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农民不仅是旧时代的弱者。新时代也依然是弱者。在乡村的发展中，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似乎都是在与传统和熟识的生活告别，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承受着很大的痛苦。让农民自己选择，提供可以让这种独立选择实现的条件，即使不能让痛苦消亡，也可以减轻痛苦的伤害。
40年前，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就曾对“农民的终结”作出宣告。在他看来，20世纪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一个时代的终结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也不是农村和农民的消失，而是“小农”及以此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终结。
在他看来，传统的“小农”正被改造成“农业生产者”或“农业工人”；农民虽然存在，但农民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会大幅度减少；农业产出虽然会增加，但以农立国的时代不复存在；乡村生活仍在延续，但农民的生活日益“现代化”。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被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所改造和取代，一个时代走向终结。
孟德拉斯的预言，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曾让当时的国人感到震惊。然而，此后不久，他的预言变成现实。
1955-2000年，法国农业经营单位数量从230.7万个减少到66.4万个，减少71.2％。法国农业就业人口从1955年的513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94.3万人，农业就业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从27％降至4.1％。法国，从一个农业大国，一跃而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
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当今中国重现。孟德拉斯的预言，也正成为中国的现实。
近来到过中国乡村的人们都惊异地发现，大凡我国发达的“典型村”和“明星村”，“村”已经不再是哪个“村”，“庄”也不再是哪个“庄”，早已“城镇化”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农业被新的工商业所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也被“朝九晚五”、按时作息的工作所代替。就连大寨的“铁娘子”郭凤莲，也早就认识到种田养不活大寨人，要办企业，开公司。
鼎鼎大名的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莫不如此。在这些地方，“炊烟袅袅，牧童放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风光，早以变成了遥远的过去。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问，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6年的44％。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现有的中国农村，将再一次从经验上证明孟德拉斯的判断，有至少半数走向消亡。
引用一个既有的说法，“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每一年都有上万的村落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消失。”
然而，在一些村落消失的同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农业税的取消，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工支农”以及“城乡统筹”等等，都明示了传统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体制，以及“以农立国”的过去，将走到终点。
所以，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终结。
农民自己的选择权
历史的发展是如此的诡秘。“乡村发展”似乎已经变成了“农村终结”的代名词，凡是快速发展的乡村，也是最早消失的乡村。而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典型乡村”，似乎只能到偏远、“落后的”，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去寻找。
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终结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过程。在李培林的话语下，“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
毕竟，在乡村发展中，消逝的不仅仅是“小农”和“宁静美满”的牧歌般的乡村生活，也有与此相伴的“传统”、“价值”、“制度”，以及过去的光荣和梦想。这确实让一些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让走向新世界的人们感到茫然无助。
20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之初，一些人痛苦而愤怒地声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乡村干部面对即将被农民分割承包的土地伏地痛哭。有的则哭诉：“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面红旗’仅剩下一面(人民公社)了，不能留下么?”
