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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此政策褒贬不一，多数学者将其视为“妥协投降”的代名词。其实，“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其内涵也远非几句简单的定性话就能概括。本文试图从该政策的确立过程、内涵及其产生的根源等方面对其进行客观的剖析。
关键词：蒋介石；攘外；安内
一、政策的提出和确立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929年6、7月起，东北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兵戎相见。这一年10月28日蒋介石发表讨冯通电：“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樽俎之间，以致胜于万里外也。”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当时，蒋介石“安内”所要对付的“贼”和“乱”，无疑是针对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的地方实力派；而“攘外”则主要针对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苏联，以及“白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其用意在于强调讨冯之役对于安内攘外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因而它的实际意义和影响有限。
1931年夏，国内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进攻，国共内战日趋激烈；广东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了新政府，形成宁粤分裂局面，武力冲突一触即发。同时，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对东北的压迫日甚一日，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等一连串冲突。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通电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去腐方能防蠢。”这是蒋介石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此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已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而“攘外”则针对日本，“安内”仍是重点。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国际形势更趋紧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党内部也基于种种不同的主张而陷于四分五裂；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针对上述日益严峻的形势，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署理国民政府外长的宣誓会上致《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训词之中说：“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国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因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由此，蒋介石阐述了“安内”与“攘外”，统一与御侮，统一与战和的关系。这是蒋介石“安内攘外”总体战略系统化、理论化的开始，标志着“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
二、政策的内涵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三十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基本国策，它包含“攘外”和“安内”两个基本层次。而两个层次又各有自己不同的内涵。
(一)“攘外”：抵抗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显迫切，但此时的蒋介石缺乏立即奋起攘外信心，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妥协政策。蒋介石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中国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在国内没有统一安定下来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因此，他认为，大规模的攘外必须建立在国力充实和内部安定的基础之上。此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告全国学生书以全国政治、经济、交通均不能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为由，就对日妥协政策进行开脱，声称：“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不周而轻敌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面对现实，国民党认为其“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最能反映蒋介石妥协方针的是他在1934年10月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蒋介石说：“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屈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异的目的。”
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在日本的持续压力下，蒋介石的妥协终究是有限度的。由于蒋介石建立统一中国政府的计划本身就与日本的侵华灭华的目标相对立，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处于与日本的对立的位置上。而且，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他不能容忍日本人对他政权的蔑视和灭亡中国政策的实施，因而蒋介石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有抵抗的一面。
综上所述，蒋介石的“攘外”政策，既有“战”的成分，又有“和”的因素，集中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抵抗”和“妥协”，这根本上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的。
(二)“安内”的对象及“安内”的方式
“攘外必先安内”，攘外的可能性取决于安内的判断，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安内”表现为用行政或武力手段来统一或消灭有碍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也表现为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30年代蒋介石的“安内”政策的对象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二是国民党内部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地方军阀；第三是针对全国民众。针对不同的对象，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安内方式，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消弭其武装力量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从而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他多次提到“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在此方针的指导下，蒋介石先后组织了五次对红军的围剿，发表的剿共演说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1933年后发表的《剿匪手本》和《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两本小册子成为剿共官兵的教科书。接着，蒋介石摆出历史学家的架势说到：“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意思是说先要戡定内乱，然后才可以抵御外辱，因此，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共匪’，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灭，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可见，蒋介石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 最大威胁。将其作为“安内”的最主要的对象。
