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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38年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给游离在国家权力场域边缘的在野党派提供了一个合法的参政论政平台，亦成为战时最具民意代表力的政治机关。借助国民参政会，中共以“民主”“抗战”的话语表达，向中间党派和国统区民众传达了“统一战线”的理念和声音，塑造着超越阶级利益的政党形象。面对国民党主导下的威权压迫，中共在自我呈现与他者呈现的话语变奏中，争得了革命的合法性资源。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从民主抗日宣言到联合政府主张，在对革命理论的不断修正和调适中，中共展示了自我革命的政党品质，赢得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认同。
关键词中共国民参政会自我革命话语政治
〔中图分类号〕D23;K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1-0096-08
国民参政会为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态打开了一扇窗口。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在团结抗战基础上设立，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前进。中国共产党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民参政会为话语平台，向国人展示了自身民主团结和抗战救国的政党形象。考察现有研究成果，针对国民参政会展开的论述，或是基于国民政府的视角，研究战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沈和江：《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兼谈国民参政会的局限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赵祖平：《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祝天智：《“争”与南京政府时期政治发展的逻辑》，《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或是基于民主党派的视角，讨论民主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活动;闻黎明：《王世杰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4）》，《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王凤青：《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或是基于协商政治的视角，探讨国民参政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周勇：《论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探索》2005年第5期;陈雷、陈闪：《试论国民参政会在战时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活动，学界通常是将这一议题置于国共关系的视角下，关注的重心则是“斗争”问题，鲜有学者从话语政治的角度分析国民参政会与中共革命的互动关系。张毛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共產党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马学春、朱季康：《以斗争挽救国共合作的出色范例——毛泽东等拒绝参加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始末》，《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洪富忠：《战时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8期。鉴于此，本文将以国民参政会为切入点，通过梳理长时段下中共革命的话语转向，分析中共话语政治表达实践中的自我革命因素，进而探讨革命政党现代转型的生成逻辑。
一、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
从政治动员出发，政党赢得社会认同需要建构一套说服力强的话语体系，既能诠释革命的正当性，又要描绘出革命的胜利蓝图。共产革命在中国的早期实践中，革命理论的输出与传播，通常以“阶级”的话语形式展现出来。
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念，共产主义政党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及劳苦大众利益的先锋军，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宣称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在“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中，完成“消灭阶级”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同时，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政党，“应该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且“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页。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看来，劳工无产阶级最具神圣性、先进性和革命性，要把“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就必须使革命运动的开展建筑在鲜明的阶级基础之上。
阶级话语是政党进行阶级革命实践的表达和延展，定义阶级属性、划清阶级敌友是开展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2页。开展阶级革命，是打碎不合理旧制度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国家、建构一种民主的新制度，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王建华：《革命的组织艺术——以中共与群众团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当然，这种民主是有阶级属性的，且必须立足于工农无产者。选举是构成民主的必要元素，在中央苏区，选民选出乡代表，再由乡代表选出区代表，依此类推选出全苏代表，强调阶级意识始终是选举工作的中心，而层层选举也构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形式。在谢觉哉看来，“阶级单纯”就是这一时期红色政权的革命底色。谢觉哉：《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1页。从强调苏维埃的阶级属性出发，共产革命在中国由此建立了没有“阶级冲突”的工农民主政权。
开展阶级斗争是实现革命阶级动员的最有效途径。同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者看来，镇压农村反革命中的许多过分举动，往往“正是革命的需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底层阶级动员的方向。从明确“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是反动阵营的一翼”，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到“坚决打击富农的一切企图和抑制富农”的政策执行，《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页。革命的暴动一旦超出了地主、土豪和劣绅的范围，蔓延到富农、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时，就势必呈现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现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其结果就是“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对阶级斗争理论误解和滥用所产生的后果，恰恰反映出革命政党开展阶级动员的实践困境。 当阶级革命走向纯粹时，必然也消解着共产革命的民族解释力。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内民族情绪空前高涨，民族救亡、举国抗战成为最重要的时代议题，这反映出革命的态势已然发生转变。“如果党依然不改变策略路线”，则会“使党成为革命事变的尾巴，成为狭隘的小团体”，最终失去“革命的领导权”。《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2卷，内部出版，第190页。当革命的态势发生转变时，革命的话语也要随之改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中国共产党表达着基于民族利益的、坚决抗战的诚意和决心。但中共话语的表达和传播，仍需要一个更为合法和广阔的政治平台。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提出抗战期间必须集中民意，“俾在国民大会未克召集之时，有一国民参政机关，得以集全国才智，共谋国是”。同时，大会制定和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意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1～387页。同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并确定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在汉口召开。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以“俾集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但国民党又着重强调，非常时期“政府不能不有紧急处分之权”。《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69页。第一届参政员全部由国民政府直接遴选产生，其中，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名共产党人，被选任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附参政员名单》，《抗战文献》1938年第109期。
