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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具作为一种文化传承的载体，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其既代表了工匠的技艺，又能够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形态。本文通过研究家具的发展历史，为我们深入了解特定历史文化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高足 家具 兴起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缝纫与编织技术的出现，人类逐渐掌握了结草成席的工艺，以编织席褥为代表的早期家具便登堂入室，成为了低矮家具发展的源头。一直到西汉晚期，中原出现了椅子与凳的雏形，但使用并不广泛，仅局限在社会高层阶级的部分人当中。在邗江秦庄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精美的漆便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高足家具实物。考古发现的汉代高足家具实物非常罕见，通常认为这一时期人们仍普遍采用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
孙机先生在《汉代家具》一文中，将家具的产生与生活习惯设定了因果关系，即家具最初的形态是由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决定的。在漫长的穴居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席地而坐的习惯，并就席地而坐根据坐姿与场合的不同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礼记·曲礼上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在坐姿中，“箕”其实就是指屁股著地，两腿前伸，像簸箕一样坐着。而最为得体的坐姿则为跽坐，与现在的跪坐相似。在现实生活当中，跽坐并不是一个放松的常态化的坐姿，跽坐时间长会产生“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这种非自然的落座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起居的主流形态，是有其社会环境和基础的：“跽坐”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国家礼制与社会道德方面的约束。其约束性之强造成了人们即使摆脱了穴居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将跽坐作为习惯延续到隋唐时期。由于跽坐的起居方式，使席、榻、枰等低矮家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形态。直到胡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高足家具的发展。
“胡床”一词现记载最早的是在《后汉书·五行志》中：“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早在汉武帝时，中国开启丝绸之路，使中国与中亚、印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往来频繁。胡床很有可能是跟随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原的。到晋代，在《晋书·五行志》中提到：“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貃槃。”这些记载表明了胡床在晋代已经进入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当中。
胡床一词虽出自汉代，但没有具体形象可供参考。目前胡床的形象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当中。在敦煌莫高窟二五七窟的北魏壁画中出现了双人连座的胡床，而这样的胡床没有文字依据，其交脚的造型符合胡床的特点，但双人两座的格局实属罕见。胡床从东汉文字记载到北朝壁画形象的出现，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变革，其间造型的演变与发展，实难考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统一政权瓦解、各方诸侯割据一方的分裂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各民族迁徙、融合的局面，人们的思想观念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呈现出活跃的局面，使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达到了空前的激烈。尤其是异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起居习惯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文化转型对于家具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成为了我国家具从低矮形态向高足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自汉代之后，中原地区与西域来往不断，汉王朝的强盛使之维护着汉民族的传统礼制与习俗。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诸侯分裂，更有鲜卑一族南下占据中原，虽然一些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力推汉化，但传统的汉文化与习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融合了北方草原民族和西域各民族的习惯，另一方面削弱了传统礼制的束缚，在坐姿上追求舒适、方便，家具形态更加贴合日常生活，从而带动了高足家具的发展。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足家具的初步发展也离不开两汉时期强大的工业文化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胡床以外，高足家具已经出现，方凳、筌蹄，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椅子的产生，奠定了家具向高型化发展的基础，使中国古代家具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相对于席、褥而言，汉代床、榻、凭几的流行抬高了就坐者的视线，这表现了坐具逐渐升高的发展规律。而且从当时盛物家具与储物家具的格局来看，双层甚至多层的造型均有向高足家具发展的趋势，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桌子，同样符合了家具逐渐升高的趋势。西汉政治的相对开明与经济的持续昌盛，扩大了中原各地区文化交流的范围，也为当时以及后来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经济遭到一定破坏，但手工业却有着良好的传承。木质结构的成熟使建筑趋于高大，斗拱的使用使木作工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建筑结构中粽角榫开始在坐具与承具当中使用，使家具在结构上有了更有效的承重作用。大木作为高足家具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上的支持，使高足家具在制作上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其次，随着手工业的不断提升，建筑房顶在不断升高，屋内装饰与陈设也随着房屋而呈现重心上移的趋势，增加了建筑外观与室内雄伟的气势。家具作为室内陈设必需品，也必然呈现出升高的趋势。高型坐具品种的增多，带动了其他配套家具整体向高型化发展的趋势。
