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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廉”字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出现很早，但是其意思经过了长期的演化：最初指房屋，然后指器物，然后指人正直端方，或演化成动词“查访”之意。“廉”字作“廉洁”讲的时代，不应早于中唐，亦不应晚于北宋。当前廉政研究文献中，对于古典文献中的“廉”一律解读为“廉洁”，乃是一个误解。产生这种误解，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的知识构成局限，但是更重要的则是研究方法存在问题，亟需纠正。
关键词：“廉”；廉洁；传统文化；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4-0080-06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瑕瑜互见，故“古为今用”“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乃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当其冲的条件就是要准确理解古典文献文本。
廉政建设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这个课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综观文献，笔者发现，研究者对于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资料的提取似乎略嫌草率。凡是文本中有“廉”这个字眼的，就一律作为“廉洁”提取出来；甚至没有提到“廉”字，只要有“义”“理”等字眼的，也作为“廉洁”提取出来。笔者认为，出现这个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对“廉”字的含义变迁理解不准确，有望文生义之嫌；另一方面，从深层次来看，可能还反映了廉政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廉”字的用法变迁
（一）最初的意义：房屋与器物
许慎《说文解字》指出：“廉，仄也。从广，兼声。”[1]250又说：“广：因广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凡广之属皆从广。”[1]249“廉”指房屋的转角之处，取其逼仄之意。具体是指哪个方位，存在争议。有说是东角，又说是西南角，不知何者为是。但是这个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房屋转角之处必然是有棱有角的，因此“廉”字很早就转义为“有棱有角”的意思。如《吕氏春秋·孟秋纪》就说：“其器廉以深。”
（二）最常见的意义：正直、端方、讲原则
由“有棱有角”的意思就进一步引申出指人讲原则、正直端方。这实际上是一种“引喻”。如《尚书·皋陶谟》中论“九德”，其中之一就是“简而廉”；《韩非子·五蠧》：“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后人称为“廉者不食嗟来之食”。这句话，孟子曾经引用，被人们视为“廉”的典范。以上引文中的“廉”字，均应作端方、正直、讲原则等讲。
（三）相对少见的引喻：查访
然后“廉”字进一步转化成“查访”的意思。这可能与之前的“讲原则”的含义有关（但是并非处处如此，详见后文）。因为能执行访查之责的人，必定是比较讲原则的。如《管子·正世》：“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兴”。石一参注曰：“廉，谓廉察。”[2]360《汉书·高帝纪下》：“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其中的廉字也是访查之意。《周礼·天官》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郑玄注：“听，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弊，断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善，善其事有辞誉也。”以上廉善、廉辨等等之“廉”均应作“察”字解释，义为考察、查访。清代黄生《义府·廉》中對此有详尽考证。
（四）接近于现代的意义：廉价和廉洁
廉字在宋代具有了“廉价”的意思。如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同时也开始作“廉洁”讲了。例如北宋著名清官包拯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在此文中“廉”字与“贪”字对举，其作为“廉洁”理解乃是确凿无疑的。
到了明代，“廉”字作“廉洁”讲开始进入日常语言之中。如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回：“家无余财，稍领馈遗，以给朝夕饔飧之资，未为伤廉。”《文明小史》第六十回：“平中丞说：‘这样寿礼，清而不俗，就收了他也是不伤廉的。’”这些都是一些贪官污吏的自我辩解。前者实际上是说“因为穷而贪污可以理解”，后者是为自己的“雅贿”辩解。
查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一书中有《论贪鄙》一章，其中表彰多人的清廉行为，也批评“贪人不解爱财”，但是有时候也把正常的经济政策说成是“贪鄙”。故其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义利之辨”。但是《论贪鄙》一章中没有见到以“廉”字来表扬一个人。可见一直到唐朝的时候，都没有形成相当于现代的“廉洁”一词的专有概念。“廉”字普遍用于指“廉洁”，应不早于中唐，不晚于北宋。
（五）在古文献中“廉洁”二字偶见连用，但不是一个词