事实上，每当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人们对未来的选择都充满了分歧。2D世纪农村改革如此，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亦是如此。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解读，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各自不同的“模式”和“样板”。有的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应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农村转移出来；有的则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的话语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称农民应该回到农村去。
而对于土地这一基本制度，有强调市场经济、产权明晰是新农村的基础的意见，有强调农村合作化、集中化甚至是集体化的意见，有的地方采取土地归并、集中经营，甚至已经在重建“集体农庄”。
一部分意见认为，当前农村及国家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只有在改革中才能解决；另一部分意见则又认为，一切矛盾正是改革造成的，提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农村发展方向的严重分歧，“不争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消解办法。但是仅此显然不够，还必须“大胆闯”、“大胆试”、“用事实说话”，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尊重农民的选择权，让农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乡村发展的道路!“天下第一村”，不是一两个人的村庄。
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村庄的农民应该可以自由选择和尝试不同的农地制度、产权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只要它有助于实现国家对农村确立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对于我国如此辽阔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历史及人文条件不尽相同的乡村，任何一律化、—刀切的政策都不可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然而，不幸的是，在当前农村发展的政策设计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大一统、一律化、精英主义和“父爱主义”的顺向。固守“上智下愚”意见的人太多，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太少；在实践中越位“包办”的太多，让农民自我选择的太少；试图“替民作主”的人太多，而敢于“由民作主”的人太少。
现在，仍然有不实际接触农村的人，把当今中国的农民看成是无知的、盲目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无理性的，假想农民们不能 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未来，从而，“精英”们必须为农民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作出“科学”的选择和安排。由此演化出的，是对农民的选择横加干预。甚至包办代替。
我们并不否认，和所有人的人性—样，农民的选择，也会出现失误。但是，在大多数的经验下，局外人的选择，并不比身临其境的农民们更聪明。
仅从农村改革以来的历史来看，农民自己的选择大都是最富创造性的、最适合自己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从家庭联产承包到林地制度改革，从发展乡镇企业到村民自治中的“两票制”及“海选”等等，农村哪一项重大和成功的改革不是农民群众的创造?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选择权，是农民群众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对许多“高知精英”而言，在当前及未来乡村建设和发展中，这些人要做的不是代替农民作出选择，而是要去发现农民的选择，并且丰富农民可以选择的内容供给，同时，为这种自己作自己的选择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
给予更多实际的支持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作出—项选择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选择需要一定的条件，也因为选择存在着失败的风险。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而言，长期形成的种种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约束，使他们难以获得公平和自由的选择机会，同时，面对一个全新的、也是陌生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也备感茫然。
人们常常抱怨农民的“保守”，“缺乏创新”，对于“明明是好的产品、新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不能接受”。其实，这可能正好是农民的理性行为，而且也是环境使然，因为在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小本经营承受不起失败的灾难。过往的经验已经告诉农民，没有可靠的把握，决不能用全家现实的生活和生存去赌未来的希望。
正因如此，为农民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农民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支援，应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最大的责任。
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城乡之间的隔绝和二元化政策逐渐消除。但是，不能不看到，迄今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有的甚至在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许多基本制度层面，城乡之间的二元分离在相当程度上依然顽固，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
而且，农民的选择不仅面临不平等的制度的歧视，也更面临初始资源禀赋和条件的不平等，特别是在以农立国及长期的二元化体制下，农民在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长期落后和贫困的代价的背景下。
