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到底想不想和我在一起，愿不愿意娶我啊？”望着女友的双眼，我一时竟無以答复，心中夹杂着各种滋味。我感到了女友眼神中的无奈与悲恸，我又何尝不想圆了她的愿望，但现实无情地延滞了我们结婚的脚步。
　　掐指算来，我与女友在一起已经整整4年了。这4年里，我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为着自己的小梦想努力着。我们慢慢发现，我们的努力在我们的梦想面前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甚至有些天真。
　　我们每个月好不容易结余的2000元钱，在动辄上百万的房子面前太渺小了，但“家”的传统观念却深深地烙在女友的脑中，她的父母总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居无定所、颠沛流离吧！眼前普世价值的观念就是男方准备房子，但我却无力面对，因为我没有，我的父母也没有。
　　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上海工薪阶层，在那个“全民”“大集体”的年代，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俩都是“全民”。国有企业改革使我的母亲下岗了，但她仍不断地寻找工作补贴家用，她做过营业员，烧过盒饭，替人带过小孩，最后在居委会的社招考试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小巷总理”，一干就是10年。
　　我的父亲在单位的转型过程中，经历了从国有企业到央企再到民营企业的转变，唯一不变的是他依然做着二十几年前的工作——司机。上世纪90年代，父亲凭借自己的努力工作，通过单位分配，得到了一套一室户的公房，后来这房子在2002年动迁，我们没选择要房子，而是选择了货币补偿。可是，父亲在当时房价尚还正常的时候，未想到通过购房改善居住环境或替我这个儿子准备婚房，而是手握动迁款，安稳地“吃”着银行的存款利息。
　　时间就这样不断流淌，2004年与2006年我们几次看房，最后都被父亲放弃购买，他的理由是“这房子一买，我们就得背债了”“这房子这么贵，肯定会跌的”。2008年，房价涨到了2002年时的4倍，这是许多人没想到的。当2008年底“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后，中国的房价也应声下跌，我又让父母去看房子，因为我已与女友交往两年多了，也该打算一下将来了。
　　那时，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稳定，经济大环境又不好，所以我们看房的动机不是很明确，目的性也不强。我们看的几个小区都还行，其中一处的售楼小姐对我们说：“这房子你们放心买好了，现在是最低价，你们又不是投资客，买了自住的话肯定合算！”当时楼盘搞优惠，1.25万元/平方米，期房，而此楼盘也是上海内中环间的知名楼盘。
　　我与母亲、女友再次戴着安全帽去工地看房，各方面都感觉不错。可是当父亲看后，要做决定时，没人表态了。父亲说：“现在房价跌得这么厉害，肯定还会跌，再说哪个售楼小姐会说自家的楼盘不好啊。”就这样，买房的事又不了了之。如今，此楼盘已卖到2.7万元/平方米，而我们一家三口依旧蜗居于那间26平方米的棚户区私房内，每天倒着痰盂，忍受着白天阳光直射不进屋内的感觉，出没于肮脏环境与复杂人群中。
　　我们能一直在此居住二十几年的原因很简单——父母能更方便地照顾他们的父母。他们是伟大的，母亲为了照顾外婆，如今患得一身病；父亲为了支撑起这个家，在将近30年的工作中从未请过一天病假。他们一而再再而三错过买房机会，只是因为他们接受不了自己的血汗钱一下子就要全部拿出来，甚至还要背上债务去买一样他们以前在单位可以免费分得的东西，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与个人见解去涉足这么一个陌生的领域。对于陌生的事物，我们每个人的本能反应便是回避，以此来免受损失。我理解，他们只是在每次要做决定的时候被本能地控制了，少了一份冲动，但殊不知买房有时是需要冲动一下的。
　　这个功利的社会留给年轻人获得成功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可以，男生25岁就要有自己的事业，30岁能买房买车结婚，35岁提前退休带着老婆孩子环游世界。当极少数人成功的例子成为普世的追求时，这个社会的浮躁也就像放大的泡沫般被越吹越大。
　　而我呢？在现实面前，只能算是一个不知轻重的孩子，这孩子还妄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女友的愿望，因为他从女友的眼中看出她是多么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房子，她从小到大都还没真正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床！年幼时，她不是和奶奶挤着睡就是睡地板，年龄稍大后，她就睡由沙发铺成的床。
　　每次女友和我说房子的事情时，我总是无言。无言，不仅是因为我没能力去实现她的愿望，更因为我觉得自己辜负了她。如果我们就这样谈朋友一直谈下去，对她也是一种不负责任。我真的好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赚钱置家，可是如今的我，“你愿意嫁给我吗？”