“廉洁”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说：“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曰洁。”[3]189要特别注意的是：《楚辞》里面的“廉”和“洁”应是两个词。双声词是现代汉语的用法，不可能穿越到先秦时期去，这是常识。有学者以《楚辞》中这一句话为依据，断言“廉洁”一词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4]，这就混淆了两个概念，肯定是不对的。这里的“廉”与“洁”是两个并列的词。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屈原这里所说的“廉”是不是“廉洁”的意思？我认为不是。屈原说得明白：我从小就“清”、“廉”、“洁”。他小的时候怎么可能“廉洁”呢？“廉洁”只能是成年以后、做了官之后的事情。有人认为，《招魂》并非屈原自招生魂，而是为楚怀王招魂。但是无论是屈原自我招魂还是为楚怀王招魂，都不影响对“廉”字的理解。退一步说，如果是为楚怀王招魂的话，这里的“廉”字就更不应当作“廉洁”讲。古代帝王富有天下、家国不分，“廉洁”二字从何说起？有一些楚辞注者确实径直把《招魂》中的“廉洁”当作现代的“廉洁”来理解[5]295，肯定是欠妥的。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廉”在古代主要指的是正直端方的意思，偶有“访查”之意，其相当于现代“廉洁”一词的含义出现得非常晚（应不早于北宋）。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结合上下文来确定“廉”字的意思，不可望文生义。 必须指出的是，上面所讲的并非什么“新认识”。王力先生所著《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2版）》中有明确的论述[6]235，笔者充其量只是补充了一点材料而已。
二、对“廉”字的误读：几个例子
目前研究传统廉政思想的文献，很大一部分置古汉语的常识于不顾，把古代文献中所有的“廉”字都认定为“廉洁”。且越是早期的文献，误读就越是常见。此类误解非常多，笔者无法穷搜，甚至无法分类。笔者在这里只是随机举几个近期看到的例子。
（一）对《尚书·皋陶谟》中“九德”的误读
袁北星等说：“原始社会末期，廉政思想开始萌芽。《尚书·皋陶谟》记载，氏族首领皋陶提出做人和为政应具备的‘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 ‘简而廉’体现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是关于廉政思想观念的最早记载。”[7]“简”指的是施政简要、不烦苛，怎么可能与“廉洁”对举呢？《尚书》的原意是“施政虽然简要，但是却不失原则”（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简者多率略，简而有廉隅者为德”[8]32。况且原始社会末期，公共权力还十分粗糙，公私划分还不明确，出现“廉政”的观念相当困难。《尚书》文字简略古奥，引用的时候不可不慎之而又慎。
（二）对《周礼·天官》相关内容的误读
《周礼·天官》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一段文字，清代人黄生在其所著《义府》一书中早已考证清楚，指出“廉”字当作“查访”讲（其实王安石早已提出这个意见，只是论证不及黄生系统而已）。即使没有读过《义府》，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廉”字不当作“廉洁”讲。很简单，如果“廉”作“廉洁”讲的话，那就是对官员的一个考察项目，那么在《周礼》中就绝无理由重复六次，而应当改写为：“以听官府之七计……一曰廉，二曰善，三曰能，四曰敬，五曰正，六曰法，七曰辨。”这样文法才是通的。但是这里这个“廉”字的来源却颇为独特，与“廉”字的起源毫无关系。它是一个假借字，本字是“覝”。林尹注释这段话的时候明确说：“廉，察也。廉为覝之借字。说文见部云：‘覝，察也，读若镰。’”[9]23原来古人嫌“覝”字太过麻烦，就用了一个比较常用的“廉”字来代用，不料后人望文生义，闹出那么多笑话！
正因为把这一段文字中的“廉”字作“廉洁”讲根本讲不通，所以很多引用者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干脆就囫囵吞枣。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文章《每日一字·廉》就是这样处理的[10]。吴慧鋆《<论语>“六廉”教育思想发微及其意义》也照此办理[11]。有研究者说得更是煞有介事：“以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六种品格为标准，考核官员是否合格称职。而在这六种品格之前冠之以‘廉’，说明清廉对于官德，具有统率意义。”[7]钱容德则认为《周礼》中此段内容是记载了对于官员的廉洁考核的六项标准[4]。若按钱氏的解读，则“善、能、敬、正、法、辨”六个字岂不是不翼而飞了？众口相传，以讹传讹，所谓“六廉”的说法反而成了“常识”了。
（三）对《管子·牧民》相关内容的误读
《管子·牧民第一》说：“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现代人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把“廉”字理解为“廉洁”。但是联系上下文，可知此解错误。管子接着说：“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全。”为什么廉洁了就不会隐瞒罪恶、行动上就不会有瑕疵呢？显然此处解释为“正直”合理得多。管子的意思是，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人都应当行为正直，行为正直了国家就不会隐藏罪恶，因此国家得以保全。反之，如果上下行为不正直，国家就会受到危害。更直接的例证是《管子·权修第三》：“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以及《管子·牧民第一》：“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如果“廉”字当作廉洁讲的话，怎么可能跟“男女无别”联系起来？怎么可能重点跟老百姓联系起来？
