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强国”目标下的文化创造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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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这是一个极富魅力且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我们把握和理解这一建设目标,很重要的是弄清其时代动因和着力点与突破口。
  突出文化建设的时代动因 党中央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这一点从三个重要会议及其报告可以看出。“文化强国”是党的十八大报告最亮眼的内容之一,实际上这也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所明确的,同时 还是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突出强调的。为什么党中央如此突出强调文化建设?根本原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的时候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找饭吃,有了饭吃后会生出许多事来,这生出来的事一定是精神和文化层面的。问题在于,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工业生产总量超过了“百年老店”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未能实现文化建设同步前进,导致物质与精神的落差或反差,一定程度上人们在走向富裕的同时精神越来越空虚,痛苦感越来越强。于是人们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在哪里”这样的根本命题,执政党开始重新认识一些基本规律:再伟大的政党和强有力的政府都无法满足人们的欲望,试图通过提供更多物质财富来满足民众欲求的途径走不通,当全社会精气神都集中到物质欲望上来,道德必然滑坡,精神必然衰落。这就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认定“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力图通过建设文化强国来化解矛盾,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的重要原因。根本而言,这是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渴求决定的。
  第二 世界博弈规则的变更 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因冷战结束而来的政治生态变化,其中两大带有根本性的变化显现出来,一个是“意识形态终结”与“文明的冲突”等思潮渐成主流,另一个是大国兴替将不再通过铁血完成,而是强调物质力量的同时,突出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博弈。也就是说,谁能立身于人类文明的制高点起引领作用,谁就能崛起于世界。为什么西方世界一直重视对我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的输出,道理即在于此。正是政治生态的变化与博弈规则的变更,决定着我们必须重视并借助文化的力量,以保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能够印证这一点的,为什么中国领导人在国际场合更多的是谈国家间的利益关系,与我们的文化和价值观没有经济那么强大有关,是不得不的选择。为什么作为一个生性平和的民族,却越来越多地与人发生冲撞?除了大国崛起过程中的规律性原因,不能不说有价值观方面的冲突,这恰与文化品质紧密联系。
  第三,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必要。任何政党要获得稳固的执政地位,必须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个赢得一定不是靠华丽的词藻和高举的旗帜,必须是更有效的执政能力,这显然不能脱离文化的支撑,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代表着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政党,倘若不能创造出领先于人类文明的先进文化,必然削弱号召力,进而影响执政基础。至于这个先进文化,也一定不是与封建文化比,甚至不是自己与自己比,必然是与当代世界主流文化比,所以确立“文化强国”的目标,尤其是实现这一目标对于中国共产党坚强执政、永续执政在所必须。
  文化成果产出路径 人类只要前行,就会产生文化成果,这就是古代人尚不理解何为文化时,仍然产出大量令今人仰视的文明成果,比如几个消失的文明:“两河”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就有许多成果让今人叹为观止。但是,只要我们深入分析,便可发现不是所有时代、所有情况下都可产生等量齐观的文化成果,而是根据催生文化的力量决定文化成果。可以说三种情况下的文化成就更大。
  第一 人类文明前期 这时的空白多,处女地多,有更大的开垦空间。如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讲的,公元前8世纪至2世纪,那是一个人类成长的 “轴心期”。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思想巨人,包括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等等。他们研究了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用恩格斯的评价,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几乎研究了人类所有的基本问题,并且提供了雏形。
  第二 人类艰难期 苦难兴邦,悲剧推动思考,产生思想。为什么文艺复兴产生出那么多的思想巨人和伟大的思想?是因为欧洲经历了神学一统天下的痛苦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的百年痛苦与百年奋争也产生了一批思想家和令后人仰慕的思想,就是因为苦难迫使责任担当者以生命去探求一个民族的出路,这必然带来思想,由此形成文化。
  第三 社会转型期 国家层面的转型某种意义上带有革命性,既然如此,意味的是以往定型的文化难以支撑新的社会形态和价值追求,必须产生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架构相适应的新文化建立起来,因为失去相应文化的支持,社会必出现精神迷失。当今中国处于转型期,同时实现崛起的“中国梦”存在于全国人民心中,要保证中国真正实现崛起,很重要的是创新文化来满足,所以当下中国已经进入催生文化的关键期。
  探寻推动文化创新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要保证我们国家在当今时代创造更多的文化成果,以此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满足党执政的需要,进而满足中国崛起于世界的需要,有大量工作要做。
  第一,客观评价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状况。我们的文化建设该以何种姿态和起步于什么基础,直接决定于对已经取得的文化成果和现有文化基础判断。笔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文化建设上明显滞后,可以说没有取得与先进制度相匹配的文化成果,用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说的,我们缺少文化大师和文化精品。