为此，中国不仅需要消除当下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制度，还必须对农民给予必要的补偿和保护，以尽可能为他们的选择提供初始平等的资源、条件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共财政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农业生产以及社会保障的支持。
不能混淆的是，对农民的支持并不是救济、慈善之心和道德良知，也并非利他主义的善良和同情心，而是一种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与纠偏。给农民的回馈，是国家和社会在历史走到当前阶段的责任，是对制度公正的自然要求。
在中国的体制下’农民不仅是旧时代的弱者，新时代也依然是弱者。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是否习惯，在乡村的发展中，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似乎都是在与传统和熟识的生活告别，在向一个时代告别。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让他们自己选择，而我们提供可以让这种独立选择实现的条件，不能让这—痛苦消亡，但至少可以减轻痛苦的伤害。
40年前，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就曾对“农民的终结”作出宣告。在他看来，20世纪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一个时代的终结
孟德拉斯所说的“农民的终结”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也不是农村和农民的消失，而是“小农”及以此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的终结。
在他看来，传统的“小农”正被改造成“农业生产者”或“农业工人”；农民虽然存在，但农民的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都会大幅度减少；农业产出虽然会增加，但以农立国的时代不复存在；乡村生活仍在延续，但农民的生活日益“现代化”。这是一场社会革命，传统农业社会和农业文明被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所改造和取代，一个时代走向终结。
孟德拉斯的预言，对于法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曾让当时的国人感到震惊。然而，此后不久，他的预言变成现实。
1955-2000年，法国农业经营单位数量从230.7万个减少到66.4万个，减少71.2％。法国农业就业人口从1955年的513万人减少到1999年的94.3万人，农业就业人口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从27％降至4.1％。法国，从一个农业大国，一跃而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国家。
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也正在当今中国重现。孟德拉斯的预言，也正成为中国的现实。
近来到过中国乡村的人们都惊异地发现，大凡我国发达的“典型村”和“明星村”，“村”已经不再是哪个“村”，“庄”也不再是哪个“庄”，早已“城镇化”了；曾经安身立命的农业被新的工商业所取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村生活也被“朝九晚五”、按时作息的工作所代替。就连大寨的“铁娘子”郭凤莲，也早就认识到种田养不活大寨人，要办企业，开公司。
鼎鼎大名的华西村、南街村、大邱庄等，莫不如此。在这些地方，“炊烟袅袅，牧童放歌、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田园风光，早以变成了遥远的过去。
事实上，在过去的20多年问，中国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6年的44％。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中国基本完成工业化进程，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现有的中国农村，将再一次从经验上证明孟德拉斯的判断，有至少半数走向消亡。
引用一个既有的说法，“现在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70个村落消失，每一年都有上万的村落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消失。”
然而，在一些村落消失的同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生活行为方式，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也都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农业税的取消，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工支农”以及“城乡统筹”等等，都明示了传统城乡分割的二元化体制，以及“以农立国”的过去，将走到终点。
所以，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终结。
农民自己的选择权
历史的发展是如此的诡秘。“乡村发展”似乎已经变成了“农村终结”的代名词，凡是快速发展的乡村，也是最早消失的乡村。而人们心目中“传统的典型乡村”，似乎只能到偏远、“落后的”，或者“不发达”的地区去寻找。
农村的发展与农民的终结是一个悲喜交加的过程。在李培林的话语下，“从乡土的自给自足社会到市场的风险社会，农民和村落的终结，是一个巨变，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伴随着无数不足以为外人道的喜怒哀乐，既有摆脱农耕束缚、踏上致富列车的欣喜和狂欢，也有不堪回首的个体和集体追忆。”
毕竟，在乡村发展中，消逝的不仅仅是“小农”和“宁静美满”的牧歌般的乡村生活，也有与此相伴的“传统”、“价值”、“制度”，以及过去的光荣和梦想。这确实让一些人产生撕心裂肺的痛苦’也让走向新世界的人们感到茫然无助。
20多年前，家庭联产承包改革之初，一些人痛苦而愤怒地声称“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有的乡村干部面对即将被农民分割承包的土地伏地痛哭。有的则哭诉：“毛主席老人家的‘三面红旗’仅剩下一面(人民公社)了，不能留下么?”
事实上，每当处于历史的转折时期，人们对未来的选择都充满了分歧。2D世纪农村改革如此，当下的新农村建设亦是如此。