石一参注释“欲民之有廉也”这句话说：“辨于义利之间，明察高洁之行，谓之廉。官长廉则仕途清，人民廉则风俗厚。”[2]184足见《管子》中的“廉”字含义是很宽泛的。认为《管子》中的“廉”字包含了廉洁的意思并无不可，但是直接把这个廉字等同于廉洁则是不妥当的。
（四）对《礼记·檀弓下》相关内容的误读
《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孟子也曾经引用这句话，故广为人知。后来这句话演化成了“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此处的“廉者”应当做何理解？笔者认为，仍然应当作“端方正直”讲。从语境来看，此话与“廉洁”几乎毫无关系。一个人于饥饿垂死之际，接受他人的慈善救助，怎么能说是不廉洁呢？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一个人正直有尊严，不愿意接受侮辱性的施舍。
（五）对“孝廉”制度的误读
两汉有“察孝廉”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良法美制：“从文化比较学的视野来看，以孝促廉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独有资源。”[12]因而主张借用“孝道”来促进政治廉洁。这真是一个大误会。作者的这个判断，大约是受到“孝廉”这个词的字面顺序的启发，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意思。实际上，在两汉时期，“察孝”和“察廉”是两个制度，由于选举性质接近，所以当时的人就把两项制度合称为“舉孝廉”，其中并无认为孝道之中包含了廉洁的思想（虽然孝廉制度确实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13]。从制度运行的结果来看，孝廉制度不但无助于政治廉洁，反而恶化了政治生态。东汉民谣：“举孝廉，父别居。”东汉田歆任河南尹，其外甥以善于知人而著名。田歆对他说：“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令，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可见“孝廉”制度的实际效果之坏[14]84。
三、关于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一）研究者要具备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不可避免地就要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营养。研究者对待古典文化要有一个严肃、谨慎的态度，不可过于草率。研究之前应当补充一点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如果确实时间和精力不足，就一定要选择校勘注释比较精严的版本。不要望文生义，不要随便使用网络材料，也不要随意使用二三流的文献。古汉语有其独特的词汇和语法，如果不借助高水平的专著，一般研究者很难准确把握文献的内容，就容易出现纰漏。
但是，研究者无论如何也不要犯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士都不会犯的错误。例如，《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一语，就是不看任何材料，也不能把原文中的“廉洁”解读成现代意义上的“廉洁”。因为古汉语中是不会出现这种双声词的。古汉语中的“虽然”、“妻子”、“智力”、“委曲”都不能解读成现代汉语中的相应词汇，否则就会误读文本。同样，《周礼·天官》中的“六计”，把“廉”字解读成“廉洁”怎么都读不通。正因为读不通，所以从唐宋时期起就不断有人去思考这个“廉”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研究者不能故意曲解文献
笔者再次声明：本文对于古典文献中“廉”字用法变迁的讨论，王力先生的相关著作中早已说得很清楚了。王力先生的那部著作，无论是在普通图书馆还是在网上，都非常易得。笔者相信，绝大多数研究者不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基础知识。那么，他们为什么仍然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首先，绝大多数研究者在着手研究的时候，在脑子里面很可能都已经设定了一个前提：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廉洁的文献是很多的。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这个论断，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把与“廉”字有关的材料收集进去了。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往往不愿意去考证“廉”字可能具备的多种含义。这就很容易犯曲解文献的错误。极少数人可能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蓄意裁剪、曲解文献，这当然就更加不足为训了。
其次，有的人可能会基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或者是自尊心而曲解文献。但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只能建立在对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准确区分和有效利用（或改造）的基础之上。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精华成分，对糟粕成分视若不见或者掩饰曲解，其实并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建立。
（三）关于“旧瓶装新酒”
