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报上看到北大招办负责人首次回应公众对北大不鼓励招收“偏才”“怪才”的质疑。这位负责人认为“教育的核心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偏才’‘怪才’不是中学教育的目标。”这个回答有一定的道理。
　　我不主张用“偏才”“怪才”命名有特殊禀赋的中学生。很多学生，不偏不怪，他们有些学科学习比较吃力，但某个学科则极为轻松，甚至有超常的能力(或可称之为“奇才”)，可惜的是他们往往被高考制度挡在大学门外，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无论对个人前途，还是对需要创新力的社会，都是很大的损失。教育界应当正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寻找解决方法，而不能以一句“必须追求全面发展”推脱。
　　基础教育的任务的确是要求学生全面发展，这一点没有疑问。但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全面发展”？应试教育笼罩下的中学教育，是追求门门考高分，是要把人培养成考试机器。北大招生负责人在答记者问中特别提到“进入21世纪，不能再用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标准去培养今天的学生”。可是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目前找不到所谓“一个世纪以前的‘偏才’‘怪才’”，可能也是教育的一种遗憾。
　　不久前看罗家伦的女儿罗久芳的回忆，提到上个世纪初，罗家伦考北大，作文是胡适批的，满分；数学是鸭蛋(此事未知真假)。招生委员会和校长蔡元培同意破例录取，但他们还是告诫学生，学数学“千万莫做罗家伦”。也就是说，教授们对他的数学成绩还是有看法的。
　　罗家伦31岁那年当了清华大学校长，有人评价他重要的贡献是把清华改造成了“国立”。当然，他还有许多贡献，比如，他在1929年批准招收中、英文成绩特优，而数学考了15分的钱钟书，并召见勉励。现今各大名校招生，为区区“加20分”，百般挑剔为难，尽现“小儿科”本色，何曾有当年之大气？至于说罗家伦数学成绩不行，未必说明他不精于计算。“七七事变”前一年，在中央大学校长任上的罗家伦未雨绸缪，叮嘱总务处造500只木箱，箱内钉上铅皮，准备应急。一年后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重要的图书仪器全部及时装箱，顺利搬走。虑事如此周密，难道还不算“全面发展”？
　　应当老老实实说，目前的确没有评价“奇才”的标准，也缺乏选拔“奇才”的社会环境，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和魄力，而并非没有值得名校关注的可造就之材。
　　缺乏智慧，可以群策群力以弥补，但如果过高地自我估价并缺乏担当的勇气，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比之100年前，作为物质的社会教育水平肯定是发展了，然而教育观念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