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走向全国的重要一环。共产党参政员代表身份的享有，意味着曾经被污名和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已然成为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力量，成為国家政权组织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共七参政员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在伟大壮烈的民族战场上，“我前方战士正为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浴血奋战”，在国民参政会的议场中，我们将撇开“党派门户之偏见”，“泯除一切隔阂”，共同一致地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⑥《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话语，向国统区民众传递着自身维护全民族利益的革命理念，也表达着共产革命在中国超越阶级利益的价值诉求。
二、民主与抗战的话语交织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伴随着民众对革新政治机构、实行民主宪政以及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呼声与期盼。就此而言，革命是抗日，亦是民主。
何谓民主？首要的就是代表民意。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中共在《新华日报》刊发多篇社论，指出“我国过去毫未有过任何相当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可在“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从抗战与建国的过程看，“完成民主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喁喁之望”。《人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和责任》，《新华日报》1938年6月29日。以人民的名义，中共七参政员发出声明：“共产党员的参政员”，绝不会“丝毫推诿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应有责任”，作为“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使者”“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为“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⑥代表“人民意志”的话语表达，无疑具有超越“阶级”的适用意义。
当革命以民主的话语形式展现时，作为革命政党其必然要争夺民主的合法性资源。由于共产党参政员的遴选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而非党派代表的身份，所以力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中共公开发声：参政员并非由人民选举产生，要使国民参政会能够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需要政府给予国民参政会真正有代表民意的各种权利”。《对国民参政员的希望》，《新华日报》1938年6月23日。
回应参政员非民主选举产生的质疑，国民党在《中央周刊》发文指出，“专就理论上讲民主政治者”，往往以此次参政会非出于人民普选，而言未能满足一般民主政治之要求，但从中央对参政员人选“公平分配各地域各职业各团体，以及各参政员欣然就职”观之，足以证明政府采纳民意的意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国民参政会之责任》，《中央周刊》1938年第2期。况且，“空喊的民主，绝不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唯一条件。”《民意机关与民主政治》，《中央周刊》1938年第4期。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张伯苓也声言，参政员虽系政府选定，但仍是“代表民意的机关”，对于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政府“凡是能够实行的，都在进行，一时不能实行的，也有处理的办法来告诉我们”，召集参政会，“绝不是应酬大家”，而实是具有诚意。张伯苓：《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3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作为响应，就有媒体对中共进行指责，称国民参政会上切不可有党派之争，各参政员应当一心一德，把以往的成见一笔勾销，“全国人民最反对有野心的人借参政会发展私党”。杨苏陆：《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力周刊》1938年第20期。
对此，中共在《新华日报》刊载《实行民主政治是必要的》一文进行反驳和澄清，文章指出：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使我国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制度进了一步，“共产党的根本主张，是一贯坚决地把全国政治生活逐步推向民主政治。共产党反对一切政治上向后倒退的言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完满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必须的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政治是必要的》，《新华日报》1939年9月16日。这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就是要集中党派力量，加强团结，并明白地予以各抗日党派以合法权利。《坚持团结抗战力求进步》，《新华日报》1939年9月19日。 加强党派团结，集中党派力量，要求抗日党派合法化，中共民主话语建构的逻辑，即是指向国民党的“党禁”原则。193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就提案问题给南方局发出指示，强调中共参政员要以“实行民权主义以利抗战”进行提案，以争取“使各抗日党派完全取得合法地位”。《中央关于第三届参政会提案问题给南方局的指示（1939年1月27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为此，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领衔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的提案，指出：“目前最与民众有关的，是民主自由”，民众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就不能提高其抗日的积极性，“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国民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陈绍禹也在《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提出：近半年来，“我国各党派间，疑虑增多，纠纷时起”，其主要原因就是“我政府对于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一层，迄今尚无明文发表”。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为此，“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必须“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我们对于过去参政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14页。
要求民主是一种斗争策略，更是政治理念的一种自我呈现和话语表达。政党融入社会，就必须要汇集民主呼声，以赢得政治认同和民意支持。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指示，新形势下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4～205页。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反投降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高举民主与抗日的旗帜，已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的最重要方式。
