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她是曹禺四大名剧女主角——《雷雨》里的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原野》里的金子和《北京人》里的愫芳的首位扮演者。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却隐身幕后，“甘为他人作嫁衣”，干起了刊物编辑和剧本组织工作，直到告老还家。晚年，她曾问自己：我是编辑？是演员？是记者？是作家？然后，又自答道：“我，什么也不是……”
她是曹禺四大名剧女主角——《雷雨》里的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原野》里的金子和《北京人》里的愫芳的首位扮演者。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却隐身幕后，“甘为他人作嫁衣”，做起刊物编辑和剧本组织工作，直到告老还家。
曹禺的四大名剧女主角的首次扮演者
凤子，原名封季壬，广西桂林人，从小在武汉长大。
1932年秋天，凤子进入复旦大学。当时，她的老师是曾留学哈佛，专攻戏剧、文学的洪深教授。彼时，洪深已创立了复旦剧社，常把外国的话剧介绍到中国来，让复旦学生将外国名剧翻译成中文。凤子是中文系学生，文学功底很深，英文基础也很好，经常担负翻译剧本工作。后在洪深的建议下，复旦剧社排演了曹禺刚刚发表的《雷雨》一剧，邀请欧阳予倩导演，凤子演四凤。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当演到四凤跪在鲁妈膝前哭着发誓时，凤子和“鲁妈”就都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临时拉幕。
到了演《日出》时，凤子的演技已经日趋成熟，该剧在东京上演时非常卖座，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曾前往剧场观看，遇见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他已经是接连第二晚来看了。秋田由衷地称赞《日出》规模宏大，而凤子则是“日本自从有话剧以来，从未曾培养出来过的”演员，令郭沫若深感自豪。数日后，凤子等人前去拜访他时，郭沫若和妻子安娜杀鸡买鱼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她：“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赫。”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机密。凤子在书中透露，当年她去日本演出时，还担负了一个给郭沫若送信的使命，“七七事变”前夕，我党想请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阿英便让凤子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带给了郭沫若。
在人世间，周恩来称她“凤子姐”
据《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一书的主编舒乙透露，凤子曾促成老舍和赵树理的一段友谊。1949年，老舍回国后，凤子受党的指令，第一个去拜见老舍。有一次，老舍提出很想见见赵树理。凤子就把两个人同时邀请到家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聊得十分投机，即成了好朋友。
舒乙说，凤子在演艺界里，是以人品赢得了大家对她的敬意。1949年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他在凤子的纪念册上写了“凤子姐，周恩来”。其实，周恩来还要比她年长一些岁。
舒乙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巨匠，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夏衍等等，他们写了一批传世之作，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除去许多历史的、客观的、主观的因素之外，也是因为有凤子这样一批人，心甘情愿地围着他们转，替他们服务，帮他们跑腿，给他们宣传，演他们的戏，登他们的作品，讨论和指出他们作品的优劣，做他们忠实的朋友和助手。“凤子和这批文化巨人是‘一个筐里的’，绑在同一辆车上，走的是同一条道。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文学艺术。”他认为，凤子为自己在—个宏伟事业里，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龙套，一个谦谦君子般的龙套，一个大写的龙套，一个以自己的肩膀替后人作攀登起点的龙套，一个文化巨匠们也要为她脱帽致敬，在她坟前落泪的龙套。”