有一些文献，其中的“廉”字本来不是“廉洁”的意思，但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现在的使用者已经约定俗成地认定这个字就是“廉洁”的意思。前文所举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等，都是这样的例子。笔者认为，对于这些文献，如果不是进行古典文献、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把它作为“廉洁”来理解也无妨；但是如果是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宜这么处理了。思想史的基础是对于原文献的准确解读。没有这个基础，就变成了“六经注我”了。
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对于传统文化要自觉地进行“旧瓶装新酒”，即为原有的概念赋予新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一个路径。但是旧瓶装新酒之后，无论怎么好，终归都不是原来的酒了。作为研究者，还是应当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四）要更重视“实质廉洁”的思想
与随意扩大解释古典文献的“廉”字的内涵相反，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文献原文之中并不存在（或者极少存在）“廉”这个字眼，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例如儒家的经典文献《论语》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廉”字，在《孟子》中很少出现廉字，且大多不能作“廉洁”讲。那么儒家文献中是否存在着廉洁思想呢？笔者认为儒家的“义利之辨”中确实大量包含着廉洁思想，但是“义”这个概念无论是在外延上还是在伦理高度上都远远大于现代的“廉洁”。“廉洁”对于儒家来说乃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屑于讨论。例如《孟子·离娄下》：“可以取， 可以无取， 取伤廉。”这个廉字就不应当作“廉洁”讲。蒋伯潜说：“廉是不苟取于人……言某项利益，在可以取与不可取之间，我若把利益取来，是反有伤于廉的。”[15]434从逻辑上讲，既然“可以取”，当然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廉洁了——现代意义上的不廉洁，指的都是取了不应当取得东西。孟子的意思是，即使介于可取与不可取之间，行为正直的君子也不应当取，否则就有伤于正直。但是，既然介于可取不可取的东西都不应当取，则“不可取”的东西当然就更加不可取了——换言之，“廉洁”对于儒家的理想人格来说是无需讨论的东西。
桑德尔曾报告过一位“拼字大赛的英雄”[16]130，可以用作孟子上面这句话的注脚。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在拼字大赛上把echolalia这个词拼错了，但是考官并没有发现。男孩发现自己错了之后，向考官作了报告并放弃了晋级的资格。用康德的概念说，如果男孩是因为害怕被戳穿而承认错误，那么他的行动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假言命令）；如果他仅仅因为人应当诚实而承认错误，那么他的行为就具有道德价值（定言命令）。在儒家看来，可取不可取之间的利益，“取”当然也不错，但是“不取”更符合儒家的道德概念。所以，“廉”字在这里是一个类似于康德定言命令的概念，而不能等同于更狭义、道德层次更低的“廉洁”概念。
所以不能因为儒家文献中很少出现“廉”或“洁”的字样就否认儒家有廉洁思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把儒家的“义”或者“廉”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廉洁也是不对的，这就缩小或者降低了儒家政治思想。相当多的文献就把儒家的义利之辨直接等同于廉洁思想了[17]。
参考文献：
[1] 许慎.说文解字[M].徐铉校订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 石一参.管子今注[M].影印本.北京中国书店，1988.
[3] 洪興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4] 钱容德.传统廉政文化涵养良好党风探析[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8（1）：4-10.
[5] 汤章平.楚辞译注[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
[6] 王力，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M].第12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 袁北星，问青松.论中国传统廉政思想文化的基本内涵和主要特征[J].江汉论坛，2012（12）：26-30.
[8] 曾运乾.尚书正读[M].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2015.
[9] 林尹.周礼今注今译[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10] 每日一字[EB/OL].（2017-09-18）[2018-04-21].http：//www.ccdi.gov.cn/special/mryz/201709/t20170918_107312.html.
[11] 吴慧鋆.《论语》“六廉”教育思想发微及其意义[J].廉政文化研究，2015（6）：79-83.
[12] 宋学来.我国传统文化的廉政特质及其当代提升[J].理论探讨，2016（6）：38-41.
[13] 黄留珠.两汉孝廉制度考略[J].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4）：91-98.