在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民主与抗日的话语交织，也呈现为反投降、反分裂与要求民主、坚持抗日的主张并举。中共参政员多次强调，面对抗战中的分裂和投降倾向，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克服“妥协投降的危险”，才能实现“各党各派的精诚团结”。《拥护第四届国民参政的正确决议》，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618页。陈绍禹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发言中指出，政府之施政纲领，应“对内是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民族力量均为抗日救国而团结;对外是实行抗日战争。”《陈绍禹同志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解放》1938年第48期。为此，要坚决反对“那些把争取民主权利与发展抗日救国运动分离开来”的倾向，“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扩大，是为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地继续发展和抗战地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地民主运动才能有所依托，并使之得到胜利。”洛甫：《迎接对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1938年，第68页。配合宣传，林伯渠也在《新华日报》发文指出：“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林伯渠：《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借助国民参政会，中共以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治宣言和坚决抗战的政治承诺，塑造了“民主”与“抗战”的革命政党形象，也争得了部分中间党派参政员及国民党参政员的支持。诚如《大公报》所载，当共产党代表陈绍禹参政员所提《拥护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进行表决时，“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充分表示了中国的统一团结——这就是国民参政会的最大收获。《给敌人一个答复》，《大公报》1938年7月13日。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主席团成员的王世杰也指出：“连日国民参政会讨论各案时，共产党参政员与其他参政员，力避冲突……，共党亦认团结为必要也”，⑤《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7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309、300页。彼等主张团结，“惟其所谓目标只限于抗日耳”。⑤由此，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实践，不断地向国统区民众传递着自身民主团结和抗日救国的理念，从而影响着社会各界对中共的好感与认同。
三、革命的話语斗争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摩擦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国共竞争，在国民参政会上常常呈现为话语的交锋和冲突。某种程度上，围绕事变的善后政治谈判决定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走向。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场所，“国共裂痕到底能否弥合，将通过本次参政会接受公开的检验”。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当然，中共势必要向国民党讨回一个政治公义。对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所谓政治问题和全局问题，即是如何勘定皖南事变性质的问题。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中提到，新四军问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⑨《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1、410～411页。在蒋介石看来，定性军纪问题以淡化其政治色彩，既能回应国内舆论“发生内乱，重召分裂”的指责，又可防患国际援助各方“因此而转变之对我国的态度”。⑨问题是，军纪问题一旦定性，作为被“整饬”的新四军，事变责任将由中共完全承担。因此，刘少奇致电延安时就提议要“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从强调政治问题出发，中共就是要在国民参政会上揭露出“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来完成“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的政治反攻目标。《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页。 何以政治反攻？就是抵制出席国民参政会，给国民党施加政治压力。1941年2月7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时指出，“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参见《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页。中共判断道：“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并且“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原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2页。使“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770页。如若国民党未能妥善处理出席问题，将使国共裂痕进一步公开，重庆政府无疑要遭受更大的内外压力。2月15日，中共七参政员联名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重申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即停止挑衅;惩办祸首;交还人枪;抚恤伤亡;撤退军队;解除封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并声明在国民政府未予裁夺前，“碍难出席”。《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解放》1941年第126期。
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否，关乎国民政府团结抗战的政党形象，以十二条办法为出席条件，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的一场政治较量。国民参政会作为汇集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咨议平台，中共不出席所形成的声势瞬间扩散开来，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中间党派人士黄炎培看来，国民参政会是团结全国力量为了共同的抗战建国事业而成立的，应以团结为基础，“若是中共参政员不参加，总觉得不圆满。”黄炎培：《本届参政会的观感》，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943页。为此，梁漱溟、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等十多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调解国共关系的方案，并于2月27日由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等人亲自提交蒋介石。该方案的核心主要有两点：其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其二，成立各党派的特种委员会，以解决国共纠纷及其他问题。不难看出，成立各党派特种委员会，固然是出于协调国共矛盾的初衷，但中间党派亦有借机发展，谋求话语权的意图。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如中共不出席，则委员会恐无望。”《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为减轻舆论责斥与压力，摆脱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蒋介石开始拉拢国民参政会中间党派成员对中共展开游说。因此，对于民主人士所提设立各党派特种委员会，蒋介石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为此，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开始全力游说和动员中共出席参政会。对于中间势力的劝说，中共明确表示：“可以加入各党派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各党派委员会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因为中共所提十二条为出席参政会条件之实质，即是以政治性质了结皖南事变问题，如若仅以“加入各党派委员会”的结果便出席，显然和预期相差甚远。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中共参政员无一人到会。对此，毛泽东强调：“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对于不出席参政会所引发的持续影响，近在重庆的周恩来对局势报以乐观的估计，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他指出：“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因为“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由于共产党参政员的不出席，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极尽指责，声称中共所提十二条之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在国民政府行政系统以外，划出特殊的区域，承认特殊的政治体制”，其意义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要在国民参政会有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权利”，这便是割裂国家的政权，“那有何异于汪逆与伪满的傀儡组织”，“这不但为政府所不容，亦更为全国国民所仇恨”。再者，國内党派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因此，“在参政会之内，只有国民的立场，没有党派的立场，决不能让任何一党或者任何个人，在会内有特殊的地位”。蒋中正：《对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会议之立场与态度》，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四编 战时建设 （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975～976页。