在家庭里，一段充满传奇的跨国婚姻
凤子有一个很幸福的跨国家庭。她的丈夫沙博理是个美国人，到中国前曾在美国做过律师，当过高射炮兵，二战结束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春天，沙博理带着200美元，从纽约来到上海。
在耶鲁大学时，一位中国同学介绍他到国内后可以去找凤子教他中文。所以，他到上海才3天，就去找凤子了。凤子待人很热情，见面后，他们决定，用中英语言对照来互相学习。一个星期见两三次面，交往时间长了，这个美国人慢慢了解到，凤子正在从事中共的地下文化工作，并通过凤子理解了中国革命，甚至同意把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中共的一个接头地点，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1948年5月16日，凤子和沙博理结了婚，并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是被“逼”出来的。凤子80岁时，在回忆即将到来的金婚时说，有一天，上海《文汇报》突然登出了一条消息，说凤子将定于某日与美国律师沙博理结婚。事后才知道是老朋友冯亦代开的玩笑，为了50美元的奖金，把消息卖给了报纸，结果文艺界的朋友们电话不断，礼物也源源送来，所以两人只好赶紧找了一个地方把大家给请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反美情绪高涨，凤子也曾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慰问，亲眼看见同行的一位演员在美国的飞机扫射下牺牲了。她也差点被炸死，多亏有位战士把她推倒在地，用身体保护了她。回国后，她很矛盾，对美帝的仇恨本能地发泄到了丈夫身上，有一两个星期，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尴尬。后来组织批评了她，说你丈夫又不是美帝。两人关系才渐渐好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凤子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曾与江青一起共过事，想把不光彩历史篡改的江青对她毫不留情，批斗、坐牢、进五七干校，让她受尽了折磨，而沙博理始终对她不离不弃。
沙博理和凤子只有一个女儿亚美。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外孙女在美国读大学时认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子，后来，便把这个美国小伙子带回了中国，嫁给了他。沙博理调侃道：“凤子把我这个美国小伙子迷住了留在中国，没想到几十年后外孙女又把另一个美国小伙子吸引到了中国来。”
沙博理定居中国50年，不仅加入了中国籍，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已经90多岁了的他在谈到凤子时依然一往情深，他说：“凤子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一条不断的溪流，因为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中国已经变成了我的中国。我很感谢凤子，我也很佩服她，尊敬她，我很想念她。” 伊人如凤俊友如斯
前不久，舒乙先生和他的外甥女姚珠珠女士为凤子编辑出版了厚厚的一本《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我有幸获得舒乙先生和姚珠珠女士共同签名的一本。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哪怕是文艺这个“界”里的人，凤子该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啊！连我知道这个名字，也只不过是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厂以后的事情。记得某日北影厂组织观看刚拍成的电影《原野》，来了许多戏剧界、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前辈，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老厂长汪泽亲自迎接。我作为编导室一名年轻的编辑，奉命参与接待。忽而一阵骚动，本已落座之人，几乎全体起身，年长者们皆将温暖的目光望向同一个方向，而还算不上是老者，也绝对不年轻的那些个名人，已将一位七十余岁气质文雅微笑盈盈的女性团团围住，问好之声不绝于耳……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凤子”这个名字。
