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何主任走了？”半个月前，何日辉突然从广州市白云区武警医院心理科的病区里消失了。遍寻不着他的病人及家属，陆续找到病区辅导员杨业森处打探消息，求他递话。几天后，这支“传话筒”也被迫选择离开。8月12日，原武警广东省总队医院心理科主任何日辉终于打破沉默，在微博上公开了自己出走的原因：“因为无法再坚持我的理念和实施人本治疗，只能选择辞职，远赴山东。”
　　这个谜底并不令人意外。近两年来，不少见离开体制选择自由执业的医生，比如微博拥有200多万粉丝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今年6月份即选择从大名鼎鼎的北京协和医院“出走”。不过在精神卫生领域，敢于挣脱樊笼去争朝夕的大夫，寥寥无几。或许是在疯狂中伫立太久，何日辉也有了想去做点“疯狂之事”的勇气。他耸了耸肩膀，像一条跃进池塘的鲶鱼，意图搅乱一池春水。出走或许只是第一步。


　　当“脱瘾哥”遇见“抑郁青年”
　　何日辉的成名与中国内地首家青少年成瘾戒疗中心密切相关。这家专为成瘾青年打造的治疗基地藏身于广州市郊一座不起眼的建筑里。全国各地的家长带着孩子慕名而来，对一家部队医院来说，实属难得。由他独创的“何式戒瘾法”，被认为打破了固有的治疗传统，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行为矫正、感恩教育和社会支持融为一体，挽救了许多年轻人被止咳药水“喝”掉的人生。
　　2012年3月17日，90后的南京女孩“走饭”在微博上直播自杀。她的临终遗言“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像针一样刺中了何日辉的眼睛。惋惜，是他出于精神科医生的本能反应。但是擅长脱瘾疗法的他，并没有尝试过用同样的方式治疗抑郁症。他暗暗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几个月后，前IBM中国研发工程师袁毅鹏意外地进入了何日辉的视野。
　　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的袁毅鹏并没有过上令人羡慕的生活。2007年在上海IBM工作仅一年，他就被查出患上了抑郁症。医院开出了“建议边工作边治疗”的鉴定，公司却要求他自动离职。无奈之下袁毅鹏一纸诉状将IBM告上了法庭。尽管最终赢得了官司，却迟迟没有执行。
　　抑郁加上失业困扰，袁毅鹏的病情不断加重。他被送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噩梦随之而来。在黑暗的28天里，他在没有打麻药的情况下被迫接收了4次抽搐電休克—一种副作用十分明显的损伤性治疗。患者常常被五花大绑在床上接受电击，醒来后浑身肌肉骨头都会留下散架般撕裂的疼痛，稍微一动便会大汗淋漓，五脏六腑仿佛要从身体里蹦出。几乎所有接受过老式电休克的人，都会引发重度失忆，袁毅鹏也不例外。从医院逃离后，他甚至连自己租住的小屋都找不着，更别提那个已经渐行渐远的自己。
　　此后的六年，他把自己封闭在出租屋里，几乎彻底脱离了社会。每天他就躺在一张小床上，旁边放一台电脑，不接电话，不出房门，只在网络上不停刷屏，偶尔看看窗外的蓝天，饿了就啃啃垃圾食品，任凭体重不断飙升，头发越来越长。为了挽救他，退休的父母不得不放下身段，远赴北京，在IBM总部楼下举牌抗议，却意外遭遇“暴力捆绑”。最绝望的时候，袁毅鹏曾经三次自杀，但每一次都幸运地逃过了死神的魔爪。2012年7月，劳累过度的父亲袁庆怀中风倒下，住进了上海东方医院，医生建议手术，费用缺口10余万。一个绝望的家庭坠进了更加望不到底的深渊。
　　9月的某一天，袁庆怀蓬头垢面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何日辉突然带着老同学登门造访。自我介绍完毕后，他开门见山地提出，希望袁父能带上儿子一起去广州找他治疗。“当时我的生活已经完全崩溃了，考虑到经济状况，以及对精神医生的不信任，我没有答应。”土生土长的袁庆怀是个直筒子，说起话来粗声大气，性格豪爽，也有着武汉人的硬朗倔犟。何日辉只能悻悻而归。
　　但是这个结果显然不符合“脱瘾哥”一贯的处事风格。此后的数天时间里，他又给袁庆怀打来了几个电话。他一遍遍阐释自己的治疗理念，并承诺绝不会对孩子使用电击，而且愿意提供免费医疗。这对走投无路的袁庆怀而言无疑是一根从天而降的救命稻草。他被何日辉的诚意打动了，决定带着儿子放手一搏。


　　何氏“理想国”
　　2012年9月28日，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袁毅鹏一家踏进广州市武警医院“青少年成瘾戒疗中心”的大门，展开了一段重生之旅。
