。他边笑边说,我这人活不长的了,肝癌。我心里一惊,肝癌!肝癌了还这个样子!在我的理解中,癌,就是死的象征,而已经看到自己死的象征的人,谁还能笑出这个好声气!
老者又喝了一口水说,有啥,人都得死,早死晚死都是死,能活一天,就得笑着活过这一天,只有她们,就像天塌下来了样的!连班都不想去上,算啥!
老者又说,得了这病你还能怎样?反正现在两个姑娘都大了,虽然没能读出书来,没能有个固定工作,但在这城里,随便找个班上着,一个月也是几百块钱,还能饿着?她们有她们的路,我还去想啥……
吴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张单据,像是交费的收据。他问我李波醒了没有。我原想说醒了的,但在我看向李波的脸时,说出的却是没有。吴俊俯着身子看了看李波,说,看来好多了。他接着说,你忙你的去吧,这儿我来就行了。我说没事,你媳妇还在医院呢,这儿还是交给我,你照顾媳妇娃娃去吧。他说没事,都安排好了,还是我来吧。这时,李波醒来看到我时掠过的那一丝惊讶在我的眼前又一次闪现。我说,好吧,只是有啥需要我做的,你就给我打电话,别有啥顾虑。他说好好,有啥我再跟你联系。
吴俊后来没给我打电话,星期天要回学校时,我本想去看看李波,但想想后,又没去。回到学校,通过从旁了解,我得知了李波所出的事。
年前,李波的母亲病倒在了他家的地里。李波的父亲死得早。李波曾跟我说过,他父亲死时他才四岁多,还不大记事。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我曾读过李波写他母亲的散文,以及诗歌。我不懂李波曾常常挂在嘴上的文学,但从他写下的那些关于他母亲的文字里,我确实是读到了一种母爱的伟大,一种无私,一种奉献。甚至,读着他写下的那些文字时,我觉得那不是他在写他的母亲,而是他在写我的母亲。我想,我们都是一样的感激着母亲的人,只是他能用文字把这种感激表达出来,而我却不能。我为李波的母亲感到骄傲。同时,我也在内心里为自己感到了脸红。那是对于我的母亲的。我没能像李波那样,把对她——我的母亲的感激之情表达成文字。
李波心急如焚地把他母亲送进了医院,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通过一系列的检查,李波的母亲却像是全身都是病了似的,胸腔积液、心包积液、心脏功能衰弱、风心病、糖尿病……面对一大沓化验单,李波的脑袋瓜都懵了。当然,李波只能不顾一切地医治母亲,让母亲在医院里安心养病,让母亲别再牵挂家里的那田那地。作为离婚不久,因王芳看不上他们一起住过的那房子,要了房子给王芳补了钱的李波,手头不但无一分一厘的存款,还欠下了三万多的债。但他顾不了这些,在他的心里,只要能医治好母亲,欠下再多的债也心甘情愿。以致最后,为医治他的母亲,他把乡上的一笔什么款给用了。据说,数额是五万。苍天辜负了有心人,医了差不多一年,李波的母亲最终也没能医好。在李波刚把他母亲的后事办完,刚回到乡上开始上班,还沉浸在一片悲痛中时,县纪委的调查组便找上了李波。
我不知道李波的自杀,是不是就因为县纪委的找了他,就因为那五万块钱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有可能的。他在我心目中是个有抱负的人。而这样的事,必定对他的追求,他的理想,产生摧枯拉朽的负面作用。但我想,他自杀的原因不会只是这个,肯定还有包括离婚,包括他母亲死去这些因素。但究竟是为啥,只有李波自己知道。谁也不能肯定。我不可能去问他,连打电话都不可能。我只是想,无论遇上了啥,在自杀前他怎么就不会对自己说上一声:就那么回事!要是他还能说上这么一句话,他肯定就不会自杀了。
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听说李波又进城去工作了。还说这是他立即把那五万块钱找回去填补了的结果,要不他不但会失去工作,弄不好还得进局子。为此我在心里为他感到庆幸。虽然只知道他去的是县政协,任个什么职务也不知道,但已经很好,哪怕什么职务都没任。职务算什么呢,在我看来,还真就是那么回事,跟我教书,跟我打麻将,一个样儿。
又过了近半年的时间,我突然地接到了李波的电话。那是一个周末,我刚好在城里。李波问我在哪,我说在城里。他说,下午有啥安排没有,过来打麻将。我很是吃惊,问,你啥时学会打麻将了?他说,呵,谁规定过,就只能让你打不能让我打!我嘿嘿了两声说,那倒没有,只是我从未看你打过。他哈哈哈地笑了起来,笑完说,就那么回事,以前的李波已经死了,现在的李波不是你记忆中的李波了……呵呵,来不来?我原本还想去的,本来我下午也就是要去打麻将,打麻将对我来说,在哪打都是打,为的就是消磨个时间,混混日子,找点儿乐子,但一听他那让我感到陌生无比的声音,我就立即改变了主意。在我的心里,我似乎更愿意看到那个原来的他,那个有想头有人情味有抱负的他,我怕看到这些都没有了的他。真的,虽然我这人算是没啥想头,随时过一天算一天的样子,但在内心里,我是崇拜着他的,崇拜着原来的那个他的。我说,今下午还真有事,来不了,改时吧!啪地关了电话,我竟学着李波原来的样子,不禁地说,就那么回事!
【作者简介】杨恩智:男,汉族,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78年11月生于云南昭通,1998年参加工作并开始业余写作。做过教师、机关文秘、报纸副刊编辑等工作。在《散文》、《散文百家》、《山东文学》等刊物发表过小说、散文多篇,有作品被《意林》等刊物转载。
责任编辑 杨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