过后不免心生困惑——她究竟在哪一方面成就斐然，该受到众大家那么真诚的对待呢？为什么疾恶如仇、秉性高傲的吴祖光，在凤子逝后所写的怀念她的文章居然以《追思凤子贤姐》为题？好一个“贤”字，出于吴祖光笔下，其亲其散，深矣！沉矣！
为什么复旦中文系当年备受学子们尊崇的赵景深教授，竟在凤子的纪念册上写下这样一行谦虚的话：“你是我的光荣的学生，我希望将来能做你的光荣的老师！”
读罢本书，终于解惑。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些感想——在文艺这个“界”里，凤子毕竟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大家”，她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员，即使是专门研究文艺史的人，从字里行间偶尔发现了她的名字，那些记载对于文艺史而言，也只不过细则可有粗则可略罢了，而对于凤子本人，也只不过是些早期经历罢了。但，一个普通的文艺从业者，她若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耗尽在文艺这个“界”里了，她会由此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吗？回答是肯定的。
凤子以她的一生告诉我们——不但可以是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可以是一个连不普通的人和很不普通的人对她都特别尊敬的人，而且可以是一个在其死后，令一切和她的人生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系的人经常怀念，并每一怀念之，便会心生温暖、备觉亲爱的人。
“文革”中，连凤子也未能幸免于难。她被关押、隔离七年之久，后又被遣往干校“劳改”两年。那时的凤子，有一点像江姐，那便是她的口唇，也成了文艺界许多人的安全线。威胁不消说是有的，利诱不消说也是有的。想早一点儿与家人团聚吗？那么赶紧写揭发检举别人的“材料”吧！当年，哪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没有经历过如此这般的人格考验呢？凤子本人虽然普通，但她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们的交往实在是太广泛了，太密切了。但九年中，她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如果她对自己的人格要求稍有动摇，那么许多人的命运势必雪上加霜，甚至坠入绝境。凤子有“士”之节。
凤子何以普通而又优秀？舒乙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最伟大的龙套》文章里，已说得很全面了。坦率地讲，我对于“最伟大”三个字是有修辞学上的排斥心理的，但却认为，那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对凤子的评价的真挚。
我的感想还是：美德，或日好品格对于普通人，是与天才对于艺术家同样值得世人心悦诚服的。在当下言当下，应说“更值得”。
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已深患了一种疾病——我们的文化长久以来太热衷于对不普通的人和很不普通的人的人生价值的羡慕式宣扬，似乎在暗示绝大多数普通的人，倘若不能快速地变得不普通、很不普通起来，人生就完蛋了。
但社会的不二法则永远是——普通之人注定了是绝大多数。
凤子是既普通又优秀的。
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其实也能。
人们怀念凤子，说到底，是怀念她的人格魅力。伊人如凤。人格魅力是不需要集资、投资和苦心经营的。只要谁的人生愿意朝那样一个方向走，便一定会具有。这是凤子的人生告诉世人的……
她是曹禺四大名剧女主角——《雷雨》里的四凤、《日出》里的陈白露、《原野》里的金子和《北京人》里的愫芳的首位扮演者。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她却隐身幕后，“甘为他人作嫁衣”，做起刊物编辑和剧本组织工作，直到告老还家。
曹禺的四大名剧女主角的首次扮演者
凤子，原名封季壬，广西桂林人，从小在武汉长大。
1932年秋天，凤子进入复旦大学。当时，她的老师是曾留学哈佛，专攻戏剧、文学的洪深教授。彼时，洪深已创立了复旦剧社，常把外国的话剧介绍到中国来，让复旦学生将外国名剧翻译成中文。凤子是中文系学生，文学功底很深，英文基础也很好，经常担负翻译剧本工作。后在洪深的建议下，复旦剧社排演了曹禺刚刚发表的《雷雨》一剧，邀请欧阳予倩导演，凤子演四凤。没想到第一场演出，当演到四凤跪在鲁妈膝前哭着发誓时，凤子和“鲁妈”就都哭得说不出话来了，不得不临时拉幕。