当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竞争，中间党派的政治倾向无疑是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是否出席参政会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成立“各党派的特种委员会”的许诺，显然使得中间党派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幻想。因此，在黄炎培看来，国民政府所给条件已相当优厚，在以往是求之不得，“此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 第五辑 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24页。梁漱溟也认为，拒不参会是“分家的办法”，使“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此外，在无党派人士王云五看来，不仅斡旋调停的人指责“有失团结原旨”，甚至其他参政员也“颇多指责”，其中一位“措词尤严厉，指责中共为不顾信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王云五：《王云五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18页。对此，王云五提议：“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恐不应有其他理由，或以解决条件为出席的条件”，因为本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理，自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否则，将造成不良之先例。《参政会通过重要决议盼望共党参政员出席》，《中央日报》1941年3月7日。这一明显针对中共的政治提案，竟受到多数参会者的一致赞同，当即被审议通过。这一结果，也无疑宣告着国共间的这场政治交锋，以共产党人的暂时受挫而告终。 四、话语转换与自我革命
拒不出席参政会，在中共看来，实则是以斗争求团结的一种策略，以十二条解决办法为出席条件，亦是针对国民政府的谈判筹码，无关中间党派的利益。但这一过程中，却忽视了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拉拢以及中间党派复杂的心态，从而引起了中间党派从“同情”到“失望”的态度转变。中间党派参政员对中共的态度转变，反映着二者间政治利益的差异诉求，也反映出此时中共对“统一战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理解的偏差。
对于中间党派的质疑，中共参政员在第一时间进行澄清和表態：“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若会期内由诸先生努力促成政府采纳所提各项办法，“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公函》，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可以看出，中共虽然表态“亦必出席”，却仍寄希望于中间党派能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一方。显然，这一时间共产党人还未清醒地认清中间党派的复杂心态。事后，南方局统委（董必武）给延安的报告中提到，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在反复“劝我出席”未果后，“他们觉得我态度太硬”。《南方局统委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报告》，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608页。从董必武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共不出席的埋汰，以及由此引起的态度转变。对此，中共中央总结称：“中间阶层在这次斗争中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但依然处在中间地位”，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完全同情我们，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但在参政会开会期间，曾对蒋允许他们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各党派公开活动问题发生幻想，又恢复到劝我让步的立场”。《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7～68页。
革命的复杂性，带来严峻的挑战性。应对挑战，就要敢于直面挫折，并勇于自我革命，就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论人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自我革命的实质就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其关键就是要根据“革命的阵势”，调整“革命的策略”和“战斗的方式”。因此，争得中间党派的政治信任和认同，需要灵活地把握统一战线的方针，调整统一战线的动员策略。从揭露国民党三民主义宪政的独裁性出发，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民主的法理依据，为各在野党派分享国家政权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也为中间党派与中共的联盟合作提供了恰当的契机。
1944年8月17日，董必武向延安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参政员等有关问题，毛泽东指示说：“应于张左商量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与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商量，无疑显示了中共党人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充分重视。在获悉民主党派的意见和态度后，中共中央就致电重庆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称目前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到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738页。可以看出，中共此时对中间党派的态度较之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已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吸取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失败教训的结果，就直接体现在提案前充分尊重中间党派的意见，并征得中间党派的同意，这也是本届国民参政会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公开与否的重要一环。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首次公开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即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748页。以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发表政治宣言支持为标志，迅速掀起了中间民主党派响应联合政府主张的高潮。取得中间党派的支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复强调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是改良方针。联合政府的口号是改组政府，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2～553页。
从第二届参政会上对中间党派提议的否定，到第三届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与中间党派的“事前商量”与“征得同意”，中共对中间党派的话语转换，经历了由原则性到灵活性的逐渐调整，展现了其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以及自我革命的政党品质。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展示了中共民主团结和联合建国的诚意，给抗战中的中间党派看到了政府权力重新再分配的可能和建立民主政权的希望。同时，伴随着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逐渐被揭露，各中间党派迅速地转向共产党阵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各中间党派参政员纷纷响应中共不出席主张，他们公开声明以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此后，国民参政会也被中共称之为“破车不能再开！”。《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新华通讯社，1960年，第26页。
五、结语
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是政党参与乃至主导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话语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超越了单纯的沟通功能，而被赋予价值取向及政治动员的意涵。政党融入社会，话语就成为其主导社会结构重建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借助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以“民主抗战”和“联合政府”的话语声音，向中间民主党派和广大国统区民众传达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理念，而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治宣言和坚决抗战的政治承诺，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超越单一阶级利益的政党形象。国民参政会的政治实践及边区“三三制”政权下的党派合作，也为中共提供着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智慧经验。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从民主抗日宣言到联合政府主张，在对革命理论的不断修正和调适中，中共逐渐赢得了中间党派的政治认同和支持。