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动派，尽力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力量。与武力镇压共产党不同，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争端则相对慎用武力，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内异己势力所采取的“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敛，此时蒋介石着重强调的是“统一团结，共赴国难。”对宁粤分裂中的广东派发动和平攻势，还决定派蔡元培、张继赴广东呼吁。1931年11月蒋介石发表《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说，反复申述“团结内部，抵御外辱”的意义，同时要“牺牲个人自由，尊重本党纪律，服从大会公意。”0此后，蒋介石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化解矛盾，以实现国民党内部的和解和团结。但是，当国民党内部发生有损于他的统治权威事件时，他还是要将其制服，从不放过。比如在“察哈尔事件”和“福建事变”的处理上。
第三，加强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安定社会，培育民族精神；充实国力，增强御侮能力。为了稳定动荡不安的局势，九一八事变之初，蒋介石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呼吁方式，接连发表《一致奋起共救危亡》诸讲话、《告全国同胞书》等，一再劝告民众“守法自强、严守秩序、服从政府、遵守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开始对民众采取压迫政策，用暴力镇压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关于充实国力，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进一步决定将物质建设发展中心放在内地，要求“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又明确提出“‘兴实学以奠国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等‘建设国家以救国难’的十项要计”，遂在财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安内”的三个内涵，决定了其既有维护统治，镇压反对力量的私心；也有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准备抗日的要求。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提出“安内”主张本无可非议，尤其是在急迫的民族危机下，“安内”就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在“安内”的具体方式上，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选择有待商榷。其实就“攘外必先安内”而言，安定社会，充实国力无疑是最基本、最迫切的，但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上，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数年的“安内”实践却未见大的成效。当时大量的财力、物力都消耗在“剿共”和内战上，而真正的建设经费及国防准备却乏善可陈。这一局面的出现，国民政府武力和高压的“安内”方式不能不负相当责任。这种“一面准备，一面自相消耗”的“安内”，使“安内”相对进步的一面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三、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理性思考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产物。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帝国主义发动一系列的侵华战争，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不仅加快了这一进程，而且还陷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使中国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进退维谷。第一种危机说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各阶级、阶层都具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二种危机说明，传统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因而社会动乱不已，革命高潮连续不断。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总是受到外敌侵略与内部动乱的双重威胁，不得不同时面对“攘外”、“安内”两个难题。一般而言，能同时成功“攘外”和“安内”本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正常使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既不能成功的“攘外”，也不能成功的“安内”，统治阶级只好在“攘外”和“安内”的两难困境中，“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名曰“攘外必先安内”。
关键词：蒋介石；攘外；安内
一、政策的提出和确立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确立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1929年6、7月起，东北发生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紧张。与此同时，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兵戎相见。这一年10月28日蒋介石发表讨冯通电：“奉党国之威灵，为主义而奋斗，讨贼戡乱，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一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樽俎之间，以致胜于万里外也。”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当时，蒋介石“安内”所要对付的“贼”和“乱”，无疑是针对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的地方实力派；而“攘外”则主要针对所谓“赤色帝国主义”的苏联，以及“白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其用意在于强调讨冯之役对于安内攘外的重要性，其目的在于利用当时由“废约运动”和中东路事件所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因而它的实际意义和影响有限。
1931年夏，国内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蒋介石不断加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进攻，国共内战日趋激烈；广东反蒋派在广州成立了新政府，形成宁粤分裂局面，武力冲突一触即发。同时，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日本对东北的压迫日甚一日，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等一连串冲突。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了《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通电称：“我全国同胞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去腐方能防蠢。”这是蒋介石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此时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已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而“攘外”则针对日本，“安内”仍是重点。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国际形势更趋紧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并于1931年11月成立了同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的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国民党内部也基于种种不同的主张而陷于四分五裂；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针对上述日益严峻的形势，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署理国民政府外长的宣誓会上致《外交为无形之战争》训词之中说：“攘外必须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对外，无论用军事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国固须先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因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由此，蒋介石阐述了“安内”与“攘外”，统一与御侮，统一与战和的关系。这是蒋介石“安内攘外”总体战略系统化、理论化的开始，标志着“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处理内政外交的基本国策的正式确立。
二、政策的内涵
“攘外必先安内”作为三十年代初期南京国民政府处理内政外交事务的基本国策，它包含“攘外”和“安内”两个基本层次。而两个层次又各有自己不同的内涵。