[14] 吕思勉.吕思勉讲中国文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8.
[15] 蒋伯潜.四书新解[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16] 桑德尔.公正：该如何做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17] 张传辉，姚远.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教育思想[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2）：76-78.
责任编校 王学青
关键词：“廉”；廉洁；传统文化；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H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8）04-0080-06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瑕瑜互见，故“古为今用”“取其糟粕去其精华”乃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但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当其冲的条件就是要准确理解古典文献文本。
廉政建设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学术界对“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这个课题也进行了大量研究。但是综观文献，笔者发现，研究者对于传统文化中廉政思想资料的提取似乎略嫌草率。凡是文本中有“廉”这个字眼的，就一律作为“廉洁”提取出来；甚至没有提到“廉”字，只要有“义”“理”等字眼的，也作为“廉洁”提取出来。笔者认为，出现这个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对“廉”字的含义变迁理解不准确，有望文生义之嫌；另一方面，从深层次来看，可能还反映了廉政文化研究中的一些方法问题。为此，笔者不揣浅陋，撰写此文，以就教于方家。
一、“廉”字的用法变迁
（一）最初的意义：房屋与器物
许慎《说文解字》指出：“廉，仄也。从广，兼声。”[1]250又说：“广：因广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凡广之属皆从广。”[1]249“廉”指房屋的转角之处，取其逼仄之意。具体是指哪个方位，存在争议。有说是东角，又说是西南角，不知何者为是。但是这个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房屋转角之处必然是有棱有角的，因此“廉”字很早就转义为“有棱有角”的意思。如《吕氏春秋·孟秋纪》就说：“其器廉以深。”
（二）最常见的意义：正直、端方、讲原则
由“有棱有角”的意思就进一步引申出指人讲原则、正直端方。这实际上是一种“引喻”。如《尚书·皋陶谟》中论“九德”，其中之一就是“简而廉”；《韩非子·五蠧》：“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后人称为“廉者不食嗟来之食”。这句话，孟子曾经引用，被人们视为“廉”的典范。以上引文中的“廉”字，均应作端方、正直、讲原则等讲。
（三）相对少见的引喻：查访
然后“廉”字进一步转化成“查访”的意思。这可能与之前的“讲原则”的含义有关（但是并非处处如此，详见后文）。因为能执行访查之责的人，必定是比较讲原则的。如《管子·正世》：“人君不廉而变，则暴人不胜，邪乱不兴”。石一参注曰：“廉，谓廉察。”[2]360《汉书·高帝纪下》：“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其中的廉字也是访查之意。《周礼·天官》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郑玄注：“听，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计有六事。弊，断也。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善，善其事有辞誉也。”以上廉善、廉辨等等之“廉”均应作“察”字解释，义为考察、查访。清代黄生《义府·廉》中對此有详尽考证。
（四）接近于现代的意义：廉价和廉洁
廉字在宋代具有了“廉价”的意思。如王禹偁《黄冈竹楼记》：“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同时也开始作“廉洁”讲了。例如北宋著名清官包拯在给宋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在此文中“廉”字与“贪”字对举，其作为“廉洁”理解乃是确凿无疑的。
到了明代，“廉”字作“廉洁”讲开始进入日常语言之中。如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五十回：“家无余财，稍领馈遗，以给朝夕饔飧之资，未为伤廉。”《文明小史》第六十回：“平中丞说：‘这样寿礼，清而不俗，就收了他也是不伤廉的。’”这些都是一些贪官污吏的自我辩解。前者实际上是说“因为穷而贪污可以理解”，后者是为自己的“雅贿”辩解。
