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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虽然我党历来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然而，时至今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并没有根绝，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各方面的进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不少领域反而还衍生出了新的“变种”。习近平总书记就查摆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新现象新话题
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话题、新任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批判、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非常坚决，而且是一以贯之。据《学习时报》等权威媒体报道和资料整理，可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故事和事例，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我党一贯以来的优良作风。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作“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其意思是，官僚主义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像一座泥塑木雕的神像，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对人民群众毫无用处。在1950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60年3月14日，山东历城县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基层仍然存在“五多五少”的问题：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报告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他还明确表示，“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因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1963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周恩来对二十种官僚主义的概括和剖析，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为官僚主义“画像”：“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不仅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概括，而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
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变种”
虽然中央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痼疾却“生命力顽强”，甚至“花样翻新”害人不浅。据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有以下10种表现。对待这些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必须要下大力气加以整治。这10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如下。
贯彻落实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对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但行动少落实差，虚多实少，仅仅满足于“轮流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个别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我行我素。
调查研究方面，有的单位搞形式、走过场，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无论什么调研主题，去的是同一条路线、访的是同一批对象、听的是同一套说辞，搞“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
服务群众方面，有的单位表面上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门好进、脸好看”，但还是“事难办”，将过去的“管卡压”变成了现在的“推绕拖”;有的政务服务热线电话长期无人接听;有的政府网站更新的内容主要是领导活动，政务公开、便民服务等栏目几乎成为僵尸栏目。
项目建设方面，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而不考虑客观实际，“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奖状一屋子，工作还是老样子”。
召开会议方面，一些地方无论什么会议都要层层重复开，一个接一个，检查评比走马灯，导致干部疲于应付，没有时间抓落实。
改进文风方面，有的地方寫文件、制作文件机械照搬照抄，出台制度规定“依葫芦画瓢”，内容不是来自调查研究，而是源自抄袭拼凑。
责任担当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凡事都要上级拍板，避免自己担责，甚至层层往上报、层层不表态。
工作实效方面，有的地方对工作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美化”上，一项工作刚开始就急于总结成绩、宣传典型，搞“材料出政绩”。
履行职责方面，有的部门热衷于与下属单位签订“责任状”，将责任下移，试图让下级的“责任状”成为自己的“免责单”;
对待问题方面，有的党员干部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知情不报、听之任之，甚至在组织向其了解情况时仍不说真话。
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进行了不少归类，广大群众更是对此类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但有些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却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据《人民日报》报道，个别地方的基层干部竟然将“红头文件”改成“白头”。所谓“白头文件”，实际上就是“没有抬头的文件”“没有编号的文件”。按照基层“减负”整治文山会海的要求，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予制发。如此玩“猫腻”，实则是个别基层干部患上了“文件依赖症”。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通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是群众早已愤慨不已的“老问题”“老现象”，也有不少是党的十八大后甚至是党的十九大后出现的所谓“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其中一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一次性通报8起此类问题后指出：这些问题是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以案为鉴，主动对照检查，引以为鉴。
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
毫无疑问，官僚主义也是阻碍群众路线的大敌，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拦路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查摆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再次释放了强烈信号：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多样性、变异性。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推进工作要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雷厉风行、见底见效，面对难题要敢抓敢管、敢于担责。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到症结，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拍脑袋决策，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巍认为，官僚主义得不到有效遏制，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必将成为空谈。如果官僚主义盛行，党的民心“长城”便轰然坍塌，执政之基也将土崩瓦解。同时，官僚主义必然催生形式主义，并导致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盛行，从而极大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就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真正弄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是新现象新话题