  如果寻找更宽泛的佐证,可以借助科技领域的创新成果认识。上个世纪100年,世界所有重大发明成果几乎与中国人无缘。如果特指思想和理论领域,问题更多,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斐然的经济成就,但这种成就取得于何种奠基,也就是世界热议的“中国模式”是什么,似乎目前并没有拿出科学的表述。为什么如此庞大的理论队伍竟然不能解决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重要原因是在于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极度萎缩,主要功能已经异化为解读和诠释,没有创新能力也就不可能产生满足时代和社会需要的重大理论成果,文化建设也就成为圈圈式,而非螺旋上升。如果回顾世界对近代中国的评价,有值得思考的东西。比如有西方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历史的“永恒起点”,即总处于人类童年发展阶段,甚至有学者说中国是“停滞的帝国”。如果一个民族到了只谈历史文化悠久,而无法谈论今日辉煌之时,就说明出现了问题。   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目前的文化发展迟滞?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原文化,这种文化柔而非刚,所以游牧民族进中原最终都被同化,又是由于柔而抑制了开拓创新能力;其次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愚民统治,其以“胡萝卜加大棒”让知识分子几乎丧失了思想能力,也就是以入仕吸引,以“文字狱”八股文限制;再次是知识分子缺少高尚的精神追求,物欲过重导致担当能力弱化。现实来看,虽然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肩负的也是对封建腐朽文化的摧毁,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几个阶段并没有真正着力于文化 建设,建国之初肩负的经济重建,文化并非重心,后来又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灾难,使知识分子和文化遭受巨大打击,改革开放30多年实际上一直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是到了当下,在国家具备了较为坚实的经济基础后,才开始重视文化建设,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繁荣刚刚开始,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有很多。
  第二,辨析几个影响和决定文化创造的基本问题。厘清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质与指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前提和关键。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明确回答。
  1. 社会主义文化强调的是我国文化建设的形态内容和发展方向 还是着眼于党的执政及其特有的话语系统?这关系到政治元素在文化中的存在方式与存在程度,进而决定着文化形态。从目前情况看,后者更突出,因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核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如此是否有利于党的根本目的,需要深入研究和辨析。
  2. 社会主义文化突出的是与资本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的切割、还是表明与中华民族文化人类文化之关系?这影响到我国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着力点。从目前情况看,前者是重点,因为我们一再强调的是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这已经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首要目的和基本任务。如此与“人类共有的文明”、“政治文明”的认识是否吻合,值得思考。
  3. 社会主义文化追求的是以政治制度来标识文化 还是以政治制度来规范文化的建设和发展?这关系到文化建设的空间、范围和内容。目前看后者是重点,因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如此是否可以做到张扬主流,包容多元,也就是达成“百花齐放”的目的,进而实现文化繁荣,同样需要研究。
  4. 社会主义文化解决的是大陆中国的精神家园 还是为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子孙提供精神家园 为整个人类的前进提供新的精神高地?这关系的是我们的文化的高度和普遍价值。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如果以社会主义制度来标定这个精神家园,就意味着满足的是共产党执政权力所及的范围,也就是中国大陆,无法包含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因而也就不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对于凝聚全民族的精神力量显然是不利的,这不能不需要作逻辑上的延伸。
  5. 社会主义文化突显的是制度博弈,也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化征服世界,还是以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世界、推进世界?这决定着中国在世界大国的道路上怎样走和走到哪里,同时决定着能不能被接受和接受到什么程度。从目前情况看,我们突出的是前者。这是否有一个与相关思想理念相吻合的问题。十二大党章修改内容已经表明,我们党已经不再承担国际共运的使命任务,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向世界表明我们追求的世界和谐,“既不输出革命,也不输出贫穷”。尤其是随着世界政治生态的变化,世界出现了“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冲突的思潮,我们如何回答,影响重大,如果回答不好,一方面不能塑造出“世界胸怀”, “世界的眼光看问题”的大国国民,形成全民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因而不能支持中华民族崛起于世界,另一方面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论”,让世界认同中国是世界的和平力量,这显然也是文化建设无法回避的命题。
  第三,突破口在哪里?存在矛盾就需要解决矛盾,回避或绕道走不行,只能迎难而上,找到化解方式
  1. 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世界的眼光看问题,要了解世界的规则。中国要崛起,如果搞的是民族主义,而没有世界的眼光和胸怀,没有引领世界文明的能力,即使GDP世界第一,也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进而实现中国崛起于世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主流引导与包容多元缺一不可,没有主流无法找到方向,只强调主流而不允许多元碰撞,在碰撞中接近真理。还是党的十八大报告讲得好:“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全党一定要勇于实践、勇于变革、勇于创新。”这实际已经说明,改革由浅水区进入深水区后,要保证不溺水,就需要测量仪也就是理论,理论突破的前提和条件是解放思想,允许讨论,甚至允许犯错误,唯此才有可能获得接近真理的东西。
  2. 更大的包容和更优良的体制机制。从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到十八大报告都特别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我们缺少大思想家、文化巨人及其大的思想成果、文化精品,肯定不是智商的制约,而是之外的原因。什么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包容度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体制机制,所以改革改善体制制度一定是文化创造的重要条件和途径。
  3. 知识界以更大的勇气和担当精神去创造。目前我们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在责任和职能定位上存在着一些误区,忘记了创造的责任和职能,更多地专注于诠释和解读。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能创造,马克思主义就僵化了,就失去了生命力。现在党中央和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相反理论工作者却越来越保守,为什么出现了反向运动,就是因为缺少牺牲精神。
  梁启超说过一句话:“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这一点用在知识分子身上似乎更恰当。为什么强调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牺牲精神?原因在于任何阶级和执政党,都不会给予思想者无限的空间,因为社会需要平衡,走得过快会让社会失衡,而历史发展又决定着思想的引路人的存在,召引平衡的结果就是先行者在必要情况下必须作出牺牲。到这里笔者强调的是,要保证文化繁荣,我们需要大批有高尚追求的担当者、思想者,非此不足以达成文化强国的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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