自我呈现与他者呈现变奏下的政党话语，往往蕴含着竞争的因素。竞争，即是“比赛”，中共党人放言，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共产党人自认晦气”。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赢得比赛的关键，就是应对挑战时敢于检讨挫折，并勇于自我革命。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其成立起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生存和发展，以小搏大、以弱搏强就成为革命的常态。在这一过程中，恰恰是挫折磨砺着共产党人的意志和品格，锻造着自我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时指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更是无产阶级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时提到：“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革命与自我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不间断地自我洗浊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
关键词中共国民参政会自我革命话语政治
〔中图分类号〕D23;K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1-0096-08
国民参政会为观察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态打开了一扇窗口。全面抗战初期，国民参政会在团结抗战基础上设立，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前进。中国共产党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民参政会为话语平台，向国人展示了自身民主团结和抗战救国的政党形象。考察现有研究成果，针对国民参政会展开的论述，或是基于国民政府的视角，研究战时中国的政治体制;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沈和江：《从国民参政会的成立看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政治态度——兼谈国民参政会的局限性》，《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赵祖平：《论抗战时期的政治参与机构——国民参政会》，《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祝天智：《“争”与南京政府时期政治发展的逻辑》，《人文杂志》2012年第6期。或是基于民主党派的视角，讨论民主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活动;闻黎明：《王世杰与国民参政会（1938-1944）》，《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3期;王凤青：《抗战前期黄炎培在国民参政会调解国共争端的努力》，《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或是基于协商政治的视角，探讨国民参政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影响。周勇：《论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探索》2005年第5期;陈雷、陈闪：《试论国民参政会在战时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作用》，《历史档案》2005年第4期。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活动，学界通常是将这一议题置于国共关系的视角下，关注的重心则是“斗争”问题，鲜有学者从话语政治的角度分析国民参政会与中共革命的互动关系。张毛毛：《国民参政会与中国共產党争取民主政治的斗争》，《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马学春、朱季康：《以斗争挽救国共合作的出色范例——毛泽东等拒绝参加二届一次国民参政会始末》，《江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7期;洪富忠：《战时中共在国民参政会的形象塑造》，《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7年第8期。鉴于此，本文将以国民参政会为切入点，通过梳理长时段下中共革命的话语转向，分析中共话语政治表达实践中的自我革命因素，进而探讨革命政党现代转型的生成逻辑。
一、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
从政治动员出发，政党赢得社会认同需要建构一套说服力强的话语体系，既能诠释革命的正当性，又要描绘出革命的胜利蓝图。共产革命在中国的早期实践中，革命理论的输出与传播，通常以“阶级”的话语形式展现出来。
依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念，共产主义政党是代表广大工人阶级及劳苦大众利益的先锋军，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宣称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在“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中，完成“消灭阶级”的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同时，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政党，“应该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并且“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6页。这是因为，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者看来，劳工无产阶级最具神圣性、先进性和革命性，要把“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3页。就必须使革命运动的开展建筑在鲜明的阶级基础之上。
阶级话语是政党进行阶级革命实践的表达和延展，定义阶级属性、划清阶级敌友是开展阶级革命的首要前提。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指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02页。开展阶级革命，是打碎不合理旧制度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新国家、建构一种民主的新制度，这也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王建华：《革命的组织艺术——以中共与群众团体为中心的历史考察》，《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当然，这种民主是有阶级属性的，且必须立足于工农无产者。选举是构成民主的必要元素，在中央苏区，选民选出乡代表，再由乡代表选出区代表，依此类推选出全苏代表，强调阶级意识始终是选举工作的中心，而层层选举也构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形式。在谢觉哉看来，“阶级单纯”就是这一时期红色政权的革命底色。谢觉哉：《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1页。从强调苏维埃的阶级属性出发，共产革命在中国由此建立了没有“阶级冲突”的工农民主政权。
开展阶级斗争是实现革命阶级动员的最有效途径。同时，“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者看来，镇压农村反革命中的许多过分举动，往往“正是革命的需要”，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底层阶级动员的方向。从明确“一切资产阶级改良的派别，都是反动阵营的一翼”，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16页。到“坚决打击富农的一切企图和抑制富农”的政策执行，《中央通告（四中全会后第一号）》，中共中央文献档案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页。革命的暴动一旦超出了地主、土豪和劣绅的范围，蔓延到富农、中农和中小资产阶级时，就势必呈现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现象。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其结果就是“没能孤立蒋介石，而是孤立了自己”。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0页。对阶级斗争理论误解和滥用所产生的后果，恰恰反映出革命政党开展阶级动员的实践困境。 当阶级革命走向纯粹时，必然也消解着共产革命的民族解释力。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国内民族情绪空前高涨，民族救亡、举国抗战成为最重要的时代议题，这反映出革命的态势已然发生转变。“如果党依然不改变策略路线”，则会“使党成为革命事变的尾巴，成为狭隘的小团体”，最终失去“革命的领导权”。《中央宣传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的问答》，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2卷，内部出版，第190页。当革命的态势发生转变时，革命的话语也要随之改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中国共产党表达着基于民族利益的、坚决抗战的诚意和决心。但中共话语的表达和传播，仍需要一个更为合法和广阔的政治平台。