查唐人吴兢《贞观政要》一书中有《论贪鄙》一章，其中表彰多人的清廉行为，也批评“贪人不解爱财”，但是有时候也把正常的经济政策说成是“贪鄙”。故其主导思想仍是儒家的“义利之辨”。但是《论贪鄙》一章中没有见到以“廉”字来表扬一个人。可见一直到唐朝的时候，都没有形成相当于现代的“廉洁”一词的专有概念。“廉”字普遍用于指“廉洁”，应不早于中唐，不晚于北宋。
（五）在古文献中“廉洁”二字偶见连用，但不是一个词
“廉洁”二字连用，最早见于《楚辞·招魂》：“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沬。主此盛德兮，牵于俗而芜秽。”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说：“不求曰清，不受曰廉，不污曰洁。”[3]189要特别注意的是：《楚辞》里面的“廉”和“洁”应是两个词。双声词是现代汉语的用法，不可能穿越到先秦时期去，这是常识。有学者以《楚辞》中这一句话为依据，断言“廉洁”一词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4]，这就混淆了两个概念，肯定是不对的。这里的“廉”与“洁”是两个并列的词。
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屈原这里所说的“廉”是不是“廉洁”的意思？我认为不是。屈原说得明白：我从小就“清”、“廉”、“洁”。他小的时候怎么可能“廉洁”呢？“廉洁”只能是成年以后、做了官之后的事情。有人认为，《招魂》并非屈原自招生魂，而是为楚怀王招魂。但是无论是屈原自我招魂还是为楚怀王招魂，都不影响对“廉”字的理解。退一步说，如果是为楚怀王招魂的话，这里的“廉”字就更不应当作“廉洁”讲。古代帝王富有天下、家国不分，“廉洁”二字从何说起？有一些楚辞注者确实径直把《招魂》中的“廉洁”当作现代的“廉洁”来理解[5]295，肯定是欠妥的。
从上面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廉”在古代主要指的是正直端方的意思，偶有“访查”之意，其相当于现代“廉洁”一词的含义出现得非常晚（应不早于北宋）。根据这个论断，我们在阅读古代文献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结合上下文来确定“廉”字的意思，不可望文生义。 必须指出的是，上面所讲的并非什么“新认识”。王力先生所著《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12版）》中有明确的论述[6]235，笔者充其量只是补充了一点材料而已。
二、对“廉”字的误读：几个例子
目前研究传统廉政思想的文献，很大一部分置古汉语的常识于不顾，把古代文献中所有的“廉”字都认定为“廉洁”。且越是早期的文献，误读就越是常见。此类误解非常多，笔者无法穷搜，甚至无法分类。笔者在这里只是随机举几个近期看到的例子。
（一）对《尚书·皋陶谟》中“九德”的误读
袁北星等说：“原始社会末期，廉政思想开始萌芽。《尚书·皋陶谟》记载，氏族首领皋陶提出做人和为政应具备的‘九德’，即‘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 ‘简而廉’体现了传统廉政文化的思想精髓，可以说是关于廉政思想观念的最早记载。”[7]“简”指的是施政简要、不烦苛，怎么可能与“廉洁”对举呢？《尚书》的原意是“施政虽然简要，但是却不失原则”（这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种理想境界），所谓“简者多率略，简而有廉隅者为德”[8]32。况且原始社会末期，公共权力还十分粗糙，公私划分还不明确，出现“廉政”的观念相当困难。《尚书》文字简略古奥，引用的时候不可不慎之而又慎。
（二）对《周礼·天官》相关内容的误读
《周礼·天官》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这一段文字，清代人黄生在其所著《义府》一书中早已考证清楚，指出“廉”字当作“查访”讲（其实王安石早已提出这个意见，只是论证不及黄生系统而已）。即使没有读过《义府》，稍微思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廉”字不当作“廉洁”讲。很简单，如果“廉”作“廉洁”讲的话，那就是对官员的一个考察项目，那么在《周礼》中就绝无理由重复六次，而应当改写为：“以听官府之七计……一曰廉，二曰善，三曰能，四曰敬，五曰正，六曰法，七曰辨。”这样文法才是通的。但是这里这个“廉”字的来源却颇为独特，与“廉”字的起源毫无关系。它是一个假借字，本字是“覝”。林尹注释这段话的时候明确说：“廉，察也。廉为覝之借字。说文见部云：‘覝，察也，读若镰。’”[9]23原来古人嫌“覝”字太过麻烦，就用了一个比较常用的“廉”字来代用，不料后人望文生义，闹出那么多笑话！
正因为把这一段文字中的“廉”字作“廉洁”讲根本讲不通，所以很多引用者在解释这段话的时候干脆就囫囵吞枣。例如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的文章《每日一字·廉》就是这样处理的[10]。吴慧鋆《<论语>“六廉”教育思想发微及其意义》也照此办理[11]。有研究者说得更是煞有介事：“以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六种品格为标准，考核官员是否合格称职。而在这六种品格之前冠之以‘廉’，说明清廉对于官德，具有统率意义。”[7]钱容德则认为《周礼》中此段内容是记载了对于官员的廉洁考核的六项标准[4]。若按钱氏的解读，则“善、能、敬、正、法、辨”六个字岂不是不翼而飞了？众口相传，以讹传讹，所谓“六廉”的说法反而成了“常识”了。
