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下派在川渝陕鄂交界的大巴山区的黄安乡扶贫。这是一个老、边、穷的围贫县的最边远的乡。才一千七百多人口，但幅员而积却有全县的十五分之一大，还有一片原始森林。
　　那时，我在县文化局做创作科长，工作轻松。领导说：马卫，你去扶贫吧，顺带体验生活。我是个工作上从不争长短的人，何况来自于农村的我，也特别喜欢下乡，比在机关明争暗斗好多了。
　　黄安乡政府的背后有条沟，叫拖板溪，我常到这个社去调研工作。一是近，二是那儿有个我兼课教过的农广校学生。一来二去，和社里一户人家叫李才发的搞得很熟了。他们家在路边，我来去都要在他家坐坐，喝杯热茶。
　　高山的农民还是烧火炕，总煨有一壶茶。
　　李才发家仨口人，老婆叫廖小燕，有个好听的名字，却没有好的命运，才三十来岁，就得了重病——败血症，是在山上砍柴时被蛇咬了，没有及时医，用了些草药，留下的后果。那时农民还根本没有医保一说，他们家也没有钱来给她医，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拖，拖到哪天算哪天。这也是贫困地区的人不得已的做法。
　　我出门时总爱挂个相机，一二零的海鸥，很老式的，不过效果不错。那年月，相机算是奢侈品，一般人是玩不起的。我斟为得了一次文学奖，用全部奖金才狠心买下它。不过，我的照相技术很一般，只不过爱玩，给自己拍些素材。
　　那时的相机是要用胶卷的，不像现在的数码相机，方便多了。
　　最有名的胶卷是富士。我们一般用黑白胶卷，或者用乐凯胶卷，同产的，效果和富士差不多，仙每卷少两块钱。
　　这是暮春时节，高山的人还赖在家里，因为积雪还没有融化，禾苗也还没有拔节。高山的冬天就显得特别的长。这天，我是下午二点钟路过李才发家的，这次，他虽然也喊了我去喝茶，但从那有气无力的喊声里，我感觉到他有什么事。
　　“老李呵，有什么困难，你就直说!是不是家里又没得吃的了?”
　　那时，最大的困难，在贫困山区，就是没粮食填饱肚子。
　　“马老师呵，吃的还有些，包谷和洋芋还能拖到五六月份，可是，我家小燕她，可能活不了几天了!”李才发三十四五的样子，但脸上全是皱纹。看上去已是半老头了。
　　“哎!我也只能长叹息一声。我知道帮不了什么忙，因为乡里是不可能拿钱来给谁医病的，何况乡里也没有钱。
　　“马老师啊，我自件事求你!”山里人质朴，一般是不会求人的。
　　“你能给我家小燕照张相吗?以后我也能天天看着她!”
　　真怪我，经常在他家喝茶，为什么就没有想起这事呢?我应当是做得的哟。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但人就是往往忽略身边的事，身边的人。什么叫熟视无睹?这就是。
　　我说行。
　　李才发就把廖小燕抱出来，放在地坝的一张木靠椅上。因为农村的屋内光线很暗，只能在室外照。
　　可是我一拿起相机，才发现胶卷已照完了。那时一卷黑白一般只能照30张，技术特好的能照32张。我的技术是只能照30张的。但是，这时，我能说没有胶卷吗?看着廖小燕那种随时可能结束生命的样子，我真的不忍心说出这句话来。
　　看着李才发希望的目光，看着一副快要离开人世的廖小燕，我只能违心地按了一下快门，在咔嚓声中，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才发千恩万谢。还从家里舀一瓢去年收的核桃，装进我的挎包。还叫我一起吃晚饭时，我赶紧说有事，逃兵般离去。
　　我直接回到城里，真不知如何解决这次“欺骗”。就在我为难的时候，我的朋友，同时也是乒乓球友的陈远政来玩，我把我的为难讲给他听。
　　他是搞美术的，作品人选过省美展。现在电影公司搞宣传，在我们这座小县城，算是一流的画家了。他常画好了画，就叫我去帮他取名。一个搞文学的。一个搞美术的，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何况我们还是一对乒乓球友，技术差不多，能打到全县的前几名，只要在家，每周必然要打一次球。那时还没有健身这概念，因为小县城没有什么事可干，闲得无聊才这样做。这和我现在每周要进一次乒乓球馆或羽毛球馆是两个不同的出发点。
　　陈远政说这有何难?我给你解决。你不要下去，等我回来了你再去黄安乡。
　　几天后，陈远政来到我这儿，用一个小镜装着一张相，这不是廖小燕吗?
　　我知道一定是他下去画来的。画得真好，比我的照相技术好得多。
　　我再次回到黄安的时候，听说廖小燕死了，我急急忙忙地来到拖板溪，把相框给李才发。
　　那时，农村人死后挂遗相的，极少极少。
　　我的到来，让李才发激动不已。在悲伤中握住我的手说：“马老师，谢谢你!”
　　我惭愧得脸一下红了，也没有解释什么。
　　那张相，至今还在李才发家的堂屋挂着。
　　我离开了小县，到了市里，每当想到我惟一的“欺骗”之事，心中仍然不安。但我再没有机会向李才发解释了。也许本来就用不着解释。
　　生活，有时是无法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