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大会提出抗战期间必须集中民意，“俾在国民大会未克召集之时，有一国民参政机关，得以集全国才智，共谋国是”。同时，大会制定和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意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重要决议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二编 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81～387页。同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及《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名单》，并确定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于7月在汉口召开。设立国民参政机关以“俾集全国贤智之士以参与大计”，但国民党又着重强调，非常时期“政府不能不有紧急处分之权”。《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469页。第一届参政员全部由国民政府直接遴选产生，其中，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名共产党人，被选任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附参政员名单》，《抗战文献》1938年第109期。
参加国民参政会，是中国共产党走出根据地走向全国的重要一环。共产党参政员代表身份的享有，意味着曾经被污名和围剿的中国共产党，已然成为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重要力量，成為国家政权组织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中共七参政员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在伟大壮烈的民族战场上，“我前方战士正为维持中华民族的生存独立而浴血奋战”，在国民参政会的议场中，我们将撇开“党派门户之偏见”，“泯除一切隔阂”，共同一致地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⑥《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新华日报》1938年7月5日。立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话语，向国统区民众传递着自身维护全民族利益的革命理念，也表达着共产革命在中国超越阶级利益的价值诉求。
二、民主与抗战的话语交织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伴随着民众对革新政治机构、实行民主宪政以及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呼声与期盼。就此而言，革命是抗日，亦是民主。
何谓民主？首要的就是代表民意。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中共在《新华日报》刊发多篇社论，指出“我国过去毫未有过任何相当的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的召集，可在“争取抗战胜利问题上起着重要作用”，从抗战与建国的过程看，“完成民主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喁喁之望”。《人民对于参政会的希望和责任》，《新华日报》1938年6月29日。以人民的名义，中共七参政员发出声明：“共产党员的参政员”，绝不会“丝毫推诿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的应有责任”，作为“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使者”“人民的代表”，我们将“忠实地遵循人民的训示和人民的意志而努力工作”，为“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的实现而奋斗”。⑥代表“人民意志”的话语表达，无疑具有超越“阶级”的适用意义。
当革命以民主的话语形式展现时，作为革命政党其必然要争夺民主的合法性资源。由于共产党参政员的遴选是以文化团体的名义，而非党派代表的身份，所以力争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一项重要活动。因此，中共公开发声：参政员并非由人民选举产生，要使国民参政会能够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需要政府给予国民参政会真正有代表民意的各种权利”。《对国民参政员的希望》，《新华日报》1938年6月23日。
回应参政员非民主选举产生的质疑，国民党在《中央周刊》发文指出，“专就理论上讲民主政治者”，往往以此次参政会非出于人民普选，而言未能满足一般民主政治之要求，但从中央对参政员人选“公平分配各地域各职业各团体，以及各参政员欣然就职”观之，足以证明政府采纳民意的意愿和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国民参政会之责任》，《中央周刊》1938年第2期。况且，“空喊的民主，绝不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唯一条件。”《民意机关与民主政治》，《中央周刊》1938年第4期。时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的张伯苓也声言，参政员虽系政府选定，但仍是“代表民意的机关”，对于大会通过的决议案，政府“凡是能够实行的，都在进行，一时不能实行的，也有处理的办法来告诉我们”，召集参政会，“绝不是应酬大家”，而实是具有诚意。张伯苓：《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龚克主编：《张伯苓全集》第3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作为响应，就有媒体对中共进行指责，称国民参政会上切不可有党派之争，各参政员应当一心一德，把以往的成见一笔勾销，“全国人民最反对有野心的人借参政会发展私党”。杨苏陆：《助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民力周刊》1938年第20期。
对此，中共在《新华日报》刊载《实行民主政治是必要的》一文进行反驳和澄清，文章指出：国民参政会的成立使我国的政治生活向民主制度进了一步，“共产党的根本主张，是一贯坚决地把全国政治生活逐步推向民主政治。共产党反对一切政治上向后倒退的言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完满的民主，而是民族解放战争中所必须的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政治是必要的》，《新华日报》1939年9月16日。这种民主政治的实现，就是要集中党派力量，加强团结，并明白地予以各抗日党派以合法权利。《坚持团结抗战力求进步》，《新华日报》1939年9月19日。 加强党派团结，集中党派力量，要求抗日党派合法化，中共民主话语建构的逻辑，即是指向国民党的“党禁”原则。193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就提案问题给南方局发出指示，强调中共参政员要以“实行民权主义以利抗战”进行提案，以争取“使各抗日党派完全取得合法地位”。《中央关于第三届参政会提案问题给南方局的指示（1939年1月27日）》，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205页。为此，董必武在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上领衔提出《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的提案，指出：“目前最与民众有关的，是民主自由”，民众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就不能提高其抗日的积极性，“加强民权主义的实施”，国民政府应给各党派以法律上的保障。《董必武传》撰写组：《董必武传1886-1975》（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345～346页。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上，陈绍禹也在《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中提出：近半年来，“我国各党派间，疑虑增多，纠纷时起”，其主要原因就是“我政府对于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权利一层，迄今尚无明文发表”。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国民参政会》，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为此，“加强各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必须“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权利”。《我们对于过去参政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514页。
要求民主是一种斗争策略，更是政治理念的一种自我呈现和话语表达。政党融入社会，就必须要汇集民主呼声，以赢得政治认同和民意支持。早在1937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全党发出指示，新形势下党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4～205页。1939年6月，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全国广大人民之渴望一个抗日的、给人民以自由的、民主集中制的与廉洁的政府有如望岁。”《反投降提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85页。高举民主与抗日的旗帜，已成为抗战时期中共民众动员的最重要方式。
在国民参政会上，中国共产党民主与抗日的话语交织，也呈现为反投降、反分裂与要求民主、坚持抗日的主张并举。中共参政员多次强调，面对抗战中的分裂和投降倾向，只有民主政治，才能克服“妥协投降的危险”，才能实现“各党各派的精诚团结”。《拥护第四届国民参政的正确决议》，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618页。陈绍禹在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的发言中指出，政府之施政纲领，应“对内是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的民族力量均为抗日救国而团结;对外是实行抗日战争。”《陈绍禹同志关于〈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提案〉底说明》，《解放》1938年第48期。为此，要坚决反对“那些把争取民主权利与发展抗日救国运动分离开来”的倾向，“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扩大，是为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地继续发展和抗战地发动与胜利，也只有为了这一目的，中国地民主运动才能有所依托，并使之得到胜利。”洛甫：《迎接对日抗战伟大时期的到来》，《抗日救国指南》第1辑，抗日战术研究社出版，1938年，第68页。配合宣传，林伯渠也在《新华日报》发文指出：“团结与民主，这是我们在民族自卫战争中战胜强大敌人最可靠的武器。”林伯渠：《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第145页。
