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江岸区鄱阳街139号，是一排三层西式公寓楼房中的一间，这排公寓1920年由英国人建成。1927年8月7日，尚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了一次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为了近距离触摸那段光荣的历史，我们再次来到了这座淡黄色的公寓，回到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血雨腥风中的紧急会议
　　91年后的今天，步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一楼的陈列展厅，“伟大的历史转折——八七会议历史陈列”的铜铸浮雕出现在眼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党中央虽在舆论上谴责蒋介石并继续国共合作，但其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汪精卫等日益右倾动摇，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缺乏警惕，对汪精卫集团妥协退让的主张占据上风。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暴露反革命真面目；8月1日起全面搜捕并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震惊国内，当时舆论称“较南京政府之清党似犹过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分共”宣告了大革命的失败。敌人凶残地镇压屠杀，使年幼的中国共产党蒙受了巨大损失。党员数量从57000余人锐减到10000余人，大量党组织、工会、农会被破坏。很多党员在严峻的时局面前茫然无措，看不到斗争的方向。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脱党、退党甚至叛变投敌。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需要召开紧急会议来肃清党内的错误路线，健全党的领导机构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
　　8月3日，临时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并确定时间、地点、议程，通知各地党组织派代表前来开会。但当时时局紧张，交通不便，召集代表非常困难。北方、广东等地代表赶不过来，即便是相对较近的江西代表，到达武汉时，会议也已经结束。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记载：当时“不得已只能尽在武汉的中央执监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的负责同志开会。”最终，会议于8月7日在汉口俄租界召开。与会的20余人中有李维汉、瞿秋白等10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王荷波、杨匏安，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两位外国同志（纽曼和洛蜀莫娃）也参加了会议。
　　由于开会时反动派疯狂抓捕屠杀共产党员，整场会议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根据史料记载，时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是会议唯一的工作人员，他负责食宿和安全工作。出于保密需要，代表们进入会场后不能出去，会议进行时不能鼓掌；时值武汉的盛夏，会场所有门窗都必须关闭以防声音外传；代表们中午在会场内用餐，只能供应面包、肉制品罐头和清水；房屋女主人洛蜀莫娃（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蜀莫夫的夫人）全程负责望风。此次重要会议仅开了一天，但结束后，为避免反动军警发觉，邓小平花了3天时间才分批安排代表们离场。所有人都走后，邓小平则最后一个撤离。
　　关乎党的前途和命运
　　走上纪念馆二楼，便是复原会场。一间二十多平米的房间里，摆放了一张三屉桌子，十来张板凳，看上去十分简单。然而在1927年8月7日，就在这个房间里，20多名年轻的共产党人通过了一系列会议决议，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未来的前途和命运。
　　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的发言次数达7次，为参会发言者中最多。而他发言的重点，也是会议所取得的最重要成果：确定了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
　　关于土地革命，毛泽东批评了之前中央对土地问题的忽视和犹豫，他说：“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广大党内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者却不革命。”会议明确提出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决定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来解决土地问题。
　　关于军事斗争，毛泽东直接切中要害：“从前我们骂中山（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指马日事变后湖南近十万工农武装围攻许克祥，但被陈独秀下令撤退），可说是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功载史册，彪炳千秋
　　在复原会场里，悬挂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八七会议会址”馆名和2010年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市委领导同志陪同下莅临纪念馆参观的合影。
　　八七会议是在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召开的一次关键性会议，给正处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道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瞿秋白说，“当时共产党简直是在溃散的状态之中，他将党营救出来”、“没有他，共产党简直要亡党的”。
　　八七会议把农民土地问题作为新时期革命工作的中心问题对待。在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曾多次讨论土地问题，但由于牵涉到国民政府政权和军队的经济基础，往往引发无休止的争论，最终妥协搁置，直到大革命失败。八七会议明确地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当作新时期的中心问题，完成了党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会议作出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决定，是党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得出的正确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认识的一个重大进步。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著名论断，反映出中国革命的一大特点就是武装的革命派与武装的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八七会议后，党派出许多干部分赴各地，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相继组织秋收起义、黄麻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起义后坚持下来的革命武装，大多活动在位于数省边界、距离反革命势力統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农村地区，这为后来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中的一座里程碑。它力挽狂澜的壮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能力与勇气，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初心和使命。
　　采访时，我们正好碰到一群青年党员在馆内进行主题党日活动。一个个年轻的面孔，在馆内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历史和现实交汇到了一起——91年前，一群二三十岁的青年共产党人，奋力在危亡中拯救革命；91年后，新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