自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来，不同的人们有着不同解读，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各自不同的“模式”和“样板”。有的强调，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新农村建设应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使农民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从农村转移出来；有的则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的话语是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要在市场化和城市化以外来想办法”，称农民应该回到农村去。
而对于土地这一基本制度，有强调市场经济、产权明晰是新农村的基础的意见，有强调农村合作化、集中化甚至是集体化的意见，有的地方采取土地归并、集中经营，甚至已经在重建“集体农庄”。
一部分意见认为，当前农村及国家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是因为改革的不彻底。只有在改革中才能解决；另一部分意见则又认为，一切矛盾正是改革造成的，提出“改革停下来，我们要下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面对农村发展方向的严重分歧，“不争论”似乎是一个不错的消解办法。但是仅此显然不够，还必须“大胆闯”、“大胆试”、“用事实说话”，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尊重农民的选择权，让农民自己选择自己的生活和乡村发展的道路!“天下第一村”，不是一两个人的村庄。
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个村庄的农民应该可以自由选择和尝试不同的农地制度、产权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一只要它有助于实现国家对农村确立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对于我国如此辽阔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自然、历史及人文条件不尽相同的乡村，任何一律化、—刀切的政策都不可能满足多样化的需求。
然而，不幸的是，在当前农村发展的政策设计中，我们依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大一统、一律化、精英主义和“父爱主义”的顺向。固守“上智下愚”意见的人太多，相信农民、依靠农民的太少；在实践中越位“包办”的太多，让农民自我选择的太少；试图“替民作主”的人太多，而敢于“由民作主”的人太少。
现在，仍然有不实际接触农村的人，把当今中国的农民看成是无知的、盲目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无理性的，假想农民们不能 正确地选择自己的生活，和理性地把握自己的未来，从而，“精英”们必须为农民的现实生活和未来命运作出“科学”的选择和安排。由此演化出的，是对农民的选择横加干预。甚至包办代替。
我们并不否认，和所有人的人性—样，农民的选择，也会出现失误。但是，在大多数的经验下，局外人的选择，并不比身临其境的农民们更聪明。
仅从农村改革以来的历史来看，农民自己的选择大都是最富创造性的、最适合自己的，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从家庭联产承包到林地制度改革，从发展乡镇企业到村民自治中的“两票制”及“海选”等等，农村哪一项重大和成功的改革不是农民群众的创造?
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从根本上说，农民群众的选择权，是农民群众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力。对许多“高知精英”而言，在当前及未来乡村建设和发展中，这些人要做的不是代替农民作出选择，而是要去发现农民的选择，并且丰富农民可以选择的内容供给，同时，为这种自己作自己的选择的实现，创造更好的条件。
给予更多实际的支持
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一个群体，作出—项选择并不容易。这不仅因为选择需要一定的条件，也因为选择存在着失败的风险。特别是，对于中国农民而言，长期形成的种种制度化或者非制度化的约束，使他们难以获得公平和自由的选择机会，同时，面对一个全新的、也是陌生的世界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他们也备感茫然。
人们常常抱怨农民的“保守”，“缺乏创新”，对于“明明是好的产品、新的技术和科学的方法不能接受”。其实，这可能正好是农民的理性行为，而且也是环境使然，因为在缺乏充分的社会保障条件下，小本经营承受不起失败的灾难。过往的经验已经告诉农民，没有可靠的把握，决不能用全家现实的生活和生存去赌未来的希望。
正因如此，为农民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条件，为农民的选择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支援，应是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府最大的责任。
中国进入改革时代以来，党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城乡之间的隔绝和二元化政策逐渐消除。但是，不能不看到，迄今为止，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巨大，有的甚至在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在户籍、居住、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税收等许多基本制度层面，城乡之间的二元分离在相当程度上依然顽固，农民和农村发展仍受到诸多政策上的歧视和制度上的束缚。
而且，农民的选择不仅面临不平等的制度的歧视，也更面临初始资源禀赋和条件的不平等，特别是在以农立国及长期的二元化体制下，农民在为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长期落后和贫困的代价的背景下。
为此，中国不仅需要消除当下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制度，还必须对农民给予必要的补偿和保护，以尽可能为他们的选择提供初始平等的资源、条件和机会。这就要求，我们的公共财政向农村、农业和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的公共设施、农业生产以及社会保障的支持。
不能混淆的是，对农民的支持并不是救济、慈善之心和道德良知，也并非利他主义的善良和同情心，而是一种历史遗留问题的补偿与纠偏。给农民的回馈，是国家和社会在历史走到当前阶段的责任，是对制度公正的自然要求。
在中国的体制下’农民不仅是旧时代的弱者，新时代也依然是弱者。无论他们是否愿意，是否习惯，在乡村的发展中，他们每一天的生活似乎都是在与传统和熟识的生活告别，在向一个时代告别。在这一过程中，农民承受着更大的痛苦。让他们自己选择，而我们提供可以让这种独立选择实现的条件，不能让这—痛苦消亡，但至少可以减轻痛苦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