（三）对《管子·牧民》相关内容的误读
《管子·牧民第一》说：“国有四维……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现代人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无一例外地把“廉”字理解为“廉洁”。但是联系上下文，可知此解错误。管子接着说：“廉不蔽恶……不蔽恶则行全。”为什么廉洁了就不会隐瞒罪恶、行动上就不会有瑕疵呢？显然此处解释为“正直”合理得多。管子的意思是，一个国家从上到下的人都应当行为正直，行为正直了国家就不会隐藏罪恶，因此国家得以保全。反之，如果上下行为不正直，国家就会受到危害。更直接的例证是《管子·权修第三》：“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以及《管子·牧民第一》：“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如果“廉”字当作廉洁讲的话，怎么可能跟“男女无别”联系起来？怎么可能重点跟老百姓联系起来？
石一参注释“欲民之有廉也”这句话说：“辨于义利之间，明察高洁之行，谓之廉。官长廉则仕途清，人民廉则风俗厚。”[2]184足见《管子》中的“廉”字含义是很宽泛的。认为《管子》中的“廉”字包含了廉洁的意思并无不可，但是直接把这个廉字等同于廉洁则是不妥当的。
（四）对《礼记·檀弓下》相关内容的误读
《礼记·檀弓下》：“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孟子也曾经引用这句话，故广为人知。后来这句话演化成了“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此处的“廉者”应当做何理解？笔者认为，仍然应当作“端方正直”讲。从语境来看，此话与“廉洁”几乎毫无关系。一个人于饥饿垂死之际，接受他人的慈善救助，怎么能说是不廉洁呢？这句话实际上是说，一个人正直有尊严，不愿意接受侮辱性的施舍。
（五）对“孝廉”制度的误读
两汉有“察孝廉”的制度。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良法美制：“从文化比较学的视野来看，以孝促廉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独有资源。”[12]因而主张借用“孝道”来促进政治廉洁。这真是一个大误会。作者的这个判断，大约是受到“孝廉”这个词的字面顺序的启发，同时也委婉地表达了“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意思。实际上，在两汉时期，“察孝”和“察廉”是两个制度，由于选举性质接近，所以当时的人就把两项制度合称为“舉孝廉”，其中并无认为孝道之中包含了廉洁的思想（虽然孝廉制度确实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13]。从制度运行的结果来看，孝廉制度不但无助于政治廉洁，反而恶化了政治生态。东汉民谣：“举孝廉，父别居。”东汉田歆任河南尹，其外甥以善于知人而著名。田歆对他说：“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令，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可见“孝廉”制度的实际效果之坏[14]84。
三、关于传统文化研究方法的几点思考
（一）研究者要具备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文化体系和制度体系，不可避免地就要从中国古典文化中吸取营养。研究者对待古典文化要有一个严肃、谨慎的态度，不可过于草率。研究之前应当补充一点古典文献的基本知识。如果确实时间和精力不足，就一定要选择校勘注释比较精严的版本。不要望文生义，不要随便使用网络材料，也不要随意使用二三流的文献。古汉语有其独特的词汇和语法，如果不借助高水平的专著，一般研究者很难准确把握文献的内容，就容易出现纰漏。
但是，研究者无论如何也不要犯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士都不会犯的错误。例如，《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一语，就是不看任何材料，也不能把原文中的“廉洁”解读成现代意义上的“廉洁”。因为古汉语中是不会出现这种双声词的。古汉语中的“虽然”、“妻子”、“智力”、“委曲”都不能解读成现代汉语中的相应词汇，否则就会误读文本。同样，《周礼·天官》中的“六计”，把“廉”字解读成“廉洁”怎么都读不通。正因为读不通，所以从唐宋时期起就不断有人去思考这个“廉”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二）研究者不能故意曲解文献
笔者再次声明：本文对于古典文献中“廉”字用法变迁的讨论，王力先生的相关著作中早已说得很清楚了。王力先生的那部著作，无论是在普通图书馆还是在网上，都非常易得。笔者相信，绝大多数研究者不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基础知识。那么，他们为什么仍然会犯这样的错误呢？