借助国民参政会，中共以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治宣言和坚决抗战的政治承诺，塑造了“民主”与“抗战”的革命政党形象，也争得了部分中间党派参政员及国民党参政员的支持。诚如《大公报》所载，当共产党代表陈绍禹参政员所提《拥护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进行表决时，“全体参政员一致起立，掌声雷动，历数分钟不止”，充分表示了中国的统一团结——这就是国民参政会的最大收获。《给敌人一个答复》，《大公报》1938年7月13日。时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主席团成员的王世杰也指出：“连日国民参政会讨论各案时，共产党参政员与其他参政员，力避冲突……，共党亦认团结为必要也”，⑤《王世杰日记》第1册，1938年7月13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第309、300页。彼等主张团结，“惟其所谓目标只限于抗日耳”。⑤由此，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政治实践，不断地向国统区民众传递着自身民主团结和抗日救国的理念，从而影响着社会各界对中共的好感与认同。
三、革命的話语斗争
皖南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的摩擦逐渐从幕后走向台前。国共竞争，在国民参政会上常常呈现为话语的交锋和冲突。某种程度上，围绕事变的善后政治谈判决定着国共两党的关系走向。国民参政会作为各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场所，“国共裂痕到底能否弥合，将通过本次参政会接受公开的检验”。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当然，中共势必要向国民党讨回一个政治公义。对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目前的问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第252页。
所谓政治问题和全局问题，即是如何勘定皖南事变性质的问题。1941年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中提到，新四军问题“完全是我们整饬军纪的问题，性质很明白，问题很单纯，事件也很普通”。⑨《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中央纪念周的讲话》，安徽省文物局新四军文史征集组编：《皖南事变资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11、410～411页。在蒋介石看来，定性军纪问题以淡化其政治色彩，既能回应国内舆论“发生内乱，重召分裂”的指责，又可防患国际援助各方“因此而转变之对我国的态度”。⑨问题是，军纪问题一旦定性，作为被“整饬”的新四军，事变责任将由中共完全承担。因此，刘少奇致电延安时就提议要“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26页。从强调政治问题出发，中共就是要在国民参政会上揭露出“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真面目”，来完成“取消一党专政，改革政治机构”的政治反攻目标。《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9页。 何以政治反攻？就是抵制出席国民参政会，给国民党施加政治压力。1941年2月7日，毛泽东给在重庆的周恩来致电时指出，“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参见《关于蒋介石政治动向的估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6页。中共判断道：“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并且“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原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52页。使“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关于在国共关系僵局中对国民党的策略的指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8-1943》第20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770页。如若国民党未能妥善处理出席问题，将使国共裂痕进一步公开，重庆政府无疑要遭受更大的内外压力。2月15日，中共七参政员联名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重申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即停止挑衅;惩办祸首;交还人枪;抚恤伤亡;撤退军队;解除封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并声明在国民政府未予裁夺前，“碍难出席”。《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解放》1941年第126期。
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与否，关乎国民政府团结抗战的政党形象，以十二条办法为出席条件，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间的一场政治较量。国民参政会作为汇集各党派参政议政的咨议平台，中共不出席所形成的声势瞬间扩散开来，一时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在中间党派人士黄炎培看来，国民参政会是团结全国力量为了共同的抗战建国事业而成立的，应以团结为基础，“若是中共参政员不参加，总觉得不圆满。”黄炎培：《本届参政会的观感》，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下），重庆出版社，1985年，第943页。为此，梁漱溟、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等十多人联名签署了一份调解国共关系的方案，并于2月27日由张澜、黄炎培、左舜生等人亲自提交蒋介石。该方案的核心主要有两点：其一，参政会开会中共参政员出席必不可少;其二，成立各党派的特种委员会，以解决国共纠纷及其他问题。不难看出，成立各党派特种委员会，固然是出于协调国共矛盾的初衷，但中间党派亦有借机发展，谋求话语权的意图。同时，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如中共不出席，则委员会恐无望。”《周恩来、董必武关于各小党派提议组织各党派委员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221页。
为减轻舆论责斥与压力，摆脱分裂国共合作的罪名，蒋介石开始拉拢国民参政会中间党派成员对中共展开游说。因此，对于民主人士所提设立各党派特种委员会，蒋介石当即表示“原则上同意”。为此，中间党派的政治立场逐渐转向，开始全力游说和动员中共出席参政会。对于中间势力的劝说，中共明确表示：“可以加入各党派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对各党派委员会的态度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42页。因为中共所提十二条为出席参政会条件之实质，即是以政治性质了结皖南事变问题，如若仅以“加入各党派委员会”的结果便出席，显然和预期相差甚远。
3月1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中共参政员无一人到会。对此，毛泽东强调：“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79页。对于不出席参政会所引发的持续影响，近在重庆的周恩来对局势报以乐观的估计，在向中共中央的汇报中，他指出：“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因为“全重庆全中国全世界在关心着、打听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团结的人是共党中央。”《周恩来关于出席参政会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7册，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页。
由于共产党参政员的不出席，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极尽指责，声称中共所提十二条之解决办法，就是“要求在国民政府行政系统以外，划出特殊的区域，承认特殊的政治体制”，其意义就是“只有中国共产党要在国民参政会有特殊的地位与特殊的权利”，这便是割裂国家的政权，“那有何异于汪逆与伪满的傀儡组织”，“这不但为政府所不容，亦更为全国国民所仇恨”。再者，國内党派虽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分，但其精神是一律平等，因此，“在参政会之内，只有国民的立场，没有党派的立场，决不能让任何一党或者任何个人，在会内有特殊的地位”。蒋中正：《对中共参政员拒不出席会议之立场与态度》，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 第四编 战时建设 （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975～976页。