因此，时代自身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文化的主观与客观条件是中国高足家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高足家具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王环宇，男，硕士，西安美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高足 家具 兴起
在旧石器时代晚期，随着缝纫与编织技术的出现，人类逐渐掌握了结草成席的工艺，以编织席褥为代表的早期家具便登堂入室，成为了低矮家具发展的源头。一直到西汉晚期，中原出现了椅子与凳的雏形，但使用并不广泛，仅局限在社会高层阶级的部分人当中。在邗江秦庄汉墓中出土的一件精美的漆便凳，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高足家具实物。考古发现的汉代高足家具实物非常罕见，通常认为这一时期人们仍普遍采用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
孙机先生在《汉代家具》一文中，将家具的产生与生活习惯设定了因果关系，即家具最初的形态是由当时人们的生活习惯决定的。在漫长的穴居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席地而坐的习惯，并就席地而坐根据坐姿与场合的不同进行了严格的区分。《礼记·曲礼上第一》中有这样的记载：“立毋跛，坐毋箕，寝毋伏。”在坐姿中，“箕”其实就是指屁股著地，两腿前伸，像簸箕一样坐着。而最为得体的坐姿则为跽坐，与现在的跪坐相似。在现实生活当中，跽坐并不是一个放松的常态化的坐姿，跽坐时间长会产生“腓痛、足痹、转筋”等现象。这种非自然的落座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起居的主流形态，是有其社会环境和基础的：“跽坐”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国家礼制与社会道德方面的约束。其约束性之强造成了人们即使摆脱了穴居的生活方式，也一直将跽坐作为习惯延续到隋唐时期。由于跽坐的起居方式，使席、榻、枰等低矮家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坐具形态。直到胡床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高足家具的发展。
“胡床”一词现记载最早的是在《后汉书·五行志》中：“汉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为之。”早在汉武帝时，中国开启丝绸之路，使中国与中亚、印度以及西北少数民族往来频繁。胡床很有可能是跟随丝绸之路而进入中原的。到晋代，在《晋书·五行志》中提到：“泰始之后，中国相尚用胡床、貃槃。”这些记载表明了胡床在晋代已经进入了上层社会的生活当中。
胡床一词虽出自汉代，但没有具体形象可供参考。目前胡床的形象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期的壁画当中。在敦煌莫高窟二五七窟的北魏壁画中出现了双人连座的胡床，而这样的胡床没有文字依据，其交脚的造型符合胡床的特点，但双人两座的格局实属罕见。胡床从东汉文字记载到北朝壁画形象的出现，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历史变革，其间造型的演变与发展，实难考据。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统一政权瓦解、各方诸侯割据一方的分裂时代。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出现了各民族迁徙、融合的局面，人们的思想观念摆脱了传统的束缚，呈现出活跃的局面，使当时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与融合达到了空前的激烈。尤其是异域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影响，使得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起居习惯发生了变化，这样的文化转型对于家具自身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也成为了我国家具从低矮形态向高足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自汉代之后，中原地区与西域来往不断，汉王朝的强盛使之维护着汉民族的传统礼制与习俗。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诸侯分裂，更有鲜卑一族南下占据中原，虽然一些少数民族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力推汉化，但传统的汉文化与习俗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一方面融合了北方草原民族和西域各民族的习惯，另一方面削弱了传统礼制的束缚，在坐姿上追求舒适、方便，家具形态更加贴合日常生活，从而带动了高足家具的发展。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高足家具的初步发展也离不开两汉时期强大的工业文化基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胡床以外，高足家具已经出现，方凳、筌蹄，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椅子的产生，奠定了家具向高型化发展的基础，使中国古代家具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相对于席、褥而言，汉代床、榻、凭几的流行抬高了就坐者的视线，这表现了坐具逐渐升高的发展规律。而且从当时盛物家具与储物家具的格局来看，双层甚至多层的造型均有向高足家具发展的趋势，还出现了初具规模的桌子，同样符合了家具逐渐升高的趋势。西汉政治的相对开明与经济的持续昌盛，扩大了中原各地区文化交流的范围，也为当时以及后来手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经济遭到一定破坏，但手工业却有着良好的传承。木质结构的成熟使建筑趋于高大，斗拱的使用使木作工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建筑结构中粽角榫开始在坐具与承具当中使用，使家具在结构上有了更有效的承重作用。大木作为高足家具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与技术上的支持，使高足家具在制作上有良好的可操作性。其次，随着手工业的不断提升，建筑房顶在不断升高，屋内装饰与陈设也随着房屋而呈现重心上移的趋势，增加了建筑外观与室内雄伟的气势。家具作为室内陈设必需品，也必然呈现出升高的趋势。高型坐具品种的增多，带动了其他配套家具整体向高型化发展的趋势。
因此，时代自身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文化的主观与客观条件是中国高足家具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高足家具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王环宇，男，硕士，西安美术学院15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