(一)“攘外”：抵抗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民族危机日显迫切，但此时的蒋介石缺乏立即奋起攘外信心，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了妥协政策。蒋介石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中国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在国内没有统一安定下来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因此，他认为，大规模的攘外必须建立在国力充实和内部安定的基础之上。此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告全国学生书以全国政治、经济、交通均不能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为由，就对日妥协政策进行开脱，声称：“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备战不周而轻敌一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面对现实，国民党认为其“自有军事处分之权衡。宣战于否，此在信任政府之人民所不必问，负责政府所不宜答也。外交尽应公开，军事自有机密。”最能反映蒋介石妥协方针的是他在1934年10月发表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蒋介石说：“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屈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异的目的。”
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在日本的持续压力下，蒋介石的妥协终究是有限度的。由于蒋介石建立统一中国政府的计划本身就与日本的侵华灭华的目标相对立，因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从其成立之日起就处于与日本的对立的位置上。而且，作为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民族主义者，他不能容忍日本人对他政权的蔑视和灭亡中国政策的实施，因而蒋介石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有抵抗的一面。
综上所述，蒋介石的“攘外”政策，既有“战”的成分，又有“和”的因素，集中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抵抗”和“妥协”，这根本上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下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决定的。
(二)“安内”的对象及“安内”的方式
“攘外必先安内”，攘外的可能性取决于安内的判断，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安内”表现为用行政或武力手段来统一或消灭有碍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势力和军事力量，也表现为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30年代蒋介石的“安内”政策的对象包括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二是国民党内部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地方军阀；第三是针对全国民众。针对不同的对象，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安内方式，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消弭其武装力量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从而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他多次提到“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在此方针的指导下，蒋介石先后组织了五次对红军的围剿，发表的剿共演说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1933年后发表的《剿匪手本》和《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两本小册子成为剿共官兵的教科书。接着，蒋介石摆出历史学家的架势说到：“古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意思是说先要戡定内乱，然后才可以抵御外辱，因此，只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共匪’，这个心腹之患彻底消灭，那么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可见，蒋介石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红军视为 最大威胁。将其作为“安内”的最主要的对象。
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动派，尽力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力量。与武力镇压共产党不同，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争端则相对慎用武力，主要通过政治方式加以解决。“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内异己势力所采取的“武力统一”政策不得不有所收敛，此时蒋介石着重强调的是“统一团结，共赴国难。”对宁粤分裂中的广东派发动和平攻势，还决定派蔡元培、张继赴广东呼吁。1931年11月蒋介石发表《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的演说，反复申述“团结内部，抵御外辱”的意义，同时要“牺牲个人自由，尊重本党纪律，服从大会公意。”0此后，蒋介石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化解矛盾，以实现国民党内部的和解和团结。但是，当国民党内部发生有损于他的统治权威事件时，他还是要将其制服，从不放过。比如在“察哈尔事件”和“福建事变”的处理上。
第三，加强物质建设和国防建设；安定社会，培育民族精神；充实国力，增强御侮能力。为了稳定动荡不安的局势，九一八事变之初，蒋介石主要通过政治宣传和呼吁方式，接连发表《一致奋起共救危亡》诸讲话、《告全国同胞书》等，一再劝告民众“守法自强、严守秩序、服从政府、遵守纪律，勿作轨外之妄动。”。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蒋介石开始对民众采取压迫政策，用暴力镇压的方式稳定社会秩序。关于充实国力，四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进一步决定将物质建设发展中心放在内地，要求“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蒋介石又明确提出“‘兴实学以奠国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等‘建设国家以救国难’的十项要计”，遂在财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安内”的三个内涵，决定了其既有维护统治，镇压反对力量的私心；也有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准备抗日的要求。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提出“安内”主张本无可非议，尤其是在急迫的民族危机下，“安内”就显得更为重要。但是，在“安内”的具体方式上，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选择有待商榷。其实就“攘外必先安内”而言，安定社会，充实国力无疑是最基本、最迫切的，但恰恰是在这一环节上，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数年的“安内”实践却未见大的成效。当时大量的财力、物力都消耗在“剿共”和内战上，而真正的建设经费及国防准备却乏善可陈。这一局面的出现，国民政府武力和高压的“安内”方式不能不负相当责任。这种“一面准备，一面自相消耗”的“安内”，使“安内”相对进步的一面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三、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理性思考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是近现代中国内忧外患的产物。近现代中国面临着双重危机：一方面，帝国主义发动一系列的侵华战争，通过商品和资本输出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九一八”事变不仅加快了这一进程，而且还陷中国于亡国灭种的危险之中。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入侵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使中国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形成了畸形的官僚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维艰，进退维谷。第一种危机说明，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一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各阶级、阶层都具有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立场；第二种危机说明，传统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尚待建立，因而社会动乱不已，革命高潮连续不断。在这种情形下，统治阶级总是受到外敌侵略与内部动乱的双重威胁，不得不同时面对“攘外”、“安内”两个难题。一般而言，能同时成功“攘外”和“安内”本是一个国家政权的正常使命，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的中国，既不能成功的“攘外”，也不能成功的“安内”，统治阶级只好在“攘外”和“安内”的两难困境中，“两害相权取其轻”，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名曰“攘外必先安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