首先，绝大多数研究者在着手研究的时候，在脑子里面很可能都已经设定了一个前提：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廉洁的文献是很多的。他为了支持自己的这个论断，收集资料的时候就把与“廉”字有关的材料收集进去了。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他往往不愿意去考证“廉”字可能具备的多种含义。这就很容易犯曲解文献的错误。极少数人可能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蓄意裁剪、曲解文献，这当然就更加不足为训了。
其次，有的人可能会基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或者是自尊心而曲解文献。但是真正的文化自信，只能建立在对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准确区分和有效利用（或改造）的基础之上。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精华成分，对糟粕成分视若不见或者掩饰曲解，其实并不利于文化自信的建立。
（三）关于“旧瓶装新酒”
有一些文献，其中的“廉”字本来不是“廉洁”的意思，但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现在的使用者已经约定俗成地认定这个字就是“廉洁”的意思。前文所举的“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等，都是这样的例子。笔者认为，对于这些文献，如果不是进行古典文献、古代思想史的研究，把它作为“廉洁”来理解也无妨；但是如果是进行思想史的研究，就不宜这么处理了。思想史的基础是对于原文献的准确解读。没有这个基础，就变成了“六经注我”了。
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对于传统文化要自觉地进行“旧瓶装新酒”，即为原有的概念赋予新的意义。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一个路径。但是旧瓶装新酒之后，无论怎么好，终归都不是原来的酒了。作为研究者，还是应当把这两者区分开来。
（四）要更重视“实质廉洁”的思想
与随意扩大解释古典文献的“廉”字的内涵相反，还存在着一个问题：文献原文之中并不存在（或者极少存在）“廉”这个字眼，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例如儒家的经典文献《论语》中，几乎没有出现过“廉”字，在《孟子》中很少出现廉字，且大多不能作“廉洁”讲。那么儒家文献中是否存在着廉洁思想呢？笔者认为儒家的“义利之辨”中确实大量包含着廉洁思想，但是“义”这个概念无论是在外延上还是在伦理高度上都远远大于现代的“廉洁”。“廉洁”对于儒家来说乃是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以至于他们根本不屑于讨论。例如《孟子·离娄下》：“可以取， 可以无取， 取伤廉。”这个廉字就不应当作“廉洁”讲。蒋伯潜说：“廉是不苟取于人……言某项利益，在可以取与不可取之间，我若把利益取来，是反有伤于廉的。”[15]434从逻辑上讲，既然“可以取”，当然就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廉洁了——现代意义上的不廉洁，指的都是取了不应当取得东西。孟子的意思是，即使介于可取与不可取之间，行为正直的君子也不应当取，否则就有伤于正直。但是，既然介于可取不可取的东西都不应当取，则“不可取”的东西当然就更加不可取了——换言之，“廉洁”对于儒家的理想人格来说是无需讨论的东西。
桑德尔曾报告过一位“拼字大赛的英雄”[16]130，可以用作孟子上面这句话的注脚。一个十三岁的小男孩在拼字大赛上把echolalia这个词拼错了，但是考官并没有发现。男孩发现自己错了之后，向考官作了报告并放弃了晋级的资格。用康德的概念说，如果男孩是因为害怕被戳穿而承认错误，那么他的行动是没有道德价值的（假言命令）；如果他仅仅因为人应当诚实而承认错误，那么他的行为就具有道德价值（定言命令）。在儒家看来，可取不可取之间的利益，“取”当然也不错，但是“不取”更符合儒家的道德概念。所以，“廉”字在这里是一个类似于康德定言命令的概念，而不能等同于更狭义、道德层次更低的“廉洁”概念。
所以不能因为儒家文献中很少出现“廉”或“洁”的字样就否认儒家有廉洁思想。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把儒家的“义”或者“廉”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廉洁也是不对的，这就缩小或者降低了儒家政治思想。相当多的文献就把儒家的义利之辨直接等同于廉洁思想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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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