　　杨业森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袁毅鹏时，简直吓了一跳。这个年轻人踩着一双人字拖，蜷缩在墙角，下巴紧紧地贴在胸口，齐肩的长发把整张脸都遮住了。“你几乎看不见他的样子，但是却能感觉到他躲在头发缝隙里看你。”曾经的精神创伤，让袁毅鹏对任何医护人员的靠近都极为敏感。“如果你和他在楼道里相遇，他会马上停下来紧张地扶住墙，等你从身边走过了，才敢挪动。”为此，何日辉专门为袁毅鹏和母亲赵玲叶安排了一个单独的病房。袁庆怀则住在楼上接受康复治疗。
　　此后在武警医院感受到的治疗方法改变了一家人对精神病院的认知。在这个由何日辉亲手打造的“理想国”里，没有痛苦的电击设备，病人可以自由活动，上网、玩手机、打电话，还能去楼下打篮球，和医务人员间也不设隔离。
　　通常，精神科和内科医生握有处方权，麻醉师协助排毒，心理咨询师主攻心理治疗，辅导员负责行为矫正。多个工种互相配合构成了一套完整的人本治疗体系，其治疗的核心在于心理干预。这一点几乎与传统的单一药物治疗方法背道而驰。
　　何日辉亲自操刀给袁毅鹏制订了治疗方案，从药物治疗到心理干预，从家庭服务再到素质拓展训练，都配备了最得力的人员。心理咨询师陈卓每周都会陪袁毅鹏聊天，遇上他失眠时便帮他放松催眠。每隔半个月，杨业森会带上一队病友去华南植物园挑战高空项目，或者去KTV让大伙放声高歌。袁毅鹏也跟着去了两次。 　　改变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有一天他突然决定剪去留了6年的长发。在清脆的咔嚓声中，他渴望连同过去的苦难一同被剪掉。有一次跟病友去K歌时，他给自己点了一罐啤酒。六年来，酒精第一次滑过舌尖，那种感觉既陌生又熟悉。他还开始试着和病友主动交流，一个患有强迫症的女孩成了他的新朋友。他还在小伙伴们的帮助下，完成了人生中第一个“高空断桥”户外项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就连父亲袁庆怀的病情，也渐渐有了起色。
　　何日辉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也为此搭上了大量精力。有护士不能理解，刚入院时，对袁家态度有些冷淡，气得袁父有两次吵着要出院。最后还是何日辉当面调解，值班护士道歉后，风波才算平息。有医生半开玩笑地问何日辉：“老大，你怎么对他们比对我们还好？我们都嫉妒了。”就连袁毅鹏也形容，“何主任就是一个偏执的好人，选择了偏执地做好事。”
　　奋斗
　　“我愿意帮助他们，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何日辉说，“两位花甲老人，当年也曾是武钢的工程师、知识分子，如今却落魄到这种地步，落差太大。用心理学的话说是同理心，用通俗的话说则是动了恻隐之心。”
　　1973年，何日辉出生在山东莱西一个普通的村庄，家中排行老四。童年时，父母双亡，是哥哥和嫂子含辛茹苦把他抚养长大。“大概也因为如此，我才会对亲情特别重视，跟一般人不一样。”
　　由于家境贫寒，他没少受歧视。年幼时便暗暗下定决心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出人头地。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是传说中的“学霸”。高考时还以全县第一的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位于武汉的同济大学医学院，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每次回家过年，村里的老人都会把他叫到跟前道：“光辉（小名），你要争一口气。”而他的前半生也确实在为实现理想和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而努力着。
　　大学是何日辉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大一时，因为偶然的机会，他被辅导员任命为“小班长”，开始频繁组织同学们参与各种活动。这个不善言辞的书呆子，还是第一次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带领者”，性格也变得日趋外向起来。那时，只要有空他就会跑去一名叫王蛇的哲学老师家里看书、聊天。王老师每次都会给他播放当时很火的访谈节目《东方之子》。不同人物的奋斗史深深触动了他。有一天王老师对他道：“我在你身上看到了居里夫人的精神。希望以后你能像铀一样被挖掘出来，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毕业后，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情况，何日辉没有继续深造，而是选择了薪酬较高却位置偏僻的宁波象山医院工作。2年后，他再次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麻醉科。