到了演《日出》时，凤子的演技已经日趋成熟，该剧在东京上演时非常卖座，旅居日本的郭沫若曾前往剧场观看，遇见了日本著名戏剧家秋田雨雀，他已经是接连第二晚来看了。秋田由衷地称赞《日出》规模宏大，而凤子则是“日本自从有话剧以来，从未曾培养出来过的”演员，令郭沫若深感自豪。数日后，凤子等人前去拜访他时，郭沫若和妻子安娜杀鸡买鱼热情款待，并在玉版笺上题了一首七绝赠她：“海上争传火凤声，樱花树下啭春莺，归时为向人邦道，旧日鲂鱼尾尚赫。”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机密。凤子在书中透露，当年她去日本演出时，还担负了一个给郭沫若送信的使命，“七七事变”前夕，我党想请在日本避难的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战，阿英便让凤子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带给了郭沫若。
在人世间，周恩来称她“凤子姐”
据《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一书的主编舒乙透露，凤子曾促成老舍和赵树理的一段友谊。1949年，老舍回国后，凤子受党的指令，第一个去拜见老舍。有一次，老舍提出很想见见赵树理。凤子就把两个人同时邀请到家里，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聊得十分投机，即成了好朋友。
舒乙说，凤子在演艺界里，是以人品赢得了大家对她的敬意。1949年开第一次文代会时，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在，他在凤子的纪念册上写了“凤子姐，周恩来”。其实，周恩来还要比她年长一些岁。
舒乙说，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巨匠，如郭沫若、茅盾、老舍、曹禺、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阳翰笙、夏衍等等，他们写了一批传世之作，他们的出现绝非偶然。除去许多历史的、客观的、主观的因素之外，也是因为有凤子这样一批人，心甘情愿地围着他们转，替他们服务，帮他们跑腿，给他们宣传，演他们的戏，登他们的作品，讨论和指出他们作品的优劣，做他们忠实的朋友和助手。“凤子和这批文化巨人是‘一个筐里的’，绑在同一辆车上，走的是同一条道。他们共同创造了一个无愧于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的文学艺术。”他认为，凤子为自己在—个宏伟事业里，找到了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龙套，一个谦谦君子般的龙套，一个大写的龙套，一个以自己的肩膀替后人作攀登起点的龙套，一个文化巨匠们也要为她脱帽致敬，在她坟前落泪的龙套。”
在家庭里，一段充满传奇的跨国婚姻
凤子有一个很幸福的跨国家庭。她的丈夫沙博理是个美国人，到中国前曾在美国做过律师，当过高射炮兵，二战结束后，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学习中文。1947年春天，沙博理带着200美元，从纽约来到上海。
在耶鲁大学时，一位中国同学介绍他到国内后可以去找凤子教他中文。所以，他到上海才3天，就去找凤子了。凤子待人很热情，见面后，他们决定，用中英语言对照来互相学习。一个星期见两三次面，交往时间长了，这个美国人慢慢了解到，凤子正在从事中共的地下文化工作，并通过凤子理解了中国革命，甚至同意把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作为中共的一个接头地点，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
1948年5月16日，凤子和沙博理结了婚，并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其实，这个婚是被“逼”出来的。凤子80岁时，在回忆即将到来的金婚时说，有一天，上海《文汇报》突然登出了一条消息，说凤子将定于某日与美国律师沙博理结婚。事后才知道是老朋友冯亦代开的玩笑，为了50美元的奖金，把消息卖给了报纸，结果文艺界的朋友们电话不断，礼物也源源送来，所以两人只好赶紧找了一个地方把大家给请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反美情绪高涨，凤子也曾到过抗美援朝的前线慰问，亲眼看见同行的一位演员在美国的飞机扫射下牺牲了。她也差点被炸死，多亏有位战士把她推倒在地，用身体保护了她。回国后，她很矛盾，对美帝的仇恨本能地发泄到了丈夫身上，有一两个星期，他们的夫妻关系很尴尬。后来组织批评了她，说你丈夫又不是美帝。两人关系才渐渐好起来。
“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凤子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曾与江青一起共过事，想把不光彩历史篡改的江青对她毫不留情，批斗、坐牢、进五七干校，让她受尽了折磨，而沙博理始终对她不离不弃。