当共产党与国民党展开竞争，中间党派的政治倾向无疑是成败与否的关键因素之一。在是否出席参政会这一问题上，国民党成立“各党派的特种委员会”的许诺，显然使得中间党派产生了一定的政治幻想。因此，在黄炎培看来，国民政府所给条件已相当优厚，在以往是求之不得，“此是中共政策改变之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 第五辑 黄炎培日记摘录》，中华书局，1979年，第24页。梁漱溟也认为，拒不参会是“分家的办法”，使“同人皆感觉失望，不能赞一词”。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编：《梁漱溟全集》第6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此外，在无党派人士王云五看来，不仅斡旋调停的人指责“有失团结原旨”，甚至其他参政员也“颇多指责”，其中一位“措词尤严厉，指责中共为不顾信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王云五：《王云五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2～18页。对此，王云五提议：“参政员出席与否，除病假事假外，恐不应有其他理由，或以解决条件为出席的条件”，因为本会为国民参政机关，“于法于理，自不能对任何参政员接受出席条件”，否则，将造成不良之先例。《参政会通过重要决议盼望共党参政员出席》，《中央日报》1941年3月7日。这一明显针对中共的政治提案，竟受到多数参会者的一致赞同，当即被审议通过。这一结果，也无疑宣告着国共间的这场政治交锋，以共产党人的暂时受挫而告终。 四、话语转换与自我革命
拒不出席参政会，在中共看来，实则是以斗争求团结的一种策略，以十二条解决办法为出席条件，亦是针对国民政府的谈判筹码，无关中间党派的利益。但这一过程中，却忽视了国民党对中间党派的拉拢以及中间党派复杂的心态，从而引起了中间党派从“同情”到“失望”的态度转变。中间党派参政员对中共的态度转变，反映着二者间政治利益的差异诉求，也反映出此时中共对“统一战线”原则性与灵活性理解的偏差。
对于中间党派的质疑，中共参政员在第一时间进行澄清和表態：“爱护参政会之心，今昔并无二致”，若会期内由诸先生努力促成政府采纳所提各项办法，“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毛泽东等七参政员复国民参政会公函》，四川大学马列教研室编：《国民参政会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2页。可以看出，中共虽然表态“亦必出席”，却仍寄希望于中间党派能义无反顾地站在自己一方。显然，这一时间共产党人还未清醒地认清中间党派的复杂心态。事后，南方局统委（董必武）给延安的报告中提到，各中间党派参政员在反复“劝我出席”未果后，“他们觉得我态度太硬”。《南方局统委关于争取中间分子之经过及其经验报告》，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608页。从董必武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中间党派人士对中共不出席的埋汰，以及由此引起的态度转变。对此，中共中央总结称：“中间阶层在这次斗争中的立场，是动摇不定的，但依然处在中间地位”，皖南事变发生后，“他们完全同情我们，表现了从来没有的好。但在参政会开会期间，曾对蒋允许他们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各党派公开活动问题发生幻想，又恢复到劝我让步的立场”。《中共中央一九四一年三月政治情报》，南方局党史资料编辑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7～68页。
革命的复杂性，带来严峻的挑战性。应对挑战，就要敢于直面挫折，并勇于自我革命，就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毛泽东：《论人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0页。
自我革命的实质就是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基础上的自我修正和自我完善，其关键就是要根据“革命的阵势”，调整“革命的策略”和“战斗的方式”。因此，争得中间党派的政治信任和认同，需要灵活地把握统一战线的方针，调整统一战线的动员策略。从揭露国民党三民主义宪政的独裁性出发，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为共产革命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民主的法理依据，为各在野党派分享国家政权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也为中间党派与中共的联盟合作提供了恰当的契机。
1944年8月17日，董必武向延安请示如何对待增补参政员等有关问题，毛泽东指示说：“应于张左商量各党派联合政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6页。与张君劢、左舜生等人商量，无疑显示了中共党人对民主党派人士的充分重视。在获悉民主党派的意见和态度后，中共中央就致电重庆林伯渠、董必武等人，称目前向国民党提出改组政府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在这次参政会中，如取到小党派及进步人士同意可将是项主张作成提案”。《中央关于改组国民党政府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给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指示》，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738页。可以看出，中共此时对中间党派的态度较之第二届国民参政会时，已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吸取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失败教训的结果，就直接体现在提案前充分尊重中间党派的意见，并征得中间党派的同意，这也是本届国民参政会中共联合政府主张公开与否的重要一环。
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首次公开提出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即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林伯渠在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748页。以中国民主同盟公开发表政治宣言支持为标志，迅速掀起了中间民主党派响应联合政府主张的高潮。取得中间党派的支持，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反复强调说：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自国共合作以来是改良方针。联合政府的口号是改组政府，这个口号不是“改良主义”的，而是“革命性”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52～553页。
从第二届参政会上对中间党派提议的否定，到第三届参政会上提出联合政府主张与中间党派的“事前商量”与“征得同意”，中共对中间党派的话语转换，经历了由原则性到灵活性的逐渐调整，展现了其自我调适的弹性空间，以及自我革命的政党品质。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展示了中共民主团结和联合建国的诚意，给抗战中的中间党派看到了政府权力重新再分配的可能和建立民主政权的希望。同时，伴随着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面目逐渐被揭露，各中间党派迅速地转向共产党阵营。国民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召开前夕，各中间党派参政员纷纷响应中共不出席主张，他们公开声明以示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此后，国民参政会也被中共称之为“破车不能再开！”。《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新华通讯社编：《新华社社论集1947-1950》，新华通讯社，1960年，第26页。
五、结语
话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是政党参与乃至主导社会变革的重要武器。话语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就超越了单纯的沟通功能，而被赋予价值取向及政治动员的意涵。政党融入社会，话语就成为其主导社会结构重建与再生产的重要媒介。借助国民参政会，中国共产党以“民主抗战”和“联合政府”的话语声音，向中间民主党派和广大国统区民众传达了“统一战线”的政治理念，而代表“人民”意志的政治宣言和坚决抗战的政治承诺，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超越单一阶级利益的政党形象。国民参政会的政治实践及边区“三三制”政权下的党派合作，也为中共提供着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智慧经验。从阶级话语到民族话语，从民主抗日宣言到联合政府主张，在对革命理论的不断修正和调适中，中共逐渐赢得了中间党派的政治认同和支持。
自我呈现与他者呈现变奏下的政党话语，往往蕴含着竞争的因素。竞争，即是“比赛”，中共党人放言，谁把共产主义比输了，“共产党人自认晦气”。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7页。赢得比赛的关键，就是应对挑战时敢于检讨挫折，并勇于自我革命。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自其成立起便是处于敌强我弱的态势下生存和发展，以小搏大、以弱搏强就成为革命的常态。在这一过程中，恰恰是挫折磨砺着共产党人的意志和品格，锻造着自我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时指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而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党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更是无产阶级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重要标志。毛泽东同时提到：“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57页。革命与自我革命，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不间断地自我洗浊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历史过程。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