　　在医疗系统里，麻醉师是一个配合性的角色，并不需要直接接触临床病人。这与何日辉的理想相去甚远，至少他不愿意只成为一名“追随者”。临近毕业时，在一次偶然的医学综述搜索中，他读到了一篇介绍全麻方法戒毒的文章。戒毒治疗是临床医学的一种，符合他的求职构想。他当即给当时尝试全麻戒毒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打电话，申请去实习。戒毒治疗不是高端领域，导师和同学都极力反对，但是一心想要创新的何日辉顾不上那么多。
　　2004年他进入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作，月薪拿到手只有600元左右，比本科毕业后的工资还要少。当时，深圳一家医院给他开出了月薪一万元的优越条件，为了心中的理想，他断然拒绝。
　　一次，一名吸毒女孩来医院治疗。热心的何日辉尝试着与女孩聊天，却遭到排斥，何日辉不愿放弃，女孩竟以自杀相威胁。这件事对他冲击很大，他突然意识到，除了身体脱毒，患者还需要专业而完善的心理治疗。2005年，他通过学习考上心理咨询师。次年，他主动申请调去戒毒科，并将全麻戒毒疗法推广到戒除曲马多、止咳水上瘾的病人身上。
　　因为媒体的报道，来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心中构想的治疗方法需要将排毒和心理干预、家庭辅助结合起来，需要多元化的团队成员；然而只有他一个人，同时兼任麻醉师、心理治疗师、戒毒医师的职责，非常累。他向院方提出想招收心理治疗师和辅导员，却被院方以成本开销过大为由拒绝了。何日辉顿时心生退意。
　　出走
　　2007年9月，广东省武警医院向他抛出了橄榄枝，正式聘请他在心理科主持成瘾治疗，并开辟出专门的病房来管理和治疗病人。六年来，成瘾中心成功接收了2000多例患者，包括心理成瘾者，轻度精神病患者和抑郁症患者。治疗模式完全按照他设想的样子打造。由于需要多工种配合，人力成本急剧攀升，但何日辉认为“随着患者人数增多，经济效益还是很不错的。”
　　然而，变数却在毫无征兆中到来。今年6月份，医院新任院长上台后，组织新的科室领导竞争上岗。毫无管理经验和业务能力的一名新人把何日辉取而代之。失去主导权的心理科被要求搬迁到新地方，病房数量大幅减少，为了削减开支，新主任又重新退回到过去的传统治疗方法上，剔除心理干预和拓展训练，包括杨业森在内的四名辅导员被勒令劝退。治疗方法只剩下药物和全麻排毒，以便加快治疗流程，实现高效的病人流转。何日辉十分失望。此前，院方还曾经允诺他会继续在新病区开设青少年成瘾治疗中心，没想到竟是一张空头支票。他愤然提出辞职。
　　“我很早以前就想告诉他，以他的性格根本不適合待在部队医院。”杨业森惋惜地说道。何日辉是整个武警医院里，唯一一个不穿军装的主任。2009年，医院领导曾鼓励他特招入伍。对于许多削尖脑袋想往体制内挤的人来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然而，考虑到入了伍就需要经常下基层巡诊，一心一意只想搞创新和研究的何日辉最终拒绝了。
　　“我的性格就不是八面玲珑那种。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和领导搞关系，我就是想把病治好。我当时很天真地认为，无论哪个领导上任，只要我有能力，老老实实做事，哪个领导都应该会支持我。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我只能说我在政治上很幼稚。”一朝君子一朝臣。这场人事纷争终于消磨掉了他对体制的最后一线希望。
　　马志莹，芝加哥大学医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在读博士，也是何日辉的朋友。在她眼中，何医生是一个具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的人，将袁毅鹏一家的希望，乃至改变整个精神疾病诊疗体系的重任都背负在了自己身上。在国家新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出台后，心理咨询师被排除在了诊疗体系之外，何却能将其主动吸纳到临床治疗当中。这对突破旧有的精神病治疗体系上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探索，尽管这种努力看起来颇有点“堂吉诃德”。
　　何日辉离开后，袁毅鹏一家也搬出了医院。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一间面积不足10平米的狭小出租屋里，一进门就能闻到浓浓的中药味。康复的袁毅鹏正愁着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都没有获得面试机会，回归社会依旧路途遥遥。一家人心灰意冷时，何日辉突然从山东济南打来了电话，邀请袁家到他的新东家—济南脑科医院“日辉成瘾和心理治疗中心”一起开始新生活。
　　他从未忘记他对袁家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