沙博理和凤子只有一个女儿亚美。有意思的是，他们的外孙女在美国读大学时认识了一个美国小伙子，后来，便把这个美国小伙子带回了中国，嫁给了他。沙博理调侃道：“凤子把我这个美国小伙子迷住了留在中国，没想到几十年后外孙女又把另一个美国小伙子吸引到了中国来。”
沙博理定居中国50年，不仅加入了中国籍，还当选了全国政协委员。今年已经90多岁了的他在谈到凤子时依然一往情深，他说：“凤子不只是一个妻子，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流淌在中国和我之间一条不断的溪流，因为凤子我才能适应，并且心满意足地生活在中国，在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中国已经变成了我的中国。我很感谢凤子，我也很佩服她，尊敬她，我很想念她。” 伊人如凤俊友如斯
前不久，舒乙先生和他的外甥女姚珠珠女士为凤子编辑出版了厚厚的一本《凤子在舞台上在人世间》，我有幸获得舒乙先生和姚珠珠女士共同签名的一本。
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人，哪怕是文艺这个“界”里的人，凤子该是一个多么陌生的名字啊！连我知道这个名字，也只不过是从复旦大学分配到北京电影厂以后的事情。记得某日北影厂组织观看刚拍成的电影《原野》，来了许多戏剧界、文学界和电影界的前辈，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老厂长汪泽亲自迎接。我作为编导室一名年轻的编辑，奉命参与接待。忽而一阵骚动，本已落座之人，几乎全体起身，年长者们皆将温暖的目光望向同一个方向，而还算不上是老者，也绝对不年轻的那些个名人，已将一位七十余岁气质文雅微笑盈盈的女性团团围住，问好之声不绝于耳……于是，我第一次听到了“凤子”这个名字。
过后不免心生困惑——她究竟在哪一方面成就斐然，该受到众大家那么真诚的对待呢？为什么疾恶如仇、秉性高傲的吴祖光，在凤子逝后所写的怀念她的文章居然以《追思凤子贤姐》为题？好一个“贤”字，出于吴祖光笔下，其亲其散，深矣！沉矣！
为什么复旦中文系当年备受学子们尊崇的赵景深教授，竟在凤子的纪念册上写下这样一行谦虚的话：“你是我的光荣的学生，我希望将来能做你的光荣的老师！”
读罢本书，终于解惑。并且，自然而然地形成些感想——在文艺这个“界”里，凤子毕竟不是任何一方面的“大家”，她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一员，即使是专门研究文艺史的人，从字里行间偶尔发现了她的名字，那些记载对于文艺史而言，也只不过细则可有粗则可略罢了，而对于凤子本人，也只不过是些早期经历罢了。但，一个普通的文艺从业者，她若将自己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耗尽在文艺这个“界”里了，她会由此而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吗？回答是肯定的。
凤子以她的一生告诉我们——不但可以是一个优秀的人，而且可以是一个连不普通的人和很不普通的人对她都特别尊敬的人，而且可以是一个在其死后，令一切和她的人生发生过或多或少的关系的人经常怀念，并每一怀念之，便会心生温暖、备觉亲爱的人。
“文革”中，连凤子也未能幸免于难。她被关押、隔离七年之久，后又被遣往干校“劳改”两年。那时的凤子，有一点像江姐，那便是她的口唇，也成了文艺界许多人的安全线。威胁不消说是有的，利诱不消说也是有的。想早一点儿与家人团聚吗？那么赶紧写揭发检举别人的“材料”吧！当年，哪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没有经历过如此这般的人格考验呢？凤子本人虽然普通，但她和文艺界著名人士们的交往实在是太广泛了，太密切了。但九年中，她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良心的事。如果她对自己的人格要求稍有动摇，那么许多人的命运势必雪上加霜，甚至坠入绝境。凤子有“士”之节。
凤子何以普通而又优秀？舒乙先生在他的一篇题为《最伟大的龙套》文章里，已说得很全面了。坦率地讲，我对于“最伟大”三个字是有修辞学上的排斥心理的，但却认为，那一点儿也不影响他对凤子的评价的真挚。
我的感想还是：美德，或日好品格对于普通人，是与天才对于艺术家同样值得世人心悦诚服的。在当下言当下，应说“更值得”。
在我看来，我们这个时代已深患了一种疾病——我们的文化长久以来太热衷于对不普通的人和很不普通的人的人生价值的羡慕式宣扬，似乎在暗示绝大多数普通的人，倘若不能快速地变得不普通、很不普通起来，人生就完蛋了。
但社会的不二法则永远是——普通之人注定了是绝大多数。
凤子是既普通又优秀的。
我们大多数普通人其实也能。
人们怀念凤子，说到底，是怀念她的人格魅力。伊人如凤。人格魅力是不需要集资、投资和苦心经营的。只要谁的人生愿意朝那样一个方向走，便一定会具有。这是凤子的人生告诉世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