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并不是现在才有的新话题、新任务。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家批判、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就非常坚决，而且是一以贯之。据《学习时报》等权威媒体报道和资料整理，可以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故事和事例，从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我党一贯以来的优良作风。
在革命年代，毛泽东就强调必须严厉地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把那些遮塞在苏维埃与民众之间的废物抛开去，这些废物就是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毛泽东曾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作“泥塑的神像”，说它是“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其意思是，官僚主义者在很多方面都很像一座泥塑木雕的神像，与人民群众严重脱节，对人民群众毫无用处。在1950年，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1960年3月14日，山东历城县委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基层仍然存在“五多五少”的问题：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毛泽东在看到这个报告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他还明确表示，“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因为“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1963年，周恩来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着重讲了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列举了官僚主义的二十种表现。周恩来对二十种官僚主义的概括和剖析，是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领导干部的实际情况做出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为官僚主义“画像”：“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邓小平不仅对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和危害作了形象而深刻的概括，而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强调要从社会体制的角度来认识官僚主义。
警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变种”
虽然中央大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这种痼疾却“生命力顽强”，甚至“花样翻新”害人不浅。据新华社报道，中央纪委有关负责同志曾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有以下10种表现。对待这些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必须要下大力气加以整治。这10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如下。
贯彻落实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对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表态多调门高，但行动少落实差，虚多实少，仅仅满足于“轮流圈阅”“层层转发”“安排部署”，个别领导干部说一套做一套，我行我素。
调查研究方面，有的单位搞形式、走过场，像打造旅游线路一样打造“经典调研线路”，无论什么调研主题，去的是同一条路线、访的是同一批对象、听的是同一套说辞，搞“大伙演、领导看”的走秀式调研。
服务群众方面，有的单位表面上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门好进、脸好看”，但还是“事难办”，将过去的“管卡压”变成了现在的“推绕拖”;有的政务服务热线电话长期无人接听;有的政府网站更新的内容主要是领导活动，政务公开、便民服务等栏目几乎成为僵尸栏目。
项目建设方面，一些地方热衷于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项目工程，而不考虑客观实际，“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奖状一屋子，工作还是老样子”。
召开会议方面，一些地方无论什么会议都要层层重复开，一个接一个，检查评比走马灯，导致干部疲于应付，没有时间抓落实。
改进文风方面，有的地方寫文件、制作文件机械照搬照抄，出台制度规定“依葫芦画瓢”，内容不是来自调查研究，而是源自抄袭拼凑。
责任担当方面，有的领导干部“只求不出事，宁愿不做事”，凡事都要上级拍板，避免自己担责，甚至层层往上报、层层不表态。
工作实效方面，有的地方对工作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都放在“材料美化”上，一项工作刚开始就急于总结成绩、宣传典型，搞“材料出政绩”。
履行职责方面，有的部门热衷于与下属单位签订“责任状”，将责任下移，试图让下级的“责任状”成为自己的“免责单”;
对待问题方面，有的党员干部对身边不良风气和违规问题态度漠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知情不报、听之任之，甚至在组织向其了解情况时仍不说真话。
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对形式主义的新“变种”进行了不少归类，广大群众更是对此类形式主义深恶痛绝，但有些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却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据《人民日报》报道，个别地方的基层干部竟然将“红头文件”改成“白头”。所谓“白头文件”，实际上就是“没有抬头的文件”“没有编号的文件”。按照基层“减负”整治文山会海的要求，可发可不发的文件一律不予制发。如此玩“猫腻”，实则是个别基层干部患上了“文件依赖症”。
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通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问题。这些问题，很多是群众早已愤慨不已的“老问题”“老现象”，也有不少是党的十八大后甚至是党的十九大后出现的所谓“新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其中一次，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一次性通报8起此类问题后指出：这些问题是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表现。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出，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广大党员干部务必以案为鉴，主动对照检查，引以为鉴。
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
毫无疑问，官僚主义也是阻碍群众路线的大敌，是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拦路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查摆和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做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再次释放了强烈信号：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驰而不息改进作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大力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多样性、变异性。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然突出，又有新的表现形式。要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弘扬真抓实干作风，推进工作要实打实、硬碰硬，解决问题要雷厉风行、见底见效，面对难题要敢抓敢管、敢于担责。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到症结，做到心中有数，不能拍脑袋决策，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可说是一对“孪生兄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王巍认为，官僚主义得不到有效遏制，贯彻落实群众路线必将成为空谈。如果官僚主义盛行，党的民心“长城”便轰然坍塌，执政之基也将土崩瓦解。同时，官僚主义必然催生形式主义，并导致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盛行，从而极大挫伤群众的积极性。反对官僚主义，就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真正弄清“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